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庭陈述：我应该活着
（GYB006—01—191）被告郁漱石法庭自辩记录：
谢谢法庭给我辩护的机会。
我猜，在法庭最终决定我命运之前，或者说，在你们把绞索套上我的脖子之前，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
我要说，我没有什么可辩护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辩护，为什么站在这儿接受审判。
你们指控我在中日战争期间犯下通敌叛国罪，请告诉我，你们怎么界定中日两国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从哪里开始算？同治十三年[1]？光绪二十年[2]？光绪二十六年[3]？民国三年[4]？民国十七年[5]？民国二十年[6]？民国二十一年[7]？还是民国二十六年[8]？不，你们从来没有说清楚过，害怕说清楚。你们说不清楚中日间的战争自何时起，说不清楚近百年来中日间的冲突哪些算战争，哪些行为应该被计入战争罪，哪些罪行应该由国家承担，由担任政府决策者和最高领袖的人来负责，你们在这些事情上语焉不详，在国家责任上闪烁其词，又怎么能够合法地执行生杀予夺大权，指控我这个低级军官对中日间的战争负责？我若不明白这个，怎么交代“罪行”？
战争的发动者宣布终战了，施加者交出了佩刀，你们不在乎终战与投降的关系，只在乎终于熬过了“这一场”战争。“很好”，你们说。你们想尽早结束眼前的一切，去忙别的。那是另一场战争，对手换成了中国人，对吗？
一个国家经历了七十一年战争，有多少肮脏的内幕，多少人的死亡和耻辱，还不够？
总之，你们是“这一场”战争的胜利者，有足够的理由利用审判这种合法方式好好享用战胜者的权利，以缓解七十一年财殚力痡的国家间战争留下的创痛，消解七十一年佛头着粪的耻辱，为下一场战争歃血以誓。看起来这很合理。可是，上百万渡过中国海登上中国大陆烧杀掠抢的战争施加者，他们呢？你们为什么要把他们匆匆送走，你们害怕什么？
我不属于胜利者一方。
我只想活着，不要被人蒙上脑袋，拉上绞刑架，脖颈套上发硬的绳索，启动暗仓，像一枚风干的果子坠落进长长的暗道。
就是说，我们都不希望结束得太快。
好吧，我愿意配合你们，至少我可以学学山鲁佐德，而尊敬的法官和军法官先生们，你们就是山努亚和萨曼，我们来玩一个讲故事的游戏，看看我能在死神面前做些什么，熬过多长时间。
现在，让我们从头开始。
你们说，你们有确凿“证据”，证明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燊岛丛林中发生过一场激烈攻击，致使中国派遣军[9]D战俘营毁于爆炸和大火，那是美国人的轰炸造成的——日治期间，英国政府支持盟军轰炸日占区香港，国民政府也支持轰炸日占区华南，美国人的“米切尔”“解放者”“入侵者”和“复仇者”反复向情报提供的目标俯冲投弹，空袭导致了大量误炸伤亡，比如红磡小学事件，正在上课的学生来不及躲避开呼啸而来的航空炸弹，一百多名孩子当场被炸死。既然如此，当第14陆军航空队的纳尔·克尔中尉率领的10架B-25轰炸机在万米高空发现了隐藏在燊岛原始丛林中的D战俘营，并且把战俘营操场上用石灰画出的矩线当作日军隐藏在丛林中的零式飞机跑道，克尔中尉下令“消灭小鬼子的苍蝇”，4架B-25轰炸机打开投弹仓，投下30吨炸弹，几百名战俘连同D战俘营消失在火海中，就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件了。
你们告诉我，美国陆军情报局A.莫斯特上尉奉命调查民国三十四年在香港大轰炸中因坠机被俘的13名美军机师的下落，他是战后最早进入华南的美国军官，他向上司提供了一份D战俘营毁于盟军误炸的报告，报告根据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作战日志、日军香港防卫司令部空袭预警日志和日军荒木胜利支队战俘审讯记录，证明造成D战俘营被炸结果是空中观察误判引起。莫斯特上尉从香港战俘总营的文件中查到了由D战俘营第131号战俘设计的《战俘体育运动项目报告》，莫斯特上尉的助手在D战俘营废墟中找到残存的贝壳石灰和一些简易体育用具，以上证据证明误炸这一说法是可信的。而这一切，应该由造成这场可悲事件的相关人员负责，就是说，由那个设计了D战俘营《战俘体育运动项目报告》并亲自用贝壳石灰在战俘营中画出21道白色矩线的第131号战俘负责。
看上去，这个推断很合理。
我就是D战俘营第131号战俘，那个似乎应该对这场造成数百名战俘死亡事件负责的人。
我能说什么？你们想听到什么？你们希望我为什么做证？
我不知道你们为何拒绝接受D战俘营毁于日方“消灭痕迹”预谋的事实，为什么不承认那是一场计划中的屠杀，为什么要在日本宣布终战10个月之后，把D战俘营日方管理者匆匆送回日本。他们是屠杀事件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他们应该告诉你们，在燊岛原始森林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们怕什么？有什么事情会被揭穿，需要遮掩？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什么是事实。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燊岛上的大屠杀开始了，它从下午5点09分开始，整整持续了3小时。屠杀者用去的时间比这个更长，如果算上刽子手们离开燊岛之前对奄奄一息濒死者的补杀，以及焚烧小山般的战俘尸体用去的时间，屠杀应该超过72小时。
126名英国战俘，133名加拿大战俘，17名印度战俘、4名荷兰战俘、3名意大利战俘和1名菲律宾战俘在大屠杀中被日本人处心积虑的预谋和盟军趾高气扬的航空炸弹合谋杀害。死者中部分人遭到航空炸弹的弹片和烈焰的攻击，因为营养不良和窒息失去所剩无几的逃生机会，剩下的大多数人在冲向铁丝网的逃亡途中被藏匿在丛林中的机枪子弹击中。死亡群体中人数最多的来自中国，总共有682名中国战俘在屠杀中死去，包括几名年仅十几岁，在D战俘营关满三年的未成年战俘。
重复我刚才的话，凶手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和美国陆军空军。
大屠杀开始的时候，我在离现场1公里远的海边坡地上。D战俘营就在我脚下。我亲眼目睹了屠杀。
那真是一个奇怪的场景。太阳正在落入林梢，盟军空军编队从东北方向飞来，它们的目标是燊岛西南的香港。我听见95式重型机枪的声音，它们从D战俘营西北方向的森林中传来，短促的连发，大约三次。子弹射向空中，目标是从天空中飞过的盟军轰炸机编队。这是以指挠沸的公然冒犯，对吗？已经飞过头顶的轰炸机编队中，4架B-25米切尔轰炸机从西北方向折返回来，向燊岛俯冲。至少20枚200公斤重量的航空炸弹落下，数枚炸弹准确落在营区中，大火立刻燃烧起来，营房快速坍塌，到处都是抽搐和扭动的战俘。我看见一些战俘从一排排倒下的营房中惊慌地窜出，在弹片和硝烟中爬动，他们不甘地翘起消瘦的肩膀和佝偻的背，挣扎着被火焰吞噬掉。米切尔轰炸机上的0.5英寸机枪响了，战俘们的胸膛和颌骨像夏天最后晚霞中的花卉一样争相绽开，成片倒下，任由随后追上来的大火烧成焦炭。我还是看到了愤怒，大量的愤怒。那些国民政府第7战区的士兵和英联邦军队的士兵们，他们即使在中弹之后也骂骂咧咧，顽强地从地上爬起来，手里攥着一块发臭的布片或者被机枪子弹切断的同伴的手掌，试图躲开从森林中不断飞来咝咝喷涌着黄烟的瓦斯罐以及伏击者发射出的榴弹和机枪子弹，徒劳无功地跌落回地上。
这不是我的错。
我在屠杀现场，但我活下来了，看上去比那些大汗淋漓的屠杀者还要完整，这不是我的错。
我不是唯一侥幸存活下来的D战俘营战俘。还有一支游击队——他们曾经是D战俘营的战俘，一共63人，在屠杀日的前20天，他们从东区21号宿舍下那条奇迹般的地道中成功地逃出战俘营。请原谅，是61人，有两人在逃亡前留了下来。逃出D战俘营的61人中，1名掉进海中溺死，1名在路上病死，1名因不明原因在海上被同伴杀死，剩下58人。他们在登上惠州海岸时，慎重地做出将会返回燊岛拯救留在D战俘营的兄弟的决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兑现了承诺，是否返回过燊岛，但显然，就算他们返回燊岛也来不及了。
先生们，你们知道这些事情，对吗？你们中间的每个人都知道，燊岛上的大屠杀它真实地发生过，你们手中有一份秘密档案，证实它的确存在。与其说第14航空队的轰炸帮助了日本人，不如说它就是日本人“消灭痕迹”计划中的一部分。多么有趣的配合啊，一支耀武扬威的轰炸机队，规模庞大的杀人武器库，它们飞抵头顶，只需要按照计划向机群轻轻扣动机枪扳机，三次，或者再多一次，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D战俘营被大火烧成灰烬，在几场大雨之后恢复成更早时期的清代兵营废墟，人们无法辨认南方茂密的雨林植被中曾经存在的D战俘营，它消失了，不见了。但你们知道，那场屠杀，它的确存在。
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你们帮助真正的刽子手销声匿迹，是害怕仇恨无休止地曼延下去，还是对战争的认真清理将耽搁你们去进行另一场战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关于这场大屠杀，你们指认的被告不是犯下战争罪和杀人罪的组织和集团，不是中国派遣军和第14航空队中的任何人，而是一名中国人。
前中国军人。
D战俘营的幸存者。
我。
为什么你们不去找到在大屠杀中活下来的那些游击队队员？找到他们，他们会证明我没有撒谎。不，你们不会这么做。战争没有结束，它还在继续，一天都没有停止，它不过是改变了参战双方的国家属性。这回没有入侵者，由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开打。国军在鲁南战役中丢了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在莱芜战役中丢了七个旅，新编第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共军粟裕部吃掉，抗战名将张灵甫血洒沙场，那58个逃出D战俘营的游击队战俘，很可能正在与国军作战的共军队列中，你们不会屈尊地去战场上寻找他们，向他们质询屠杀现场的情况。而作为国民政府的指控对象，我没有机会参战，并再次被俘，被你们或他们关进战俘营，经历再一次恐惧。我很高兴这样。
先生们，你们为什么沉默？
你们和我都知道，审判已经结束了，它用去了太多时间，没有什么细节被遗落，我站在这里，只是因为你们对什么事情拿不准，或者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宣判机会。
“该死的，”你们在心里想，“这是终审判决，判决结果是死刑，这个脸色苍白的卖国者不应该得到政府的赦免，他在那儿胡说些什么？”
不，我应该活着。
二 法庭调查及其他：被告没有在内地任何战场上作过战
（GYJ006—002—071）审判官封侯尉法庭质证记录：
法官大人，被告在辩护中提到的“通敌叛国罪”不实。
广州行辕军法署依据律法文件之《中华民国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0]和《中华民国特种刑事诉讼条例》[11]，对被告提起诉讼。具体条款如下：
“降敌者死刑；”（《中华民国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第4条）
“曾任敌人之军事政治特务或其他机关工作者；”（《中华民国特种刑事诉讼条例》第4条）
“以……同盟者之资格，参加制订……一个共同计划或阴谋……目的系命令、授权或准许日本每一战场上……或占领区内的拘留所和战俘集中营劳役队之管理人员、日本宪兵及民警，以及这些人员的下属，去经常地和不断地对当时在日军权力下……美国、英联邦、法国、荷兰、菲律宾、中国、葡萄牙及苏联之战俘和平民采取违反本起诉书附件所列各公约、保证及习惯所规定的战争法例之行动……”（《远东军事法庭宪章》第53条和第55条）
被告郁漱石，生于民国七年冬月，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
被告父亲郁某某，字知堂，广东香山人，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高级参议，民国二十八年授中将军衔，民国三十三年授中将加上将军衔。
被告养母尹云英，广东梅县人，毕业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英文科和预医科，广东爱慧医院院长，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成员。
被告长兄郁以山、长姊郁千兰、次兄郁听白为尹云英所生。次姊郁平蝶为汉剧名伶十二子所生。
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郁知堂以唐继尧讨袁护国军参军身份秘密前往武昌游说黎元洪，黎请郁在汉口大世界剧院看《宇宙锋》，饰演赵艳容的正是汉剧名伶十二子。台上台下，英雄美人，电光石火，两人陷入恋情，郁知堂随即回京，二人仓促分手，十二子生下郁平蝶，两人从此东风人面，再无交集。全国抗战开始后，封箱多年的十二子祭祖复出，宣布以全本《木兰从军》义演支持前线，开场西皮二六板，头一句“巾帼英雄古有证，女儿我立志胜前人”没唱完就倒了嗓子，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被告与两兄两姊为同父异母，生母既非尹云英，亦非十二子，查无此人。
民国二十一年，被告赴日留学，滞留日本五年，自称五年间“从苦恼少年变成发奋读书的青年，依然苦恼”。
被告收监后，曾多次提到光绪二十二年，对自己没有生在那一年备感遗憾。本人在庭下审讯时与被告谈起那一年，历数该年发生的事件：德国人伦琴发现了X射线、法国人贝克勒尔发现了放射光、意大利人马可尼申请了电报发明专利、美国人福特设计出第一辆气冷式汽车、西洋商人第一次在中国放映电影、第一架滑翔飞机制造者德国人奥托在柏林摔死、炸药的发明者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在圣雷莫病逝。被告是体育热爱者，诸多项目具有很高水准，本人希望引起被告共鸣，特别谈到那一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
被告对上述事件没有表示出足够的兴趣。他问我知不知道光绪二十二年盛宣怀[12]办南洋公学的事情，那一年，中日签订《通商行船条约》，中国学生大量拥入日本，十年后即达到12000人，尽人皆知，辛亥革命之先驱、国民党元老、国军骁勇、中共党魁，十之六七有过东瀛留学经历。
“封先生，您是否想到了遣唐使[13]运动？”被告情绪活跃地问我，那个样子，完全不像接受审判的嫌犯。
“哦？说说看。”
“从公元7世纪的奈良时代到9世纪的平安时代，264年间，日本朝廷任命了19批遣唐使，每次皆达数百人。那些浩浩荡荡的大船上，载着多少阿倍仲麻吕[14]、橘逸势[15]、空海[16]这样的文章博士和僧侣大名。他们从唐王朝带走大量经史子集，建立起仿唐制中央集权，这一切，都因为公元663年那场著名的白江口之战[17]，遭遇惨败的日本自此退守本土，900余年未敢外犯。”
谁能想到，这是身陷囹圄的被告感兴趣的问题？
早期赴日华人大多选择西洋文化专业，寻找科学和军事救国方略，被告是个例外。被告以预科生资格考进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攻读东亚文学专业。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数千种汉本书籍，被告心不在焉地翻阅过数册后，将其抛开，整天躲在大学寮里读井原西鹤[18]、近松门左卫门[19]、《新古今和歌集》[20]和《浮世草子》[21]，一门心思钻研《新古今和歌集》的“余情幽玄”、《万叶集》的“质朴真挚”、《古今和歌集》的“优雅纤细”三大歌风，堕落成倭酋文化的追随者。
被告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环球贸易公司驻美办事处和第7战区的经历，请法庭参阅法庭外调查记录。
提请法庭注意，作为国民革命军军人，被告没有在内地任何战场上作过战。
（GYZ006—003）证人尹云英法庭外调查记录：
我疼爱这孩子。一直如此。
孩子他知道。
这孩子和别的孩子不同，性格孤僻，喜欢置身于世人之外，一个人安静地待着，以缄默掩饰敏感和忧郁。家里来了生人，其他几个孩子落落大方，知书达礼，唯有他，总是从客人面前溜走，去和落在院子里的鸟儿、藏进灶房里的野猫玩，受了用人逗笑也不顶撞。
这孩子喜欢读书。孩子们去公学前，家里请了束脩先生授课，教些经史子集。几个大点的孩子性子野，书念得惊心动魄，只有这孩子听话，捧着书卷读得津津有味，有时候读着读着，突然放声大哭，惹哥哥姐姐们笑话。
先生困惑地问我，郁家的书，都让这孩子一个人读完了，他还有什么不快乐？
孩子没受过欺负，可他就是不快乐。
孩子离家时14岁，去国留学五年，中途没有回国。孩子一个人在外，不容易，我担心他的生活，写信询问情况，他每次都回信。孩子学习很用功，他在信中说，他喜欢做学生的单纯美好，他希望日后成为他老师那样知识渊博的文学家。
“是吗，漱石真是了不起，要努力呀。”我在给孩子的回信中写道，“妈妈知道你这么苦，一定会伤心，一定会来找你，要坚持住啊。”
我说的妈妈，不是我，是生下孩子的那个女人，孩子他知道。
知堂知道我偷偷寄钱给孩子，从来没有说破过。为孩子生母的事情，我和知堂很厉害地争吵过，没有结果，以后我们建立了一种默契，不谈论这件事情。
光绪三十年，日俄战争在东北爆发，那一年，知堂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广东官派留学生，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读的是炮科。因为不满日本洗刷国家历史的做法，他与教官发生冲突，愤而弃日去了欧洲，在德国陆军士官学校改读参谋科，毕业后回国，做了胡汉民[22]的军事幕僚。
民国十六年，大革命分裂，上海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开除蒋中正党籍，免去本兼各职，蒋遂成立南京政府与武汉抗衡。知堂因撰文叱骂蒋“人兽合体，毁党专权”，遭到南京政府通缉，躲到日本避难，苦恼无度，准备投奔四处起义的共产党。时逢蒋方震奉蒋中正委托赴日本考察，蒋方震是早知堂三年的陆军士官学校先学，与蔡锷、张孝准并称“士官三杰”。知堂入学次年，蒋方震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获天皇“神圣之剑”，令日本学生蒙羞。知堂读过蒋方震的《孙子新释》，极为钦佩，听闻蒋方震到日，专程拜访了这位久负盛名的学长。蒋方震读过知堂的《中华武经概要》，颇有好评，两个军事书生一见如故，促膝长谈，论及当今天下，两人对日本军事国策均抱有强烈警惕，认定中日间摩擦是掩耳矣，两国必有倾力一战，应早日拟订国防计划，以备不虞。二人惺惺相惜，结成忘年交，相约中日战时点兵沙场，与日酋决一雌雄。
随后，下野的蒋中正到东京拜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蒋方震劝告知堂，环视当今中国军政领袖，兴国无首，抗日唯蒋，将知堂介绍给蒋中正。经蒋方震极力保荐，知堂释难，随蒋中正回到上海，参加蒋宋大婚仪式，蒋中正于再作良人十日后复职，重新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知堂遂受到重用，赴欧美考察军事，回国后在国防委员会担任参议，负责外籍军事顾问联络。
民国二十四年，蒋中正任命蒋方震为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方震极力引介知堂进入委员会二局任职，知堂很快深受重用，负责国防计划报告起草工作。
民国二十六年，蒋方震和知堂对日军事政策著作相继出版。二人对中日战争的未来论断一致，坚信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但所持战略看法大相径庭。知堂执决战论，蒋方震执持久战论。知堂的《中日决战论》受到蒋方震无情嘲笑和批评，他写信给知堂，要知堂回家去杀猪，“一刀即毕，岂不快意哉”。蒋方震的《国防论》却让知堂醍醐灌顶，大呼“见教”，一夜间成了持久战的拥趸者。知堂视《国防论》为护国大策，为之奔走相告。他在为国防委员会撰写的报告中语出惊人，称日本军队是国家之师，中国军队是军阀私产，即便中国有良好战略野心，各派系在战役准备阶段就会拖垮掉自己，以军阀私产与国家之师作战，以四万吨钢铁产量与五百万吨钢铁产量抗衡，以不足三十年的共和经验与百年维新成果决战，无疑以竹搏铁。他吁请国防委员会诸领袖匡衡凿壁，不遗巨细，以蒋方震的《国防论》为对日军事政策精神，以不宣战、不谈判、不言和、不承认日本在华利益对日，日酋没有自主战争资源和大陆经营经验，俄国人亦不会眼见日本插手蒙古和满洲不管，以持久战之国策，日本必将终结于华夏大地。
民国二十七年，蒋中正极举荐蒋方震接任自己担任陆军大学校长，蒋方震上任不到三个月，积劳成疾，病逝于公务途中。知堂闻讯，连夜赶往广西，扶柩号啕痛哭，称中国国防政策半峰折矣。就在蒋方震坟头上，知堂挥笔写下家书，令孩子“投袂荷戈，回国参战，效死疆场，报效吾华”。
孩子叫我母亲。他不知道他生母是谁。这是郁家的秘密。孩子懂事以后，一直为这件事情苦恼。他二姐平蝶至少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他却不知道谁生了他。孩子一直想弄清楚这个秘密，在他8岁那年，然后是13岁。第一次，他大哭大闹，第二次，他学乖了，试图用两块嘉禾银圆买通家佣。孩子的两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第二次，他的小小阴谋被家佣告发，知堂把他叫到面前，狠狠训斥了一顿，不许他再打听生母的情况。
“她不是郁家人，以后不许打听她！”知堂严厉地对孩子说。
有一次，孩子和他二姐平蝶在花园里玩，我和一位朋友在屋里说事，起风了，我去关窗户，无意中听见平蝶在楼下告诉孩子，她知道他是谁生下来的。
“你是一个骨节粗大、笑容粗鄙的脏女人偷偷生下的。”平蝶手里拿着把黑色油扇，嘲笑弟弟说，“别再做梦了，认清郁家人的虚伪面孔，起来和他们斗争。”
“那，请你告诉我，那个脏女人现在在哪儿。”孩子眼里汪着泪水，央求二姐，“你要不告诉我，我才不会相信你的话。”
“反正不是什么好女人。”平蝶警惕地瞪着傻麋鹿似的弟弟，拼命运转眼珠，最终什么也没有想出来，恼火地把扇子砸在弟弟身上，“我和你不一样，我要做坚定的革命者，反抗封建军阀家庭，把郁家人统统打倒！”
“全部吗？”孩子吓一跳，紧张地环顾四周，害怕别人听见。
“全部。”平蝶肯定地说，看样子这个主意她早就想好了，“郁知堂、尹云英、郁以山、郁千兰、郁听白、邬秘书，还有周妈和但师傅，一个都不饶！”
孩子当天晚上苦恼地来问我，他是不是一个脏女人生下的，是不是私生子。我说不出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孩子。我知道他比我更害怕，因为他很快大笑起来，像受了惊吓的幼鸮。
“母亲，请您放心，”他笑得喘不过气来，“我不像二姐那么勇敢，我谁也不打倒。我只想知道，那个生下我的脏女人，她是谁？”
我把孩子搂进怀里。他用力推开我，退到墙边，满是困惑地向两边看，人颤抖得厉害。我当时就想，他这样颤抖，一生都停不下来。我就是这个时候做出了让他去日本的决定。
孩子离开中国前后，以山、千兰、听白、平蝶先后进入军中，郁家除了我和他，全都成了军人。
老大以山早先在1战区张自忠的第59军服役，做政治辅导干部。娘子关战役时他负了伤，忻口战役时他再度挂彩，落下残疾，脾气变得很大。我把以山弄回重庆，他阴差阳错，爱上韩国复国军[23]兵员征募处女干部辛仁英，知堂知道后，坚决反对，令他回前线。以山找到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敬之[24]，敬之把他安排进复国军整编工作团服务。我能理解敬之的意思，军人不易，就算断了翅膀的鸟儿，只要能和心上人同栖同飞，也是幸福的。
千兰在莫斯科留学四年，从东方大学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毕业，回国后分配到航空委员会，先在武汉和南昌基地服务，以后去了芷江。到过那些地方的人都知道，中苏和中美航空队里有一个空军之花，那就是千兰。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从外贝加尔军区来的苏联志愿队小伙子们第一次参加中日作战，在中国的天空中打败了日本空军王牌鹿屋航空队和木更津航空队，半个月后，那些骄傲的俄罗斯青年机师们把CB轰炸机的美誉送给了千兰。“喀秋莎”，他们这么称呼她。
平蝶给郁家惹了很多事。她中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知堂知道后恼羞成怒，要把她送进监狱。她宣布和家里决裂，当天就离家出走，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以后听人说，平蝶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在郭沫若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联络员。民国二十七年，日本人占领了武汉，平蝶要求留在武汉做秘密工作，没有随“抗协”一起撤退，至今下落不明。
民国二十六年，听白在上海战死。他从中央军校第十二期学员班毕业不到半年，在第19路军60师当中尉参谋，跟随上司前往四行仓库确认战术准备时，被鬼子的机关炮掀开了天灵盖，得到消息后我当场晕倒。我知道事情没有完。我觉得郁家的子女，他们会一次次出走，一次次让我倒下。
就在得知听白战亡消息的当天，知堂给他小儿子写了第一封家书。信，是他陪同委员长赴中原督导武汉会战路途中写的。知堂要求孩子立刻离开日本，回国参战。
那一年，孩子19岁，去国五年，是学业最后一年。他的导师浅野早河教授主张“报昔日师导之恩”和“兴亚论”，视他为得意门生，他差不多每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因为成绩出色，受到过滨田耕作校长的接见和奖励。
而且，他刚有了恋人，女孩子16岁，叫阿国加代子，是京都女子学校学生。
孩子给我写信，说他梦见郁家变成一座戏楼，父亲脸上涂着黑夜白月亮的包公脸谱，端坐中堂，气势汹汹地提审家里人。他是最后一个被提审的，他父亲冲他大喊大叫，但说了什么，他一个字也没有听清楚。
“我不恨日本人。”孩子在信中没有提到战死的二哥和失踪的二姐，“我要留在加代子身边，至死不和她分开。”
这孩子怎么了？他怎么做得到？他祖父是大清朝广东水师副提督，指挥过宣统元年驱逐东沙岛日商的军事行动，他父亲是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高等幕僚，对日作战的强硬派，郁家世代为华夏军人，是日本国一等敌性人员。就算京都帝国大学有不少学人反战，可自由派和民主派教授全部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大量亲华教职员工被捕入狱，那些好心人保护不了他，他没有别的选择。
“我不想回国。我不知道自己能去什么地方，对一切都很茫然。”在给我的信中，孩子满是茫然和苦恼，我心里一阵阵疼，为孩子的不知所措。
“至少你要离开日本，一定要离开。”我给他写信说。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话暗示了孩子。在浅野早河老师的安排下，孩子提前结束了学业。他没有回国，而是从日本去了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专业继续读书。
“我没有和可爱的加代子告别。”孩子在信中伤感地告诉我，“母亲，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她告别，不知道怎么告诉她，我为什么要离开她。”
民国二十七年，德国吞并了奥地利，接着侵占了苏台德地区。年底，怒气难捺的知堂再次写信催孩子回国。孩子没有回信。第二年，上海、南京、厦门、武汉相继沦陷，知堂无法容忍孩子继续待在国外，托赴美接替胡适先生担任大使的魏道明先生带给孩子一封信。
“世界反军国强权战争已经爆发，吾国正诘戎治兵，以便扩大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争，汝若继续滞留美利坚，拒绝归国抗战，吾将谓汝作弃国宣判！”知堂在信里宣称，他将亲自赶到美国，用手枪在小儿子脑门上射出一个窟窿。
我在那封信中偷偷夹了一张字条，告诉孩子，武汉会战后，委员长为表明抗战心志，开出了一份严厉的奖惩名单，不少国防委员会成员和战区司令官在名单上，参与制订作战计划的他父亲也受到牵连，事情不会再有别的周旋可能了。
两个月后，孩子从纽约曼哈顿上西区返回重庆观音桥家中。
孩子后来告诉我，他不是因为害怕父亲打碎他的脑袋才回来，收到父亲那封信时，他正为学校的第二十三届新闻奖[25]组委会工作，帮助筹备组登记参赛作品，和另外两位同学一起，把通讯、特写和新闻摄影作品送往14位评委家中。那是一次经历奇特的工作，孩子看到大量来自中国的战地照片，它们当中有大名鼎鼎的罗伯特·卡帕拍摄的正面战场照片，美联社记者杰克·贝尔登、艾格尼丝·史沫莱特和《每日先驱报》记者埃德加·斯诺拍摄的日占区照片，还有尤里斯·伊文思拍摄的新闻纪录短片，孩子一下子接触到那么多触目惊心的图片和纪录片，对国内发生的事情十分震惊，那些照片和纪录片胶片帮助他做出了启程回国的决定。
孩子到家的头两个小时，一直拘束不安地站在客厅里听他父亲训话。我丈夫往一脑门东亚文学和欧美文学的小儿子脑袋里灌输了大量军事家才懂得的大道理，告诉他，作为军人家族的一员，“北平事变”和全面战争爆发时他人在日本，华中陷落时他躲在美利坚，在家族史上记下了一桩洗刷不掉的耻辱。
“是中国人就应当奔赴战场，把日本鬼子消灭光。”知堂义正词严地教育孩子。
“以后呢？”孩子奇怪地笑了笑，问他父亲。
“什么以后？”他父亲一脸愕然。
“把鬼子消灭光以后，再消灭谁？”
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没有一个正常人会问这种问题，但那孩子问了。
“没有以后。我肯定战死了。这一仗，只要是中国军人，都应该死在沙场！”
“是吗？”孩子不肯停下。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顶撞他父亲。
“少啰唆，”书房里的电话响了，孩子的父亲狠狠地瞪了孩子一眼，下了最后通牒，“不许留在家里，自己找地方住，如果一个月内没有找到报效国家的工作，我会把你送到1战区，让你去参加卫立煌和朱德部队的作战。”
我看见孩子沮丧地转身，去拿放在门口的行李。他必须找个地方落脚，然后找到一份“死在战场上”的工作。我准备出门参加“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的活动。我知道，孩子长大了，他有一种让人担心的抵触情绪。趁知堂去书房接电话的工夫，我把孩子拉到门外，塞给他一沓钞票，要他去上清寺华侨招待所，政府在那里设立了“归国抗战学生接待站”，免费提供食宿。我要他路上见到募捐点，多少捐几块钱，那也是抗战。
电话是老大以山打来的。以山向父亲求证，委员长在四月份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先总理在世时为国民党定下“恢复高、台，巩固中华”的目标，“高丽原来是我们的属国，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要“以解放高丽和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以山求证委员长是否重申了先总理的遗训，如果是，他决意和爱人一起辞别中国，前往三韩大地参加解放韩国的作战，不在陪都白吃白喝。孩子的父亲情绪不好，摔了电话。
孩子站在那里，一绺头发耷拉在额头上，看着他父亲甩门走出书房，没看他一眼，径直上了楼。孩子回头看我，满眼的困惑和彷徨，是不解到底的样子。
“可是，我不想去前线。”孩子很固执，拒绝去战场上杀日本人，“我对那个国家的人下不了手。”
“你是说，妈妈那个国家的人？”好半天，我手脚冰凉地说出这句话。
孩子困难地点了点头。我知道我不该这么说，但我觉得他是对的。
“母亲，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孩子紧紧拽着箱子的把手，毫无主张地盯着我的眼睛，“如果我说不清楚我是什么人，我又怎么可以煽动起报国的激情？我该报生父的国，还是生母的国？我能为它，为它们做什么？或者相反，它和它们能为我做什么？或者我和它本来应该做，但我们都没有做，没有做到，不肯做？”
孩子的思路乱极了，我根本没法回答。他连澡都没洗，在“卡梅隆”号商船上穿了一个月的衣裳发了馊。他爱干净。他非常难受。我只做了一件事，从身上掏出手绢，叠好，把它装进孩子的上衣口袋。我只能做这一件事情。
两个月后，孩子在外交部找到一份报国工作，准备返回美国。那天他去白市驿机场，半道回家来告辞。孩子的父亲去市里了，不在家，我为孩子准备了一只箱子，箱子里是两件换洗衬衣，几本他喜欢的书。出门的时候，他忽然给我跪下了。我吓了一跳，过去抱他。他是大人了，我不许他那样做。孩子不起来，他说，母亲，我欠您的，您让我这样，让我跪一会儿。
孩子走了以后，我流泪了。他二哥听白死的时候，我都忍住了没落泪。
可是，这些都不是真的。也许我和孩子，我们都找不到更多理由，孩子他茫然，我也一样，但这不是真的。22年前，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完预医科后回到广州，在父亲的老友嘉约神甫创建的惠爱医院工作过一年，我了解西洋医学的精神病学说，知道孩子他坚持在我面前跪一会儿，他离开日本的时候没和加代子姑娘告别，悄悄登上前往美洲的商船，这些事情，有别的原因。
因知堂与老四老五生母的关系，我和知堂一度生分，五年没有见面。孩子6岁那年，孙总理筹建陆军军官学校，胡汉民推荐知堂到学校担任教官，知堂回到广州，我们再度团聚。知堂很看重学校的差事，整天忙于公务，不常回家，以山和千兰在上海念书，平蝶刚上学，每天叫嚷着坐上东洋车去学校，家里就剩下我和孩子。
有一次，孩子突然发高烧，梦里说胡话。我请大夫来家里看过，说是受了惊吓。
后来，一位女佣偷偷告诉我，有位姓霍的女佣对少爷动了手脚。那位姓霍的女佣是用人当中最能干的一个，江宁人，尖尖的下颏，性格活泼，喜欢开玩笑。那天少爷在院子里玩耍，姓霍的女佣叫少爷到她身边去，为少爷系松开的裤带，她突然把手伸进孩子的裤筒里，捉住孩子的小鸡鸡，涨红着脸哎哟一声，笑着告诉别的用人，“我的个乖乖，老爷家男人个个来思，小鸡大的一尺高哎，不晓得以后多少女人死翘翘在小少爷身上。”
我大吃一惊，问这件事情持续了多久。我的意思是，姓霍的女佣那样对孩子，有过多少次。我得到的答案是摧毁性的。那一年，整个夏天到秋天，孩子都没有逃掉姓霍的女佣的脏手，她以告发其他用人从厨房里偷偷拿走茶叶和鸭子的事情为要挟，让其他人听她的，用人们谁都不敢说破。
我没有声张，立刻找了个理由把姓霍的女佣辞了。我给她说不清楚，给任何人都说不清楚，我心里充满了对孩子的疼痛和愧疚。
那孩子打小就落下了毛病，他害怕小鸟鸟随便落在哪个人手里。
没有人知道，这个害怕有多么的致命！
（GYZ006—010—002）证人秦北山法庭外调查记录：
快下班的时候，年轻人走进外交部情报司办公室。他个头高挑，容貌清秀，穿一套皱巴巴的西装，衬衣领子满是汗渍，他说他叫郁漱石。
国防委员会兵役局鲁主任来电话，说他那里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年轻人，想在军队中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年轻人申明不想去战场，他在美国听说过缅甸公路的事，知道美国人一旦参战，战争物资会通过这条简易公路运往中国内地，他认为他可以去那里和美国工程师打交道。
“小家伙读了很多书，被鬼子消灭了挺可惜，不如让他留在外交部。秦科长，你们外交部要谢谢我。”鲁主任说。
我对眼前这位心不在焉的年轻人产生了足够的兴趣。他很年轻，20岁左右，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是胡适、冯友兰、任鸿隽、马寅初、徐志摩、陶行知、金岳霖、潘光旦、许地山、梁实秋的校友，外交界大名鼎鼎的“翁婿两少川”[26]也是哥大学生，这位年轻人不仅与他俩同校，还和唐少川同乡同专业，两人都是香山人，都是国际与公共事务专业。
我手头有一份工作，的确和年轻人说的印缅方面有关，当时已经掌握了日军南下作战计划，毕业于德国和日本的参谋人员判断，一旦开战，菲律宾、英属马来、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会立刻成为日军的攻击目标，日军会通过缅甸和印度对中国实行战略封锁。
“我们正在试图和印度人建立联系，你不必和美国工程师谈论等级公路修筑问题，但可以在印缅联络团里做一名译员。”我对年轻人说。
年轻人有些犹豫。他显得很疲惫。他问能不能给他一杯水。他一气喝光杯子里的水，然后神经质地捏着空水杯告诉我，他读过《梨俱吠陀》和《阿达婆吠陀》，非常喜欢《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但他不懂印地语、泰卢固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和迈蒂利语，对那个多教派组成的神秘世界一点也不了解，他断定自己无法做好这个工作，除非我们让他直接和傲慢的英国总督打交道，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和对方用英语讨论梵语文学和印地语文学了。
我没有勉强年轻人。我像货源充足的商贾，转而向他推荐另一份工作。
我是说，我们可以派年轻人去苏维埃俄国工作。
德国人在欧洲制造麻烦，狡猾的西伯利亚熊也没在铺满苔藓的树洞里冬眠，他们和希特勒讨价还价，和纳粹签订了令人恶心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在德国人惦记波兰时，他们趁机占领了波兰东部，同时出兵芬兰，兼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和比萨拉比亚地区，比德国人干得更狠。可是，他们这样做，日本也得到了好处，放心大胆地从蒙古和满洲里抽调出数十万军队，增加到中国内地的作战中，我们等于被俄国人出卖了。
这还不算，俄国人只顾自己捞好处，停止了对我们的援助。援华航空队那一千多架飞机，三成飞不起来，去年在极少数战场派上了一点用场，日军新型97型歼击机升空后，笨重的俄式N15和N16升空迎敌的次数越来越少。参谋本部杨杰次长带着实业考察团跑到莫斯科洽谈军事援助，立法院院长孙科两次率团赴莫斯科讨要贷款，没一次有结果。我们打算锲而不舍，派出新的使团，不惜和俄国人吵架，也要缠住这头北方熊，说服他们提供军事贷款。最好他们和德国人瓜分完东欧后，也在白令海峡开辟一条攻击蒙古和朝鲜半岛的第二战场，把关东军吸引住，这样我们就能喘过气来了。
我试图向年轻人灌输这样的思想，斯大林的苏维埃是人类的诅咒，可我们需要它，因为它同样诅咒了小日本。过去我们站在日本一边诅咒沙皇俄国，帮助日本人在我们的国家痛揍俄国人，现在不同了，我们得抓住俄国人，给小日本好看。
必须承认，我向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了不起的战略思想。可是，年轻人表示，他同样不懂俄语，对那个国家心怀恐惧，在傲慢的俄国人面前，他会像多数中国人那样底气不足，帮不上国家什么忙。
我看出来了，年轻人提到傲慢的英国人和俄国人，其实他才有点傲慢。不过我没有为难他。国家需要有才华的青年，我们太缺少甘罗、马超和霍去病这样的少年才俊，他们有权傲慢。
那天晚上，部里有个重要应酬，总务司老司长宋子良先生为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的事情请同僚们吃饭，我这个当下属的不便迟到。和年轻人谈了大约两小时，我匆匆结束谈话，请他耐心等待通知。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有点茫然，回头看了一眼办公桌上插着的国旗，神色沮丧地推门走出去。我印象里，他青春盎然，穿着Brooks Brothers牌子的格子西装，是好小伙的打扮。
年轻人再次出现在外交部是半个月以后的事情。
老部长张群给我的顶头上司打电话，盛赞继任部长王宠惠数月前在旧金山世博会上发表的对美广播，那次广播中，王部长痛斥“暴日蛮行危及世界和平，请发动全力赞助吾国抗战”，希望美国人民放弃对中国的怀疑和指责行为，采取积极之态度，对以武力破坏国际正义与秩序者予以打击，“盖如欲人类之成就与进步，若今日所反映于博览会中者，不致绝灭。”
老部长提到中国银行董事会宋子文主任在美国创办的环球贸易公司[27]，这家公司正在秘密与美国雇员克莱尔·李·陈纳德[28]上尉筹划“JB355号”计划[29]。老部长把主题转到国防委员会郁高参身上，郁长官不希望看到小儿子坐着东洋车在观音桥和朝天门之间毫无结果地跑来跑去，如果他在国内实在找不到一份裨益国家的工作，不妨让他回到美国去帮助宋先生，否则，郁长官会毫不犹豫地把小儿子吊在精神堡垒[30]上，任由日机将他炸成碎片。
“罗斯福和老罗斯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宋先生也在哥大读过博士，送个哥大的年轻后生去，我看没有什么不好。”老部长提醒我的上司说。
那段时间，日酋连续出动上千架次战机对陪都进行大规模轰炸，年轻人再次走进外交部浅红色西洋建筑那天也一样，太阳魔王派出的死亡之神光临头顶，一大群日军79式轰炸机从璧山方向飞来，它们在那里轻易地击落了11架中国空军战机，现在，除非搞到足够的军火，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日本人将重庆炸成一片废墟了。
年轻人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这让他和上次不同，显得神清气爽。他在我的办公室没有等待多久，日机来袭的警报加快了文书办理的速度。
我把印鉴未干的官方文件交给年轻人，告诉他，现在他可以回去向令尊交差，尽快前往美国了。年轻人似乎一点也不高兴。他说他返回美国这件事受到他大哥和大姐的激烈抨击，他们强烈反对他离开苦难深重的祖国，去任何一个嗅不到硝烟味的国家逃避现实。他们认为他这样做是可耻的逃兵，不配做炎黄子孙，也不配做郁家人。他们激烈地要求他去华北、华中或别的战场，去挡住日寇的子弹，把一腔热血洒在苦难的国土上。
“他们是家国栋梁，我不是，我的一腔热血只对我自己有用。”年轻人站在那儿对我说，口气干巴巴的，显得有些冷漠。
我很奇怪他有这样的想法。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他的口气。我从办公桌后面抬起头看他。我面前的年轻人，高高的个子，英俊的青春面孔，宽肩窄臀。我看过他的资料，他天资聪颖，才学兼优，他这种人，搁到几万年前，就是天上的神祇，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GYZ006—016—001）证人刘苍生法庭外调查记录：
郁漱石是民国二十八年秋天由外交部推荐来华盛顿环球贸易公司的。我们曾经是同事，后来成了朋友，民国三十年，我调到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后，听说他在香港，托人给他捎过信，希望有机会合作，但一直没有接到他的回信。
环球贸易公司职员众多，主要雇员来自资源委员会、物产公司、棉业贸易公司、国货公司、国货联营公司、西南运输公司、雍兴实业公司和中国银行，大家都知道这些公司和宋家的关系。
我是运输统计局派到华盛顿工作的，没有裙带背景，属于无靠山一类。
郁漱石到美国以后，和我分到一个组，我俩一起协助组长李明渊工作。我们组有17位同事，12位是美籍雇员。
李明渊不到30岁，人瘦瘦的，稀疏的头发故意留得很低，紧贴着头皮，梳理得很整齐，这样反倒暴露了他的精明劲儿。他是军事委员会第四部军需局的人，少校衔，山西人，精通买卖，环球贸易公司成立时被宋子文先生弄到美国，资格很老。此人待人冷漠，脸上随时挂着一种戒备的神色，在华盛顿工作了两年多，人际关系不怎么好，因为把华盛顿的事情透露给军需局上司，宋先生知道了，对他不太满意。
郁漱石到公司的时候，“租借法案”尚未颁布，国府和美国军需品分配委员会之间没有建立正式关系，国内来美国采购军械的部门机构杂乱，各立山头，出了很多问题。宋子文先生是国民政府授予和美国政府洽商战争款借贷和军械支援的唯一全权代表，他利用环球贸易公司与美国人打交道，和罗斯福总统讨论租赁援华的事，设立援华委员会，请皮埃尔·居里先生担任总干事，利用总统行政助理和经济顾问身份聘用华府要人为该委员会顾问，做了大量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人把欧洲当成主要支援对象，对中国战区的事情不太上心。华盛顿远离中国战场，但美国人消息灵通，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家和高层将领并不急于和日本人作战，中国人热心于从苏联和美国获取战争贷款，不是为了弥补对日作战的物资，而是壮大实力，在关键时刻用在共产党身上。美国军方有一股强大势力，反对罗斯福支持中国作战，他们对国军在战场上的表现非常不满，一直诟病国军的能力，不愿意把战时珍贵的物资交给中国人，环球贸易公司的工作开展得十分艰难。
郁漱石是个单纯青年，看不出有什么来历，来公司时什么业务也不懂。我们组负责从西海岸油田采购汽油，顺便从一些犹太商人那里购买道奇卡车、机器脚踏车、轮胎和各种零配件。开始一段时间，李明渊不怎么搭理郁漱石，有事情简单交代一下，做得好不表扬，做错了也不批评，郁漱石有点摸不着头脑，做砸过两件事，李明渊也没怎么追究。
第二年，我们开始和行政院军政部，以及军委会航空委员会派到美国来采办军火装备的机构合作，从事军火采购。为了便于工作，我们三个人都搬到华盛顿C区住，李明渊从不邀请我和郁漱石去他住所，这和别的组情况不一样。
我记得，郁漱石刚来的时候，国内中意飞机制造厂停产，内迁四川，改建成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由苏联人担任指导，拼装驱逐机和教练机。苏联人答应提供仪表和机翼平板，拒绝提供发动机，于是，发动机进入公司采购清单。可是，美国方面也拒绝提供发动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飞机发动机一直睡在清单上，没法解决。
谁也没想到，最先解决这件事情的竟然是没人放在眼里的郁漱石。他联系上柯蒂斯-赖特公司推销商马丁内斯，马丁内斯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一位教授的堂兄，郁漱石居然从他手里弄到两台飞机发动机。消息传到国内，航空委员会技术厅代理厅长钱昌祚立刻赶到美国，接收走了那两台宝贝。
事情没有结束。正当公司为签下这笔生意高兴的时候，郁漱石已经在和马丁内斯商谈柯蒂斯P-40型战斗机的大买卖了。
美国人在布法罗建立了一条生产线，夜以继日地生产优势火力的低空俯冲攻击机，用来支持英国人在不列颠和非洲的作战。可是，英国人知道美国人正在得州的工厂里生产高空作战能力优良的P-51野马式战机，拒绝接受P-40，马丁内斯向英国人交货时遭到刁难，100多架成型机窝在手里，气得他大骂傲慢的英国人不讲信誉。
郁漱石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聪明，他根本不知道，国民政府在美利坚合众国就像乞儿，受人白眼。初生牛犊的他什么顾忌也没有，直接向马丁内斯提出，如果把这100架飞机运到缅甸，再转手送往中国战场，马丁内斯和中国将皆大欢喜。马丁内斯认为这非常难，对罗斯福试图援助重庆政府的事，英国人一直牢骚满腹，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培养中国的民族主义，对英国在东亚的殖民形成威胁，丘吉尔还在海军大臣位置上时，就公开批评过罗斯福的援华主张是小丑把戏，让中国充当美国人的打手，以便削弱不列颠庞大的海外帝国。马丁内斯表示，如果印度总督维克托·霍普侯爵同意转手飞机，他愿意说服国防战备部那帮官员，促成这件事。郁漱石向李明渊汇报了此事，李明渊很敏感，要郁漱石立刻联系马丁内斯先生见面，经过洽谈，很快达成了意向。
一年以后，“租借法案”颁布，这批柯蒂斯P-40型战斗机终于落到陈纳德手中，绕道缅甸和印度运往中国战区，成为中美混合空军联队的主力战机，在昆明、重庆、长沙与日军的1式战斗机搅杀于天空中，争夺制空权。
那个时候，郁漱石已经离开了美国。
可是，在当时，环球贸易公司只能弄到一点废旧钢铁和少得可怜的航空汽油，100多架战斗机，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大订单。宋先生立即决定飞回国内，与英国大使卡尔见面，说服英国方面同意这笔交易。宋先生在启程前专门把李明渊叫到自己办公室，热烈地表扬了他，这让李明渊非常有成就感。
宋先生没有表扬郁漱石。谁都知道，他才是“P-40订单”的促成者。我怀疑李明渊在汇报这件事情时根本就没有提到郁漱石。李明渊事后一句话也不解释，只是在几天后，热情地带我和郁漱石去参加欧洲洪门组织的“一碗饭运动”[31]。在那次活动中，李明渊慷慨地捐出一周的薪水。我忍痛捐了5块钱。郁漱石没带钱，显得非常尴尬。
“这小家伙很能干，瞧瞧他拿着什么，他在研究中国第一家族。相信我，二十年后，他就是另一位孔庸之[32]。”李明渊指着郁漱石手里一本封面印着1937年度风云人物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照片的《时代》周刊，夸张地对洪门的人说。
李明渊说这话的时候，郁漱石正憋红着脸从兜里往外摸硬币。李明渊用一种嘲讽的目光看着郁漱石，这让郁漱石手足无措，掩饰地扭过头去。活动现场有两幅龙飞凤舞的标语，一幅是“为祖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一幅是“多买一碗饭，多救济一个难民”。我觉得郁漱石挺无辜的，他心里肯定在想，他对不起祖国难民，在美国丢脸丢到底了。
我不喜欢李明渊。我比他晚一年多进公司，一直是他的下属。我挑拨过郁漱石和他的关系，却没有成功。郁漱石说，他有一个哥哥，在南京失陷前一个月被日军杀掉，他和李明渊有同样的遭遇，不会计较李明渊。南京失陷前，李明渊把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送往镇江亲戚家照顾，他随上司赶往太原督促傅作义部转移国防辎重，错过了随国府转移的机会。一个月后，南京破城，镇江也失陷，他夫人和孩子连同亲戚一家杳无音信，他随上司辗转前往武汉，从此与夫人孩子天各一方。
郁漱石心眼善良，不像他的哥大母校杜威教授那样，主张实用主义哲学，也不像他的学长宋先生那样，工于经济算计，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郁漱石来华盛顿几个月后，美国国会批准修改中立法，废除武器禁运条款，允许交战国在美国购买军火，按“现购自运”原则自由输出军用物资。美国国务院很快向中国大使馆递交了一份照会，通报他们正在制订一项对华军事援助的计划。听到这个消息，环球贸易公司的同事们欢呼雀跃，把办公室里的玻璃瓶子和杯子全都砸掉了。
我们终于熬出了头，可以公开和美国人做生意了。那几天，我们经常喝得烂醉。
很快，从国内来的工作人员达到数百人，李明渊奉命回国，另有委任，我和郁漱石留在公司，分别晋职为组长。我们两个组的工作是和港口城市的商船队打交道，设法租赁下他们的船队，以便把其他组从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国防战备部或别的什么部门弄到的美元配额和战争物资运回国。郁漱石那个组基本是美国雇员，年龄都比他大。他工作十分出色，进步很快，他的才华就是那段时间飞速表现出来的。
从民国二十八年秋天到二十九年春天，郁漱石差不多都在华盛顿和缅因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亚拉巴马州之间来回跑。那段时间，他已经摆脱了初来时的生涩，显得非常从容了。不知道他从哪儿得知，英国人的采购团在波特兰、里士满和莫比尔向美国人订购了三座船厂，他设法通过凯泽公司和托德公司的欧洲裔商人，从造船厂闲弃的船坞拖出了11艘英国人淘汰的三胀式蒸汽机轮。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买卖。他在环球贸易公司服务期间，至少有数十万吨军火靠着这些船源源不断运往中国。
郁漱石性格有些孤僻，不爱聚众，总是一个人打发工作之余。有段时间，国防委员会来了几位军官，公司要我们腾住处，我搬到郁漱石住处，我俩做了两个月室友。我们一起去电影院看《乱世佳人》《蝴蝶梦》和《浮生若梦》。我记得，《浮生若梦》讲的就是我们这种人的故事，不，大军火商卡比的故事。在影片中，卡比从贪婪的商人变成了慈善家，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当卡比变成热爱生活的吹笛人时，郁漱石在黑暗中失态地放声大笑，笑得浑身抽搐。周边人向我俩发出一片嘘声，我不得不拉着他狼狈地逃离影院。
站在雾气蒸腾的大街上，郁漱石仍然东倒西歪，止不住笑。我恨不能上去踢他一脚，他把好端端一个周末给搅黄了。
“我知道，”郁漱石咳了一阵，好容易止住笑，向我解释说，“我那样做很过分，但美国人比我更过分，他们从一战中捞到了巨大好处，现在打算在另一场战争中扩大利益，可他们干吗要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天使？”
郁漱石这种怪癖，连他女朋友都受不了。
赛西尔·米勒，她是个好姑娘。她是郁漱石的恋人。曾经是。他俩相处过两三个月。他俩分手后，赛西尔很难过。她原来在战争部工作，躲不过环球贸易公司的人，后来她从战争部辞职，去了大陆伊利诺伊公司，环球贸易公司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替赛西尔不值。
我不知道郁漱石和赛西尔之间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那段时间郁漱石很糟糕。“我是个混蛋，你们谁都可以揍我。”他的眼神里就是那个意思。
还有C，公司职员H的妻子。请原谅，我不想说出他和她的名字，这对谁都不好。
C比郁漱石大三四岁吧。C非常心疼郁漱石。她一直在精心研究炖锅牛肉。在H押送战争物资回国的漫长时间里，她热情地邀请郁漱石去她在东区的家里品尝那道南方著名的菜肴。大块小牛肉，用洋葱和蘑菇炖烂，加上压碎的土豆泥和黄油，撒上胡椒粉，光是想想就让人浑身酥软。
C是典型的闺淑，相貌标致，身材奇好，公司很多人都对她想入非非。郁漱石一直躲着C，但她会穿着修身的玉色毛料大衣在我们住处楼下洋洋盈耳地叫他。有两次，郁漱石躲不过，拉我一同去C家。从踏进C家里时，他就五心不定。
每次我们坐在餐桌旁等待美味的时候，能干的主妇会把自己精心收拾一番，点上一支香烟，坐在郁漱石对面，兴奋地和他聊天。他们的话题通常从女人服装开始。C会谈论大萧条结束后女人时髦的新式短裤和沙滩睡衣，郁漱石则谈论被男人们冷落的帽子、马甲、吊带裤和硬领衬衫。C对禁酒令的解除表示欣喜，郁漱石则对华盛顿人热衷的宾戈博彩游戏感兴趣。他们的讨论总会伴随着C的长吁短叹持续很长时间，等到那锅天堂中的炖牛肉端上桌来时，我差不多已经饿得快晕厥过去。
C为我们盛好热气腾腾的菜肴，在洛可可风格的平口玻璃杯里斟上两盎司烈性酒，一边哼着歌，一边坐在一旁看我们，不，看郁漱石用餐。那首歌的名字叫《除了爱你我没法给你任何东西，宝贝》。C哼着哼着，莫名其妙地仰头大笑，一头浓密的烫发像马鬃似的甩开。我狼吞虎咽，将半罐土豆泥炖牛肉填进肚子里，喝光那杯蚌形酒杯中的琥珀色酒精。郁漱石滴酒不沾，三扒两拨地打发掉碟子里的牛肉，立刻起身，真诚地打着饱嗝谢过C，抢在我前面穿过客厅的门，在C失望的眼神中匆匆逃离那个温馨的孤独者的家。
我曾愉快地回想过那段好时光。柠檬黄灯光下，好心肠的姐姐靡颜腻理，仙姿佚貌，粉红色额头微带汗毛，娇喘地吐着兰气对弟弟说，“侬个皮肤一卡一包水，吾拗痛得了。”弟弟则心不在焉地把脸埋在瓷碟里，好像恨不能把皮肤变成小牛皮那样粗糙。我真心觉得，他，她，还有那锅牛肉，他们是一个暖洋洋的大家庭。但我确信，除了闷罐里浓浓的牛肉汁味道，他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
就算罗斯福注意到远东战场，开始在国会中替中国游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人在美国人面前仍然像枝头栖鸟，大量战争物资被分配往大西洋和地中海，支援英吉利海峡保卫战和北非争夺战，我们这些中国军需人员常常两手空空，还要遭受美国人的白眼和嘲笑。
郁漱石组里有两个很厉害的角色，我记得一个叫康尼·麦肯锡，一个叫吕西安·马丁，他俩就表示过这样的抱怨。有一次，我们两个组一起工作，在波特兰威拉麦狄河旁的中国城脏兮兮的仓库里等待一位老奸巨猾的俄勒冈州船商。闲得无聊的康尼站在仓库门口，看不远处日本城中那些中规中矩的日本侨民谨慎地走来走去。他回过头来对我们说：“你们中国人知道日本人不会让我们拖下去，只要罗斯福宣布石油禁运，日本人就会向我们开战，你们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不断撒谎，前线的军事将领一直在贻误战机，他们在耐心等待美国被日本人痛揍的一天。”
一开始我们都很尴尬，谁也没有接康尼的话。康尼很过分，接着提到美国对中国的长期帮助，他说到19世纪列强在中国争夺殖民特权，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同，从来没有出卖过中国，而是帮助中国成为门户开放的基督教民主国家，为此，美国把它从义和团运动中得到的巨额赔款投入清华留学预备学校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组织，以资助优秀的中国青年到美国留学。
“你们委员长的夫人是韦尔斯利大学学生，两位妻姐读的是卫斯理安女子学院，妻兄是哈佛校友，连襟是奥伯林学院和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两个妻弟也在美国读过书，委员长本人没有接受过美国教育，可他皈依了卫理公会。”康尼得意地打个了喷嚏说，“这个家族主宰的中国，应该按照美国方式得到改造。”
郁漱石和康尼争起来。他质问自己的助手，美国在《凡尔赛和约》中支持日本取代德国获得山东的殖民地权利，算不算出卖中国？华府在和东京的谈判中牺牲中国利益，说服日本脱离三国同盟，避免美日间开战，算不算出卖中国？日本侵略中国这些年，美国卖给日本攻打中国的战略物资远远超过美国卖给中国用作抵抗日本侵略的战略物资，算不算出卖中国？然后，郁漱石提到《辛丑条约》赔款，本息一共9.8亿两白银，加上教会和传教士损失共10亿两，分39年偿还，国民政府成立后，各国装傻，继续索取清朝政府欠下的旧账，直到16年后，德奥因战败放弃赔款，23年后，苏联为拉拢中国宣布放弃余款，36年后，中日全面开战，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仍以保持海关完整性为由，坚持支付入侵国日本赔款，至于美国，直到今天，仍旧收着旧中华的老账，做着新中国的买卖，没见有脸红之说。
“没有光明磊落的君子国家，日本入侵中国四年，美国源源不断向日本提供用于战争的石油和生铁，你们的报纸怎么说？‘我们同情中国人，但中国的战争与我们无关。’”郁漱石口气中带着讥讽，“美国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合作者，你们希望中国人被揍倒之后抱紧日本人的腿，别让他们跑快了，不然你们会失去菲律宾殖民地，这就是所谓对华军事援助的真相。”
郁漱石那么说，我着实吃惊。他是个性格怪异的人，总能一眼看明白事情的真相，偏偏又把真相说出来。
这件事情结束后，我俩私下聊过他在下属面前的出言不逊。郁漱石望着窗外，脸色阴沉，过了一会儿问我，怎么看我们这些人在美国忙活的这摊子事情。我能说什么，当然是国内抗战工作需要，不然还有什么？可是，接下来，郁漱石说出的话让我吃惊。他提到宋先生的助手陈纳德上尉，美国军方对这位上尉颇有微词，但毫无疑问，上尉是国府最早的热心支持者。当宋先生气急败坏地和罗斯福的战争顾问们吵架时，他在干着另一件事，说服一批美国陆军飞行员放弃军籍，和中央航空工业公司签订雇佣合同，再转签到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以雇佣军身份为中国战区服务，那样的话，他们就能拿到六百多块美金薪水，比美国军方给的多一倍。
“上尉有一个野心，他需要大量的飞行员和机械师。想想吧，光是洛克希勒·赫德森轰炸机，每架就需要六名机师。上尉希望美国陆军航空队一半机师加入他的队伍，而不是躺在佛罗里达和密西西比基地里晒太阳。”
“有什么问题吗？”
“谁都知道，中央航空工业公司是孔祥熙和威廉·波利共同经营的军火公司。中国战场需要更多武器和军事专家，中国的垄断家族也需要更多的财富。”郁漱石口气恶毒地说，“我们这些人的工作难题不在于从哪儿弄到大吨位货船，而是我们是一群贼，怎么从更大的贼手里索取赃物。”
郁漱石那么说，我无言以对。他这样说话不是头一次。他离开美国之前那个复活节，宋先生从国内赶回华盛顿，我俩奉命去宋先生办公室汇报工作，宋先生正和陈纳德先生谈话，我俩等在办公室外，隔着办公室的门，听见两人的谈话。宋先生喋喋不休地抱怨，他一直在和美国人吵架，腆着脸说好话，逼罗斯福总统承诺美国是“民主国家大兵工厂”的竞选政策，交付答应支援给中国的飞机和装甲车，可国内没人理解他，蒋先生在很多问题上也装聋作哑，把他推到前面受气。
“日本人迫使维希法国缔结了河内协议，拿到了印度支那海军基地，一旦他们在南太平洋开战，占领香港，切断滇缅公路，国民政府物资中转战和运输线将彻底丧失，这将加剧国内财政经济的困窘，使实际抗战力量大大削弱。”宋先生忧心忡忡地说，能听见他在屋里焦虑的走动声，“随着军事力量递减，对一般大众的心理影响自不待说，即对国府的抗战意志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前线有不少脚踏两只船的将领，投靠南京方面的人在快速增多，国府的统一战线终将分裂，蒋先生和他的内阁不得不下台。”
“不，罗斯福总统不会让蒋先生下台，”陈纳德先生拖着浓重的得州口音接过话，“中国战场必须存在，美国会设法让它坚持下去，直到我们认为不再需要它为止。问题是，中国人如何赢得这场战争。”
“你指什么？”
“亲爱的宋，要打赢这场战争，你们的士兵必须每天吃进850克主食、340克蔬菜、70克大豆、35克花生、35克肉类、30克植物油和10克盐。”
“你在开玩笑，先生。”
宋先生的秘书警觉地抬起头，朝我们这个方向看。
我站起来，望着天花板朝远处踱去，装作对办公室里的谈话不感兴趣，而是在思考一会儿如何向宋先生汇报我在战争分配委员会遇到的麻烦。郁漱石却仍然坐在那里，毫不掩饰地竖起耳朵听办公室里的谈话。
后来，我们向宋先生汇报完工作，离开那栋赭红色的维多利亚时期建筑，郁漱石把陈纳德先生后面的话告诉了我。
“宋，我研究过你们的装备和分配制度。按你们告诉战争部那些家伙的标准，你们的士兵每天只能得到24盎司大米和一份可怜的咸盐，如果士兵们把全薪花在伙食上，每个月能吃到一磅肉。不瞒你说，靠这样的配额，我怀疑士兵们能不能得到起码的营养保证，他们根本无法和日本人作战。”特立独行的美国飞行教官接下去说，“实际上，谁都知道，你们的军事长官很少有不克扣士兵军饷的，那些在前线作战的士兵恐怕连热粥都喝不上，你应该说服蒋先生杀掉一批喝兵血的军官，不然你们连裤衩都得输掉。”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工作？”郁漱石愤愤地说，“那个浑身插着翅膀的家伙说得对，没有蛋白质，战争肯定会输，可蛋白质赢不了战争，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我知道郁漱石为什么愤怒。他刚来美国时和战争部有过接触。他就是在那儿认识赛西尔的。他知道美国大兵的战时配备标准。他对战争细节有着强烈好奇，所以才厚着脸皮坐在那儿没动。
美国人的战争口粮完全是宴会标准，一份C口粮包括六个罐头加一个附件包，其中三个罐头是猪肉、鸡肉、牛肉、咸肉、火腿、午餐肉、鸡蛋和利马豆，另外三个是谷类食物，加上荷美尔公司生产的斯帕姆牌糖衣花生仁和葡萄干、速溶咖啡、巧克力棒、水果糖和果酱，至于附件包，那里面是香烟、火柴、卫生纸、口香糖和净化水药片，应有尽有。
这份战争口粮属于阿尔卑斯山的众神，肮脏下贱的中国士兵到死也见不到。
郁漱石的不满言论得罪了一些人，事情最终传到上峰耳朵里。我猜，他工作那么得力，却在那么短时间里就离开了华盛顿，一定和这个有关。
郁漱石在环球贸易公司一直服务到民国二十九年六月九日。
六月九日夜里下过一场雨，天亮以后，我和两个同事把第一批援华空军志愿分遣队的年轻机师们送上一艘荷兰籍货船。货船将取道仰光驶向中国，在某个风平浪静的晚上，在南太平洋上与第一批前往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空军年轻机师们擦肩而过。接下来，还有一百多名退役飞行员和空勤人员陆续到达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他们将和60架P-40战斗机陆续抵达昆明，组成一支秘密的战术空军。
郁漱石和十几名从国内来的人登上荷兰籍货船，郑将军、崔将军、戴专员和朱代表。年轻的郁漱石在他们当中几乎不存在，他和另外几名雇员受宋先生指派，回国协助组织战时物资中转站和运输线。
我和郁漱石握了握手。他的手冰冷。他穿了一件灰色风衣，没戴帽子，头发被脏脏的晨雾洇得乱糟糟的，因为连着熬了一段时间夜，脸色苍白。我要他保重。他没说什么，也可能说了，但我记不清了，总之，他显得非常阴郁。
那以后，我也离开了华盛顿，去了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听说他在7战区做物资转运的差事，干得不错。
不，我不知道他的家庭情况。应该知道吗？他从没说起过他家里的事。看上去他像个孤儿。怎么，他不是孤儿吗？
（GYZ006—008—002）证人邹鸿相法庭外调查记录：
郁漱石是余长官幄奇[33]介绍到兵站部军需署来的，兵站总监冯次淇长官特别交代，把他放在第7科。
民国二十八年十月，日寇犯粤，战区长官部移址柳州。二十九年十月，战区划广（州）肇（庆）阳（江）罗（定）惠（州）潮（州）梅（州）南（沙）韶（关）琼（州）及赣南闽南一部为作战范围，原战区副司令兼12集团军总司令余幄奇长官奉任7战区司令长官。郁漱石由兵站部总监指名分配到军需署第7物资补给科，我当时是7科上校科长，负责科里的业务指导和监察，我安排郁漱石接替另一位因走私被捕的科员，负责港澳中转站的物资采购和转运，以及欧美和南洋侨界捐赠物资的接收和转运工作，他的顶头上司是科里派驻港澳工作站的梅中校。
广东是资产阶级革命大本营，先总理孙文以广东一省革命力量割据一方，首届国民政府唯大元帅马首是瞻，国民党中央领袖汪兆铭[34]、胡展堂、廖仲恺、许汝为[35]、谭组庵[36]均为广东系。蒋中正自广东率师北伐，进击中原，十年统一华夏，粤军邓铿第1师、薛岳第1师、陈铭枢第10师、张发奎第12师、叶挺独立团等广东系堪称革命劲旅，在北伐中立下卓著战功。抗战全面爆发后，粤军六个军出省参战，南京保卫战中，友军纷纷作鸟兽散，唯粤军第66军叶肇军长和第83军邓龙光军长正面突围，66军遂参加万家岭战役，率先攻上万家岭主峰，堪称开战后独一不屈之师。
广东开埠日久，富庶一方，陈伯南[37]主政广东时期，精心整理赋税，奖掖实业，提携贸易，倡办教育，营造军事工业。粤军自办的兵工厂能仿造捷克机枪和冲锋枪，加上从德国大量买入军火，空军拥有130多架飞机，和中央军空军不相上下，海军有30多艘舰艇，一度盖过中央海军风头。民国二十五年“六一”事变未遂，陈伯南下台出洋，粤军空海两军，石井兵工厂和琶江造炮厂被国府悉数接收，武备颓折。
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失陷，广州港成为内地最大进出口商港。事涉南中国安危，中央却把负责两广、福建和粤赣边区方面作战的粤系精锐陆续调往京沪陇海作战，只剩下中央勉强承认的余幄奇指挥的第四路军。
中央把粤系收拾得太惨，留在广东的多属临时补充的新兵，装备供应全部中断，制式混乱情况严重，是几个战区中实力最弱的。
日寇要打广东，中央早知道，却对广东受敌抱有侥幸。这么大的仗，只拨了三百万元，等到日军在惠州登陆，超过五成士兵只有五发子弹，其中一两发哑弹。军官大都没有作战经验，士兵胡乱放完子弹，拖着空枪逃跑，致日军轻易登陆。与敌率先接触的第151师以区区两旅兵力防守惠阳到坪山沿海，根本不可能抵抗日军机械化楔形攻势，在增城待命的二线部队又不能给犯敌以有效回击，增（城）广（州）一线建有纵深构筑，布兵却不足，相当于三个细仔举十只榔头敲十头山猪，榔头好用，细仔不够，一头猪就把三个细仔拱趴下了。
短短10天，广州失陷，紧跟着，广东所有重要据点都丢掉，等于让日本完成了对中国的最后合围，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一个月后，委员长自揽过失，说没有派好将领督率部队尽力抵抗，以致敌计得逞，承认这是他作为抗战最高统帅犯下的最大错误。
知有今日，何苦之初？
郁漱石到军需署报到时，正是余长官整饬军纪，决意向日寇雪耻阶段。部队消耗太大，急需补充军备，军需署经理、审计、公库、兵员、粮饷、军械、医械、马政各科都忙上了天。广州被日军占领后，广州湾落入日军手中，从河内到云南的铁路桥梁被日军炸毁，剩下香港这个战争物资唯一通道，陆路交通也断了，只能靠走私从秘密登陆点偷运。郁漱石是广东人，家族有背景，郁、尹两家在香港和澳门亦有长期经营，他本人又有海外军需工作经验，人分到第7科后，我即安排他随回港复任的梅中校赶往桂林，在那里搭乘中航的货机飞到香港，开始工作。
郁漱石在美国服务时属外交部文职，没有军衔，到7战区后，兵站部授予他少尉军衔。
一次粤北战役时，在得知日军一部分前往支援桂南会战后，余幄奇长官一反惠广战役时的犹豫不决，下令部队发动全面反攻，官兵们顽强作战，击败日军7万人马，取得广东抗战以来首胜。
次年五月，二次粤北战役打响，战区各部不避斧钺，搴旗取将，仗越打越漂亮，最终歼敌万余，粉碎了日军北上曲江和韶关、切断粤汉铁路、威胁湘桂后方、迫使南方各省投降的战略意图。
粤北两次战役，郁漱石多次冒险往返香港，为部队补充急需。尤以二次战役前，他和梅中校从葡萄牙商人拉奎尔手中弄到几门德造远程炮，在石榴山战役关键时刻发挥了重大作用。会战结束后，长官公署奖掖战区有功官兵，郁漱石以“冒险办理战场后方勤务成绩最著者”战功，获誉青天白日勋章一枚，晋升中尉。
郁漱石晋升首月，我动员他用当月薪水购买了广东国防公债。
我不喜欢他？是的，科里人都知道。我什么没见过，比他聪明能干的人多的是，他太锋芒毕露了。举个例子吧，兵站前任总监何世礼将军，人家是香港第一望族何东爵士的公子，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留过学，武汉保卫战时，任薛岳将军第一兵团炮兵长官，为万家岭大捷立下汗马功劳。广州和武汉失陷，9战区薛岳和7战区张发奎两个粤系大佬在乡党中遴选股肱心腹前往香港收集情报，瞻前顾后，请何将军出山，让他做两个战区驻港联合办事处主任，你说，何将军该不该狂？人家没有狂嘛。
（GYZ006—007—002）证人梅长治法庭外调查记录：
他比我小10岁，我叫他阿石。
我是揭阳人，陈长官济棠的同乡。民国十六年，中共叶挺和贺龙南下潮（汕）梅（州），我辞掉亲戚家在澳门商铺的学徒生意，加入陈长官的第4军，到香港为陈长官办理军火，那以后一直跟着陈长官干。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先生下令陈长官裁减粤系军队，省主席陈铭枢和陈长官明争暗斗，我因在军需工作中立过功，始终远避香港跑军需，倒也没受牵连。“六一”事变后，陈长官下野，经香港前往欧洲，是我在香港接应安排的，因为陈长官照应，以后不管换谁做长官，都没有为难我。
阿石到科里报到时，我正好在曲江[38]。科里为阿石配备了工作小组，副官是缪和女少尉，组员是士官敖二麦和朱三样，朱三样兼着阿石的勤务兵。朱三样和敖二麦也是广东人，两人都是20岁上下，老兵，打过仗。缪和女是马来华侨，祖父是马尼拉侨领，北平事变后，他父亲奉祖父之命到香港做生意，用赚到的钱支持内地抗战，他父亲又把他送到战区参战。他这种华侨兵子弟的情况，战区里不少。
“我是祖父送回内地抗战物资的一部分。”一见面，缪和女就笑嘻嘻对阿石说。
“我也是。”阿石笑着说。他很少笑，笑起来很有魅力。
缪和女和阿石同年，他是邹科长的远房亲戚。我猜，邹上校不放心阿石，派他来做眼线，但我没对阿石说。
阿石第一次入港时，港英政府正在查封意大利领事馆、邮船和商行，拘禁意大利侨民。香港进入非常时期，在港英人青壮被要求加入防卫军，街道上堆满沙包。
香港是亚洲最活跃的贸易港，每年贸易都在几千万英镑，战前更是达到11亿港币交易额。粤系一向有在香港做生意补充军火的习惯，全国抗战爆发后，上海陷落，香港成为国民政府输入军火的中心，国府在香港的秘密军事和战争物资筹集机构有几十个，带国字头的有军政部武器采购部、中央贸易局、中央信托局、海外部、交通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央调查统计局、中央宣传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银行和西南运输公司，这些单位在香港都有办事处和公司。除了中央单位，国民党港、澳、湾总支部的“荣记行”和“华记行”，杜月笙的“赈济委员会第九区事务所”，以及各战区也在香港筹集战争物资，港九一带分布着大量秘密仓库，物资囤积如山，每天都有航班将战争物资空运回大陆，海上更是建立了航运发达的走水[39]网。
7战区驻港澳办事处设在九龙深水埗，是我从柯氏公司租赁来的物业，签了20年合同，对外不说办事处，深水埗一带是老码头，办事处挂了个盐茶公司牌子，我是老板，正经工作外，做一些盐茶生意，帮助靖绥公署的长官们料理他们在港的生意，为了便于工作，内人和两个男孩随我在九龙生活。军队吃走水饭，历代如此，粤桂两系也不能免。张长官上任后，整饬战区纪律，追查部队走私和军人腐化问题，办事处多名人员涉案，包括阿石的前任，唯有我梅长治两袖清风，落得干净，谁也奈何不了我。
除了我这儿，战区在香港还有半个机构，是和9战区共同组建的联合办事处，主任何世礼将军是我的老上司，他因从事的工作极为机密，上面有规定不许打扰，我从不主动联络他。
民国二十七年广州失陷，在国府鼻子底下活动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派廖承志到香港开设据点，港府吃不住根株结盘关系，再不情愿也同意了，只是不许公开挂出八路军办事处牌子。“八办”办了经营茶叶的粤华公司，7战区面子小，我和他们来往不多，只在“保盟”[40]的活动上见了几面，倒是和“南洋救乡总会”和“华侨回乡服务团”有业务联系，廖先生是否做着茶叶生意，或者帮助他的长官料理私家生意，我就不知道了。
通常，阿石和他的小组走水路进九龙，我带他们去深水埗、湾仔和西贡的仓库清点物资，提取南洋侨胞捐赠的款项，接走回国援战的南洋司机和修理工。我再按阿石带来的清单和联络员接洽，采购募集齐物资，登记入库，等待阿石小组下一次来提货。阿石小组的人使用南洋商旅身份证件，一般不使用内地商贾身份，那样容易遭到港方刁难。按规定，我们的人在港活动时穿便装，不携带武器。
一开始，我觉得阿石是兵站总监安排的人，有背景，处处提防他，因为他年轻，没什么资历，故意给他制造点麻烦，暗示他别轻易插手我的事。我那么做，阿石没有表现出什么，挺淡泊。有时候看我忙不过来，他也不闲着，主动参与一些跑腿的事，给我帮忙。他在国防物资供应局工作过，和洋人打过交道，和“纽约华总”[41]“南侨总会”[42]有过接触，熟悉海外华人情况，应付棘手的事务很自如。他人缘不错，懂的又多，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喜欢他。
在香港应差不容易，广州战役时，日方照会殖民地港府和澳府，占领广州的目的只为切断对华军火供给，不会对港澳动手，但决不听任港澳两府暗中支持内地战争。英葡两国为保各自利益，下令禁止经由港澳陆路对华出口军火、石油、汽车和大型机器。以后，日本和德、意订立了三国同盟，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贝当政府答应日本利用越南港口攻击中国，英国人迫于日本淫威，与日本达成协议，撤出了在华北和上海租界的陆战队，关闭了滇缅公路，对国府在香港采购战争物资的情况也开始设置障碍，港澳对内地的补给工作越来越困难，有时候免不了忙中出错。
有一次，为采购汽油和汽车零件，我得罪了皇家海军的人，海军司令部要港府把我驱逐出境。阿石托军政部武器购入部的关系，通过英国驻重庆外交使团协调，把关系圆了回来，我侥幸逃过一劫，没有丢掉饭碗。
二次粤北战役前，我奉上峰命紧急采购一批枪械。做中介的葡国商人不满意我付的水钱数，买通港府官员，唆使警署把我两名助手抓走。他俩身上带着克虏伯军火商签订的合同，警署根据线索赶到码头，把一船MP40冲锋枪和MG42通用机枪连船扣下。战区指着这批军火打赢二次战役，合同是和德国人签下的，款数巨大，掉脑袋的大事。我接到消息后急哭了，深知覆水难收，只能连夜安排后事，准备带着家眷走人。
那次阿石正好在香港，他没有声张，通过“纽约华总”的关系重新办理了文件，交了一笔钱，以美国柯尔特公司名义把那批货赎回来了，救了我一命。
我记得，阿石带我去港府交涉时，对港府官员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是：林肯给了奴隶们自由，柯尔特使他们获得了平等。英国官员斜眼看了半天阿石，二话没说，签了放行单。事后我问阿石，阿石告诉我，这句话是美国人的名言，欧战爆发后，大量使用美国援助的英国人也信奉了，但不是林肯管用，是柯尔特公司管用，因为英国人使用的武器很多是柯尔特公司卖给他们的。那位英国官员看在柯尔特的面子上，放了同样在抵抗入侵者的中国人一马。
阿石能干，却不精明，不玩心计。他帮我，从不邀功，事情过后，像什么也没发生，再没提过那些事情。而且，他是瞒着战区和他的下属帮我，我连感激的话都没有机会说。
阿石是那种清新俊逸的男子，穿着讲究，通常是合体的迪奥西装，如果换上香云纱褂子，就是明眸皓齿的城北徐公子样儿。我知道阿石有背景，他的行头价格不菲，但不觉得他有纨绔气。
事情经历多了，我渐渐对阿石放下设防，把他当成小老弟对待。每次他入港，我都会去码头接他，请他去金龙酒家吃茶，品尝点心。我内人也喜欢阿石，“阿石”“阿石”地叫。我内人爱叉麻雀，总是拖着阿石陪她去六国饭店推牌，她那几个麻友，一个是中宣部官员养在香港的小妾，台面上叫抗战夫人，另两个是内地商人，在香港做投机生意，他们都喜欢阿石。
阿石大方，不白食，先总理夫人在英京酒店成立香港“一碗饭运动”委员会那天，阿石从军事使团弄到三张票，带我和内人去参加酒会。那天，英京酒店显贵云集，驻港英军司令贾乃锡、海军司令哥连臣、辅政司史美夫人、立法局华人首席大律师罗文锦、中国银行行长郑铁如、华商总会主席郭泉都到了，替孙夫人捧场。我虽长居港澳，两地显贵也算闻一知二，和这些大佬却头一回近在眉睫间，不免和内人诚惶诚恐躲到一边，不遑暇杯。再看阿石，他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和人谈笑，那副开合自如，让人嫉妒。
“一碗饭运动”委员会成立后，港九地区酒楼、茶室、茶居、西茶、饭店纷纷响应，没几天，阿石请我们全家去仙乐酒家吃饭。仙乐酒家的生拆蟹肉烩海虎翅最有名，阿石没点招牌菜，两块钱一份的“一碗饭运动”炒饭点了十份，外加一煲三果汤。阿石坦白说，这碗饭，是他在美国欠下的老饭局，脸红了快一年，请我们全家陪他一块还债。炒饭上桌，阿石带我两个男孩端了五份饭，送到楼下店外讨米的内地难民手上，另掏两元，让两个孩子去投港九工会的“一元献机运动”。我家老大伟雄严肃地问阿石，如果我军英雄机师打下倭贼飞机，是不是也有他一份功劳。阿石严肃地点头，告诉他当然。我家伟雄紧闭着嘴，牵着弟弟的手走向捐币箱，认真地把两元钱投进去，那一刻，我真相信，我儿子就是抗日小英雄。
阿石和军事使节团的陈策将军走得很近，有一些国府驻港澳的关系，他为战区的事经常找人帮忙，事情有的办成了，有的没办成，我这人知道分寸，什么也不问。
阿石家族在香港有财产，我是几年以后才知道的。他来香港那么多次，去哪儿，办什么事，我都知道，但他从没去见过他家族的人，也从没提到过他们，现在想起来的确有点奇怪。
民国三十年，港英政府隆重庆祝香港开埠百年，从开年起就举办庆祝活动，连续几个月，港九天天像过年。香港是摩登大都会，缺什么不缺纸醉金迷：剧院里上演马师曾和薛觉先的粤剧，电影院里放映好莱坞的《浮生若梦》和《卫城记》，电台里放着嘤嘤音乐团的新潮歌、梁无色的《花花姑娘》和《天上人间》；一入夜，港岛山上山下香风毒雾，海上海岸灯火如钻，连卡佛百货公司雇员站在街上向路人派发利是，先施、永安、大新百货公司人头如攒，客人个个石崇斗奢；皇后道和德辅道上的霓虹灯连成一片，裹着头巾的印度红头阿三四处巡街，外国水兵带着咸水妹在酒吧里进进出出。普通华民也有大笪地和油麻地庙街的榕树头夜市消遣，看卖武杂技、听讲古南戏、求算命占卦，花几毛钱喝碗香喷喷的鸭粥，喝完回家睡觉。那样的港九，完全远离内地战事。
我先以为阿石会和进港的军官一样，迷恋香港生活，后来发现错了。阿石是个文艺青年，喜欢看书，每次进港都会买不少书，夜夜读到很晚。有一次，他慎重地托我替他买《星岛日报》，说一位认识的作家有连载小说在报纸上，我每天要孩子去街口报摊买一份，放在纸箱里，阿石下次进来时交给他，这件事持续了好几个月。
进港等提货时，阿石爱去电影院。他看德米特里·克萨夫的《麦尼蒙当》，路易斯·布努艾尔的《一条安达努狗》和查理·卓别林的《城市之光》，看完回办事处，兴致勃勃地讲给我听。说实话，他喜欢的电影我不喜欢，但我能理解他，内地战火连连，文化贫乏，曲江和柳州国统区只放《风云儿女》和《热血忠魂》这种左翼电影，那些都不是生活。
阿石喜欢看波球。有两次，他入港时正好赶上赛季，硬拉我去路连山南华会球场看踢波。办事处的车过海不易，我俩乘天星小轮过海，乘车到铜锣湾，再爬上山顶，看“南华”对“海军”，或者“青年总会”对“陆军”。看完球，再乘轮渡返回九龙，顺道带一包烧腊回到办事处，在二楼阿石的房间聊宝刀不老的李惠堂[43]。我喜欢李球王那副著名的对子，“认认真真抗战，随随便便过年”，聊他，我能和阿石聊到一起。
阿石喜欢体育，说起体育就意气风发。我嘲笑他，上司们谁都设法在香港开公司做生意，他那么好的条件，把几个可怜的薪水送进电影院和体育场，不值得。阿石苦笑，说他在重庆是外人，在7战区也是，他靠体育赢得过爱情，现在心爱的姑娘从他生活中消失掉，只剩下体育，不能再丢了。我问起他心爱的姑娘的事，他缄口不说，大概觉得说漏了嘴。我内人都看出来了，说阿石很孤独。
有一段时间，阿石经常一个人过海去港岛。他出门后，缪和女会偷偷跟上。我知道上面安排缪和女掌握阿石的情况，故作没看见，对他俩都没有说破。过了一段时间，缪和女主动向我汇报，说阿石去了湾仔的“野村楼”。那是香港最好的日本菜馆，提供走了样的鸡素烧、甘薯羊羹和煎豆，还有风情万种的艺伎。
按缪和女的说法，阿石去“野村楼”，通常会找僻静角落坐下，点一份鸭南蛮和荞麦面。店里的艺伎过来搭讪，他会和她们说会儿话。缪和女能说英语，不懂日语，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姑娘们很快乐，她们不愿一表人才的阿石形单影只，拉他去认识其他客人。客人大多是店里的熟客，正金银行、台湾银行、日本水产、三菱商事和东洋棉花的职员。日本人有一种谨慎的矜持，通常不和华人交往。这也难怪，七七事变后，香港华人反日情绪强烈，不少在港日资公司遭到打砸，日人受到袭击，他们也是孤独者。阿石去过几次后，认识了三井物产的加藤和日本邮轮的千年，他俩比阿石大不了多少，对他很热情，邀他参加过弓道和登山。
有一次，缪和女回来，紧张地向我汇报，加藤和千年邀请阿石去了另一家日式菜馆“二见屋”，三个人喝酒聊天，结果为中日战争是侵略还是解放争得面红耳赤，动手打起来，双方都吃了亏。后来，招待带了一位打扮入时的青年女子和两个华人进来。看见加藤，青年女子过来打招呼，加藤爱答不理。缪和女私下打听，那个青年女子叫四箇所苇，是日本驻港领事馆前文员，因为背景复杂，在港日人大多不愿和她沾边，去年闹出了事，被领事馆辞退，跑去澳门昭和通商公司做钨砂生意，两个华人是三合会的人，四箇招募的走私帮。
我要缪和女放轻松，不会出什么事情，暗示他有时间自己找点乐子，盯梢这种事情，终归不地道。我那么说，并非替阿石遮掩，华南出钨砂，产量占全球七成，日本人一直在和英美人抢夺华南钨砂，7战区靠着手中有几处砂矿，控制了主要的钨砂商，这才能交换些急需物资，有部队组织钨砂走私，战区军法署曾枪毙过几个领头的，但走私情况仍然猖獗不止。香港是自由贸易港，日本加入轴心国前，香港和日本国有大量贸易，港澳又是各国间谍的聚集地，昭和通商隶属日本陆军部，四箇所苇这种利用华民组织做情报的日谍，在港澳大量存在，不是什么秘密。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做得好，他们办的刊物《香港事情》，内容详密程度甚至超过香港政府的年报。广州战役时，日本人就是利用“正道社”和“至公堂”做情报和内应，如入无人之境。“二见屋”所在湾仔，毗邻英国皇家海军远东基地，那一带有不少日本人开设的贸易行、商店、酒吧、舞厅和按摩院，基本都是情报网站。英国人也不傻，英国远东情报局有个叫博沙的情报官，此人精通日语，经常在日本人开设的酒吧和舞厅里转悠，收买日人做眼线。港英政府公开驱逐的铃木中佐、山口月郎和宅部虎雄夫妻，都和他的情报工作有关。不光东洋间谍和西洋间谍，国府和南京汪逆方面也派了大量情报人员在港澳建立情报机构，上海青帮领袖杜月笙、北美洪门堂主司徒美堂、信廉堂堂主张子廉，这些亲重庆的社团大佬也在香港帮助国府做秘密工作。加藤所在三井物产不属于军方，但得为战争服务，认识四箇所苇很正常，我让缪和女放轻松，别那么紧张。
我相信阿石没有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加藤和千年，对方也如此，大家都为各自国家工作，彼此心照不宣。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回国考察那次，香港工商总会为陈先生设欢迎晚宴，阿石随我一同参加了晚宴。陈先生在致答谢词时慷慨激昂，称他在重庆和委员长见了面，又去延安见了游击领袖毛泽东，确信我华必胜，倭逆必败，海外华侨死心塌地做祖国永不屈服的支持者，扼咽夺食也要支持祖国伟大的抵抗。陈先生不是没有怨言，酒过三巡后，抱怨英人不满足殖民地福利，称他在重庆时，听说了罗富国总督派人与国府接洽出钱购买新界的事，国府急需用钱，竟然对这个不良建议上了心，两厢谈得火热。
“国府某些短视之辈直比蜀中阿斗，如此卖鬻祖上之地，丹朱不肖，舜之子亦不肖！”陈先生面红耳赤地拍着桌沿大声说。
那天有几位国府在港官员参加了晚宴，个个旁顾左右，装作耳塞。阿石被陈先生的酒话惊住，满脸涨红，几次要起身发声。我暗中拉他衣袖，示意他冷静。陈先生仗着海外侨领身份，不受节制，傲睨一世骂骂娘，就算委员长在场，也会顾全侨民利益装耳聋，给他面子。我等不同，只能凭轼旁观，云端里看斗雨。
返回九龙时，阿石一句话也不说，船抵埗后他才开口说了一句。“正正堂堂的雨点不让下，曹社之谋的风就可以胡刮吗？”那是他不多见的一次愤怒，我认为大可不必。坊间消息，民国二十六年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和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莱就在促成中日两国和议，国府代表一直在香港秘密与日本政府代表谈和。国府辖下西南运输公司在港办事处，实际上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驻港机关，董事长宋子文不断往返港渝间，与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今井武夫大佐秘密议和。除中统局暗中策划的秘密谈判，国府还有一个专事和汪系政府斗争的行动委员会，由军统局局长戴笠、中央信托局总裁俞鸿钧和青帮大佬杜月笙负责。港英政府破获了军统局华南组设在港岛半山一架秘密电台，顺藤摸瓜，在杜月笙家中搜出另一部电台，以及与蒋中正联系的密码。俞鸿钧平素与港英政府关系不错，从中斡旋，摆平了此事，英方驱逐了几名军统的人，向国府提出抗议，算是大家心知肚明。那一次，我们这些在港的人都很紧张，害怕被牵连进去，邹上校专门派了一名亲信进港协助我工作，叮嘱我远离中央系，保住粤系在港利益。我心里有数，他派人来不是帮助我，而是监视我。
阿石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他到战区那年春天，汪逆在南京成立了伪政府，只因当时日本正与国府秘密和谈，并未立即承认汪伪政府。直到年底，谈判没有进展，美国准备贷款给国府，日方才抢先宣布承认南京政府，可见战争背后实有更为惊人的内幕。
我们这些在外从事战争物资补给的人，经常在一起议论内地局势，虽说上面时有训诫，要求不得妄议党国政策，但没有人管得了界河外面的嘴。有一次，阿石完成在港工作，准备返回内地，我在柯士甸道一家老字号店请他做老饕，那家店里的牛爽腩和砂锅网油禾花雀好味得要死。我俩喝着冰镇米酒，阿石提到他在香港见到的英国人、美国人和失去了国家的荷兰人，他们都很乐观，他们在海军俱乐部搂着教会学校女学生跳舞时都会说同一句话：等着吧，我们很快就会喝着香槟，咬着樱桃馅饼，把法西斯的脑袋踩在脚下。
“委员长不想做二等国盟主，被罗斯福算计、丘吉尔挑剔、斯大林冷落，他希望战争在全世界发生。”阿石闷闷不乐地说。
“这没有什么不好，等所有弱小国家被拖进战争，我中华民国就会变成大个子，美国被拉下水，中国就有救了。”我把一大块肉汁饱满的牛肉塞进嘴里说。
“做了大国盟主，人民就解脱了？说到底，这场战争是国内人民忍受子弹炮弹，国外华侨提供战争物资和钞票[44]，那个被人们热泪盈眶提在嘴上的国家反而游离其间，看不清面目。”阿石灌了一气米酒，愤愤地说，“梅大哥，我希望战争早点儿结束，没有人再被火药炸到天上，没有爹妈担心儿子烂死在战场，我就是为这个才回国参战的。我愿意忘记那些利用战争谋私的权力者，记住胸怀大义的陈将军，还有勇敢闯入南中国亚热带丛林的玛莎，这样，我才会感到以后的日子有希望。”
阿石说的玛莎，是民国三十年在港岛大出风头的美国女记者。她到香港那天，连总督都出面了。
（GYZ006—008—03）证人邹鸿相法庭外调查记录：
郁漱石在日本和美国留过学，来战区后，在几次活动中露过面，很快，中山大学、广州大学、省立文理学院和省立艺术院都争着来要他。省教育厅长兼中大校长许崇清也是帝国大学文学系毕业的，他听说了小校友的事，堵住省府主席李汉魂的车，声称郁漱石一日不归教育厅，他每天来政府拦省主席的驾。李主席拗不过许厅长，写条子找战区要人。我得到上司指示不放人，照指示给战区写了回函，称军事救亡甚于薪火相传，把许老夫子结结实实堵回去了。
民国三十年春天，战区接到一个特殊任务，美国记者玛莎·盖尔霍恩[45]和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飞抵香港，战区派人随美国使馆的人入港，迎接两位记者赴临时省会考察抗日情况。玛莎是海明威第三任妻子，海明威是玛莎第二任丈夫，两人中国之行，玛莎是受《考利叶周刊》派遣，对远东战事进行报道，海明威对新婚妻子爱得发腻，不愿她独自和“黄种人”打交道，美国财政部长哈利·德克斯特·怀特得知此事，请海明威以特派员身份前往中国了解一些事情，《午报》主编拉夫·英格索尔趁机搭车，邀请海明威作为特约记者前往中国。
陈策将军在告罗士打酒店宴请两位美国记者时，郁漱石刚好在香港，因为和陈将军的关系，担任了传译员工作，给那对美国夫妇留下很深的印象。美国人得知郁漱石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书，要求该军官参与接待工作，战区同意了。
那一次，郁漱石差点酿成一场国家间事件。
美国使馆柳州办事处的帕特·赵是我一位远房亲戚，她参加了全部接待行程。日本投降前夕，她返回美国，听我提到郁漱石小组在香港失踪，有些吃惊，和我说到漱石参与接待的那件事情。
据帕特·赵说，玛莎朝气蓬勃，美丽动人，海明威不修边幅，情绪捉摸不定。郁漱石读过他俩的书，他告诉帕特·赵，相比海明威名声大振的《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他更喜欢玛莎的《灾区现场》和《疯狂的追求》，他认为玛莎比她丈夫更出色。
到曲江的第一天，帕特·赵和郁漱石就在粤北丛林营地的篝火边听见海明威对玛莎发脾气，抱怨他们不该那么早离开香港，到粤北山区吃苦头，他们最好明天就飞去风景宜人的桂林，而不是待在该死的南方丛林。
“也许民主比法西斯主义强，可在这儿我连屁都不敢放，要是把早饭吃下去的豆子崩出来，我就得挨饿。”那个络腮胡子像鸟窝一样凌乱，并且开始发福的家伙怒气冲冲地对新婚妻子说。
“你可以回香港找那些仰慕你的小妞，她们会把你喂得饱饱的。”玛莎无动于衷地回复丈夫。
“这可是你说的。我立刻返回香港，从那里回古巴，我们别想再见面。”丈夫瞪着眼睛威胁妻子。
“好吧，亲爱的老爹，你回柯济玛尔村钓你的金枪鱼，我一个人去重庆，再从那儿去腊戍找带枪的克钦人。”富有冒险精神的美丽女人大笑着回答丈夫，然后转身跑开。
玛莎金色的鬈发像一面飞扬着的旗帜，她银铃般的笑声深深感染了在场的中国人。帕特·赵猜测，年轻的中尉可能爱上了那个32岁的美国女人。
盖尔霍恩夫妇抵达曲江的第二天，在一支小型武装保护下，郁漱石和帕特·赵陪同玛莎女士前往南雄采访两位从前线赶回营地的军官，他们将向来自自由世界的女记者介绍“中国军队在南中国了不起的抵抗行动”。那位目中无人的硬汉作家声称身体不舒服，宁愿在北江河上垂钓，以他快速掌握任何一种语言的天分，在清风习习的河畔和肤色黝黑的粤北女人打着手势热烈地聊天。
小分队离开曲江那天早上，头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的海明威走出营房，看见正在备马的郁漱石被一匹暴躁着想要逃离羁绊的本地矮脚马弄得狼狈不堪，满脸都是汗泥，手上划破一块皮。
“你让它感到挫败了，傻瓜，它不舒服。”杂色胡子作家教训郁漱石，朝他走去。他让无措的年轻人把马鞍放在地上，从那里退开，他则若无其事地走近那匹警惕的牝马，用目光和它交流。作家目光深邃，眼神极有魅力，像神秘的磁铁，马儿和他对视了一会儿，安静下来。
“它在困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要它知道，我会帮助它。”作家站在原地没有动，像看可爱的女人那样温柔地看着马。马心绪不宁地站了一会儿，竟然一步步向他走近。
“好了宝贝儿，”作家轻声对不安地打着响嚏的马儿说，“我们认识了，对吧？你不是美人儿，这有点儿遗憾，但你很健康，这就够了。来吧，让他们看看，你会做得很好，你比他们都棒。”
马受到鼓励，抬了几下腿，慢慢踱到中年男人身边。男人伸出大手，温柔地抚摩它的脖子，然后是鼻梁，轻声和它说了一句什么，侧身向一边走去。马竟然跟上去，在他两三步外傍着他。他俩以地上的马鞍为圆心，在营地里绕着大圈散步，他继续对它说着什么，它摇晃着脑袋，似乎听懂了，但它需要他说得更多。
他们一点点靠近马鞍。他没停下来，继续和它说话。几分钟后，马儿安静地装上了鞍子。
“您是怎么做到的？它爱上您了！”郁漱石大开眼界，嘴张得完全合不拢。
“小家伙，别指望爱情。”作家被宿醉后的头疼折磨得苦不堪言，揉着脑门，伤感地吐着酒气说，“爱情不过是伤风感冒，可以时不时来那么一次，千万别把一切都寄托在那上面，否则它会要你的小命。”
“可玛莎女士不是那样的人，她是那么的善良，她不会要谁的命。”郁漱石敏感地维护着他的服务对象。
“哈，她就像一杯迷人的莫希托[46]，让你欲罢不能。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男人和女人，他们永远是敌人，没有对方他们会死，有了对方他们会死得很惨，结果都一样。”衣着不整的作家目光凌乱地看了一眼远处浓雾笼罩的大东山，“年轻人，我参加过两次大战，经历过无数场战斗，相信我，你的善良人，她是唯一能击败我的那个凶手，她现在就会来揍我。”
作家拍了拍郁漱石的肩膀，带着醉意快速走开。那个时候，朝气蓬勃的女记者正从营房里出来，快乐地走向他们。
小分队在遮天蔽日的森林中行走了整整一天。三月份的南方正是回南天，潮气重到一拧胳膊就顺着手指上往下滴水。玛莎一路上闷闷不乐，用鞭子有一搭没一搭地抽胯下的马。郁漱石将坐骑靠近玛莎的坐骑，给她讲他在军队里听到的笑话，设法宽慰她。这种拙劣的努力一点作用也没起到，玛莎烦躁地挥手赶开丛林中扑面的昆虫，解释说，她不在乎丈夫是否跟在身旁，她只是不想让中国人误解了她喜怒无常的丈夫。
“海明威先生很迷人。”帕特·赵试图让该死的旅途轻松一点，何况，他们将穿越日军控制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女人都这么看。”玛莎表示同意，也许这是女人之间唯一不会发生争议的话题，“斯科特[47]说，欧内斯特这次娶错了人，盖尔霍恩离炮火会比离丈夫更近。斯科特说对了，战争才是我的最爱，它在哪儿我就在哪儿，男人改变不了我，欧内斯特也别想。”女记者掩紧被露水洇湿的风衣，好像那样做就能获得充满醋意的丈夫的理解，“维罗比在陕西做过传教士，是个好心的大夫，欧内斯特应该像维罗比那样爱中国，可他对中国一点兴趣都没有。”
“谁是维罗比？”帕特·赵问。
“欧内斯特的叔父。”女记者说，“要不是财政部的哈利托他了解中国的战事，埃莉诺[48]亲自给蒋先生写了信，他根本就不想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写不出神秘优雅故事的原因。”
“海明威先生是那么的让人敬佩。他是了不起的作家，还专门陪您来中国。”郁漱石由衷地说。
“你错了年轻人，是哈利让他来的，他花着英格索尔的钱，我可一点便宜也没沾上。再说，来中国的作家不止他。每日新闻社发了消息，川端康成也在中国。”
“是吗？”漱石欣喜地说，“我见过川端先生，他给我们讲过课。”
“他这次可不是来中国做反战演讲，他是受关东军邀请，带着他漂亮的东方美人秀子访问满洲。我不需要谁带，这就是在你们充满传奇色彩的孙夫人面前，我可爱的丈夫不会停止对我抱怨的原因。”女记者在阳光下笑着说。
“孙夫人是了不起的女性，海明威先生不该对她无礼。”郁漱石言外之意是说，孙夫人是中国人敬重的国母，人们都热爱她。
“我不喜欢你们的孙夫人，就像我丈夫不喜欢你们的委员长一样，柯恩[49]没少在他耳边说你们元首的坏话。”
“这怎么可能？”年轻随员对这个结果大为惊讶。
“科恩告诉我，神秘的中国是由一个由联姻组成的巨大家族控制着，我很好奇，想来看看它是什么样子。”女记者伸手拨开一丛树枝，坦率地说，“要知道，埃莉诺和你们孙夫人一样，嫁给了一位连续三届蝉联美国总统的男人，别忘了，她和她总统丈夫的叔叔也是一位伟大的总统。”
“我知道西奥多先生和富兰克林先生。我们同校。他俩和我一样，都没毕业。”
“你太可爱了，年轻人。”玛莎哈哈大笑，这让她丰沛的鬈发在脖颈间剧烈地摇晃，“知道吗，埃莉诺本人就是出色的政治家，两个月前的盖洛普调查显示，67%的美国民众喜欢她，而她的总统丈夫只赢得58%的支持率，如果她想要那么做，她可以取代丈夫当上总统。可她从来没有为自己和两个弟弟从国家手中谋取任何利益，作为远离战争的美国第一夫人，她把四个儿子送往不同的前线作战。”溽热的丛林让女记者难以忍受，她的丛林装胸口被汗水打湿了，这让她有点不自在，“不过，我喜欢你们孙夫人穿的天鹅绒旗袍，天哪，那些纽扣太迷人了，这至少比你们委员长强，他只会不停地向小亨利·摩根索要飞机，然后吩咐你们的司令官弄一些假日本据点来蒙骗我。他是怎么想的？难道像我这样的战地记者还看不出什么才是真实的军事行动？”
帕特·赵告诉我，郁漱石当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愕然地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没能说出来。显然，资历浅薄的他无法就国家层面问题回答见识丰富的女记者。
那天下午，小分队在渡过一条河流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事情起于打尖后的困乏，在等待士兵从河对岸牵一条绳索过来的时间，女记者谈起她来中国前线的真实目的。她嫉妒埃德加·斯诺，这位只比她大三岁的同行23岁就来到中国，他找到第一个把“西安事变”新闻发往上海，同时在延安倡导节育运动和灭鼠运动的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莱特，后者把他介绍给孙夫人，以致他得以顺利前往延安，成为神秘的中国罗宾汉毛泽东的座上客，两人配合默契，完成了一部在西方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政治史诗。当她和海明威——按照她自己的话说——在哈瓦那酒吧里鬼混的时候，幸运儿斯诺出版了《西行漫记》，向世界介绍了一群中国的红色冒险家，他的书长达数月占据畅销书榜单，这让玛莎大受刺激。玛莎的一位朋友，因为日后报道瓜达尔卡纳尔战役获得普利策奖的军事分析家汉森·鲍德温告诉她，中国与日本的大部分战争都是失败的，只要愿意，日本士兵随时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中国所谓的纵深防御战略只是一张废纸，日本人只是出于战略考虑，才不去占领边远地区和广大农村，他们与中国军队的小规模摩擦被中国官方夸大为“激烈战斗”，而把日军完成扫荡后撤回中心据点的行动称之为“溃退”。
“欧洲人的祖先还在树上摘野果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进入了高度文明。”玛莎不耐烦地驱赶大群扑向她的森林蠓虫，因为一直没有见到想要见到的真正战场，她疲劳的脸上露出强烈的不满，“可你知道我现在怎么想？我觉得中国就像一个充满谎言的大家族，家长满口谎言，家人也不说实话。”
郁漱石停下正从马上卸下的行囊，愤怒地扭头看玛莎，他显然不能接受她的话。
“对不起，玛莎女士，我猜您说错了话。”
“你指什么？”
“您刚才说，中国像一个充满谎言的大家族。”
“那就是我的话。”
“女士，您会不会想念海明威先生？”年轻的随员停了一会儿，脸涨得通红地问道。
玛莎看见几名士兵挣扎着泅水上岸，拴好拖木筏的绳索。她从倒木上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成片的虻蚊，回头不解地看年轻的随员，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问。
“我知道您是位了不起的作家，我读过您充满优雅气质的战场报道，也读过您在西班牙写下的诗歌，我想为您介绍一位中国诗人，他写了一首思念的诗，我猜您会喜欢。”
在阳光疏漏的野河边，郁漱石背诵了那首诗，它的题目叫《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太美了！他是怎么写出来的，这位诗人是谁？”玛莎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他叫张九龄，是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唐朝盛世最后一位宰相，目睹了唐朝的衰亡，也因为拒绝附上，向皇帝说谎话吃尽了苦头。他就是曲江人，刚才，您在他的家乡把他的祖国称作谎言之国。”
帕特·赵后来告诉我，女记者脸臊得通红，说不出话。那个时候，一只漂亮的昆虫穿过树叶间如雨的阳光轻盈地飞来，收束起宽大的透明的两翼，落在懊恼的青年中尉衣袖上。
“那只草蛉轻轻摇动细长的触须，用又大又黑的眼睛瞪着我，好像在和我打招呼。我觉得，它想要对我说点什么。”事情过后，郁漱石心神不宁地对帕特·赵说，然后他挺直了肩膀，坚定地看着帕特·赵，说：“是的，玛莎女士非常漂亮，她是位了不起的女性，可是，从现在开始，她不再是我崇拜的对象。”
三天以后，盖尔霍恩夫妇离开曲江，前往桂林。据帕特·赵说，玛莎主动走向郁漱石，伸出美丽的脖颈，想和中尉以贴面礼告别。她承认她伤害了那个孩子气的军官，希望他能原谅她。但年轻中尉拒绝了。他后退一步，神色严肃，向大名鼎鼎的女记者行了个军礼，这使后者非常难堪。
因为这件事情，兵站副总监周钰陪同李济深[50]的一位副官找过我。副官十分不满地说，李长官办公厅上上下下非常紧张，重庆方面特别叮嘱，德国人已经进攻了斯大林的苏联，美国人还在观望，海明威接受了美国政府的特殊使命，罗斯福的顾问们想知道国民政府是否有决心和日本人战斗到底、日本和斯大林的和约对远东有何影响、除了推销自由和民主美国在远东到底还能做什么。重庆方面希望可爱的玛莎女士和她的先生受到最好的接待，回到美国后，在那些大人物面前多说委员长的好话，争取美国的援助，而不是批评中国军队在战略相持阶段谨慎的防守策略。副官告诉我，长期偏安香港的孙夫人和她那个犹太人保镖已经说了太多委员长的坏话，海明威是个大滑头，他故作身体不舒服，撇下独自去前线的妻子，实际上，等她一离开，他就缠着余汉谋详细了解华南战区战况，让余长官亲自为他模拟沙盘，第二天，他就带着战区司令部两个参谋和一支小部队去了前线，同时坚持由他担任这支中国武装的指挥官。
“邹上校，你的人不懂事，态度傲慢，他应该老老实实做好他的传译员工作，而不是别的。”李长官的副官抱怨说，“现在，罗斯福极有可能在盖氏夫妇笔下读到他们对中国军队糟糕的描绘，而让那些在战场上撅着屁股和鬼子拼命的士兵遭受委屈。”
按照李长官办公厅的要求，没有大局观的郁漱石应该受到严肃惩罚。我打算那么做，可被兵站部周珏副总监拦住了。周上司认为，绥靖署的长官们习惯糊弄国际友人，盖尔霍恩不是唯一在丛林中观看“演出”的记者，她的间谍丈夫有足够能力从前线得到他想得到的情报，没有什么能瞒过他们，完全没有必要让一名小小的中尉承担罪责。
4月6日，盖尔霍恩夫妇从桂林飞去了重庆，那时，香港的战争气氛已经相当浓烈，中央和7战区每天都有日军开辟南下战场最新动作的情报交流，行营点名我随周珏副总监前往桂林向白司令长官[51]汇报海外物资供应工作。
到桂林后才知道，行营召集各部驻外机构负责人宣布中央指示，中央要求各驻港机构速将存港物资款项转运出港，酌情裁减驻员，布置日军占领时期抵抗人员。开完会，周副总监托熟人从侧面打听到盖尔霍恩的事情，得知夫妻俩抵达重庆后，委员长亲自接见了他们，据说当时委员长没戴假牙，那是一种特殊荣誉。那对美国佬明显有些冷落委员长，对宋家兄妹也不大客气，反倒是偷偷见了周恩来，两个人对周恩来颇有好感，重庆方面也不好说什么。重庆方面判断，海明威回到美国后肯定会说不少委员长的坏话，不过，他发回国内的几篇电文发表了，倒是说了一些中国的好话。他在《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中明确提到，时间对美国有利，对日本人却在催命，没有人能预料决战何时到来。重庆方面喜欢他这种言论，这对中国有好处。而他美丽任性的妻子在自己的报道中极尽对7战区官兵的赞誉之辞，称中国南方战区充满斗志，即使长官有悬赏，捉住一名日本兵奖赏一千法币，但士兵们完全放弃活捉战俘的企图，见到日本士兵就射杀，为自己和家人所受到的苦难复仇。
这些事情，我没有告诉郁漱石。我从桂林回到兵站部后，让他立即启程去九龙，和另一个小组一起，协助梅中校转移战区滞港物资。我不是揣着民主甜饼到处卖弄的美国人，不会为两个招摇风骚的美国佬坏了大事。
（GYZ006—007—003）证人梅长治法庭外调查记录：
民国二十九年六月，阿道夫·希特勒进攻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日本人高兴坏了，有情报显示，日军将利用德苏战事趁机南进。那几天，日军的飞机经常出现在香港上空，战列舰“比睿”号和“武藏”号，重巡洋舰“加古”号和“羽黑”号也相继驶入香港，停泊在维港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在熟悉地形。
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主要是马来亚和英属印度，香港排其次。民国二十八年，殖民地开始备战，第二十任港督罗富国爵士加紧布置港九防务，构筑醉酒湾防线，修筑防空洞，颁布义务兵役法案，18岁到41岁在港英籍男子均须服兵役。没过多久，闹出防空工程舞弊事件，交际花刘美美在舞会上勾搭上港府防空处长史柏坚，后来发现刘美美是防空工程供应商秘书，于密室中从史柏坚手上拿到大量工程订单。
民国三十年夏天，港府颁布《紧急战争法例》和《紧急防卫条例》，宣布进入非常时期，军警开始抓捕日本间谍，大量疏散欧籍妇幼，征召华人加入防卫军，防空演习隔些日子就来一次，慈善团体在街头散发战争生存指南，指导人们躲避轰炸、救火和逃生、用土法制造防毒面具抵抗毒气弹，以及如何进食野菜和树皮以挨过战争封锁。
7月份，英国人屈从日本的压力，宣布关闭香港和缅甸向中国运送战争物资的通道。我的工作遇到了麻烦，过去建立的通关渠道不灵光了，英国人没收了一批西药，我的一个关系人被逮捕，花了不少钱才救出来。
阿石小组夏末进港，协助我转移战区滞港物资。他来以后，通过军事使节团帮助我重新建立起通关渠道，勉强恢复了物资出境通道，算是没有酿下大麻烦。
大约8月10日左右，连续忙了一段时间，办事处的人累坏了，那天我和阿石去泡澡堂，带了几天顾不上看的报纸，在报纸上看到香港大学许地山先生的讣闻。许先生祖籍揭阳，出生于台湾，算我半个老乡，他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发表过很多抗敌文章，我以老乡的名义请他为南洋归国抗战青年做过演讲。看讣闻，吊唁和出殡日期已经过了，只能埋怨没有早点知道消息，我匆忙换了一身深色长衫，准备过海去吊唁。阿石知道后，黯然说，他的东亚文学史老师开出的书单中，有许先生的《印度文学》，许先生也是他哥伦比亚大学学长，他想随我一起去。
我和阿石过海去了罗便臣道许府，拜见了许夫人周俟松先生。《光明报》社长梁漱溟和牛津大学教授陈寅恪也在那儿，两人陪周先生说话。因许先生在台南就信了基督教，一切烦琐礼节省却掉，我请周先生节哀顺变，按家乡习俗送上唁礼。周先生回话说，许先生由神召回乐园安息，神给了他自由，倒也看不出过分哀恸。
寒暄几句，告辞出来，在许府一言不发的阿石，坚持要去薄扶道公墓为许先生献一束兰花，我没有理由反对，于是两人找到花店，买了一束质朴文静的兰花。
到薄扶道基督教公墓后，我们遇到七八位华籍和英籍青年在许先生墓地上开追思会，一问，都是港大的学生。主持追思会的是位混血女子，20岁左右年龄，人很活泼，能拿主意，那些青年都听她的。她身边一位同龄女子，高高瘦瘦，冷漠一些，由混血女子指示着，用一口沪上话朗读许先生的文章。
我们过去献了花，阿石加入青年当中，介绍自己是许先生的读者，问能不能讲几句话。我第一次听阿石演讲。他很会演讲。他说许先生是中国引入印度文学第一人，最早翻译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许先生4日西归，只隔三日，泰翁也于7日西归，双仙驾鹤，天地之命。青年学生们听后，一时失色，有两位女青年当场啜泣起来。阿石说他背诵一篇许先生翻译的《吉檀迦利》，献给两位文学家，他便背诵起来：
我不向你求什么，我不向你耳中陈述我的名字。当你离开的时候，我静默地站着，独立在树影横斜的水井旁。当你问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羞得悄立无言。真的，我替你做了什么，值得你如此忆念？但是我幸能给你饮水止渴的这段回忆，将温馨贴抱在我的心上。
阿石记忆好，背诵得十分动情，学生们一时热烈起来，要求他再背诵一篇。阿石不推辞，又大大方方背诵了一篇：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是爱到痴迷，却不能说我爱你。是想你痛彻心脾，却只能深埋心底，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是明知道真爱无敌，却装作毫不在意，是同根生长的树枝，却无法在风中相依。是相互瞭望的星星，却没有交汇的轨迹。是纵然轨迹交汇，却在转瞬间无处寻觅，是尚未相遇，便注定无法相聚……
以后，换了别人朗读许先生的文章，那位高瘦冷漠的女子过来找阿石说话，两人在一旁窃窃私语，谈论朵露[52]和高斯[53]，说一些印度文学的事情，两人一点陌生感也没有，像是旧识，以后又换到别的话题上，总之有说不完的话。直到天色偏晚，我催阿石回九龙，阿石才恋恋不舍与学生们告别。
路上阿石告诉我，几位青年是许先生的弟子，主持追思会的活泼姑娘是锡兰人，叫摩希甸·法提玛，高瘦姑娘是华人，叫艾琳[54]。艾琳发表过几篇小说，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伦敦大学，因欧战爆发止步香港，去不了英伦，只能改入香港大学。
阿石那么一说，我想到刚才在罗便臣道许府，陪着许夫人说话的陈寅恪陈先生，他也是一家人被欧战阻止在香港，去不了牛津大学赴任，据说准备接替许先生担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我笑话阿石，到墓地吊唁许先生，却与先生的女弟子攀谈上。阿石不接我的笑话，问我知不知道张佩纶。
“你说的是李鸿章的女婿，袁世凯的亲戚，以弹劾大臣闻名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
“嗯。”阿石点头，“张佩纶是中法和中日战争主战派，因为‘沙面事件’和英国公使巴夏礼当庭咆哮，称对方‘已经引起两国间一次战争，难道还想再来一次？’袁世凯说，天下翰林，真能通的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徐菊人、杨莲府，张季直算半个。幼樵是张佩纶的字，李鸿章因爱惜他是奇才，把女儿菊耦许配给了二婚的他。”
“怎么说到张佩纶了？”我一脑门糊涂，不知阿石要说什么。
“艾琳是张佩纶的孙女，李鸿章的外曾孙，中文名叫爱玲。”
“这样啊？”我惊讶。
“孙宝琦知道吧？”阿石去票房买了小轮票回来，继续说。
“你是说奕劻的姻亲，袁世凯内阁外交总长，曹锟内阁国务总理那个孙宝琦？”
“正是。艾琳的继母是孙宝琦的七小姐，孙用蕃。”阿石像在荣宝斋库房里灰头土脸翻腾了一通，一脸灰蒙蒙地瞪着我，一副无趣的口气说，“如此家族，七相五公，名臣硕老，艾琳在满床叠笏的日子里长大，天真早被磨损光，断不会只是站在许先生坟头干巴巴读别人的文字，她要活成寻常人，上天都不许可。”
我能说什么？我佩服阿石。在我看，他也是少年老成中的一个，以他的灵光通透，他要活成寻常人，上天才不许可。
阿石小组和另一个小组往返几次，一直忙到冬天。霜降后两天，战区滞留物资处理得差不多了，阿石押送最后一批物资离开九龙，我根据指示，托阿石把16位疏散人员带出港，我则和季副官留下处理善后，随时准备收回机构。
阿石最后一次离港日期定在11月16日，我因受命潜伏香港，托他把内人和两个男孩送回揭阳老家，他爽快地答应了。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港府放假，稽查方面不太严格，所以选择了这个日子。星期六下午，阿石说他要去湾仔一趟，希望我陪他去。我要缪和女和季副官去办一件事，把缪和女支开，然后告诉阿石，他的副官一直跟踪他，他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阿石很镇定，说他早知道，只是没有声张，这次不同，战争发动后，大家都见不上面了，他要和日本朋友告别，他信任我，希望我成全他。
话说到那个分上，我没有什么好说的，跟阿石渡海去了港岛。
阿石带我去了湾仔的“二见屋”。进门后，看见那里有很多日本人，穿得都挺正式，安静地听一位戴无框眼镜的中年男子说话，中年男子一边说，一边不断抱歉地向众人鞠躬。阿石悄悄告诉我，那是日侨会长小野六郎，他请大家放心，官方对日侨和日商撤离做出了保证，侨界组织也会尽其所能帮助大家，请大家留下一份对香港的美好回忆。
加藤和千年也在那里，他们过来和阿石打招呼。一开始我比较紧张，可是，日本人并没有对我这个陌生人抱以戒备，也没有打听我来路的意思，很快我就放松了。战争近了，大家彼此都表达了珍重，我觉得阿石和那些日本人，就是这么一种单纯关系。
和人们告别后，阿石又和酒店里几个姑娘告别。我不知道他和她们是什么关系。一个姑娘先前在楼上弹三味线[55]，犀牛角子在丝弦上拨出清幽纯朴的曲调，连她都放下怀里的乐器，下楼来和阿石道别。我发现阿石不像我认识中的那个阿石，他其实并不成熟，对人有一种近似幼稚的好感，好像很害怕失去人们。我在想，如果没有战争，他甚至可以和维海里的鱼成为朋友。我内人生老大那年，我在维海里看到过几只白色海豚，阿石，他就是白色海豚那样的生命。
阿石在“二见屋”待的时间很短。他没有打算在那里逗留。他还要去皇后道看望两位长辈。我们出门的时候，外面有两个男人进门，深色的软呢大衣，黑色礼帽，其中一个敦实的方脸青年，细细的眼睛，脸膛黑红，与我们擦肩而过时，方脸青年猛地回头，像是看到什么怪物。阿石也站住，慢慢侧过身子，盯着方脸青年。两人同时叫出声。屋里人都朝这边看。阿石抱歉地向众人示意，伸手把方脸青年拽出门，看得出两个人关系不一般。我站在门口，有点尴尬，不知该不该跟上去。加藤过来问我什么，我没听懂。他换成英语，问阿石和那人是什么关系，我表示不知道。
“这样啊，”加藤脸色僵硬地说，“漱石君最好离那家伙远一点。”
“阿国有军方背景，不是什么好人吧，漱石君可不要惹上麻烦。”跟过来的千年这么说。
那天下午，阿石和姓阿国的方脸青年在海边盘桓了很久，你捶我一拳，我捶你一拳，哈哈大笑。两人是那种久别重逢的样子，惊喜过后有着说不完的话，几个渔女摇着小船过来兜售渔家小食，两人竟浑然不觉。
阿石那样兴奋，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我回到“二见屋”，要了一杯麦茶，一份铜锣烧，出来坐在户外的太阳伞下，一点点吃掉点心里的红豆馅，焦脆的面皮掰碎，借着海风的吹拂丢给张头张脑插身而过的贼鸥，看它们欢天喜地叼着飞走。
多少年了，我记不得自己有过这样的悠闲，它竟然是战争到来前由阿石带给我的。
第二天风和日丽，一大早大家就起来了，准备去深水埗码头上船。还没出门，季副官就送来消息，说两艘英国军舰早上进港，船上载着两千名加拿大皇家军人，到港增援英军防卫，码头被封锁了，大兵登岸前谁也不能接近，泊在港口里的船也一律不放行。
我不放心，和季副官去码头打听情况。赶到那里，见穿着短裤单衫的加拿大人源源不断从大型运输舰“阿华提”号上下来，另两艘巡洋舰“罗伯特王子”号和“达奈”号停泊在维湾中，炮口高昂，担任保护。
返回办事处，上了二楼，阿石正带着两个孩子趴在窗口看加军入营仪式。加军在军乐队引导下，正步走进深水埗兵营，接受比他们早两个月到任的港督马克·扬格爵士和驻港总司令克里斯托弗·玛尔特比[56]少将检阅。
说到马克·扬格爵士，这位二十一任港督之前是巴巴多斯和坦噶尼喀总督，到香港接任罗富国总督刚两个月，坊间有不少关于他的闲话。
全国抗战后，国府因香港关乎咽喉，利益重大，一直与英国人谈判共同守卫香港。陈策将军入港后，亦多次向港府提议，中国军队可以参加防守香港的作战。可是，英国人一直提防国府，不想国府插手香港，几年下来，罗富国始终没有松口的事。马克·扬格上任后，陈策将军再度提出国军协助英方防守香港的事，马克·扬格以刚接任，不熟悉情况为由拒绝了。没想到，“八办”廖承志秘密与港府谈判，以民间武装身份协助港府防卫香港，马克·扬格竟然答应中共，如果日寇进攻香港，港府即向中共游击队提供武器装备，由中共游击队协助英方牵制日军，双方协同勘察和确定了军火移交地点沙鱼涌，这件事情在国府驻港人员中引起轩然大波。要说，陈策将军和廖仲恺先生是大革命时期老友，对贤侄廖承志多有关照，“八办”更是得到孙夫人全力支持，从“保盟”弄到不少物资和经费，此次英共联手保港协议达成，又让远在中原以北的中共占了南海先机。中共抢占先机还在其次，国府中执掌要员多为恋栈驽马，不舞之鹤，以致受到英国人轻视，让全国军民灰心，这才是令人扼腕的事。
我把在街上买的两份英文报纸交给阿石，顺便把昨天加藤和千年说的话转告了他，那个姓阿国的人有军方背景，日商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阿石愣了一下，说阿国是他在日本最好的朋友，没想到在香港遇上，不管别人说什么，他不会在意。阿石说罢心不在焉地低头看报纸。
报纸上有大幅照片，报道三万五千吨巨型巡洋舰“威尔斯王子”号和两万五千吨重型巡洋舰“欲敌”号由欧洲赶往远东加强防守的情况。我说不清楚，二十天后，是不是那幅照片增加了一枚不真实的砝码，让阿石对战争抱有一种侥幸念头，最终做出那个改变他命运的决定。
阿石走后没几天，我遇到棘手的事情。因为何世礼将军从中做工作，“南侨总会”送来一笔款子、一座医院和相关医疗器械，需要战区尽快接收，不然很可能成为“保盟”的猎物，最终落到共产党手中。我的人都离港了，没有能力接收。我给科里发了电报。几天后，阿石带着他的小组风尘仆仆返回九龙。他在惠阳接到邹上校电报，要求他尽快返回香港，将款项和医院押送回内地，同时受省教育厅许崇清厅长委托，把几位中大和文理学院教授带出港。阿石把押送回内地的物资交给另一个组，托他们把我内人和孩子送回揭阳，半道掉头，匆匆返回香港。
阿石带来情报部门最新消息，驻扎在佛（山）香（山）三（水）一带的日本中国派遣军第23军第38师团[57]主力夜行昼伏，秘密向虎（门）宝（安）一带集结。宝安县与新界交界的深圳河以北秘密集结了大量日军野战部队，战区派出的侦察队在宝安拍到24厘米榴弹炮和15厘米加农炮群照片，情报部门说，那些大炮隶属日军第一重炮队。邹上校在电报中吩咐我们不要紧张，日军前两天邀请驻港英军首脑12月25日赴深圳墟观看日军的运动会，一个来自福冈的慰问团和深圳墟娱乐所的随军妓女也在日军驻地正常活动，从情况分析，新年前，日军不会对香港发动攻击。
我匆匆安排工作，准备先找到那几位中大教授，然后阿石留在岛上办理关防文件，我带教授们回九龙，同时联络“南侨总会”的人接收货物，安排船只，总之，手脚放快点，早点干完早点走人。
安排完工作，我和阿石当下就出门，过海去了港大，很快找到几位教授。
几位教授在港大做演讲，令人纳闷的是，担任主讲的学者中有一位日本人，叫久田幸助，比阿石大不了几岁，演讲的题目是《岭南三系文化的演变》。这位久田先生用流利的中文谈到洪秀全起义、康梁变法、何子渊教育革新和孙文民主革命之间的文化关系。我听得有点挠头，阿石在一旁小声给我解释，演讲者在说，岭南文化是中国近代政治的重要代表和领导力量，是很重要的学术观点。我觉得，观点再重要，从一个日本人嘴里说出来，总是有点怪怪的。
巧的是，没落贵族艾琳也在听演讲的学生中。看见阿石，瘦骨嶙峋的她从前排站起来，走到后面，和阿石俩躲在最后一排说话。艾琳对阿石抱怨内地教授的演讲水准，说读过他们当中谁谁的文章，不喜欢。阿石反唇相讥，问她为何不自己写喜欢的文章。艾琳说，她来港后见过几个报界文人，讨厌他们浅薄无聊的嘴脸，索性一个字不写，等有了心境再写。阿石问艾琳以后怎么打算，是否回内地避避风头。艾琳对港人担心的战争不怎么在意，打算留在港大，等欧洲战争结束再去英国读书。
“日本人打来怎么办？”
“七七事变时我人在沪上，经历过日本人的大炮。香港一百年前就沦陷了，变个花样沦陷，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艾琳仍是一副冷漠的样子，她扭头看阿石，也拿讥嘲的口气问对方，“香港不是准备迎接圣诞节吗，你没看见百货公司门前推销嘉年华的圣诞老人？”
一会儿，锡兰人摩希甸·法提玛也从前面过来了。这回热闹了，三个人叽叽喳喳，又说了一会儿虚无啊，青年不堪时代之类的话，台上演讲结束了。“我叫阿石。”阿石起身，给艾琳留下两个地址，要她遇到困难去找那两个人，然后和两人告别，我们挤到前面去和教授谈撤离的事。
当天晚上，阿石回到九龙，通关文件递上去了，就等着摁印鉴。我安排完租船取货的事，回到办事处，我们又谈了会儿艾琳。
阿石对艾琳的评价是惺惺相惜那种，说她先逃出父亲的生活，再逃出母亲的生活，最终因战争所陷没能逃去英伦岛，港大文史系数她学业最出色，她纠结，发自己的狠，眼光与心事纤细到不像话，因俏皮而生动，却又因尖刻而危险，因冷漠挑剔的冲突气质让常人难待，这样的人拥有无边寂寞和天性敏感，一抹懒散斜阳一阵短促横风都能陡然惊起世界，其实根本就是在人们之外活着，在自己的躯壳外活着，没人看得清。
阿石那样说艾琳，像是在说他自己。我觉得他俩是一路人，如同在夜里行走的孩子，把手中照明的灯笼弄丢了，在混沌的时代里找不到回家的路，甚至不肯回家的固执孩子。我那么想，没有说出口。
我们干得很快。中大和文理学院的几位教授，第二天就托人送出港了。12月6日，阿石和他的小组返回香港6天后，我把全部款项和医院接收到手，阿石也拿到了所有的关防文件。
6日中午，阿石带着租下的葡籍火轮靠上旺角码头，我去码头接他，看见新任总督在半岛酒店参加募捐舞会出来，被一群衣香鬓影的女人围在马路前说话。爵士穿一套挺括的燕尾服，脸上剃得干干净净，保持着殖民绅士风度，看不出有战争要来的样子。听人说，半岛酒店晚上还有一场募捐舞会，孙夫人和孔夫人二位要参加舞会，我和阿石开玩笑，让季副官和缪和女领着人干活，我们也去凑个热闹。阿石也开玩笑，说他兜里一文不名，不丢那个丑，皇后戏院放《英宫十六年》，不如看场电影再走。
第二天，天没亮，我在办事处接到一个电话，匆匆赶到九龙仓库，叫出领着人在那儿出货的阿石，要他立刻跟我赶往军事使节团驻地，听国府驻港澳最高长官传达重要指示。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让季副官花再补充一批工人，加紧装船，能多抢点时间就多抢点时间，货装完，我们从港岛回来，阿石就带船走人。
过海后，我注意到港岛街上充满预战气氛，到处都能看见来自英国、加国和印地的军人，以及英籍港人和华人组成的防卫军。他们挎着司登姆冲锋枪和布伦轻型机枪，脸上映着热情洋溢的冬日阳光，坐在大方脸的斗牛士军车上从街头驶过。
同样升温的还有反日情绪。干诺道中和德辅道中一带的西人商业区，这种情绪还不明显，只有赈灾会收容避港内地灾民，妇女会推销救国公债和军需公债，青年军招募防卫队活动。毕打街外的干诺公爵像和维多利亚女皇像广场上，港大学生赈济会在举行义演活动，号召人们“热诚爱国，救国不分男女老幼”。中环和平纪念碑前，“保卫中国同盟”在举行义卖活动。到上环一带的华人商业区，情况就不一样了，街边骑楼上悬挂着巨大的反日漫画“我们工业一天天发达，日本工厂一天天关门”，有海外流动宣传团散发拥蒋抗日传单，有学生组织抵制日货活动，把几家店铺里的东洋货搬到街上砸掉。英国人对日本一直保持绥靖政策，对反日言行不但谈虎色变，而且坚决镇压，今天情况有点不同，华人高调的反日活动他们装作没看见。
我和阿石赶到皇后道亚细亚银行，军事使团的人告之，陈策将军凌晨才乘国航飞机从重庆述职返回香港，正在分批和人们谈话，现在是和几家国资银行的负责人谈。我和阿石被安排在二楼一个房间等待，一些国府资源委员会的高级职员和国防部在港军事人员也在那里。等待期间，大家纷纷议论知道的情况，口气很大，感觉领导世界大战也够了，我和阿石不是中央派，阶衔又低，插不上话，只能在一边听。
一会儿，军事使团余副官进来，说轮到我们了。我们随余副官依次进入隔壁房间，陈策将军和军统局邢森洲将军在那里。陈将军又黑又瘦，帽檐朝天戴，活像跑南洋的船长。他是职业军人，性格爽直，民国二十八年他到香港出任国民政府驻港澳全权代表，兼国民党香港总支部书记，入港后立即成立了香港华人抗战协助团，利用秘密帮派建立地下网络，采购、募集急需抗战物资，是国府在港人员的主心骨。
看得出，年近半百的陈将军很疲劳，嗓子嘶哑，也不寒暄，直接告诉我们，军政部昨天破译了日军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往来密电，其中一份是下令进攻香港要塞的命令[58]，据情报部门密报，已经在深圳河北岸完成集结的日军第38师团三天前开始战斗预备，日军第1飞行团和第45飞行战队的轰炸机也已经飞往广州，由新见政一中将率领的日本海军第二遣华舰队正离开台湾向香港驶来，长沙方面也有大量兵力调动的迹象，总之，香港攻防战近在咫尺。
陈将军传达军事委员会命令，要求在港单位即刻采取措施，交割联络、转移机要、托管国资、封存印鉴、疏散家眷，留下少部分人员监守待命，国府人员尤以军事人员和特种人员尽快离港，以免陷入战争局面，至于如何对付袭港之酋，国府方面亦有相应对策。
谈话时间很短，不到20分钟。谈话结束后，陈将军让阿石留下。我随人群离开房间，退到楼下等阿石。几分钟后，阿石下来了，徐亨秘书送他，他俩个子都很高，在人群中很显眼。
“先总理夫人会有危险吗？”阿石问徐秘书。
“她很安全，忙着保盟的工作，暂时没有离港计划。”徐秘书轻松地笑了笑。
我们离开亚细亚银行，一路上阿石没有说话。走到轮渡口，看着轮渡远远地驶来靠岸，阿石显得很困难，动不了的样子。我问他怎么了。他激灵了一下，像是醒过来，勉强地笑了笑，让我先回九龙，他要去一个地方。我猜出他要去哪儿，但不能由我说出那个人，我也无权放他一个人去。阿石看出来了，说了一句闽南话。我没忍住，笑了。
“回去好好打鬼子，八他老宝小奶。”阿石学着闽南话，说是离开亚细亚银行前陈将军对他的吩咐。阿石那么说了，有点不好意思，头转到一边，看一队荷枪走过的皇家海军士兵，“策公一点都没为粗口脸红。”他说。
“策公”这个名是孙文大总统取的，陈将军只有单名，早年革命时，众人不知如何称呼他，直呼其名又嫌不恭，胡汉民替他取了“筹硕”这个号，叫的人不多，大总统随口称他“策公”，反倒人人都叫上了。
有了策公那句骂人的话，以后就默契了。我陪阿石去了中环。一群港大学生在日本领事馆前呼喊反日口号，印度警察远远站在一边不管。那个姓阿国的敦实青年很快从领事馆里出来，很吃惊阿石来找他。两个人离开领事馆，站在街头花园旁说话，都很激动，好像在争吵，行人在他们身边避开，绕着他俩走。阿石也走开了。阿国追上去。他俩动了手。阿石打了阿国一拳。阿国抱住阿石。阿石把阿国甩在地上。我惊愕，很紧张，不知道该不该上去做点什么。他俩很快住手。阿石伸手拉阿国。阿国甩开他的手，从地上爬起来，穿过马路气呼呼走进领事馆。
过海的时候，阿石一直站在甲板上，没有进舱。天越来越阴，鸥鸟一片片返回海湾。我知道阿石不想和我说什么。我知道他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我什么也没说。我偷偷带了一支格鲁手枪，八发子弹，必要时，我会拔出枪打死那个姓阿国的，但我没有告诉阿石。
赶回九龙仓码头时，船已经装完，葡籍船长抽着烟斗在码头上和澳籍引水聊天。我松了口气，要阿石事不宜迟，这就走。
天越来越阴，码头上风很大，阿石心绪不宁，他没戴帽子，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人有些散神。忽然间，我朝阿石走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那么做。我冲动地把阿石搂进怀里，在他耳边说，再见兄弟。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明天凌晨，阿石会在惠阳某个秘密海湾靠岸，按照事先安排，潮汕指挥部的华振中将军会派他的独立第9旅在那里等待接应阿石，阿石会带着货物和他自己回到国统区，如果事情继续顺利，我们会在那里见面。
可是，阿石没有走掉。
阿石在7战区兵站部服务了14个月，往返港九9次、澳门3次，其中6次因货款和手续出现问题，在港九滞留时间均超出30天，可以说，14个月，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港九和来往港九的路途上度过的。
也许6日那天，我应该当机立断，阻止阿石下船，并且命令他尽快离开。如果他在恰当的时机离开，他会逃离那场罪恶的攻防战，命运将完全不同。也许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会因为在海上偷运汤姆森冲锋枪和M1918A2式轻机枪与日军的海岸巡逻队遭遇，被平射炮切开脑袋，绝望地跌落进大海，或者在运输航空汽油的路上，被汪精卫的皇协军包围，在窜向荔枝林逃命途中，被追上来的士兵用刺刀捅入胛骨。总之，战争会继续三年零八个月，他可能活下来，也可能光荣阵亡，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可是，阴错阳差，他留在了香港，他的命运在这座岛上等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