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直持续了一年半”，并不意味着一年半以后，他们夫妻的关系改善了，只是强调这是他们于1906年成亲后生活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
错了吧。好像不能说“生活在一起”，只能说“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从绍兴府中学堂辞职后，鲁迅在家赋闲了一阵，也可以说，靠打零工为生。很快，他的生活因辛亥革命的成功而改变。
新政府成立后，都督王金发任命鲁迅为山会师范学堂的监督（校长）。
鲁迅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革命，但他对革命是欢迎的拥护的，否则他也不会接受新政府王金发的任命。但是，他发现，这王金发和那班新政府的官员们也都不是人们所期待的人。
他们不严惩杀害“鉴湖女侠”秋瑾的凶手；他们跟地方上的乡绅土豪眉来眼去；他们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来不及似的尽情享乐，天气还不冷就穿起了皮袄，那革命时穿的土布衣旧草鞋，早就不知抛到哪里去了；他们像革命前的恶霸地主四处搜刮地皮。在他们的纵容下，一批旧官僚也摇身一变，都以“草字头”（革）自居了。
乌烟瘴气，全城充斥着乌烟瘴气。
不满和怨言，像坟场上的冥纸，四处飘散。
师范学堂的学生们向鲁监督提议，办一份报纸，用以批评监督新政府。
鲁迅同意，他给报纸取名《越铎》，还以“黄棘”的笔名写了一篇《〈越铎〉出世辞》。
报纸出来了，王金发傻眼了。那报纸，满是骂他的文章，连他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是骂的对象。他派人给报社送钱，五百元。意思嘛，很明显，花钱消骂。学生们的做法是，钱收，照骂，而且更狠更毒更绝。
鲁迅不太赞同这样的做法。他不是主张收了钱就不要骂了，而是认为那钱无论如何不能收。可报社有苦衷，办报，是要经费的呀。正缺钱呢，有人送上门来，岂不是雪中送炭的大好事。
赔了金钱又折名声，这下，强盗出身的王金发发怒了。
老子毙了你们！
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在学校，有人劝鲁迅赶紧外逃躲避风头；在家里，老妈再三叮嘱他窝在家里不要再四处走动了。小媳妇般不敢多吱声的朱安，因不安恐惧和担心手心里全是汗。鲁迅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会叫的狗不咬人，王金发喊打喊杀的，就像那会叫的狗，未必敢真动手。
是，王金发是没真动手。但是，鲁迅在师范学堂又待不下去了。除了办报的问题，也有苦于没有办学经费的原因。他刚上任时，王金发拨给他两百元。区区两百元，能维持多久？他去要钱，被《越铎》闹得脑袋冒青烟的王金发见了鲁迅就气不打一处来，虽然又拿出了两百元，但骂骂咧咧的，最后还不忘狠狠地补上一句，再来要，没有了！
鲁迅决定辞职。辞了职的鲁迅一封一封地给许寿裳写信。老友啊，拉兄弟一把吧，这里不可居，他乡还有容我之处吗？只要带我离开这里，“虽远无害”。
鲁迅急于离开家乡，除了对当地环境、人心失望与厌恶外，好像还有别的原因。
家庭。老婆。
面对一个没有温暖（不是他想要而要不到，也就是说不是别人可以给而不给，而是他拒绝）的家庭，面对一个不爱也爱不起来的老婆，他每天都像被人勒着脖子卡着喉咙，喘不过气来；面对亲友一而再再而三的规劝，面对老妈时不时的叹息和眼泪，他时时有被疯癫的子京公公揪拽灵魂的痛苦感觉。再不走，再不离开，他也要疯癫了。
如何才能离开这里呢？这个问题，他天天琢磨。去当编辑吧。好啊。到哪里？到上海，那是个好地方。于是，他托人介绍，给上海的一个书店寄去应聘简历。不久，书店回了信，寄了一篇德文，让他翻译——这就是应聘考试。他在新台门公用的没有门窗的大厅里闷声不响地踱来踱去，踱了半天，终于决定应考——如果考上，月薪百元，很可观的。
很多时候，机会要么不来要么蜂拥而至。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各部委相继确立，各部委行政长官也相继上任。教育总长是蔡元培。蔡总长励精图志准备组建一个新机构，广纳贤才。许寿裳被他邀去了南京。许寿裳向他推荐了鲁迅。“那个从日本回来的周树人？听说过，我也正想驰函延请他呢。正好，许兄就帮个忙吧。”许寿裳赶紧给鲁迅写信，连写了两封，说明蔡总长殷勤延揽之意。
一个上海的书店，一个南京的教育部，如何选择？
鲁迅很快做出选择，到南京去。这时，上海那个书店的应聘考试结果还没有出来。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立即打点行装，像被放生的鱼急不可耐地奔逃了出去。三个月后，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随同北上，离家更远了。这正是他想要的。
这样一来，鲁迅与朱安又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7年，从1912年初鲁迅到南京开始算起，到1919年全家由绍兴搬迁到北京为止。
北京的鲁迅，不是鳏夫胜似鳏夫。
他先住在宣武区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西边的藤花馆，后来移居东边的补树书屋。这里的院子有一棵槐树，相传吊死过一个女人。槐树不因为在它的身上死过人就停止生长，长啊长，直长到高不可攀。书屋却因为院子里死过人而一直没有人愿意入住。只有鲁迅，他不在乎。
他不在乎不只是他不怕。的确，他是不怕的，他曾经夜半三更在坟场穿来穿去。他不在乎似乎还有自虐的成分。他明明有家有室，却偏偏选择孤独。不是一般地远离人，而是违背常理地向鬼魂靠拢。越是黑夜，越是人迹罕至之处，越是不加避讳，而他好像很享受那份寂寥。
绍兴的朱安，不是寡妇胜似寡妇。
她依然随太阳的出没而下楼上楼。她是老太太鲁瑞送给儿子的礼物。如今，儿子把这件礼物送还给了老太太。她成了老太太身边的东西。陪伴，伺候，是她的义务。老公把他应该承担的义务转嫁给了她，却理直气壮地冷她，孤她，霉她，把她当空气。她委屈否？
剩余的时间，她如何打发？闲坐，枯坐，呆坐。太无聊了。谁说不是呢？那就硬找点儿事做吧。找什么？抽水烟。
一个枯瘦矮小的女人，瞪着一双空洞的眼睛，一口一口地抽着水烟。这是一幅让人看了哽咽的泼墨画。那叭嗒叭嗒声，很空灵，像它寂寥的主人。
鸿雁传书？
那是不可能的。鲁迅连理都不肯理朱安，还有何书可传？
鲁迅也有书传来家，只不过那不是传给老婆，而是传给老妈和小弟的。他甚至经常有书传去日本。给谁？弟媳妇羽太信子的娘家——信子的母亲羽太近，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信子的妹妹羽太福子。他们也常给他写信。为娘的感激他从不耽误给他们寄钱；弟和妹感激他一直把他们当亲弟亲妹地教导和鼓励。双方信来信往，甚是热络。
他待自己明媒正娶（这点，谁也不能否认吧）的老婆不如弟弟老婆娘家的人，只不过因为他视弟弟如手足。他冷淡老婆，连带的，他对待老婆娘家人，连礼貌的不冷不热都谈不上，依旧两个字，冷淡。他给日本羽太家不怕麻烦地一封信一封信地写，绍兴丁家弄的朱家给他写信，他连回都懒得回。
朱安小媳妇，他不给你写信，你给他写。女人，也是可以主动的嘛。
信，朱安写了。开头，她郑重地写上（不是她亲笔操刀，她不识字）：大先生。她不像婆婆称丈夫“相公”“宜老相公”那样称呼丈夫，而是称“大先生”。有大必有二必有三。二先生当然是周作人，三先生当然是周建人。她称两个小叔子“先生”是可以理解的——敬，且有礼。
她也称丈夫“先生”，暴露出她的心态是极其复杂的。都是先生，只不过有大、二、三的区别，那么，在她的心目中，丈夫和小叔子的身份似乎没有区别，只能远观，不能亲近。这个“先生”对于她而言，只能敬，不能爱——她很自觉地摆正着自己的位置，很可悲地甘拜下风，很可怜地承认并接受原本应该平等却因为别人不肯施舍而造成的不平等地位。
好了，接着写信吧。
你想告诉他一些什么呢？嗯——告诉他姆娘身体好，家里一切都好。别老说这个。这些，二先生会写信告诉他的，你只说你想告诉他的事儿，你自己的事儿。嗯——我有什么事呢？
对了，就说这件事儿吧。
是什么事儿呢？那是他们夫妻之间的私人通信——私拆他人的信件是不道德的。呵呵。所以，我们看不到，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在信里究竟写了什么。是责备，是抱怨，是泪水涟涟的乞求？
她应该不会主动提出离婚。她的学识和文化不足以支撑她理解“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句被很多人当作抛妻弃子借口的至理名言。认定了做周家人也做周家鬼的她，只可能委曲求全甘愿容忍鲁迅另娶的女人。让我保持大房的名份，也算是保持了我的尊严。这就够了。
也有可能是告诉他前几天在她的房里发现了一条蛇，她让二弟周作人去买了“花钱”用以避邪（此事，容后详说）。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不好对她的这封信做出论断。
鲁迅知道，所以他对她的这封信做出了论断。两个字：颇谬（写在日记里）。
谬，荒唐也。因为如此，他连信都不回，大有“随你去谬”之势。
朱安的主动，不仅不幸落败，而且更遭鲁迅厌弃。
他们的夫妻关系，没有因为分居两地而有所改善，反而像数九寒冬雪后气温，一点点地往下落。
有盏灯，才能指引远行的人回家。家有爱妻而温暖，是那盏灯。鲁迅没有。他不回家。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只回过两趟家。他回家，也不是因为朱安，而是因为老母和弟弟弟媳妇及小侄儿们。在他心目中，他们才是他的亲人。
第一次回家是在1913年6月。他在家里待了一个多月。天天都记日记的他，却在这难得的夫妻团聚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日记中找不到朱安的蛛丝马迹。生活中，他刻意回避她；字里行间，他也不想让她存在。
但是，一个屋檐下生活，躲得掉？有一天的日记里，他记道：“夜不能睡，坐至晓。”为什么不能睡而只能坐一夜？家里没有红白喜事让他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没有家人罹患急病让他衣不解带陪侍左右；没有催促他做文章的小鞭子在抽打他；没有战斗的号角在他的身后吹响。
那么，身在自己的家里，东屋睡得西屋睡得甚至柴房睡得灶间也睡得，唯一不能睡的地方，只能是在朱安的房里（也是他的房里）。只有在这里，他才只能坐着。只有坐着，他想维持的名义上的夫妻关系才能继续维持。他不能睡，是因为他压根儿不想承诺什么改变什么。
是什么原因让他不得不“坐”在朱安的房里而不得睡？是被老妈哀求着要抱孙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逼的？是亲友们连哄带骗把他诓到房里然后恶作剧地锁上了房门？是有人高举夫妻伦常大旗义正辞严斥责他不负责任命令他尽义务？
可是，鲁迅不是一个能被逼被诓被命令的人。房，我是进了，但床，我是不上的。我不能躺下睡，还不能坐着睡吗。你们有你们的办法，我有我的方式。谁也奈何不了我！
朱安呢，想必也一夜无眠，一夜无语。在她的心里，一定回荡着无辜的质问：是我的错吗？我做错什么了吗？
第二次回家是在1916年12月。这次，鲁迅是一定要回家的，因为要为母亲庆祝六十大寿。家里连续热闹了三天，唱戏，祭祖，吃饭，喝酒。母亲很高兴，鲁迅很郁闷。出于礼节，他要去一趟丁家弄的朱家拜访。这是他不情愿去的地方，却是不得不去的地方。名义上，他到底还是朱家的女婿。
对岳家，鲁迅的态度只有客套。过分的客套是疏远冷淡的外在形式。这让朱安不舒服。长期的被冷落被漠视，在她的心中聚集了太多的不满和愁怨。她连吵架的对手都没有，她的不满和愁怨无处宣泄。
机会来了！
那天，又来了一拨亲友。朱安以周家长媳的身份忙前忙后，备茶点摆宴席。吃着喝着，不知鲁迅哪句不中听的话惹恼了她。她终于爆发。当着亲友们的面，她突然像一个怨妇也像一个泼妇，指责起鲁迅的种种不是。薄情寡义、无情无义、虚情假义、自私自利等形容词，相信她是说不出来的，她也不能出口成章。但是，她的“揭露”，已经将这些形容词一网打尽。
夫妻之间，怕的不是红脸争执，怕的是冷淡漠然；夫妻吵架，怕的不是你一句我一言的激烈对抗，怕的是一个口沫飞溅一个只字不说。
面对朱安的爆发，鲁迅对之以无话，无表情。
难得有机会也难得有勇气出拳的朱安，却似一拳打在了棉花絮上，自己很快也就泄了气，自觉无趣又无聊。
过后，私下里，鲁迅对朋友说：“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
高手！
朱安，你这个单纯又不够聪明的女人，不是对手吧。隐忍而不发，是高深境界，你达不到，还得继续闭门修炼才行。
鲁迅在老婆身上试验着对付论敌的方式方法。日后，他还真用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