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曾经说过：“吃了月半粑，各人种庄稼”。徐纯龙给我的一担六斗田全在油榨垅里，一眼望去有好长一溜，望得我心潮激荡。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能拥有这么多的田。
1949年正月十六日，我就开犁耕田了。爸曾经说过，种好田地要首先学会敬好土地爷。土地爷是所有神灵中脾气最古怪的一个，你要稍有不敬，他就会给你点颜色瞧瞧，弄不好就会叫你颗粒无收。我们蚌壳岭的土地庙座落在村北柏树林里。我娘找德三爹写了一副对联，左联是：庙小神通大，威灵震四方；右联是：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这天一大早，全家四口人带上贡品、香、纸，全来到土地庙前敬土地菩萨。我在土地庙庙门两边贴上对联，凤仙摆贡品，娘烧纸，点香。然后一家人跪在土地菩萨面前，娘嘴里不停地翕动着，祈祷土地菩萨保佑土地丰收。敬了土地菩萨，我扛着犁，牵着牛来到田头，架上牛轭和犁辕，高高兴兴地开犁了，犁头尖上缠满了新鲜的泥土气味。
徐纯龙给我的这垅田在两条山脉之间，土层厚实，却冷浸严重。我年轻有的是力气，我就在靠路边一排挖起一条三十余丈长，两尺多深的水沟，既解决了冷浸问题，又避免肥水流失。
我精心地耕种着自己的一担七斗二升田，田里栽上了秧苗，正在开始转青分孽。地里小麦泛黄了，蚕豆黑荚了，黄豆开花了。这时传来消息说解放军开进远山县城关了，远山解放了，成立了县委、县人民政府。我们桂花坪这一带躲进一股土匪顽强抵抗，最后被共产党给剿灭了，桃花坪也随之解放了。此后，新政府忙于剿匪肃反、防洪抗灾、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还算平静，田地里都获得了丰收，我心里自然就像喝蜜一样高兴。我除了交足皇粮国税外，还多交了三担谷的余粮，受到乡里的表扬。自己留足一年的口粮种子，其余的都卖了。过年的时候家里人人都做了一身新衣服。一些人家还贴了春联，扎了灯笼。凤仙也扎了一个大圆灯笼吊在大门口，还给泥蛋买了手提灯笼和鞭炮。
这期间不断有人传说，河北、山东一带在搞土改，地主的土地财产全分了，该杀的恶霸都杀了，地主的老婆吓得往穷人屋里钻。真真假假，听得穷人心花怒放，吓得富人心神不安。娘也听到了，吓住了，右眼犯眼皮跳的毛病，常常在眼皮上粘一纸屑。她要我把那一担六斗田，无论如何也要退还给徐纯龙。那天我去徐纯龙家打算把田退还给他。还没等我开口，他倒先求我替他办一件事，那就是让我把他买田时的契约退还给卖田户，把租田的租约送还给租田户。并让我告知租田户，所租用的田地无偿送给他们。徐纯龙叮嘱我说：“此事不宜迟，越快越好。”
我吃惊地问：“老爷，你自己呢？”
他说：“我只留下祖传的七斗田够了。唉！”
我见状只好把退田的事压住没说出来。当即拿了徐纯龙交给我的地契和租约挨家挨户去退还。谁知除少数户接收了外，多数户却不敢接收，怕惹事生非。其中，王有富有三斗田，是在他爸手上卖给徐纯龙的。我找到王有富，王有富“嘻嘻”地望着我笑，说：“我不要。龙老爷去年就要给我四斗田，我都没要的。给钱我还差不多。”他硬是没接收。当晚我把送不出去的地契和租约退给徐纯龙时，徐纯龙一下子摊倒在木靠椅上发愣。我还能对他说什么呢！在回家的路上，我为这退不出去的一担六斗田忧心忡忡。
蚌壳岭的夜，在一片“宵夜”的混杂声消失之后，逐渐静谧下来了。夜气漫散着，山野在夜气中凝重了起来，村旁的桂花树湿淋淋的，叶子正在滴着水珠。
回到家里，娘、凤仙带着泥蛋围在火塘边烤火。为了节约煤油，他们没有点灯。火塘里的柴火烧得旺旺的，火苗一蹿一蹿地伸着猩红的舌头，舔着黑不溜秋的吊着的锣锅底。偶尔，把锅底上的锅墨烟烧着了，一赶一赶地滚动，明明灭灭，像远处的夜山火。火塘里晃动的火光把人和物的影子涂上腊黑的墙壁，光怪陆离。凤仙戴着顶针在纳着鞋底，娘膝盖上托着装有花生的竹筛，有一嗒没一嗒地剥着，手里剥得“哗里哗啦”的响。娘一边剥花生，一边给泥蛋讲无常鬼的故事。 娘讲完无常鬼的故事后，转过头来问我退田的事怎么样了。我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最后我说：“这田恐怕是退不出去了。”
娘担心地说：“那怎么办？咱家共有一担七斗二升田，如果土改会划成什么农呢？”
我说：“谁知道呢！”
凤仙说：“听天由命吧！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
1950年9月，远山县委派出的土改工作队进驻桂花坪，负责周围几个自然村的土改工作。土改工作队住在桂花坪的鹤皋学校里，共有4个人，两男两女。队长叫赵宝成，北方人。副队长叫刘仁森，本县人。这两个人，一高一矮，一黑一白，一胖一瘦。高的黑的胖的是赵宝成，他戴着军帽，穿着军衣，背着军包，纯粹一个军人。矮的白的瘦的是刘仁森，他穿一身中山装，戴一副眼镜，书生气十足。土改工作队来了之后，首先走访摸底，对农户分类排队。然后召集没有土地和土地少的农户开会。王有富光杆一人，没有一分田地，被工作队视为培养对象，成了土改的积极分子。接着王有富带着工作队把徐纯龙和他的太太万来兴，及他们的小儿子徐臣明抓起来了，关在学校隔开的三间屋里，以防止他们串联。土改工作队让王有富带人去徐纯龙家抄家，在茅厮灰窖的地底下挖出了两坛银元。经过调查核实，土改工作队将徐纯龙定为地主，但因他口碑较好，没有血债，免于死罪。除给他们一家留下四间屋和四斗田外，其余的都分给了其他农户，其中王有富分到了他家的两斗田和两间房子。徐纯龙看到两代人辛辛苦苦置下的家业顷刻间一扫光，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一索悬梁走上了黄泉路。他老婆万来兴也跟随着他一起走了。徐臣明见爸娘死了，认为爸娘是被工作队和王有富逼死的，他想首先找到王有富问个明白，再去找工作队讨说法。不想找到王有富两个人大吵起来了。徐臣明说：“我爸我娘是你们逼死的，我找你们要人。”王有富说：“你爸你娘是地主，他们自己上吊，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家。活该！”这句话一下子激怒了徐臣明，动手打了王有富。王有富气愤不过，去刘仁森那里告了徐臣明一状。刘仁森听后，当即派民兵把徐臣明当作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关到柏墩管理区去了。
徐臣明被枪毙的头一天，我陪金枝到管理区去看他。金枝见到徐臣明被五花大绑着，哭得死去活来。徐臣明并不害怕，显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他对金枝说：“金枝，你肚子里的孩子我看不到了，以后生了，不管是崽是女，你都要把我的孩子养大成人，我衷心感谢你。我们今生今世不能在一起，来生来世我还娶你做老婆，让你幸福！”
金枝只顾抽搐着，鼻涕像丝线般垂挂着，已经没有了回话之力。
然后，徐臣明对我说：“土地哥，你是个好人啊！我走了，今后金枝和我的孩子你就多关照关照，我在天之灵会默佑你的。”
我听了这话眼泪就流出来，说：“二少爷，我会关照她们的，你就放心地走吧！”
徐臣明被枪毙之后，桂花坪土改工作进入认定成份、分田地、分财产阶段。徐纯龙家被认定为地主，他们一家死了三个，只有金枝领衔了，她成了蚌壳岭唯一的地主。我家定为富农，徐友智家定为中农，王有富定为贫农。后来，由土改工作队提议，王有富还被评选为贫下中农协会蚌壳岭组组长。我家分出去一担一斗二升田，自己只剩下六斗田了。发给了盖有“远山县第六区人民政府”大印的土地所有权证。我让凤仙把土地所有权证包好保存好。在分田的时候，我娘硬是要回了自家原来的那丘一斗二升田。娘说那是我爹当年挣钱置下的，传到我爸手上，不能在她手上丢了。我就依了娘把这丘田要下来了。其实这丘田是望天收的滩滂田，可娘说是祖人传下的，再孬也要，留着踏实。
说实在话，我家能分到六斗田，我已心满意足了，毕竟比我原来的1斗2升田，多了4斗8升田。这盖着“远山县第六区人民政府”巴巴印的土地所有权证，让人睡得踏实。
我家被定为富农成分，一家人都觉得冤屈。为了我家的成份问题我去找了王有富，他现在是贫协组长最有发言权。土改工作队副队长刘仁森经常找他去了解情况，商量工作，他现在是工作队眼里的红人。那天傍晚，夜色渐渐笼罩了蚌壳岭。我找到王有富的家，正碰上他从桂花坪回来，嘴里叼着支香烟，鼻子还喷着酒气。我远远就喊了：“有富，你回来了。”
王有富走近来看到是我，说：“是土地，找我有事吗？进屋说。”
称呼变了，语气也变了。原来右一个庚哥，左一个庚哥，叫得比亲兄弟还亲热，现在变成了土地，亲热劲也寡淡许多了。我心里顿时像掺进一瓢冷水凉丝丝的，说：“不进屋了，我找你还不是成份的事。我的情况你和友智叔最清楚，我家本来只有一斗二升田，徐纯龙送的一担六斗田我只种了一年。我爸穷得死时买不起棺木，这些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给刘队长反映了没有？”
王有富有些为难地说：“这些我都向刘队长说了，他说是按上面的标准套的，上面的标准谁也不能改。我冇得办法？“
我说：“那我只能认了吗？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王有富说：“要不你自己去找他。你现在是富农，我不能替你多说话。刘队长要我今后和你划清界线。”
我说：“好，我不找你了。我成份不好，不影响你。”说完气呼呼地走了。
第二天，我赶到桂花坪，找到了刘仁森。他正在用香皂洗脸，洗完脸又对着一面小圆镜，用一把小梳子沾了水，把小分头挞得亮光光，顺溜溜的，然后戴上黑边眼镜。这时他才发现我站在门口。便问：“你找谁？”
我恭敬地说：“刘队长，我找您。我是蚌壳岭的，叫徐土地。”
“啊！你就是那个富农徐土地。你找我有啥事？”
“我对我家被定为富农有想法。”
“你有什么想法？想翻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您听我把话说完。我和王有富原来都是地主徐纯龙家的长工。我和我爸在他家当了三十年长工。一年前，我家四口人穷得只有一斗二升田，连我爸死了都没有钱给他买副棺木。后来徐纯龙见形势对他不利，就把田地拿一些出来送给他家的长工，送给我家一担六斗田，我们刚刚种了一年啊！徐纯龙也给王有富送了四斗田，他没要……”
还没等我说完，刘仁森截住我的话茬说：“为什么你要了不义之财，而王有富没有要？这是什么问题你知道吗？这就是阶级觉悟问题！”
我说：“王有富没有要田，但他要了钱。”
刘仁森“啪”的一下擂桌一掌，气急败坏地吼道：“胡说八道，你怎么知道他得了钱？你这是搞阶级报复，反攻倒算！你给我滚！”
“我说的都是事实，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
“你给我滚！你不滚，我可要找人把你捆到管理区去。”刘仁森白净的脸胀得通红。
我气呼呼地说：“我正要去管理区去反映情况呢！”
一个穿军装的高大汉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示意我跟他出去。我认识他，他就是赵宝成队长。他把我引到隔壁的房子里去，这大概是他的卧室。赵宝成用军用搪瓷杯给我倒了一杯水，又让我坐下，详细地问了我的情况，我一一都对他说了。我还把徐友智的情况也说了，说他定为中农定高了，应定为下中农。赵宝成说他也给地主当过长工，后来当兵去了，当的是八路军，后来转为解放军。他看起来五大三粗，问起情况却很细，比那个白脸书生好打交道多了。临走时他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需要核实，若属实就改过来嘛！”有他这句话，我仿佛吃了顺气药，肚里的气顺畅了许多。
十天后，我家成份改成了中农，友智叔家改成下中农。在我家由富农改成中农问题上，听说刘仁森和赵宝成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刘仁森坚持死扣上面的杠杠定成份，赵宝成坚持依实际情况定成份。刘仁森还去管理区告了赵宝成一状。赵宝成知道后大发雷霆，用北方话骂起人来，还拔出手枪朝白泉河打了两枪，炸得水花蹦起5尺多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