问他和他，你们究竟为何失和？他不说，他不答。他不申辩，他不辩解。
不说，不说，就是不说，再怎么胁迫利诱、刑讯逼供，誓死不吐一个字。
因为当事人的不说，使得外人的想象力空前膨胀，猜测多多。
甲说，有一次，鲁迅私拆了周作人的一封信，周作人翻脸，斥责鲁迅干涉他的通信自由、侵犯了他的隐私。两人从此失和。
为这事儿，顶多吵几句嘴而已，绝不至于闹到又打又骂的地步，而且还把弟媳妇牵扯进来。事实上，他们兄弟有许多共同的朋友，有时朋友写信来，是给两个人的，收信人或周树人或周作人，这时，他们谁都可以拆开看，不存在“偷看别人的信件是不道德”的问题。
乙说，由于日本医生山本的误诊，造成周作人的儿子病亡。他一气之下，在由日本人在北京办的报纸《顺天时报》上发文斥责抵毁山本，引致和山本关系甚好的鲁迅的不满。两人从此失和。
周作人没死过儿子，只死过一个叫若子的女儿，而且还是兄弟失和多年后的1929年死的。
丙说，他听鲁老太太鲁瑞讲过，鲁迅对信子有意见，原因是他看不惯信子讲排场、乱花钱，弄得家里常常入不敷出，不得不向人借钱。他对信子提出批评，信子被批评了，不高兴。自己老婆被指责，周作人也不高兴，对大哥心生不满。两人从此失和。
丁说，鲁迅在他面前发过牢骚，说曾规劝过周作人，让他花钱节省一点，要时时想着将来，不要进一个花一个，信子尤甚。周作人和信子对鲁迅的规劝心生不满。两人从此失和。
戊说，周作人老婆说，鲁迅在他们夫妻的卧室窗下听窗。周作人知道后，大怒。两人从此失和。
己说，鲁迅偷窥信子洗澡，被信子发现了。信子告诉了老公。周作人大光其火。两人从此失和。
庚说，有一阵子，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一天，鲁迅代周作人拿到一笔稿费，急忙给信子送去，被信子说成他要非礼她。后来，周作人知道了，不气信子胡说，反信大哥真的欲行不轨。从此两人失和。
辛说，信子多次提出想把日本的父母接到北京来，鲁迅不答应。信子很恼火，痛恨鲁迅。周作人一向怕老婆，是“妻管严”俱乐部的代表。他听信子话，也恨鲁迅。两人从此失和。
壬说，信子一直想独霸八道湾，她先赶走了小叔周建人，然后施计也把鲁迅赶走。她的“计”，使兄弟两人从此失和。
一目了然。
列举和梳理以后可以发现，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羽太信子；集中在两个方面：经济、不敬。
对于经济问题，周建人的证词最详尽：“信子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照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哪怕一点小病，也请外国医生。”（《鲁迅和周作人》）
这不像是在作证，倒更像是怒斥小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
鉴于这番话是在数十年以后周作人早已被定性为“汉奸”、鲁迅被树为“旗帜”的情况下说的，作为证词，从法律层面上说，它的证明力不免有所降低。
周家佣人多，的确是事实，但都怪罪于信子，那就有点儿仗着中国人多又有话语权而欺负孤立的日本人（信子）的意思了。
鲁迅早在一个人独居北京绍兴会馆时，身边就有仆人。一个人的生活，会有多少杂事？无非烧个饭、扫个地、洗个衣而已。你可以说，男人嘛，哪会做这些？问题是，那时的他，那时的周家，经济远没有像八道湾时那么宽裕。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请仆人，你可以说生活需要，难道不也可以说贪图舒适、不爱劳动？
后来，周作人一家搬来了北京，鲁迅把他们先安顿在会馆附近的一个住处，又把他的那个仆人借调过来伺候他们。全家迁居八道湾后，那个仆人很自然地成了八道湾元老级佣工。周丰一后来回忆说：“因为他做惯了，用个生人总比不上用熟人，因此他照常在我家做事。”
一个仆人不够，又请一个。当然还不止他二人，还有一个话说得不清楚的老西儿（又称胖子），一个厨子、一两个车夫，当然，也走马灯似的换。
这些可都是周家人自己说的。周丰一特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家的仆人》（写于1936年10月，初刊于103期的《论语》杂志）。文章开头这样交代：“‘仆人老妈最难用。’我好像听见谁这样说过。真的，老妈难使唤，仆人更难，我现在不嫌麻烦，把我家的一笔仆人总账开了出来。”
能不能这么说，用仆人，是周家的传统，不是信子的发明。
许广平也曾有过类似的证言，她说鲁迅曾告诉她，他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600元，然而他们一家人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不节约，所以钱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他就想，“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拉走的呢”。（许广平《所谓兄弟》）
鉴于许广平直系亲属的身份，她的这番回忆，作为证词，还是从法律层面说，它的证明力不免也较弱。
那么，经济问题究竟存不存在？
想一个吃喝穿戴柴米油盐的家，上有老下有小，中国人日本人联姻，成员中有人挣钱、有人不挣钱；有人挣得多花得少，有人挣得少花得多，彼此生活习惯不同，生活方式相异而发生矛盾产生经济问题，并不奇怪。
信子当家，不像鲁瑞当家那么节俭，可能。鲁迅有怨言，对信子提出过批评，也可能。信子因此对鲁迅有所不满，心存怨怼，更可能。时间一长，便就积了怨。
在鲁迅看来，他辛苦挣钱，每一个钢镚里都能挤出他的汗，而信子却大手大脚践踏他的勤和苦，毫不留情。他不能容忍。
在信子看来，你们既然让我来当家，家庭生活的一切就应该都由我安排，而不是一边叫我当家，一边又想限制我。再说了，就算我有点儿大手大脚，又怎么样，我是想让大家过得舒服些，不好么。又不是经济拮据，没有这个条件。何况我用的又不全是你鲁迅的钱，我丈夫也挣钱呀。
说不通。
生活态度不一样，消费观念不一样，怎么能说得通。说不通，就矛盾了。矛盾时间长了，深了，就彼此碍眼；碍眼时间长了，深了，就仇恨。
在兄弟失和前，鲁迅和信子似乎已不和。
当家的信子把管家的任务交给齐坤，齐管家中饱私囊，有一次悄悄把顺手牵羊来的食物从墙头递出去，被鲁迅看见了。鲁迅认为这是当家的在管理上出了问题，就向信子提意见。信子像自己被捉了赃，恼羞成怒，斥责齐坤，却不是斥责他私贪，而是怪他做事太大意，为什么不小心谨慎一点儿而被鲁迅抓了个现行。
鲁迅自己没孩子，一直很疼爱侄儿们。他被信子讨厌后，连跟侄儿游戏的资格也被剥夺了。信子明确向孩子们宣布，以后不准跟大爹玩，让他这个孤老头儿冷清死；也不准再吃他买的零食，让他自个儿吃去。
关于鲁迅和信子的矛盾，了解到的也就这些。太简单？对，只是只字片语，只是麟爪皮毛。一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而且很多。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难断的便是家内部潜藏着的外人难知的种种隐秘。
即便两人因家庭经济发生矛盾，也不至于闹到兄弟几乎大打出手反目为仇的地步。关键的关键，两人对失和原因讳莫如深，更令人生疑。
外人猜猜猜，都不足以全盘采信，唯有当事人自己的如实陈述，才能作为铁证。但是，他们都不肯说。显然不可能只是经济问题。为钱吵架相殴，虽然有伤清高的知识分子的面子，但不会羞耻屈辱到难以启齿。于是，“不敬”或“调戏”的传说张牙舞爪于世人面前。
从“打架”那天，信子“多秽语”中，可见端倪。
大家都已知道，鲁迅的行为：事情发生后，不挖地三尺地问真相，不穷追猛打地讨说法，反而貌似心虚地走得匆匆。真的是心痛到无话可说，气愤到懒得理论的地步吗？他是谁？鲁迅！他从来不是一个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委屈求全的人。难道他在面对家务事时遵循的是另一番处事原则？
周作人呢，他表面上一再声言“不辩解”，却又不时找机会话里有话地含沙射影地向外界透露一点，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