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开始逐一地介绍我们还能看到的几种宋代的杜诗注本。上次我们说了最早出现的杜诗版本是王洙本。王洙本是没有注的，现在所谓的王洙注是“伪王注”。它本来是没有注释的，所以王洙本不算是注本。那么注本呢，就是从赵次公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开始。请大家看讲义。我们现在知道的宋代最早给杜诗做注解的不是赵次公，但现在还保存下来的，还能看到原貌的最早的注本是赵次公的注，所以我们只能从它开始介绍。这个赵次公的注我们简称它为“赵注”。这个“赵注”的原书已经没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这是经过林继中的辑校才得以成型的。林继中把散见于各种书中的材料搜集起来，经过考定、整理，然后才有这一本书。宋本原书确实是没有了，连后来翻刻的都看不到了。
顺便介绍一下林继中这本书。林继中现在在福建的漳州师范学院任教，他原来是山东大学的博士生。他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这本书有个前言，大概有四万字，主要谈“赵注”的版本源流。这本书是他在山东大学的博士论文，是已故的杜诗专家萧涤非先生指导的一篇博士论文。他的这本书在出版以前我就看到了，因为萧先生寄来请程先生评阅，程先生也给我看了一下。后来书出版了，我还给他写了一个书评，我认为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做得非常仔细、非常踏实，一条一条在那里校，是下了死功夫的一个工作。我写了书评对这本书的优点进行表扬。我一般不给其他人写书评，林继中是我的朋友，他认识我，我情愿给他写。但其他朋友请我写，我都不写，因为我写书评一般都是批评的，所以你们不要请我写，请我写我就说你有什么缺点，请我写书评没意思。（笑）这是我写的唯一一篇以表扬为主的书评，因为林继中确实把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
根据林继中的研究和考证，我们大体上可以知道赵次公这个人的简单生平以及“赵注”的成书年代——上次实际上我们已经简单地提到过了。“赵注”大概成书于1134年到1147年之间，就是南宋绍兴四年到绍兴十七年这样一个阶段，但不能考证出到底是哪一年。根据这个年代，“赵注”确实是现存的杜诗注本中最早的，没有哪个现存的杜诗注本比它更早了。赵次公的杜诗注在南宋就受到高度评价。我们来看刘克庄是怎么评价它的。刘克庄说：“杜氏左传”，就是杜预的《左传》注，西晋的杜预跟杜甫有关系，是杜甫的十三代祖，他做了一个《春秋左传》的注；“李氏文选”，指李善为《昭明文选》做注；“颜氏班史”，颜师古为班固的《汉书》做注；然后，“赵氏杜诗”。刘克庄把这四种注本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说“几于无可恨矣”，就是没有遗憾了，这四种注本都非常好。我们知道《左传》的杜预注、《文选》的李善注和《汉书》的颜师古注，都是古代注释学上的经典之作，刘克庄把赵次公的杜诗注跟这三种宋代已经公认为经典的注本相提并论，说明他对“赵注”有极高的评价。这是在学术史上可以流传不朽的一种注本。那我们来看一看，赵次公的注到底注得怎么样？它的特点是什么？我觉得赵次公注的特点在于深入、准确，有独到见解。口说无凭，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
先看乙帙卷四，这个帙前面的标号是明代刻书的人搞乱的，我们不管它。看乙帙卷四《北征》，这是杜诗的名篇。《北征》中有这样两句话：“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这是指“安史之乱”中，唐军单独抵抗“安史”叛军感到力不从心，所以向西域的少数民族借兵，叫他们出兵来支援唐军。结果回纥就派了一支军队，据杜诗说是五千人、一万匹马，因为回纥的骑兵是一个人两匹马，一匹马骑，一匹马备用，一匹马累了换另一匹马，连续作战。回纥本来是游牧民族嘛，能征善战，战斗力很强，帮了唐军的大忙。“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这两句，是说回纥的部队都是白衣白甲，他们信摩尼教，摩尼教尚白色，所以他们的衣服、盔甲都是白色的，旗子也是白的。那么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回纥”这个名字，回纥基本上就是现在的维吾尔族，唐代叫回纥。这句诗有异文，回纥的“纥”字，一本作“鹘”，就是一种鸟，一种猛禽。杜诗版本有异文，有的杜诗版本作“回纥”，有的杜诗版本作“回鹘”。回纥就是回鹘，是一个民族的两种称呼，赵次公给注出来了。一般来说，只要注到“一作鹘”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知道，古代这个民族有一个阶段称“回纥”，有一个阶段称“回鹘”，有时候这两个名称还是混用的。但赵次公又说：“当以回纥为正。”就是说，在杜诗中不能作“回鹘”，正式的文本应该是“回纥”而不是“回鹘”。为什么呢？他说明其理由是：“盖当杜公时，未有回鹘之称。”就是在杜甫生前，“回鹘”这个名称还没有。这是一种翻译嘛，用汉字来记录少数民族名称，根据他们的读音翻译过来，音译的嘛。在杜甫写《北征》的时候，只有“回纥”的音译，没有“回鹘”的音译。“至宪宗朝而后，来请易回鹘，言捷鸷犹鹘然。”这指的是一个历史事实，到了唐宪宗的时候，也就是到了中唐的时候，回纥自己派人来，说他们要改称，不要叫“回纥”，而要叫“回鹘”。为什么呢？“鹘”这个字更好，鹘是一种猛禽。他们本来是游牧民族，喜欢打仗、骑马，像猛禽一样，又快又猛，所以他们要叫这个名字，好听。改名是在唐宪宗的时候，唐宪宗朝杜甫当然早就去世了，杜甫死于唐代宗朝，所以赵次公就认为，在杜诗中是不可能写到“回鹘”的，肯定写的是“回纥”。这个注解非常准确，这是历史事实，不可动摇的。“赵注”就这样把杜诗的这一处异文彻底地搞清楚了，应该作“回纥”。
除了准确、有独到的见解以外，我还想指出，赵次公并不帮杜诗回避问题。他认为杜诗不是尽善尽美的，如果杜诗中确实有一些文义欠妥的地方，他并不是一一护短，说杜诗都是对的。下面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下面这首诗的标题很长，《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这是一首长诗。这首诗里有两句话“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一向被认为是杜诗中非常难注的，尤其是第一句。到今天为止，虽然已经有很多注家试图为它做注，但是都没有确解，都没有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前年写了一篇文章，谈杜诗注释学中的十大难题，现在还没有解决的，其中有一个就是这句话“五云高太甲”。因为我找来找去，找不到哪个人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大家都没有解决。但我们现在谈的不是这一句，而是下面一句“六月旷抟扶”。
“六月旷抟扶”，表面上看非常容易注，因为这明显是出自《庄子·逍遥游》，我们谁没读过《逍遥游》？你即使没读过全部《庄子》的话，《逍遥游》总读过的吧。一看这句诗，字面上也没有其他出处，肯定就是这个。赵次公也是这样注的，但是他不仅注出这个出处，他还加以讨论。讨论什么？讨论杜诗这个修辞手法准确不准确。我们看他怎么说的。他说：“庄子曰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这是《庄子》的原话，下面是赵次公的按语，赵次公说：“所谓抟者，抟聚其风也。”“抟”是什么意思呢？“抟”就是把这个风，把这个空气卷作一团，把它裹起来，聚作一团，是这个意思。“扶摇”是什么意思呢？“扶摇”是风名，是大风的名称。也就是说，“扶摇”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两个字是连起来组成一个词的，不能拆开来用。“今云抟扶则无义”，因为“抟扶”应该作“抟扶摇”，“扶摇”是“抟”的宾语。“抟”是一个动词，“扶摇”是个名词，你不能把“扶摇”这两个字拆开来说“抟扶”，“抟扶”没有意思，这是语义破碎，有语病，所以赵次公认为不对。
但赵次公又指出，这个用法不是从杜甫开始的，杜甫以前的沈佺期就这样写了。他举了沈佺期的一首诗《移禁司刑》，诗中有这样两句：“散材仍葺厦，弱羽遽抟扶。”沈佺期升官了，当了一个职位更重要的官，写这首诗表示谦虚，说自己是“散材”。“散材”一语也出于《庄子》，是说一种树长得弯弯曲曲的，不成材，没法用。但这个“散材”也用来盖房子，就是说自己是勉为其难，我这个人没有才能，勉为其难做这个官。“弱羽遽抟扶”，意思是说本来是一只弱小的鸟，但是被吹到大风里去了，跟着大风飞到了天上。沈佺期有这个用法，所以赵次公说：“不知沈何故如此剪截经语。”他指出这种手法的毛病是“剪截经语”，就是把经典中的字句割裂开来，“剪截”就是割裂。“扶摇”本来是一个专有名词，“扶摇”不是“扶”啊，你不能用“扶”代替“扶摇”，所以“抟扶”是不对的。所以赵次公不明白：“而公又何取也。”不知道杜甫为什么要照着写。我猜想，赵次公指出沈佺期这样写，再联想到杜甫这样写，是很合理的，因为沈佺期是跟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同时且齐名的诗人。杜甫对他的祖父杜审言是非常尊敬的，他对沈佺期、宋之问的诗的评价也是很高的，所以沈佺期的诗他肯定读得非常熟，他从中接受文学修养，并使之成其学养基础。他看到沈佺期这样写过“抟扶”，所以也就跟着用了。但是赵次公认为这实际上是错误的。
在这种地方我们看到，一是赵次公注得细，追根究底，寻找杜诗的来源，它最初的来源是《庄子》，错误用法的来源是沈佺期。第二呢，他不护短，并不是说杜甫写的一定是对的，杜甫这样写就可以了。不是的，他还是说这是不对的，这是割裂文义。赵次公的这种态度，在后代的杜诗注本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到了后代，杜诗被经典化了，杜甫被神圣化了。我们现在很少敢说杜诗这句写得不对，杜甫这里用得不好，大家都不敢这样说，总是觉得他是对的。而赵次公不是这样，他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赵注的一大优点。
我刚才说，我写了一篇书评表扬林继中。林继中这个辑本辑得非常完整，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把散佚的赵注都搜罗来凑在一起，又加以校对，确实是一个功夫很深的工作。我们古代文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笨人做的事情，我们这个行当不需要聪明人，太聪明的人可以去做其他学科。我们这里要做什么呢？就是要下笨功夫，要坐得住冷板凳，孜孜不倦地下功夫来做。这一类的工作，我们把它看作最值得尊重的一种成果，是下功夫做出来的。林继中尽管在这本书上下了很大功夫，收得也很全，但是他还有遗漏，遗漏的正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
下面我举这样一个例子。请大家看讲义。杜甫有一首诗《从人觅小胡孙许寄》，大概也是写在秦州时期，编年不是非常确定。他那时快要到成都去了，对南方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就想跟人家讨一只小猴子，他听说南方有很小很小的猴子。讨小猴子干什么呢？给他的小孩玩，大概他没有足够的食物给孩子吃，就给他只猴子玩玩，（笑）让他不要“叫怒索饭啼门东”。
我们看看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在现在所有的杜诗注本中，这首诗的语序都是这样的，我们简单地看一下，这个诗很好读。请看讲义上的《从人觅小胡孙许寄》，“胡孙”（猢狲）就是猴子，“许寄”就是对方已经答应了给他寄送一只小猴子。“人说南州路，山猿树树悬”，人们都说，南方到处都是猴子，山上的每棵树上都挂着猴子，很容易找，不是很难得的东西。“举家闻若骇”，我们全家都听说了，这只猴子会这样叫。这个“骇”字很多的文本作“咳”，“咳”这个文本稍微好一些，是说猴子叫唤的时候，它的声音很像人们咳嗽的声音。“为寄小如拳”，寄一只猴子来，据说这只猴子像一个拳头那么大。这猴子很可爱，这么大一点点，给小孩玩，很好。“预哂愁胡面”，我们还没看到这只猴子，还没得到猴子呢，大家就笑了。笑它什么呢？笑它的面貌像“愁胡”。“愁胡”是什么东西呢？“愁胡”是古人描写老鹰的话，杜甫在他的一首《画鹰》中也说老鹰像“愁胡”。南朝一个叫魏彦深的人，写了一篇《鹰赋》，说“望似愁胡”，魏彦深说这个老鹰望过去像愁胡一样。“胡”就是胡人，是中国古人对西北少数民族，尤其是对西域的少数民族的称呼。那么，老鹰的眼睛为什么像胡人呢？为什么像一个在那里发愁的胡人呢？有两重意思：第一，古人认为胡人的眼眶比较凹，眼睛是陷下去的，这就像老鹰的眼睛；第二，古人认为胡人的眼睛是绿颜色的（现在我们知道是蓝颜色的），绿颜色的眼睛比较像老鹰的眼睛，不像人的眼睛。所以杜甫描写这只小猴子，说他的外貌像一个愁胡。“初调见马鞭”，这一句不太好解释，大概的意思是说，刚来的时候这只猴子还不服管教，野性未泯。这个“见”可能应该读“现”，就是显示一下，把马鞭给它看，但不是抽打这只小猴子，拳头一样的小猴子一鞭就打死了，把马鞭给它看一看，吓唬它一下子，叫它不要调皮，好好地跟我的小孩玩。这是想象这只猴子来了怎么办。最后说“许求聪慧者”，对方允许我索求一只聪明、伶俐的猴子。“童稚捧应癫”，这只猴子来了以后，我家的儿童捧着这只猴子玩，肯定高兴得要发狂。“癫”就是癫狂。
这首诗表面上看没有问题，诗里面也没有用什么典故，注解也没有什么难度，但赵次公对这首诗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赵次公的思考在林继中做的这个赵注辑校中没有收。这条思考见于宋朝刘昌诗的一本书《芦蒲笔记》，《芦蒲笔记》传下来了，其卷十说：“赵叟谓：合移断章‘童稚捧应癫’作第四句。”“赵叟”就是赵次公，赵次公学问大，人家都尊称他为赵公。“赵叟”是对年纪长的男性的称呼。赵次公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后一句“童稚捧应癫”应该移到前面去，把它变为第四句。“却于‘许求聪慧者’下云‘为寄小如拳’”，而原来的第四句“为寄小如拳”应该要移到最后去，移到这个第七句“许求聪慧者”以后，作为最后一句。他认为第四句跟第八句互换一下，那样更加合理。其理由是：第一，“意义浑全”，就是意思更加完整；第二呢，“亦成对偶”，因为这是一首五言律诗，五言律诗中间两联应该对仗，互换后对仗也更加工整。
我们来分析一下，看是不是这样。从字面上看，现在的这个文本也是可通的。第二联“举家闻若骇，为寄小如拳”，“若”对“如”，当然对得蛮好，句法粗看好像也是对的。但仔细追究，这一联对得不工，对得不好，或者说不怎么对得上。为什么呢？“举家”对“为寄”，这完全不对，“举家”是一个形容词修饰一个名词，而“为寄”是一个副词跟一个动词。“闻若骇”对“小如拳”虽然“若”对“如”是可以的，但是“闻”是动词，“小”是形容词，“骇”是动词（或者“咳”也是动词），而“拳”又是名词。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文本，这个第二联对仗是不工整的。相反，假如把第四句跟第八句置换一下，把“举家闻若骇”对“童稚捧应癫”，那就对得比较好。“举家”，我们全家人，“童稚”，家里的小孩。全家人的态度是注意它的形态，听说这个猴子会发出这样的叫声，而下一句则预想猴子来了，小孩捧着会高兴得发狂。不仅是把人的态度对人的态度，而且字面上也是对得相当工整。我们再看第四句移到最后会怎么样。杜甫写诗的时候猴子还没有到，而仅仅是向对方提出请求，说你送给我一只猴子吧，人家也答应了，但这个时候他还没看到猴子。所以第四句移到第八句，其语气确实是悬想，“为寄小如拳”，你给我寄一只像拳头一样大的猴子来，这是一种请求。这一句放在最后用来收尾，表示向对方求一只猴子，而对方也答应了这个事，语气应该说是非常妥当的。所以无论从对仗来看，还是从全诗的意脉来看，如果把第四句和第八句对换一下，这样的一种文本结构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文本结构更加合理。这就是我们在校勘古籍时经常会遇到的一种现象，叫“错简”。古代是两个竹简搞错了，后代虽然已经不写在竹简上了，但是句子的顺序错了，段落次序搞错了，这也叫“错简”。所以这是一个“错简”的例子。
当然，这没有版本根据，赵次公也没有说他看到过另外一个版本是这样的，他仅仅是从文义分析出来的。我个人觉得赵次公的这个意见是值得参考的，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对换一下，就更加合理了。即使没有版本依据，这也是一种值得参考的意见。可惜的是，这一条材料在今本赵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林继中辑的这个赵次公注中没有，而且后代所有的杜诗注本中也全都忽略了。我看到的任何杜诗注本都没有提到过这一条材料，赵次公的这条对于杜诗校勘很有见解的意见被忽略了。大家都不注意，它埋没在刘昌诗的《芦蒲笔记》卷十中。这就告诉我们，对于杜诗学和宋人的杜诗学的研究，还有很多文章可做。只要我们仔细地读宋人的著作，还会发现很多好的材料。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当然，这也可以说明赵次公注的质量，他确实经过了深入的思考，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第二种注本是郭知达的注本，或者称为郭注本，但是比较多的人喜欢称它为“九家注”本，因为它的书名就叫《九家集注杜诗》，一共收了九个人关于杜诗的注解。郭知达不像黄鹤叫“千家集注”，他叫“九家集注”，实事求是。这本书的刊刻年代是可考的，我们明确知道它是1181年刻的，比赵注本晚，在时间顺序上，它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第二种杜诗宋注本。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九家注”本。“九家注”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它所收的九家，我把这九家都印在讲义上，就是王安石、宋祁等。这九家中前面的四家实际上并没有注过杜诗。王洙我们知道他是没有做过注的，王注本是伪的，而王安石、宋祁等实际上并没有为杜诗全集做注解，仅仅是在他们的言论中或文章书信中偶然提到某一首杜诗怎么样，郭知达把这些零星的意见收集起来了，不是王安石他们真的做过注。后面这五个人是确实做过注的，就是从薛苍舒、杜田、鲍彪、师尹到赵彦材。赵彦材就是赵次公，赵次公的名字叫彦材；薛苍舒就是薛梦符，薛苍舒的名字叫梦符，字苍舒；杜田字时可；鲍彪字文虎；师尹字民瞻。我把他们做的杜诗注的书名都印在讲义上，但是要告诉大家，这四种书现在都亡佚了，我们都看不到了。郭知达做集注的时候看到了，把它们都收集在一起，但从此以后它们都没有传下来，我们现在仅仅知道它的名称而已。
关于郭知达的“九家注”本没有其他可介绍的，但要说明一个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郭知达的“九家注”本比较大的功劳是他在收集注本的时候，把这些注本中曾经有过的“伪苏注”删掉了。他收集的注本，如薛苍舒本，或杜田本，或鲍彪本等，其中本来可能混有“伪苏注”，我们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因为现在看不见原书了，但原书中是混有“伪苏注”的。而郭知达在做集注的时候把“伪苏注”都删掉了。我上次介绍有关杜诗版本的文献，有一种是洪业的《杜诗引得》的序，大家还记得吧。洪业在序中高度评价了“九家注”本的功劳，就是“九家注”本把“伪苏注”去掉了，“伪苏注”是假的嘛，假学术嘛，郭知达很有眼光，把它去掉了。但是洪业说还有一点遗憾——讲义上我印了他的一段话——“尚有刊落未尽者，呜呼葛龚之未去也”。他叹息说，郭知达做“九家注”的时候，把“伪苏注”去掉了，但是没有去干净，还有一点遗漏，像“葛龚”没有去掉一样。葛龚是汉代一个善于写赋的人，当时有人抄袭他的赋，但这个抄的人比较粗心，把这篇赋的署名“葛龚”也一起抄进去了。所以当时有一句话：“作赋虽工，忘去葛龚。”说你这篇赋是写得很好，但是忘记把“葛龚”这个名字去掉了，这实际上是葛龚写的而不是你写的。“葛龚未去”就是还有痕迹，删除“伪苏注”还没有删干净。
洪业在这篇序言中举了两个例子，我之所以要讲讲这个问题，是为了说明学术研究永远是后来居上的，就是后人肯定可以修正前人的结论。洪业举的这两个例子，我们都可以修正它，我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两个例子都不对。
洪业认为在九家集注中还有两条“伪苏注”没有删掉，我仔细检查以后，发现这两条都是“真苏注”，确实是苏东坡的意见，不应该删掉。有一条就是我们上次已经谈到过的，杜甫写的《后出塞》五首中的那一条，我已经说明它确实是苏东坡的意见，东坡的文集中有，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下面再说另一条，请看讲义。这一条在这本书的卷十九，这首诗中有一句叫“愁日愁随一线长”，说在至日那天（至日是冬至，冬至以后白天越来越长），杜甫写道“愁日愁随一线长”，意思是说：我很发愁，以后白天越来越长了，我的愁也跟着这个日子在增长。问题是“一线长”是什么意思，“九家注”中引了苏东坡的话说：“坡云：《唐杂录》谓宫中以女工揆日之长短。”《唐杂录》记载，皇宫中让宫女做女红，用女红的多少来测日子的长短，就是白天做工，晚上休息，从天亮一直做到天黑。“冬至后日晷渐长”，冬至后白天越来越长了；“此当日增一线之功”，每过一天，就可以多绣一根丝线，每一天长出来的时间幅度，都可以比前一天多绣一根丝线。用这种方式来测量日子的长短，东坡说杜甫就是用这个意思。下面又说：“黄鲁直云：此说为是。”黄山谷认为东坡说得对。
洪业说这是“伪苏注”，郭知达忘记把它删掉了。我说这不是“伪苏注”。首先，《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也引了这一条，不过他说这是黄山谷说的，没说是苏东坡说的。我们可以从“九家注”引文中看出，这实际上是黄山谷和苏东坡在讨论杜诗时说的。苏轼说了一句话，黄庭坚马上说对，《苕溪渔隐丛话》的记载就干脆说成是黄山谷说的了。不管是谁说的，总之是苏、黄说的，他两个在讨论时说的。这是第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是王观国的《学林》，《学林》卷八中说这一句诗有“伪王注”，注得不对，但下面又说“文士多用一线为绣工之线”，说文士也同意这种说法，所谓“一线之工”就是每天多绣一根丝线。那么他说的文士是谁呢？他没有说是苏或者是黄，但是因为我们知道王观国是没有看到“伪苏注”的，我们上次说到，王观国的《学林》中批判过“伪王注”，没有涉及“伪苏注”，他那个时代“伪苏注”还没有出现，所以，他这里说的文士不可能是“伪苏注”中所指的东坡，而应该是真正的东坡。根据这两条材料，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洪业所说的九家集注中对“伪苏注”没有删干净的结论是不对的，事实上已经删干净了，他举出来的两个例子都不能成立。洪业当然是权威学者了，从对杜诗早期版本的研究来说，他那篇长达四五万字的序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但是我们也不要迷信他，并不是他的每一个判断都是对的。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学术本来就是这样不断前进的。
第三种宋注本叫蔡梦弼注本，做注的人叫蔡梦弼，书名叫《杜工部草堂诗笺》，杜诗学界一般简称为“草堂本”。这个注本的初刻年代是1204年，就是南宋的嘉泰四年，如果大家现在想看看宋本的遗貌，可以看那个“古逸丛书”本，就是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古逸丛书”本，它是根据宋本影印的。蔡梦弼这个本子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一个笺本，而且是会笺本。请大家看讲义。所谓笺，它跟注有一点不一样，就是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注以外，它还有解释文义的部分，这个本子的特点就在这里。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种较早出现的杜甫的年谱，就是鲁訔（这个字念yín）的《杜工部年谱》，原书已经没有了，它存在于蔡梦弼的注本中，我们大概可以知道鲁訔的年谱是什么样子。
我们读其他的宋注本觉得注释比较烦琐，而蔡梦弼本的好处就在于，蔡梦弼在引前人注的时候，不是说某人曰，基本上是把它们贯通在一起，删繁就简，文气很通畅。我们读一段笺注，文字自成段落，所以比较好读。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杜诗。但是蔡梦弼本的缺点也在这里，蔡梦弼引某人的注，比如引“赵注”，他往往不是直引原文，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改写，把其他人的注解的意思吸收了以后，进行改写，所以字句上不完全一样。我们不能根据蔡注本说“赵注”是怎么样怎么样，它往往不是原貌，有一些差距。
这个本子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在杜诗编年以及杜甫生平的叙述上，它是根据鲁訔来的，其中也有一些不太符合的地方。这里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古代文学研究者在研究作家生平时的一些情况。
请看讲义上的这首《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是杜甫在长安时写的一首非常重要的诗，他在这首诗里首次表达了他对整个人生、整个世界的看法。我们来看一看这首诗的编年，今人都肯定它是杜甫在长安时期写的，原来鲁訔的编年也是编在长安时期。但是很奇怪，蔡梦弼的注本虽然是根据鲁訔编次的，但他的注又说它是杜甫被贬到华州以后写的，贬到华州，然后在回长安途中写了“三吏”“三别”。他把这首诗的写作年代往后推了若干年，这是一个疏漏。既然他的编年是根据鲁訔的，当然他可以有一些调整，偏偏又调整错了。
关于这首诗的编年，还有一点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发表过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陈铁民研究员的文章。陈铁民是以研究王维诗而著称的，著有《王维集校注》，但是他写了一篇关于杜甫的文章，标题我也打印在讲义上了，叫《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这篇文章是什么内容呢？我觉得值得向大家介绍一下。原来杜诗的注家，尤其是现有的各种清注本，都把这首《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编在天宝七载，天宝七载就是748年，都编在这一年，没有什么异议。这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旧唐书·韦济传》。韦济原来在河南做河南尹，然后调到长安去做左丞。调任的年代，《旧唐书·韦济传》中说在天宝七载。既然杜甫诗的标题中已经说到“韦左丞丈”，那么大家都认为这首诗是这一年写的。韦济后来的官职又调动了。以前大家认为有《旧唐书》为证，觉得这个很可靠，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即使是二十四史，正史，其中所叙的年月也不一定完全准确。陈铁民这篇文章有什么证据呢？他就是根据当时新出土的韦济墓志。韦济墓志写得很清楚，韦济调任左丞是在天宝九载。天宝七载他还在洛阳做河南尹，还没有到长安。因此，既然杜甫这首诗已经称他为韦左丞了，这首诗就应该是在天宝九载写的，这首诗的编年就往后移了两年。当然，大家也许会说这是一个小问题，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我们在研究古代诗歌的时候，尤其是在研究像杜诗这样重要的作品，论及它的编年就需要这样，要非常可靠，非常准确。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你在正史中，比如在《资治通鉴》中找到的材料不一定就绝对准确。它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是错的。假如有新发现的材料，像新出土的韦济墓志，可以纠正正史之不足。这个例子是顺便提一下，大家以后可以注意。
蔡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本书的后面附有两卷诗话，叫《草堂诗话》，它搜罗了当时宋人关于杜诗的一些评论，汇编在一起。这对以前的人是很有用处的，因为这些材料散落在各处，不容易找；但今天对我们已经不大有用了，今天已经有更新的更完整的关于杜诗的材料汇编，所以大家不需要看这个诗话了。这里面的资料我核对过，今人的资料里全都把它收进去了，比它还多。草堂本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介绍第四种。这一种我们称为黄鹤本，它是由黄希、黄鹤父子两代人完成的一个杜诗的注本，这个书名比较长，叫《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这本书由黄希开始做，他生前没有做完，后由他的儿子黄鹤完成。这个本子编定的时间是1216年，现在残存的比较早的本子是1226年的刻本。这个本子我们以前已经提到过它，就是所谓的“千家注杜”。“千家”是从这本书的标题中来的，因为它就叫“千家集注”。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我们数一下它收的注家，一共151家，已经是比较多了。所收的资料也相当详尽，特别是北宋的一些诗人，一些文人，关于杜甫的只言片语它都收进去了，其中收得最多的就是王洙、赵次公、师尹、鲁訔。当然，我们知道所谓的王洙注是一个伪注。
黄鹤本的最大优点就是它的编年，注明某一首杜诗作于什么年月，虽然其他注本也有编年，但黄鹤本是最详尽的，也是宋本中最准确的。我没有作过统计，但我读的时候感觉现在我们有五分之四的杜诗编年是从黄鹤本来的，是以黄鹤本为根据的。
我们来看一看有关杜诗的编年过程。杜诗的编年，我们现在知道的，最早是从北宋的黄伯思开始的，从黄伯思到南宋的鲁訔再到黄鹤，这是三个阶段，前面是基础，后面根据这个基础进一步完善。到了黄鹤本，可以说宋代学者对于杜诗编年的一些意见都总结到这本书里去了。黄鹤进行了归纳，并加上他自己的分析。所以后人的注本，尤其是清注本，他们在说到杜诗编年的时候，如果要表达自己独特的看法，就说前人认为这首诗是哪一年写的，我认为不对，是另外一年写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反驳黄鹤的。表面上看大家都来反驳黄鹤，黄鹤错得很多，实际上恰恰是因为黄鹤的意见是权威性意见。非权威的你驳它做什么？没有意义，大家要驳就驳黄鹤的，说我不同意黄鹤的意见，其他的我遵从黄鹤的，他说的是对的。所以从清人的注本中驳黄鹤这一点来看，黄鹤本的编年是最好的。这个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是非常艰巨的，1400多首诗要一首一首地编年。而黄鹤做得相当好，所以我们今天回顾黄鹤本，往往是要看它的编年。
第五种是《分门集注杜工部诗》，这个本子我们简称为“分门集注本”。所谓“分门”就是分类。这个本子是书商拼凑起来的一个本子，没有经过著名学者的手，所以它的学术水准是不高的。但有两点内容我还是要介绍一下。
第一，“分门集注本”既然没有编者，我们不知道编者是谁，那么我们没有可能根据编者的生平来推测它的编纂过程。这个本子上也没有说明它到底是哪一年刻的，没有准确的刊刻年月。那么我们怎么来断定这个本子出现的年代呢？我们怎么判断它是南宋的早期还是南宋的后期出现的呢？我向大家介绍一种叫作避讳的方法，就是追溯它里面出现的避讳的情况。避讳是古人的一种习惯，就是对于尊者，对于地位比你高的人，比如说父亲啊、当时的皇帝啊，你是不能叫他的名字的，他的名字中的那几个字是不能说出来的。《红楼梦》里林黛玉幼年时有个家庭教师叫贾雨村，贾雨村说林黛玉每次念到“敏”字都念成“密”，大家还记得吗？林黛玉为什么要把“敏”念成“密”呢？因为林黛玉的妈妈叫贾敏，母亲的名字她是不能说出来的，要改一个音来读。假如写的话要缺笔，最后一笔不写，这也叫避讳。当时最需要避讳的自然是皇帝的讳，皇帝叫什么名字你是不能直说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它避讳的那些字看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大家可以看历史学家陈垣的一本书《史讳举例》，这本书具体地教你怎么用这个方法，某朝某一个皇帝名字中有哪些字是需要避讳的，不光是他名字中的字，跟他的名字同音的字、偏旁相同的字都要避。
根据这个原则，我们来考察一下“分门集注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当然是要避宋朝皇帝讳了，它肯定是南宋的。我们把宋朝皇帝排一下队，从宋太祖、宋太宗开始，太、太、真、仁……一路排下来，排到南宋就是高、孝、光、宁、理、度，什么宗、什么宗一路排下来，我们检查一下，发现它避了宋宁宗的讳，但是它没有避宁宗以后的宋理宗的讳，没有避是因为它还没有到宋理宗的时代，当然不可能避。宋代皇帝的讳至少要避三代，朝前推三代，四代以前的可以不避。我在讲义上打印了，宋宁宗的名字叫扩，“扩大”的“扩”。当时朝廷一共规定了十七个跟它同音的和形近的字要避，其中有一个是“轮廓”的“廓”，因为读音相同，也要避。在“分门集注本”的杜诗中我们找到一首《雨》，其中有一句叫“水深云光廓”，最后这个字的最后一笔，就是那一竖，是没有的。大家去看“分门集注本”，它没有这一笔，这就说明这本书是避宁宗的讳的。那么再往下看理宗的讳如何呢？理宗的名字叫昀，就是清代纪昀的“昀”。这个“昀”一共有七个字跟它读音一样或部首一样，要避。在“分门集注本”的杜诗中我们也找到一个例子，请大家看讲义上打印的《丽人行》，《丽人行》正好有一个“匀”字，叫“肌理细腻骨肉匀”，这个“匀”字是理宗名字这个“昀”字的半边，一定要避的，它正好在这七个避讳的字中。但是我们看这个“分门集注本”，它就没有避，“肌理细腻骨肉匀”中的这个“匀”还是原样，没有缺笔。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个《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刊刻的年代还不需要避理宗的讳，也就是还没有到理宗统治年间。如果理宗已经登基，那就一定要避这个字，因为新皇帝一登基，朝廷就公布了。当时是由礼部规定哪些字要避讳，科举考试时是不能写的，你要是写了这个字，随你文章写得怎么好，一概落榜，因为你没有避皇帝的讳嘛。因此我们根据这两首诗，这两个证据，就可以得出一个判断：这本书一定是在宋宁宗时代刊刻的，还没有到宋理宗年间。宋宁宗的统治时间比较长，从1195年到1224年，宋宁宗是南宋统治时间仅次于高宗的皇帝。所以，我们就可以断定，这本“分门集注本”就是在这个阶段刊行的。当然，准确的哪一年我们没法知道。根据避讳的方法来判定一本书是什么时候刊刻的，这是我们古代文学在考证时经常要用到的一个方法，当然它首先是一个历史学的方法。正好讲到这里，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碰到类似的情况，可以通过这条线索来追究。这是这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值得注意的第一个地方。
第二，当然是这本书的问题了，这是一种分类编排的体例。所谓“分门”，就是把杜诗按照它的题材、内容分成不同的类别。这种分类法我们在《昭明文选》中就看到了，《文选》在某一种文体下面再分卷，都是按照题材来分的。这本杜诗集注的分类也是这样的。杜诗的内容非常广阔，题材很多、很丰富，这就给分类提供了可能性。假如某个诗人诗歌的题材很单一、很纯粹，就是某一个方面，那你要分类也分不出来。只有题材内容极广的诗人才可以分，杜甫可以分，苏东坡可以分。那么，这本“分门集注本”把杜诗分成了多少门呢？分成七十二门。因为七十二门太多了，太琐碎了，我在讲义上只打了主要的几门，大家看看，月、星河、雨雪……最后是虫、鱼、竹、木，分得很细。分得很细当然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一是琐碎，二是会有交叉，不同的类别之间会有交叉。它的七十二门中有六门（就是六大类作品）特别多，每一门内又分上下卷，这六门是居室、纪行、述怀、时事、简寄、送别。
这本书在体例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一点。这一点有没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有好处，因为它把同类题材的都排在一起，假如你想从内容、从题材、从主题这个角度来了解杜诗的话，那么这本书会给你一个很鲜明的印象，它把描写雨的都放在一起，描写雪的都放在一起，已经帮你归纳好了。它的缺点呢，我刚才说了，一是琐碎，二是有交叉。交叉当然意味着分类不科学。下面我举一个例子，是杜甫的一首《奉送崔都水翁下峡》。“都水”是官名，就是水利部的官员，“都”是管理的意思。崔都水是杜甫的一个远房妻舅。这首诗我们不用看它的正文，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来，它在题材、内容上是跨两类的，首先它是一首送别诗，“奉送”嘛，这个人要出峡，离开四川，杜甫就写诗送他，当然是一首送别诗，应该入“送别门”。杜甫送的这个人是他的亲戚，他的妻舅，所以又应该分到“外族”门。而这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竟然也就犯了这个错误，这两门中都有这首诗。照理说一首诗只应该分入一类，大概编者觉得这首诗有点麻烦，又是这类又是那类，他也没有仔细地推敲，结果这首诗既见于“外族门”，又见于“送别门”。所以大家要根据“分门集注本”统计杜诗总数的话，要注意这首诗两处都出现了，你不要前边把它统计进去了，后边又重复一次。我没有检查有没有其他的，至少我看到这一首是两个门类里都有。
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或者应该说是缺点吧，就是它保存了很多的“伪苏注”。这一点我们在介绍“伪苏注”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我当时研究“伪苏注”，主要是根据这本书，因为它保存得最多，3000多条全在里头。因为做注的人没有眼光嘛，是一伙书商做的嘛，没有请学者，所以对“伪苏注”他搞不清楚真假，一起收进去了，很杂乱。
下面讲第六种，就是刘辰翁的《批点杜诗》。刘辰翁这本书的书名有不同的叫法，最常见的一种叫《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集》。这本书刻出来时已经到了元代，但刘辰翁是宋朝的遗民，宋亡以后他保持民族气节了，所以我不愿意把它说成是元代注本，觉得这个注者还是宋人，就把它当成宋本来处理。刘辰翁跟上面所讲的那几个本子的注者不一样，他的主要身份不是一个注家，而是一个文学家，他本人是一个很杰出的词人，诗文也写得相当好，他的词在宋代文学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所以他首先是一个好的作家，其次呢，才是评点文学或者说文学评点这一方法的开创者。对文学作批点或评点后来是蔚为大观了，清代的金圣叹就是以文学评点而著称的。刘辰翁是这种批评形式的开创者，这本杜诗注就是他对杜诗所作的一个批点。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成书经过。首先，刘辰翁本人批点了杜诗，他只做批点，没有做注。他当初编成了一个单行的集子，讲义上写得很清楚，叫《兴观集》。“兴观”，大家马上可以想到儒家的诗教说，孔子说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刘辰翁认为杜诗有符合儒家诗教的这两种功用，认为他的批点是阐发杜诗的意义的，所以叫《兴观集》。之后，他的儿子刘将孙以及刘将孙的门人高崇兰等，在刘辰翁身后，把刘辰翁的批点跟某一些杜诗的注本——不是某一种注本哦，是好几种注本——拼在一起，也就是加入了注，对旧注进行了一些删节，然后把刘辰翁的批点加进去，就成了这样一本书，最早叫《须溪批点杜工部集》。到了元代的1303年、1308年，这本书进行了刊刻。我这里讲的是1308年的刻本，但是最早的刻本是大德七年（1303）的刻本。
另有一种刘辰翁的批点本，是由他的另外一个学生彭镜溪整理的，那个本子不好，做得很轻率，做的态度也不认真。后来高崇兰做得比较认真，所以后代流传下来的主要是由高崇兰整理的这个注本。这个本子1303年初刻，1308年第二次刻。刘辰翁批点的杜诗的后代版本非常多，前年毕业的我的一个博士生做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刘辰翁文学批评的，她就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结果这个论文得了南京大学的优秀论文奖。为什么呢？这种题目你只要下死功夫就可以做好，哪怕你原来基础稍微差一点也不要紧，你多下功夫就可以弥补不足。它的版本太多，源流复杂，哪个本子从哪个本子来，怎么分怎么合，明代翻刻了二三十次，只要你不怕烦，多跑图书馆，多调查版本，就能把它做好。刘辰翁批点本在后来非常流行，其原因在于刘辰翁是大家，他本人是很好的诗人、词人，他对杜诗的评点有非常好的见解，这些批点为后人所重视。批点是后人在阅读经典作品时非常需要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帮助后人理解文本。所以，这本书是极其流行的，可以说在所有的杜诗宋注本中，后代翻刻最多的就是这一种。
我们现在看一看刘辰翁这个批点本到底有什么长处。我这里举几个例子作个说明。比如，杜甫有一组诗叫《戏为六绝句》，我们在讲到杜甫的诗学思想的时候还会具体地分析这一组文本，今天先看一看这一组诗的二、三两首。请大家看讲义上打印的文本：“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首诗表明了杜甫对“初唐四杰”的一种态度。但问题是论诗绝句这种文体非常简略，一首诗就28个字，28个字要表达一种文学观点，表达一种文学史的批评，必须写得非常简洁。一简洁，中间应该有的过渡的词句都省掉了。一省掉就给后人的解读留下了问题，很多地方你需要填补，比如杜甫到底是什么意思，语气是怎么转的，等等。所以对这首诗，历来就有不同的理解。第三句“尔曹身与名俱灭”，这个“尔曹”是说“初唐四杰”呢，还是说其他人呢？在刘辰翁批点以前，比如赵次公注，就把这个“尔曹”理解为“初唐四杰”，那么这首诗就被理解为杜甫看不起“初唐四杰”，杜甫说“初唐四杰”“轻薄为文”，初唐四杰“身与名俱灭”，在文学史上留不下记录，而整个文学史将“不废江河万古流”。但刘辰翁认为不是这样的，他认为“注谓王杨卢骆为尔曹，是全失前后语意”。这个“注”就是赵次公注等，刘辰翁认为这些注完全不符合杜诗的原意。
今天，我们多数读者都认为，杜甫的这首诗实际上是表达了对“初唐四杰”的推崇，他说的“尔曹身与名俱灭”，是指当时轻率地批评“初唐四杰”的那些人，那些轻率地批评前辈的后辈，那些人才是“尔曹身与名俱灭”。而“初唐四杰”的成就则像“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一种解读最早是从刘辰翁开始的，还是比较准确的。作为参考的就是《戏为六绝句》的第三首，因为里面也出现了“初唐四杰”，也出现了“尔曹”。我们现在不细讲，以后还会讲。刘辰翁是词人，又是诗人，他对杜诗的一些艺术构思理解得比较深透。
下面我们再看两首诗。这两首诗都是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被“安史”叛军俘虏到长安，又从长安逃出来，逃到凤翔（当时唐朝的流亡政府所在地）时写的。第一首叫《喜达行在所》。所谓“行在所”，是皇帝所在的地方，往往指皇帝离开京城，住在京城以外的地方。这时候的行在所就是凤翔县。杜甫千辛万苦地到了凤翔以后，写了三首诗，其中的第一首有这样两句：“雾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他在逃亡途中，看到雾气蒙蒙中有很多的树，就靠着这片树林走；一路上都是连绵不绝的高山，走到一个山谷，突然就有路可通了。杜甫为什么要靠着树林走，沿着山路走，而不走大道呢？因为大道是战场，那时候唐朝的军队正跟“安史”叛军在长安附近的地方对峙，开阔的地带都是战场，军队驻扎在那里，所以他要绕开战场，沿着不好走的小路走。我在讲义上引了刘辰翁的批点，刘辰翁说：“荒村歧路之间，望树而往。”怎么走呢？看看前面有片树林，就朝着树林走，以免被人发现。“并山曲折”，就是沿着山势走，山势怎样曲折，他也就曲折地走。“非亲历颠沛不知其言之工也”，只有在兵荒马乱的时候，逃难的时候，人才会这样走路，平时我们当然沿着大路走。所以，你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这种生活，你就不了解这两句诗的好处在哪里。古人说的“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艺术水准高，也就是写得好。这种注释法，这种批点法，是以前的注释中没有的，因为注释往往是注典故、注成语、注出处，不会有艺术分析，不会对作者的某种经历、作者的某种心理状态进行分析，传统的注释中是没有这些分析的，这是批点中才有的。
第二首是《述怀》。《述怀》是杜甫到凤翔见过皇帝之后写的一首诗，诗中回顾了他逃到凤翔谒见皇帝的全过程。“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杜甫在长安被拘禁了大半年，然后冒着危险逃出来，千辛万苦，等逃到凤翔朝见唐肃宗的时候，脚穿草鞋（“麻鞋”就是草鞋），衣服破烂，胳膊肘都露出来了，非常狼狈。下面有几句说安定下来以后，他开始怀念他的家人。“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他的家人这时在陕北的羌村，杜甫说，我给他们捎去过一封信，但到现在已经十个月过去了，音信全无。杜甫在长安时不是写过《春望》那首诗嘛，“家书抵万金”呀，此时他最盼望有一封报平安的家书，但是没有，十个月完全没有消息，不知道家人是存是亡。诗人此时的心态怎样呢？“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一方面非常希望得到家人的消息，另一方面非常害怕听到家里来的消息，怕从陕北传来什么消息，因为这个消息很可能是不幸的消息，很可能说你的家人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了，或者家破人亡了，所以说“寸心亦何有”，这个时候方寸都乱了，还能怎么样呢？
对这首诗，刘辰翁是这样评的，他说《述怀》这一首诗“极一时忧伤之怀”，就是说杜甫把当时忧虑、伤感的情怀，非常全面、准确、深刻地表达出来了。这还不算什么，这一句评论还是比较一般性的。下面一句是：“赖自能赋，故毫发不失。”杜甫这样的诗的最得力之处在哪里？它成功的奥秘在哪里？为什么他能把遭受兵荒马乱的乱离之人的那种心态、那种遭遇写得“毫发不失”，跟真实的完全一样，而且非常准确？“赖自能赋”，奥秘就在于杜甫是用赋的手法来写的。
我们知道，在杜甫以前，在李白、陈子昂那里，唐代诗坛上最推崇的是比兴传统，大家都认为好的诗歌应该用比兴，在诗歌中有寄托，有兴寄，而对于赋，大家一向是不强调的。这也是整个中国古典诗歌比较弱的一环。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抒情的，它的主要功能不是叙事，而是抒情。但刘辰翁认为杜甫发展了在《诗经》中早已有之的赋的手法。赋有两个意义，它可以是铺陈排比的描写，也可以是叙事。这里说的是叙事。为什么杜甫的诗是“诗史”？为什么“安史之乱”前后只有杜甫的诗才为我们记录了那种广阔的动乱的画面，留下了生动的历史画卷？在于他能赋。他不是完全用比兴的手法来写诗的，不像王维、李白那样，他用直接的描写、叙事来凸显这个时代。这个地方虽然刘辰翁只说了一句话，但其中的意义却很值得后人推敲，而这些地方就是刘辰翁评点的颇见功力之处。他评得好，在他以前，所有谈杜诗的人从没有说过这几句杜诗或者整个杜诗的长处是“赖自能赋”，这一点是刘辰翁首先谈到的。
刘辰翁的批点本我们现在研究得还很不够，现在我们很多人写杜诗的文章，说杜诗如何如何，但对刘辰翁的这个批点本还没有很深入的研究，所以大家以后还可以继续就这个题目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