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鸿明向徐荷花简单交代了几句，听到门外传来一声，“妈，我回来了。”几人回过头，瞧见刚好放学回来的包有才。
如今包有才上初三，没人知道他这些没有父亲是怎么过来的。母子两人相依为命，似乎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才会抽空去监狱里探望。一家团聚的日子，别人都在家里做上丰盛的一桌菜，但他们从来没有。母亲说，只要包来福一天没从牢里出来，他们就没法开开心心的过一次节。
包有才好几次向村委反应，说他父亲不是凶手。村委的人看他可怜，又看他是孩子，每次都顺着他的意思。包有才便一个人走了三公里路到街道派出所，那天还下着雨，他淋了一身，从头湿到脚。所里的民警以为是谁家走丢的孩子，问他什么都是回答，我要见我爸爸。
初秋的傍晚的雨夹着风有些寒意，民警怕他感冒找了块干毛巾，有同事眼尖一拍脑袋终于想起这么一个人。这不是市里前几个月犯罪凶手的孩子么！
包有才甩开毛巾，上去就咬着对方的手掌，瞪着眼睛看着对方。民警很郁闷，看着自己被要破皮的手掌还有一排牙印，心想这都叫什么事。几个人将包有才送了回去，徐荷花差点急哭了，她丈夫坐牢，生怕孩子出点意外。
那一年，包有才八岁。
夏去秋来，包有才一直在想，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父亲从牢里出来。那就是找出真正的凶手。
......
余鸿明问包有才，你愿意帮助我们一起调查真相么，也许没有任何结果，也许真相是你的父亲确实是凶手。
包有才点点头，他已经快成长为一名大人了。我们不应该用严格的要求去跟一个孩子说，你必须学会什么。但生活的经历会让他慢慢成长。
包有才说，从那以后他经常会坐在村口里看，小时候看到晚上十点，徐荷花就会将他喊回家。到了初中，管的松了，他就经常看到凌晨才回家。
他看到村口里填平了池塘，看到田坡边上修了球场，看到那条曾经破旧不堪的路重新浇筑装了路灯。看到了很多来往的大车和小车。
余鸿明闪过一个念头，是什么人会走到村子里，什么样的人会凌晨三四点在外面走动。这条路是车站发车开往下一个城市过省到才会上来的。因为路又烂又黑，外人是不会从这里过得。那么只有是接客的黑车司机和对村子熟悉的人，至于大车，货车，客车司机一般都不会在这里停下。晚上不发的车都停在车站，发车的上面肯定还有客人。
凶手是什么身份，他肯定是一个人，而且还是当年长期活动在这一带区域的人。
如果是黑车司机，那调查希望就很渺茫了。因为曾经的这一批人，他们现在大多已经不活跃这一带，自从车站加强治安管理，派出所整顿后，黑车基本已经很少了。通往市区有专门的公交，即使打车也有正规载客的出租。
余鸿明让王朝阳吩咐下去，辖区民警全部便装执勤，守在车站这一片区域进行治安巡逻。
案情的调查就从车站开始。
......
2006年十月底的南方经过一场小雨，天气开始慢慢转冷，预示着冬天快来了，人们换上了厚厚的长裤外套。道路两旁的梧桐树叶上有些泛黄。早晨的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照在匆匆赶路的行人身上，让人感到温暖和舒适。
民警在这里守了一个早上，除了一些地方性质的闲散人员拉帮结派的聚众打牌，还有一些倒卖车票的票贩子，车站的人流很多，余鸿明吩咐过不能打草惊蛇。
凶手的性格属于沉着，冷静。这种人很可怕，他可能就是你身边最熟悉的那个人也是最不起眼的那一种。余鸿明下达的指示是全天24小时，轮流换班守着。一定要记录和排查所有会在夜间活动的人。
而余鸿明本人则是让王局长直接找到了车站的站长，这位站长兢兢业业了二十多年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他需要一份名单，是八年前的员工资料，但是这个档案很难查，因为还有一些临时打杂的人，这种人基本不算是正式员工，合同都不打，跟别说登记在册了。
“找不到，那就把八年里的这批人全部集中起来一个个查。”
王朝阳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忽然发现自己曾经做片警的时候快乐多一些。和老百姓套近乎，打交道。你哪怕每天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你还觉得生活很充实。
这些年体制里整改，新人换旧人。除了一些岗位的负责人和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员工，很多都已经换了一批。
就按售票组的人话说，对面公共厕所的大妈都换了5个。
这些人的谈话是王朝阳亲自谈的。
售票负责人小程，“八年？唉，警察同志，您太为难我了。我这每天见到的人没有几千也有几百，就算这天天看到的我都有喊不上全名的。八年前的事情您让我怎么记。”
检票负责人小徐，“诶，好像我哥和我嫂子是八年前结婚的。就是夏天这个我记得很清楚，我还请了三天假。可疑的人？没有啊。不过我也是上面小康村的人。当年八年前的杀人案还是很轰动的，这事车站人人都有印象也不会那么容易忘。”
广播室员工阿慧，“可疑的事啊，诶我们明天都很忙。八年前的夏天除了白殿的命案，可疑的人你们应该去问门卫和治安处的人。车站里是有监控的归治安处的管，门卫每天接触的奇怪人比我们多。”
治安处的负责人吴勇，“可疑的人？这八年可疑的人还少么，我还见过拐卖儿童从浙江运出去卖的。还见过各种扒手小偷。你要说八年前夏天命案的时间里，我妈挺可疑的，她好端端的工作居然要辞了。”
王朝阳说，“兄弟，你也是心直口快的实在人，那你母亲现在在哪呢？”
“哪儿，我和她越来越不对眼。我爸死得早，她这些年闹着要找一个，我说你找就找把，非要找个曾经车站的环卫工！还闹着要买套二手的小单间房。我这些年工作累不累？我自己还有老婆孩子，为了这事我媳妇跟我闹了几次离婚。我都不知道她是哪出和哪出。可惜凶手不是她，不然您就把她抓牢里关上几天，省心。”
吴勇抽了口演，抖了抖烟灰道，“那什么，我也是随口一说的气话，我妈这个人嘴巴毒不受人待见，但其实人不坏。跟我一样嘴快心直。可是说到这凶手，我是真的也没头绪。我妈现在租在外面，当年啊她也在车站工作，警察如果有需要我们肯定积极配合。为啥呢，我们也是管治安的，岗位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嘛。”
王朝阳来到门卫的传达室，这个老大爷在这里待了十二年。说是对这里有感情了，你看这个城市，以前人们还都挤破头坐车出远门，去广东深圳，去上海去北京打工。这些年慢慢看着好起来了，外人都来我们这里找工作，自豪啊。
说到八年前，大爷有些感慨，“诶这工作的人啊，进进出出那个岗位，做什么，叫什么。我可能是记得最多的。早些年我们还要登记，来上班要在我这里签个名。他们也喜欢和我聊天，八年前白殿村的命案，你还别说，我们这里上班的职工的住在这村子的也有不少。”
1998年，员工都有宿舍安排。只有个别离家近的喜欢下班往家赶，那些人要么是下班早可以赶回城里，要么是赶回上面的三个村子。大多数人五点到九点都散的差不多了，只有发长途的司机会在凌晨，这有专门值班的调度人员负责。
外省的人来到这里下了车，时间晚了那大多是在旅店住一夜。打黑车的人在当年不少，不过那都是去往市区的，太近没钱挣，黑车不拉近的单。
再说那些住村子里的人吧，十来个的样子，不过在当年警察就查过她们，基本都是些售票检票的女同志，下班早回家也早。
以前吧宿舍还大多是四人一间或者六人一间。只有那个看公厕的，和我这个门卫还有个李师傅我们是一人一间。
我们年级大一些，岗位比较特殊，不和他们年轻人住一块。
可是这八年过去了，那公厕的管理都换了三个了，车站和道路卫生的负责已经是全部交给卫生局劳动部门的人自己管理去了。平时吧我老婆也在这里陪我，这些天去城里给儿子带孙子，过些天她就回来，她当初也在这个车站工作过。是管车站清洁工作，不过她们那个组长，也就是治安科组长的老娘，诶不对付，她底下的人就没几个不说她坏话的。
王朝阳递了根烟给门卫大爷道，“大爷，你相信公道和正义么？”
“信，诶这些年车站治安好越来越好，那都是你们的功劳嘛。”大爷满脸的笑意。
王朝阳以前也信，在很小的时候他和很多人一样都相信正义，所以他们会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可随着时间和年龄的成长，他从片警做到治安大队队长又做了派出所所长。他还记得当年的夏天，一个小男孩哭着喊着跟他们说他的父亲不是凶手。
但是市局给的压力太重，人心惶惶，数月无果。
可这一切，都让王朝阳有种预感，凶手另有其人。
......
人的出生，像一面镜子，确切的说像清澈的湖面。我们拿着镜子打量自己，觉得朝气蓬勃，又觉得面目可憎。它清澈透明，但它却融于很多东西。沙多易黄，藻多易绿。
我们又怎么可能一尘不染。于是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梦想，忘记了自己的职业，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也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时间磨平的不是棱角，也可能是底线和良知，也可能是道德和真理。
2006年11月3日上午，市局几位负责人召开了会议。
余鸿明表示，案情的侦破并不是一无所获，他们甚至可以缩小范围。从吴勇的母亲，门卫李师傅，和八年前的公厕负责人开始调查。
就在这时，派出所又接到一个消息。是车站的值班站长的电话，他说是一个司机来反应的。八年前那天他印象比较深刻，案发那天的早上五点不到，他老婆电话打来说孩子发高烧生病了，可她老婆的工作实在不好调班，他只能去向领导批准请一个上午的假找人代班。
他五点二十急匆匆出门，恰好撞见李师傅满身泥灰的回来。他知道李师傅平时工作就是打扫垃圾，怕是哪里打扫不小心沾染一身泥灰，也没怎么在意。环卫工衣服脏是很经常的事情，虽然李师傅连衣服都破了好几处地方，只是当时担心孩子他没怎么过问。
事后他将孩子送到车站附近的诊所，嘱咐医生替他照看下孩子，下班就会来接他。结果又碰到来诊所的李师傅，这会他们打了个照面。出于关心，他问了下李师傅怎么了。对方只是支支吾吾的说身体不舒服来看下。
因为赶着工作他也没多询问。
下班后去带他儿子，他儿子却告诉他，他听到李师傅对医生说自己被流浪狗要破皮出血了，要不要紧。医生说打个疫苗预防呢，也没说是大事。
余鸿明成立了专案小组，派出所也联系吴勇找到了她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