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则是中国企业家中玩CSR游戏少有的“九段高手”之一。业界流传着他玩CSR的诸多精彩片断：他曾把自己的108万元年薪分给了部下；他曾在2005年初做出了惊人之举——将其个人所得股息的51%捐给“老牛基金会”，在他百年之后将其所持股份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家人不能继承其股权；为了倡导“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健康理念，他宣布于2006年开始向全国500所小学免费赠奶一年……牛根生如此总结他的“游戏心得”：“从无到有是很快乐的，但最大的快乐是从有到无。死在巨富的行列里是一件可耻的事，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是你散钱的时候。”把最虚伪的话变成最实在的行动，牛根生玩出了一定境界。
而有些富翁们在玩CSR时，却常被人指责为动机不纯。2003年5月中旬，正值“非典”肆虐期间，上海市科委获得了一笔2000万元的现金捐助。这笔捐助来自于号称周正毅旗下的公司。而当时，上海房地产界正流传着“上海首富缺钱，房地产开发处于停滞阶段”的传言。周正毅此举被理解为：一方面是向政府展示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主动示好。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周正毅的“善事”刚做完没几天，就变成了阶下囚。而与一些民企对CSR的生疏与冷漠相比，个别在华的跨国公司在游戏过程中花招迭出——他们把活动大都做得很“漂亮”，跟企业的营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实际落实到弱势群体的捐赠额却很少。有时捐10万元，却会拿出100万元的费用来宣传，以达到1000万元的效果。
CSR显然是一种难度系数较高的游戏，如果稍有不慎，便有“走火入魔”之险。主要有三个误区：一曰道貌岸然。有些人，各种各样的会议也开了，各种各样的豪言壮语也说了，神清气爽地回家倒头一睡，就把自己揽下的社会责任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二曰不务正业。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就明确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之说，认为在自由社会仅存在一项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使用其资源和从事旨在增加利润的各种活动，而过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有悖于自由的，并将被政府、社会所奴役。三曰竭泽而渔。有些企业家理想色彩过重，在穷人的眼泪中迷失了自己，倾囊相授的结果是让自己也一贫如洗。吴士宏认为，对于自己来说，最需要扮演的角色是“社会企业家”，而非“公益家”——前者在进行企业社会投资，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来投资、运营大规模的社会化资本，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持续性，而后者只有投入没有产出，这是任何资产规模庞大的企业都无法永远支撑的。
而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最大的桎梏便是原罪问题。此“罪”不涮清，则企业家的任何高尚的慈善行为，都会被肤浅地理解为是在“赎罪”。原罪变成了悬在企业家头上的利剑，大家成天惶恐不安，连自家性命都恐怕不保，哪有什么真正的闲心去做公益事业？经济学家赵晓提出一个观点：应该对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进行“大赦”。具体操作方法是：规定某一个特定的年限，在此之前的事既往不咎；但要做一定的甄别，除非有“重大恶极的罪行”需要坚持追查到底，其他“小毛病”不再追究。这样，方可让企业家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而柳传志为这个“大赦”划分了时间界线，既中国加入WTO前后，建议之前的全部清零了事。
当然，此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丧失了公平的基础上，对穷人阶层已经剥夺掉的利益的公然漠视。在富人们眼里，自己的施恩行为却并没有招来穷人们多少喝彩声，善举没有得到善报；而在穷人们的心头，这些贪官奸商们掠夺了社会的财富，恶行却没得到恶报。在“恶性社会”里，因果不再循环，各个阶层情绪对立并渐成死敌。但社会必须前行，“死扣”必须解开，所以不妨让企业家阶层先从原罪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从心理上释压、从制度上促进、从舆论上引导，让他们安心生产，并有剩余的勇气、力气和兴趣多做回报社会的事情。
中国的第一大问题是人太多，第二大问题是穷人太多。这么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么多的下岗职工，这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力，所以企业家们不妨以消化这些剩余劳力为自己首要的社会责任。
“在巨富中死去是耻辱的。”美国“公益之父”安德鲁？卡内基在临死之前如此告诫富人们。其实这句话并不尽然，必须得加一个前提——在穷人们怨恨的目光中死去的富人们，才是可耻的；如果举国皆是中产阶级的欢歌笑语，那富人们逝去后定会荣光备至。
财富观察
同为女性企业家，却酿成了各自悲喜不同的人生——一位留在美丽的凡世间继续为事业打拼；一位沦陷于自己人生的“炼狱”之中难以自拔；一位已经踏上了通往佛教中悲智净土的光明之途……
三个女强人，三种不同结局
2007年3月8日，三位特殊的女性，在三个特殊的地方，度过了她们滋味迥异的妇女节。
一位是张茵，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3月8日这天，福布斯总部发布“2007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张茵以24亿美元个人资产位列第390位，并再次成为中国内地首富。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张茵此时正在北京参加两会。她对再次降临的桂冠兴奋地回应道：“这属于企业自然增长，我不是暴发户。”
一位是吴英，东阳本色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这位26岁的年轻女子似乎跟钱有仇——从2006年4月起，短短的几个月内，她一口气开了12家公司，筹建4家公司，买下东阳世纪贸易城700多间铺面，并捐款630万元，一下子“烧掉”了3亿多元人民币。而在民间传说中，她拥有38亿人民币之巨的个人资产。但吴英的暴富神话在新年之前破灭。3月8日这天，她只能无力地呆在浙江东阳市金店看守所冰冷的铁窗内，等待她的将会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甚至集资诈骗罪的控诉。
一位是陈晓旭，北京世邦广告公司董事长。认定自己前生就是林黛玉的陈晓旭，在20年时间完成了自己生命的三次急剧转变——1987年，18岁陈晓旭经过“海选”进入电视剧《红楼梦》剧组，出演林黛玉一角，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1992年她跳进商海开始创业，十几年后成为身价上亿的“富婆”；2007年2月23日，大年初六，陈晓旭却散尽家财，在长春市百国兴隆寺剃度出家。3月8日这天，那个叫林黛玉的魂魄散了，那个叫陈晓旭的躯壳远了，只剩佛前缁衣布履、洗尽铅华的“妙真”。
同为女性企业家，处于同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她们却因为自己不同的个性和行事方式，酿成了各自悲喜不同的人生——
首先是性格。让人吃惊的是，张茵与吴英性格中其实有着十分相似的一面：同样十分外向、乐观，同样亲切近人，同样有点急性子。但这种急性子，搁在张茵身上只能说是果断，放在吴英身上却是冒失。这不是“诸葛亮”事后的胡说八道，在文章的后面将有充足的事实例证。另外，张茵眼光的前瞻性，是吴英远远无法比拟的，而张茵做事时的低调、扎实与执著，又与吴英的张扬、冲动与患得患失形成鲜明对比。当然，吴英的豪爽，尤其是对慈善事业狂野般的捐赠，却是张茵的“吝啬”所难以比肩的。而对于陈晓旭来说，多愁善感成了她性格的标签，在安静中冥想、用苛刻追求完美，即使浑浊的商海也抹不去她清高飘远的气质。
其次是事业选择。从1985年怀揣3万元只身到香港创业，选择当时并不为人所重视的废纸回收行业，到1990年去美国开拓更广阔的战场，创立了造纸原料公司中南控股，再到1995年回内地成立玖龙纸业，张茵可以说是选准了行业，并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今天。吴英与张茵一样，也是横空出世，突然出现在人们视线中，但与张茵的稳实基础（张茵拥有6000亩土地、100万平方米厂房、10条造纸生产线、330万吨产能、561兆瓦电厂、5万吨级码头及庞大的车队和仓库等多达86.25亿元之巨的固定资产）相比，吴英的一切无疑是建立在虚晃之上的“空中楼阁”。
在2005年之前，吴英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商小贩，但她当年年底通过高利贷借得几千万元资金投入期货和股票市场，结果大赚特赚。但从天而降的巨额砸昏了头脑，吴英开始了她的实业之途——商贸、房产、酒店、连锁店、网吧等等，用甚至高达1角借来的高利贷，投向了那些短期内很难见效的各种项目之中。她的投资行为，事后看来已经近似于6岁小女孩玩家家时的任性与胡闹。吴英的钱是赚得一塌糊涂、花得一塌糊涂，结果也败得一塌糊涂，真是可气可叹又可笑。陈晓旭的创业显得有点无奈——《红楼梦》为她打开了一扇窗，让她发现了精彩的大千世界，但同时又向她关上了一扇门，因为入戏太深，林黛玉成了她的代名词，没有导演再敢用她，她只得放弃演艺事业。但在广告行业中，林黛玉所带来的感性印象，却成为陈晓旭最好的名片。
还有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张茵把她成功的秘诀归结为“专一”这两个字：“企业最关键的是要定好位，要专一。你做错一单生意没问题，但定错位就很麻烦了。上世纪80年代，做房地产、做投资股票都很赚钱，但她却一直心无旁鹜去做她的纸业，结果在传统行业中做出了一个首富。张茵还是一个特别讲究诚信的人。她带头改变了香港过去往纸浆里面掺水的做法，结果触犯了同行的利益，一度接到黑社会的恐吓电话，但她没有退缩，最后因为她的公道和诚实经营，张茵迅速在香港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张茵同时坚持透明的管理方式，包括董事长本人在内的办公室，全部用透明玻璃隔断，毫无秘密可言。每到年底，张茵还会亲自和几百名员工进行一次一对一的透明对话。
吴英对待员工更加“人性”——别的地方保安工资只能拿到800元左右，而在本色集团却高达2000元；部门经理的年薪则高达50万~100万元，并给每人配备一辆高档轿车。但吴英大大咧咧的性格在公司经营和管理上也体现得一览无遗：据公司律师透露，吴英对金融一窍不通，连承兑汇票可以贴息都不知道，而一般企业都有的财务制度、人事考勤制度、物流仓管制度，在本色集团全部空缺，问她多少资产、仓库里多少货，吴英一问三不知。陈晓旭在做公司时也一样坚持诚信的原则，不和其他公司恶意竞争，而是专注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公司过去十年的业绩每年以20%~30%的速度递增，并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中国优秀广告公司之一，被中国生产力协会评为“中国十大诚信策划机构”。陈晓旭喜欢冥思的个性，也在创意至上的广告界得到了有效的发挥，很多好的想法都是在她独处的时候产生的。而追求完美的陈晓旭，原来对人对事比较苛刻，有时会把员工训哭，但在学佛以后，她开始变得平静温和。
再者是对待财富的态度。张茵觉得自己的心态很好，不会说做了个首富，就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继续保持她朴实的本质——张茵的家在东莞玖龙纸业公司宿舍楼上，大约300多方平米的房子里找不到一丝奢华气息；而张茵的专车是一辆丰田商务车；而张茵手上的那颗3克拉的钻石，是她少有的奢侈品，这还是她丈夫多年前送的生日礼物。相比而言，吴英出手不凡：她一下子买了20几辆本田商务车，还有奔驰、宝马等高档车，她自己开的是一辆价值380万元的蓝色法拉利612；她耗资3800万元买下“望宁公寓”楼盘40多套房产和30多间街面房，谈判过程只有15分钟，并且采取现金交易；她为东阳市的“光彩事业促进会”砸去500万元，吓得对方一度不敢接收。而在没有学习佛法前，陈晓旭曾是一个喜爱精致生活的人，但后来她渐渐地降低对昂贵物品的依赖。她说：“我的财富不是为了满足一个人、一个家庭对物质的欲望，而是用于更广大、更有益于社会的事业。这就是佛的愿望。”她出家后，上亿家产一分为三：一部分交给家人，一部分用于佛教，还有一部分将用于慈善事业。
最后是三个人截然不同的结局：一位留在美丽的凡世间继续为事业打拼；一位沦陷于自己人生的“炼狱”之中难以自拔；一位已经踏上了通往佛教中悲智净土的光明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