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我叫史晓明，我爸从不管我。
1.
铁门“duang”一声落下的时候，我突然有点后悔。进门前还是四十多度的大太阳，可是进了铁门突然就冷了起来，像……太平间的那种冰冷。不是我吹，我不到十岁就进过太平间，那时候我爸带着我……跑题了跑题了，不想太平间的事儿了，想想现在吧。我现在已经进了这门，后悔也没用。所以我想，不如写点什么吧，让未来——如果有未来的话——那些人，知道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
2.
我是一个差点成为90后的80后。不过这无所谓，因为在大人眼里，不管80后还是90后，都是“垮掉的新一代”。其实，大人们对垮掉的这一代的恶劣印象很大程度上都来自我这样的80后，或者再说准确一点，就是来自我这样的人。
说真的，我这样的人没啥别的本事：不会读书，咱看书也学不进东西；不懂艺术，吹拉弹唱啥的都说要从小抓起，可我小时候只听过我爸怎么抓坏人；不能卖力气，我没继承我爸那膀大腰圆的身材，瘦竹竿一根，一袋面都扛不动……
但我特能说。准确来讲，是特能吹。
五岁开始，我就能吹牛不带打草稿，从而在学校里收获了一大帮听众粉丝。七八岁的时候，鸡蛋里面吹出骨头就已经是家常便饭，我已经开始琢磨怎么从骨头里吹出个鸡蛋还让人觉得它就应该在那儿。到了九岁，除了我爸这种老刑警，就再也没人能分辨出我话里哪句是真哪句是假。直到我十二岁那年……他妈的，我就知道，怎么都绕不过这个坎。但是，你容我喘口气再说……
我十二岁那年，我爸妈离婚了。
3.
在这个时代所有人的眼里，我爸都是个英雄。但在我和我妈眼里除外。
我十二岁那年，我爸当上了刑警大队队长。从那以后，他就几乎没回过家。
在我生日那天——难得他还记得我的生日——他带着一身伤和破衣服回了家，和我妈大吵一架，然后，他们就协议离婚了。
法院把我判给了我爸，但我爸从不管我。他给我买衣服鞋子从来都对不上号，承诺过带我吃饭出去玩也从没兑现过。后来，他干脆只给我钱，我花完了再去他单位找他要——从那以后，我们见面次数最多的地儿了就是他的单位了。
我妈以为，她和我爸离婚这事儿深深打击了我，所以我不再吹牛了。
但我知道，我不再吹牛了，是因为我学会了更高深的技巧。
我学会了诈骗。
4.
学会诈骗这事儿，说起来得怨我爸妈。当然，主要还是怨我爸。
他们离婚后，我妈来我爸这边接我，总要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路上一直问我最近怎么样吃了啥长高没狗屎老爸还加班不——不是我要骂我爸，我妈原话就这么说的。我爸呢，每次我妈接我之前都要离开家——也不是躲我妈，而是工作实在忙腾不开身——但是在我回来之后偏偏又一遍遍问诸如我妈带我吃了啥、干了啥、有没有啥特殊的变化、尤其是身边有没有不认识的叔叔伯伯出现之类的问题。
你看，两个明明互相关心的人，却不肯见面，不肯打电话，更不肯用聊天软件说句话，毕竟那时候还没智能手机呢。所以，他们俩似乎总希望我传递一些对方的消息给彼此，但是似乎又都不肯开口说这个话。人啊，人心里想的和嘴里说的，就这么差了十万八千里。放到现在，这个东西有个专业点的称呼，叫信息差。
如果说我的吹牛技术让我掌握了诈骗的“基本功”，对“信息差”的深入了解让我获得了诈骗的“学术理论”，那我爸，就是把我推上诈骗道路的最后推手。
我十三岁的时候，在学校被偷了一百块钱——那时候可是2001年，一百块钱可值钱了！丢了钱以后，我哭得撕心裂肺，逃了课一路跑到我爸单位，求他帮我。他嘴上说着不能破坏规定，但还是私下让人去学校走了一圈。我开开心心回了家等他给我结果，结果等他到家后，他却一脸阴沉地告诉我，人没找到，钱找回来了。我没有接那一百块，我知道他在骗我，那不是我妈给我的那张一百块，更何况不可能人没找到却找到了钱，更不可能的是，他自己去了学校一趟——街坊里其他同学告诉我的——却找不到偷我钱的人。
于是第二天我到学校的时候，趁着老师没来的时候骗了全班同学每人三块五——我要求不高，只是想把我失去的那一百块钱拿回来，毕竟在我眼里，班里三十位同学除了我以外都有嫌疑。
很快，我爸又一次来到了我们学校。但已经晚了，我已经学会，而且尝到甜头了。
5
和你们想象中的可能不太一样，我坚信我们搞诈骗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礼貌的人，比穿西装打领带在电视上讲话的政客礼貌一万倍，比穿制服带微笑的空姐礼貌一千倍，就算是和新世纪服务业楷模礼仪先锋海底捞服务员比，也要礼貌一百倍。
我们根本不会吹嘘我们的东西多好多好让人来买，而是会体察顾客的真正需求，处处为顾客着想，最后顺带不经意间地，告诉他们——“有这样一个产品……”
就比如我现在——
“张叔，您不用忙着做决定，该问的都问到，这笔钱毕竟不是一个小数。”
但我知道，我越是劝阻，他越是会掏钱。
而且，是很大一笔钱。
但是在很多人眼里，钱已经失去意义了。毕竟，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世界是在我十九岁那年变得不一样的。那一年，我爸接受国家表彰，上了电视。当然，出于保护或者别的什么目的，打了很厚很厚的马赛克。看了电视我才知道，我爸早就不是个简单的刑警队长了，定位抓捕“人奸”ETO是他带的队，震惊世界的“古筝行动”也有他的功劳。“人奸”ETO的两个大头头，一个被我爸抓了，一个被我爸提的计划搞死了。我爸和那个什么作战中心的领导一起证实了一件坏事儿——外星人来了，来打我们了。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打不过。
虽然外星人四百多年后才能到地球，但得知这个消息的地球，却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地球了。联合国突然变得有点联合国的样子了，先是成立了“行星防御理事会”和一大堆相关机构——我爸也调进了新成立的“地球防务安全部”，专门负责对付“人奸”ETO。然后发起了一波“技术公有化运动”，想让全人类共享高精尖航天技术，虽然目的基本没达成，但是也让一些涉及民生的技术公开了。最最重头的，当然是“地球防御计划”，太空军、太空电梯、太空船坞……全世界的心，也都跟着他们往太空飞了……
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在慌，他们慌的是世界末日，但我不一样，我慌的是要抓紧商机，要趁着他们的钱飞上太空之前，赶紧都骗进我的腰包——这，就是我现在“卖”的“产品”——逃亡基金。
“张叔，您别管电视上怎么说，国务院发言人半个月前还说不可能冻结存款呢……理智地想想，您这么个普通老百姓，还在为自己家族血脉的延续着想。那国家主席和总理，怎么可能不为中华民族的延续着想？联合国，怎么可能不为人类的延续考虑？这届特别联大，就是要确定一个国际性的合作方案，并正式启动人类逃亡计划，这是刻不容缓的事啊……”
6.
二十二岁的时候，我进了监狱。
那时候，最后一届世界杯才落幕不久。联合国开会说娱乐业太泛滥影响人类斗志，于是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很多大型娱乐活动都被取缔了。可看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一年比一年少，带着政治宣传味儿的也越来越多。当然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儿，至少让我看着挺烦的那帮韩国明星一个都没了。
那时候，征兵的广告突然就多了起来。有的人挺激昂，但是老一辈的都不舍得在这关头把自己家的独苗儿往军队送。住在北京城，我们老能看到身穿各种军服的陆海空军来来回回。这回又多了个太空军，人数不多，军服看起来和海军挺像。他们一个个面色凝重如临大敌，可我们和他们都知道，这辈子他们都打不着、甚至都见不着外星人。
那时候，行星防御理事会在主流的地球防御计划之外又启动了其它几个计划，一个叫“面壁计划”，一个叫“阶梯计划”，好像还有个筹钱的叫做“群星计划”……如果没记错的话，我爸现在的部门还参与保护了“面壁计划”里的大人物，行星防御理事会还给他发了个奖章。说起来，邻里都把那个“大人物”当神拜着，新闻里也动不动就提他们几个大人物在做一些神秘兮兮的事儿……现在这世界，一边喊着科技被锁了我们完了，一边研究着怎么上太空怎么造武器，一边又造几个神出来给民众拜着……反正我是看不懂了。
那时候……
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和我一样在打着“逃亡基金”旗号骗钱的人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不知道该说幸运还是不幸，我们被行星防御理事会注意到了——他们刚剿灭了好几个恐怖组织，似乎在他们眼里阻碍人类团结一心抵抗外星人的只剩下鼓吹“人类逃亡”的逃亡主义分子了。很不幸，像我这种借着“逃亡基金”当幌子的诈骗犯也被当成了“逃亡主义分子”，严打，重判，连我爸——在地球防务工作中立下汗马功劳甚至受辐射得癌但依然在地球防务安全部身居高位的我爸，都救不了我。
那时候，世界在变。我也不知道是在变得精彩还是变得糟糕。
但不管如何，都暂时与我无关了。
7.
我还是很怕我爸的。
尤其是，当我在看守所的牢房里时。
我倒不是怕他打我，我怕的是……算了，想了下他那五大三粗的身材，我觉得我最怕的还真是他打我。
但他这次没打我。
他让我别怕，说这次他不打我也不骂我，说他已经没那个力气了。然后他递了根烟给我——一直以来，他都反对我吸烟，虽然我是跟他学会的。
我爸说，我妈又结婚了，已经搬离北京，不知道去哪儿了，但他和我妈说了，以后会让我妈过来再给我送点烟。
我爸说，我的罪有他的一半。但我们自己做的事儿，要自己承担。
我爸说，监狱是个犯罪培训班，他不指望我进去改造成什么样，别同流合污，保护好自己就行。
我爸说，出去以后，记得把欠下的债还了。不然这辈子，活不踏实。
然后他放下一个塑料袋，起身走了。
我从铁栏窗的缝隙里看着他一步一步离开，我突然意识到他开始老了。也突然意识到，也许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我把烟按在床边碾碎，看着火星在指尖熄灭。
我想我不会再抽烟了。
我的后半辈子，我的那间黑暗的牢房里，不会再有火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