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至1988年，胡锦涛踏遍了贵州的土地，在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组织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如果不相应采取有力措施，贫困地区将会更加落后。”如何加快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成为他集中思考的重大问题。针对贵州贫困面较大、贫困程度较深的特点，胡锦涛同志把目光集中在贵州省具有一定典型性的毕节地区。
据统计，1987年，毕节全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88.9元，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84元，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未解决温饱的人口达300余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其总人口的53.68%，人口自增率21.29‰，森林覆盖率仅为8.53%。
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生态恶化，毕节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也是毕节地区的典型特征，人们日子好不起来，就希望以增加劳动人口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人口膨胀，地不够种，又引发了必然的“越贫越垦，越垦越贫”的恶性循环。陡坡开荒，林、灌、草、植被遭到反复而且严重的破坏，致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最终将他们身下的这块土地折腾成了“不适合人居的地方”。
针对毕节地区严峻的现实，胡锦涛提出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1988年4月，他在北京邀请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同志召开会议，介绍了拟建立“毕节试验区”的设想，期望得到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小组的支持。
1988年6月，经贵州省委、省政府上报，国务院批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成立。
毕节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试验区。胡锦涛非常重视以创新的思路开展试验区工作，他特别强调必须“牢牢把握‘扶贫开发、生态建设’这个主题，针对全区有300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采取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政策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速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针对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总面积一半以上的现实，采取强有力措施，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的良性循环。”他说：“如果这两大目标都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如果没有实现，那就说明试验区的任务没有完成。”
由此，毕节地区成为中国第一个向石漠发起总攻的试验区，而海雀，则是这场生态建设攻坚战的发源地。
6
宏远而重大的决策，往往都是站在高地上的人做出来的。他们站得高，看得远。而对于紧紧贴着大地的农民来说，就只看得见脚下的那一寸土地，也只想得到眼下的那点儿事情。他们不懂得大概念大数据，他们更多地表现得很感性，只是觉得自己的生存环境太不如人意了。不如人意的地方在哪里？地里出不了庄稼，风来没什么挡沙，雨来没什么护泥，那种心情，跟秃子害怕照镜子是一回事。如果一定要谈理性，他们也只知道自己相依为命的这块土地弱不禁风了，只知道自己吃不饱肚子了，只知道自己必须在这块被人认为“不适合人居的地方”活下去。他们是凭着自己的经验，甚至是一个农民的本能去寻思土地的需要，就像一个儿子，在风起来的时候，会本能地替老母亲掩掩衣襟一样。
李淑彬正是出于这种本能，想到了栽树。
那是一个狂风呼啸的冬夜，李淑彬在黑暗中睁着眼听风咆哮，心痛着自己那没遮没挡的房子，便跟丈夫刘昌华说起了树。
她说：“要是这房前屋后有树就好了。”她能想到的，是这房前屋后有树，房子就不那么怕风怕冻。在她母性十足的想像中，她家房子不光在寒风中受着冻，肯定还担着惊受着怕。
她说：“我们可以栽一些树。”
刘昌华说：“你说的不是姜子树吧？”
她说：“不是姜子树，是正经的树，杉树啊柏树啊那样的大树。”姜子树哪能为房子挡风呢？
她这么说，是因为她心里已经有了树苗。那是公社育下的几厢树苗，她有一次无意间看见，便从此惦记着，每有机会便跑去看。那情形很有点像一个身体里充满了母性的女人路过幼儿园时，总忍不住要逗留下来痴痴地看上那么一会儿。她就一次次把那些树苗看大了。它们真的长大了，应该移栽了。可是它们看上去无人问津。它们好像被遗忘在那里了。跟丈夫谈到那些树苗的时候，李淑彬说到了“难过”这个词汇，她替那些树苗难过。她说：“多好的树苗啊。”在她的概念里，它们就像那些长大了的姑娘，到了应该出嫁的年龄却因为父母的疏忽而被荒废在家里。她希望丈夫能到公社要几棵回来栽，她渴望做它们的婆婆。可刘昌华属于那种害羞的人，没答应她。
看丈夫那里指望不上，李淑彬竟然想到了偷。她想，并不是所有的偷都是可耻的。她偷树苗，只是因为太爱那些树苗，而那些树苗又被荒废在那里，她这样做，是可以救它们出来的啊。那个年代，几乎每一个女人都有一张手巾，她就用那张手巾扎了几棵树苗回家，把它们栽在了屋前。至此，她家屋前终于有了树。想像着有一天，它们长成了大树，既成了她家的风景，又可以为她家挡风沙，别提她心里有多安慰了。她把它们当婴儿侍弄，看着它们在她家院坝边上慢慢适应，转青，最后表现出一副安心住下来的样子，她便满心的成就感。
这时候，她对树的那份渴望也在悄悄成长。有了这几棵，她就想再有几棵。有了屋前的，她就想屋后也应该有，就想最好能在屋子周围栽上一片。于是，她连着跑了几次公社的苗圃，她那张手巾替她捆了几回树苗。最后，当然还是给发现了。她脸都吓白了，那毕竟是偷。可她万万没想到，人家却对她说：“这些苗长这儿也没人要，你尽管扯吧。”说这话的人是公社干部，他的意思就代表了公社的意思。李淑彬一颗心“扑通”落到肚子里，就喜滋滋把那些树苗全请回了家。那天晚上，她看着半屋子的树苗，竟忍不住弹起了泪珠。那都是给高兴的。她总算是把全部树苗都救下了。她将把它们好好的交付给土地，让它们拥有正常的树生。
刘昌华也喜欢，看那些树苗的时候，他眼里的稀罕一点儿也不比李淑彬眼里的少。
李淑彬问丈夫说：“你说他们既不要，为哪样又要育呢？”听上去，她就像在埋怨那些对子女极其不负责任的父母。
刘昌华说：“大概是暂时没顾得上。”
男人总是要比女人理性些，他能想到，那会儿刚刚改革开放，公社里的人有很多大事情要忙，哪顾得上两厢树苗呢？
既是这样，李淑彬就更是如释重负了。
这些树苗，被他们全栽在了房前屋后，那可是小具规模的一片，不用那么着急看见它们长成林子以后的样子，就想想都让人心动。
我们习惯性地相信一种说法，即人命里注定的东西总是跟他名字有些关系，李淑彬这个名字里就有三个“木”字，三木不就成“森”吗？所以这辈子，她注定要跟一片森林有关。自从她在房前屋后栽下了那些树，她便情不自禁地走向了她的宿命，走向了她的森林。
生活在石漠地区，农村干部们对生态的敏感自然也是最切实的。1982年的时候，大方县就开始往下下达造林任务。那时候，李淑彬房子周围的树木已经长出了一片好势头，她家那块地在六龙镇那片光秃秃的石漠地区呈现出诱人的生机，李淑彬也因此而小有了名气。“想造林，找李淑彬。”这话可是干部们自己说的。干部问她：“如果让你植树造林，你能干好吗？”她想都不想就说：“一定一定，保证栽好。”她对树的那种迷恋溢于言表，别人就没理由不相信她一定能栽好了。
于是，县里给了她300亩植树造林任务。
300亩可不是房前屋后那点儿面积，事儿也不是自家闲情逸致的那点儿事儿，是上头的造林任务，是一个担当，一个责任。
县里组织了一个植树造林经验交流会，有人在会上说：“栽树嘛，一锄一个喜鹊嘴，一锄一个灯盏窝。”就是说，一锄头下去起来，就放苗盖土。这算什么经验呢？李淑彬房前屋后那些树就是那样栽的，所以它们长起来很慢，成活率也不是很高。她后来心里一直自责呢，怪自己栽的时候没用心。可是那个会上，竟然没有更好的经验可取了。事实上，石漠居民对栽树的事儿都很陌生，就像出家人对生孩子很陌生一样。
心里七上八下回到家，李淑彬便跟刘昌华商量，到别的地方去取点儿经吧？
那当口，刘昌华正管着营业所一个修建工程，为了让丈夫安心去取经，李淑彬向他保证：工程上的事儿我替你照管着，你尽管取经去。
那刘昌华也算得上一个痴人，背着李淑彬为他打的粑粑，他竟在外面跑了足足一个月，哪里有林场就去哪里。为什么要跑那么久啊？因为在当时，有林场的地方，土地都是健康的，在一块健康的土地上栽树还不简单吗？可他要的是在石漠地区栽树的经验，就只能坚持不懈地跑。回来的时候，鞋底也磨穿了，眼窝子也变深了，头发胡子也长成森林了。不过，他终于带回了在石漠地头植树的经验，据说，那是一家国有林场一位大学生传授的，是书面知识。书面知识有时候会遭到农民的不屑，但当你并无高于这种书面知识的实际经验的时候，你就必须正视并且认真对待于它。
李淑彬认真照着刘昌华学来的经验植树，先翻地，能有多深翻多深，窝距要严格，窝深也要严格。看她做得煞有介事，就有人笑她：“你这是在栽树？”这样问当然不是要她回答是与不是，而是为了嗤笑，觉得她太傻太照本宣科。这些人从来没认真栽过树，但他们却无比的自以为是。他们自负的资本，是因为他们是农民，却并不承认他们可能属于无知的那一个农民。
有时候，你碰上一段小插曲也是蛮有意思的。这次植树造林任务，上头有过承诺：如果完成得好，就有点儿补助。偏偏又有那个别贪图小便宜的人，就专冲着那点儿补助才接受了植树造林任务。当然，也有那初衷好，但后来看那点儿小利益看歪了眼的。不管如何，就有另外的同样承包了造林任务的人偷奸耍滑，专门在上头要下来检查的时候才将树苗栽进地里。那树苗刚下地当然新鲜，当然精神，于是，他们就被看成任务完成得很好的。李淑彬家那300亩苗，因为正在熟悉环境，叶子有些发黄，苗子也显得不那么精神，所以被看成完成得不好的了。撞鬼又遇上阴风，那偷奸耍滑者又不知出于什么居心，在视察干部跟前毁谤于她，最终惹得她挨了县林业局的一顿痛责，说她毁了一批树苗耽误了造林。好在李淑彬属于那种心宽的人，挨了批评，尊严扫地之后，她也没太放在心上，一心只希望她的那些树苗好好地长。她相信丈夫辛苦求来的真经，相信那些树苗会善待她的真心。
果然，第二次大检查的时候，她的树苗们已经缓过了劲，新生的朝气催出了新绿，完全是一种有了阅历有了自信，做好准备迎接崭新未来的光景。而偷奸耍滑者那里，当然只能是死多活少。到这时候，干部们才发现，真正毁了苗子耽误了造林的人是他们。因为错怪了李淑彬，县林业局长登门致歉，倒把李淑彬弄得怪不好意思，红着一张银盘脸笑得直抹眼泪。
“局长哪是错怪呢？那树苗给毁了，哪个不急啊？”她善解人意地说。
这回，真让人看见了她栽树的能耐，因此第二批造林指标下来的时候，她又承担了200亩。
拥有一片青山，几乎是所有石漠居民的梦想。只不过，敢于把自己的生存交付于10年甚至20年的摸索和辛苦的，只有李淑彬。李淑彬的心有点儿大，大得可以装下很大很大的一片林子。所以，500亩对于她来说，太少了。1984年的时候，她贷款80000元，要造林3000亩。
仅靠她一家子怎么能造3000亩林呢？李淑彬请人来造。别看她一农家妇女，魄力却不可轻视，她竟然召集了几百个劳动力来帮她翻土，她按工开工钱。那个冬天，六龙镇的荒山又出现了尚未走远的热闹。人们还清晰地记得人民公社时期，这些山头上的劳动场面也是这么热烈。凡具有规模的劳动场面都是振奋人心的。
这个植树能人要干大事，把个县委书记也惊动了。来到山上，看见这么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便主动留下来助阵。而且那之后每天都来。他当然不光是被那种劳动场面感染了，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他还想到了别的，比如安全。他来了以后，多数时间都是扯着嗓门儿在喊：“注意安全，不要打闹，不要调戏妇女。”这后面那半句，既是严肃的，也是玩笑的。你可以当真，也可以当是活跃气氛。
李淑彬要接他到家里吃饭，他不去，也不让李淑彬回去。李淑彬干脆买来馒头为大家鼓劲，说：“谁先挖到山头，奖励馒头。”不过，她同时又要求：深挖七寸，谁要是挖得不够尺寸，漏下一个树蔸没挖掉，罚款2角，罚款从工钱里扣。
那个年头，馒头还是我们南方人眼中的点心，不是随便就能吃到的。那年头的2角钱，在这帮挣扎于石漠地区的农民眼中，也还是大钱。所以，她的这种奖罚制度，倒很有效。
山头挖完，开始植树。李淑彬做示范：坑要一尺宽一尺深，回填一半肥泥，放人树苗，再填上余下一半肥泥，踩紧，再盖上挖坑掏出的瘦土。栽下去后，她一株一株检查，没栽好的得重栽，栽树的人得罚款，一棵2角。
奋战了一个冬天，她硬是把3000亩拿下了！
当李淑彬栽完最后一棵苗，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环视着自己创下的这个奇迹的时候，她激动得不知道拿自己如何是好。她一个劲地搓手，还是按捺不住那种想找个人抱一抱的渴望。正好丈夫就在身边，她便扑上去搂他。那时候可没现在这么开放，山头上一堆子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农民，刘昌华给她抱成一张大红脸，别人也看笑话。丈夫害起羞来，她也很害羞，立即放开又更招人笑话，她只好无缘无故将丈夫乱捶一气，喜极而泣起来。“栽完了！3000亩地全栽完了！”她说。她抹着那张湿漉漉的脸，把眼睛笑没了去。她说：“想想这片林子长起来后的光景，想想3500亩林子长起来以后的光景。”她让丈夫想，也让大家想。于是，大伙就都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去想那个光景，有人就想高兴了，有人又想得妒嫉了。不管高兴还是妒嫉，就都对她说：“今后你家守着这片林子，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当然，也有人担心：她倾其所有全为了这些树，这些树可不是到了明年秋天就能结粮食的，一家子几张嘴吃什么呀？
7
生活在石漠地区，老百姓的目光短浅到只盯着碗的地步，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李淑彬一家几口人的饭碗问题看上去容易解决，那毕竟只是几只碗。文朝荣的情况不同，他要面对的是整个海雀村的饭碗问题。想想，要是几千只空碗敲起来，那是何等的震耳欲聋？
在这之前，文朝荣在村里的威信是建立在他人好的基础之上的。别看他很少有跟人说笑的时候，但他的心好，却是海雀人公认的。不过，做一个村支书，光心好还不行，同时还得心狠。尤其要对自己狠。
大儿子娶完媳妇，文朝荣就不让他去煤窑了。他要他留下来栽树。这话听起来让人哭笑不得，人家挣钱挣得好好的，你凭啥要留他下来栽树？可文朝荣的回答很简单，就凭他是他文朝荣的大儿子，就凭这树是他文朝荣让栽的。文正全搞模仿秀似的跟他一样瞪眼睛，而且瞪得像极了。他挑衅地说：“你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脚长在我身上。”文朝荣说：“你试试。”文朝荣说这句话的时候没用什么力，但儿子听的时候心却直线下沉，像给拴了一块大石头。“试试”的身后是什么？儿女们是领教过的。文朝荣有儿女五个，中间总有一个两个胆儿大点儿的。比如老二文正友，十来岁的时候他爹也跟他说“你试试”，他偏不信，就“试”了，结果他掉了颗牙，腿还瘸了一个星期。那一次到底是因为什么，只有他母亲李明芝还记得清楚，别人说起那次事件的时候，只记得庆幸的那一部分。庆幸的是文正友那时候还小，筋骨恢复起来快。庆幸的是他给打掉的那颗牙，正好到了该换的时候。
文正全其实属于胆小的那一种，他从来就没敢真跟父亲较过劲。但这一次有点儿不同，这一次他不光要照顾自己的情绪，还要照顾媳妇的情绪。媳妇是冲着他在煤窑上挣钱才嫁他的，刚嫁过来，他就不去煤窑了，就要留下来栽树了，这不是让人家大感上当吗？所以，这一次文正全决定“试试”。他想：我都这么大了，都娶媳妇了，你难道还能打掉我一颗牙，还能让我瘸上一个星期？你就是想达到那种效果，也没那么容易吧？他想：大不了，我带着媳妇住煤窑去，在那里搭个窝棚，也不比家里这杈杈房逊色到哪里去。
那天早上，天刚睁开眼他就背上包袱想逃，没想到给父亲堵在了门口。文朝荣站在院坝中间，乜视着他。他看上去略有点儿得意，因为儿子给他逮了个正着。
“想跑？”他语气里还带着点儿嘲讽的意思。
文正全说：“我得去挣钱。”
文朝荣说：“你得留下来栽树。”
文正全说：“为哪样？”
文朝荣说：“就为全村人都在栽树。”
文正全说：“每个人头栽多少，我们家一根不少就行，我去挣钱耽误不了这个。”
文朝荣说：“不是耽误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你是村支书的儿子，你都不去栽树，你让我怎么叫得动别人？”
文正全说：“你就为这个？”
文朝荣说：“要是个个都跑出去挣钱了，这树哪个来栽？”
文正全说：“你栽你的树，我挣我的钱。”
文朝荣说：“这栽树不是就栽几棵树那么简单，我是想让大家都往这上头去想。”他想说的是，得形成一种拯救生态的理念，形成一种感恩土地，反哺土地的理念。但他读书少了一点，肚子里没这么多词汇储备。文正全当然也就没法自觉地理解到那个程度上去，他照样只能想到栽几棵树那么简单。
他说：“是你那几棵树重要，还是肚皮重要？”
文朝荣说：“饿着你了？”
文正全放低了声音咕哝说：“跟着你就没饱过。”
文朝荣说：“你留下，我让你吃饱。往后这屋里，别人都可以饿，我让你吃饱，让你和你媳妇吃饱，要得不？”
当吃饭还是人们生存第一要务的时候，你真不能对别的抱更高的要求。我们的祖先知道用兽皮遮羞，那都是到了他们懂得制造工具，有了工具，杀野兽显得容易多了，吃饭问题的压力减小了以后。到后来，女人们开始穿狼牙做装饰品，男人们开始用狼牙做牙签，那已经是可以将狼驯养来为自己服务的时代了。海雀人那会儿的闲情逸致，也不过就停留在饭后剔剔牙的程度之上。
文正全留下来栽树，为的是起带头作用，可别人并不把这种带头行为放在心上。不管是谁在带头，栽树毕竟离肚子吃饱很远。有了林子，生态改善了，吃饭就不是问题了，甚至别的也都不是问题了，可那怎么也得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你让人们饿着肚子跃过几十年的距离，去相信那么遥远的一个梦想，要是容易才怪呢。
第一次栽树，你说不栽就不分救济粮，别人听了你的，那不是因为救济粮，主要还是因为人家看你平时对人好，给你面子。再说，不是第一次吗？还有一种新鲜感吸引着好奇心。你第二次再以救济粮作要挟，有人就可以不买账了。
1987年那个冬天，海雀要完成三五十个山头的植树任务。海雀有一百多个山头哩，计划用三个冬天栽完，那不一个冬天就得拿下三五十个才行？可第二批树苗明显不受人欢迎。树苗是同救济粮一起领回来的，文朝荣开会定了个规矩，领救济粮一斤，得同时领树苗十棵。有人就不干了，跟他算账。说：“一斤粮食吃到肚子里，栽完十棵树也消耗完了。”就是说，这救济粮等于没领。海雀人喜欢救济粮不假，但他们从来不自己跑去跟政府要。他们只让文朝荣去申请。是申请，不是要。申请是有尊严的行为，这是海雀人的底线。文朝荣的好，正在于每一次，他都愿意为大家去红这个脸，去为他们申请。不过，如果文朝荣不愿意去为他们争取，他们也无所谓。海雀人挨得住饿是有传统的，又不是这些年才养成的。你从来都只听说人是一日三餐不是？可海雀人从来都是一日两餐。这习惯就是在长期贫困中养成的，你有你就吃你的三餐，我没有我吃两餐还不行吗？有粮食的时候，两餐都有粮食，缺粮食的时候，就一餐粮食一餐菜，要是一点儿粮食都没有了，就两餐都吃菜。所以，这些人认为，如果吃救济粮就必须去栽树的话，那不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种时候，文朝荣就想跟大家谈理念。
用救济粮要挟大家栽树只是他没办法的办法，这个办法也行不通了，就只能奢望理念了。先在支部里谈，跟党员们谈。党员干部们支持他跟着他干，并不代表他们具备了他那样的热情和愿望。村民们连救济粮都不要了，他们就表示自己没有办法了。文朝荣当然不相信他们是因为脑子笨，想不出办法，他们不过是懒得想办法。他们本身积极性就不高，遇上困难就半途而废是很正常的。所以，文朝荣觉得必须要跟他们谈理念，有了理念才能产生愿望，有了愿望才能产生积极性。
文朝荣跟他们提起了胡索文。他说：“胡索文说，他栽树是为了还债。”他问他们：“你们怎么看这个‘还债’呢？”他说：“他可没借别人的钱，他要还的也不是别人的几个钱，而是还地的债。地！”他用脚使劲跺了几下地面，说：“就这地。”又用手划拉一下屋外，说：“就我们生活的这块地。”
那天，文朝荣显得特别热爱说话。他跟海雀村的几个党员分析了胡索文说到的那个“债”，他告诉他们那不是简单的一棵树的债。他说到了我们对土地的依靠，说到了我们对土地的索取。他甚至打起了比方，说到了“母亲”，说到了孩子。凡做过父亲的都知道有那么一种贪婪的孩子，吃奶吃到几岁了，牙都长全了还不想放弃，即使身后跟着有弟弟妹妹要吃奶也不愿意放弃母亲的乳房。他认为，我们就是那种孩子。我们从来没想过母亲是不是承受得了，母亲的乳房下垂了干瘪了我们也不关心，我们只管吃，只管自己满足。
然而，母亲的乳房终究是要干瘪的，母亲也终究是会老去的，一个孝顺的孩子，就应该在母亲老去之前回报予爱护，使她心身滋润，健康长寿。海雀人脚下的这块土地，海雀众生世代依靠的“母亲”，现在已经贫弱不堪，已经未老先衰，如果我们还算得上一个合格的居民，如果我们还愿意做一个孝顺的“孩子”，如果我们还希望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下去，我们就应该回报，应该把青山绿水还给她，把健康还给她，把生机还给她。
文朝荣希望他们明白：海雀要栽树，不是为了大家有几棵木头修房子，而是为了回报。
他拼了命把这个理念往他身边的党员耳朵里灌，可他们看上去并没有听到心里去。他舌头说起了茧子，末了他们只干咳了几声。干咳表示他们听进去了，但文朝荣要求他们到村民中间去做二级传授，他们却做不来。事实上他们仅仅是听进去了。因为他们是党员，觉悟要比普通村民高，支书的话要是正确的话，他们就都愿意听。就是说，他们实实在在把他的话都接收进肚子里了。但由于他们又跟文支书有那么一点儿觉悟上的区别，他们又并不愿意让那些话渗进骨头和血肉。那些话没法被他们消化没法变成他们的思想，他们就没法去做村民们的思想工作。
文朝荣看不见他们的动静，就只好自己多去跟村民磨嘴。可他把两片嘴唇都磨出一层死皮来，村民们还是听不进去。有人甚至觉得他那些想法不过是诓人的，不过是为他的栽树找的大道理。他们不爱听大道理，他们只爱琢磨自己肚子里的那点儿感受：他们肚子饿，如果救济粮给栽树抵消了，那就还是个饿。
文朝荣终于给他们刺漏了气。在“呼呼”漏气的时候，他拼命提了几口，才重新振作了起来。而这一次，他用过了劲，让自己鼓到了极限，一种只差一点儿就要绷破的极限。
他就绷着一张气鼓鼓的脸瞪着一对水牛眼睛说：“不要救济粮也得栽树！”
这不是不讲理吗？
可文朝荣很清楚，做一个村支书，有时候还真得蛮横不讲理才行。
“不讲理是吧？我硬是不栽你拿我怎样？”人家说。海雀可不只你文朝荣一个人横。
“怎样？不栽可以，把荒山也责任到户，自己栽自己受益，你那一份让爱栽的人替你栽了，今后你别想受益。”
一片林子的好处在哪里，农民还不清楚吗？“不就是几根树子？不就是修个房子建个猪圈不缺木料？我不要树子修房子建猪圈好吧？那林子带来的风水，你还能把它拦在我那责任地外面？”人家不光横，还耍无赖。
文朝荣没办法了，只好说：“你要是愿让你的儿孙把脸揣裤包里活人，也行。”
这就等于揪着头发硬把人的脸扳起来，要他往远处看。你要是不刻意闭上眼睛，你就能看到他想要你看到的那个目标：它被文朝荣放在一个几十年的距离之外，对于一个人短短的人生来说，那几乎是天边，是尽头。但在那个尽头，不光生着一大片林子，还站着他们的儿孙。林子正当年，儿孙们也正当年。在那个尽头，海雀已经有了土地该有的尊严，具备了养活人的活力，在它变得优雅起来的同时，儿孙们的生活也跟着变得轻松优雅起来。可要是你的儿孙们不得不承认，林子里没一棵树是他们的老子栽下的，他们还优雅得起来吗？
海雀人不怕饿肚子，就怕抬不起头。
“那就栽吧。不就是栽几棵树吗？又累不死人。”他们又这么想。他们的认识只能到这一步，令文朝荣很失望，但他们好歹答应栽树了。
那个冬天，海雀人没能在家过年。大年三十，他们全都被村干部们撵到了山上。年夜饭是带到山上吃的，反正海雀人的年夜饭也不复杂，无非就是比平时多那么一点儿油水和盐而已。事实上，海雀人的年夜饭平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就因为他们生在海雀，他们的年夜饭从来就没有丰盛过。在别人的眼里，它们从来就不像年夜饭。这一点，文朝荣已经见怪不怪几十年了。可这个大年三十，就因为大家是要在山上过的，文朝荣就有些看不惯那样的年夜饭了。又因为是他主张把大家叫到山上过年的，他心里又多出那么一份抱歉来。
那一阵，文朝荣的大姑娘刚坐上了月子。李明芝为她凑了一篮子鸡蛋，等着送过去呢。可因为文朝荣心里那份歉意，那篮子鸡蛋最终被他煮了拿去陪人情了。看大家在山上吃着那再正常不过也再平常不过的年夜饭，文朝荣就寻思回家找点儿什么去补偿一下大家。事实上，他家的年夜饭比别人家的更差，因为要积蓄来给坐月子的大姑娘送去，他们的年夜饭里连颗鸡蛋星子都看不见。可他心里依然没法平衡。不是别人吃得好自己吃不好的那种不平衡，是自己欠了别人的那种不平衡。这种时候，你让他找见了那篮子鸡蛋，鸡蛋的命运当然就只能是那样的了。大姑娘坐月子是需要鸡蛋，但她爹现在也需要这些鸡蛋。山上过年的那么多人，一人一个还不够哩。想都不用多想，文朝荣就把那篮子鸡蛋放进锅里煮熟，提上了山。
一家人都在山上栽树呢，他是村支书跑来跑去见不着影儿很正常，但谁想到他是回家偷鸡蛋去了呢？他提着鸡蛋漫山遍野地发，二儿子文正友就问他妈：“妈，你看爸在发啥给大家？”李明芝认真看，就看出有点像是鸡蛋来了。“是鸡蛋？”她满心狐疑地反问二儿子。但她刚问完，就已经肯定那是鸡蛋，而且很清楚是哪里来的鸡蛋了。因为她同时还认出了那只篮子，还因为大儿子大儿媳也都在向她证明：他们看得很清楚，从父亲手上发出去的，千真万确是一枚一枚的鸡蛋。
因为那篮子鸡蛋的重要，文朝荣等于碰响了李明芝内心的一颗炸弹。幸好李明芝从来都是隐忍的，那颗炸弹只在她心里炸响，只把她自己炸得两眼发黑，欲喊无声。最终是二儿子冲他爸喊了一声：“嗨！”那个喊声，听上去是本能的，但接下来的行动就跟胆量有关了。他冲了过去，一直冲到父亲的面前，把篮子夺了过来。可那时候篮子里只剩下两颗鸡蛋了。因为篮子突然失去了平衡，它们在里头无奈地滚了好几圈儿。被夺了篮子，文朝荣眼睛又瞪上了，要发火。
二儿子也瞪眼，他说：“这是凑给大姐的！”
“我当然晓得是给你大姐凑的。”文朝荣说。
但二儿子还是觉得应该解释得更清楚一些，他说：“是给月母子吃的！”
文朝荣想说啥，又感觉喉咙给什么东西噎着，没说。他朝李明芝的方向看，看见李明芝埋着头在抹脸。喉咙里噎着那块东西变成个嗝离开了，他的声音才跟着出来了。他说：“吃了再凑就是嘛。”他说得一点儿都不够硬气，他甚至打消了抢过剩下那两枚鸡蛋的念头。他看一眼后边没得到鸡蛋的人，又看一眼瞪着眼睛的二儿子，最后很无奈地说：“那你把这两个拿去吧。”
二儿子吼道：“又不是我想吃！”
文朝荣说：“那就给你妈。”
二儿子又吼：“也不是我妈想吃！”他已经开始滚泪豆了，看上去像是因为说话太用力了，把眼泪给挤出来了一样。
这时候，那些还没来得及吃下鸡蛋的，和吃到了一半儿的都过来了。一些还算完整的鸡蛋重新回到了篮子里，它们被沾了些土，还带着别人的体温，但它们现在要完成一个安慰人的使命：它们回来了。那些被吃掉了一半儿的，放回篮子里去是不可能了，被不知所措地拿在手上，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搞哪样？！”文朝荣看着那些拿回鸡蛋的人和那些被遣送回来的鸡蛋，大光其火了。“拿回去！把它吃了！吃了好好栽树！”他冲他们吼。
他吼：“都煮了，拿回来也给不了月母子不是？！”
他还吼：“大过年的，我请你们吃个把鸡蛋，算好大的事儿呢？！”
他声嘶力竭地吼：“快拿回去！”
别人为难了，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
他便从二儿子手上重新夺过篮子，把鸡蛋又一个一个塞回去，一点儿也没商量。而且这一回，他把答应给二儿子的那两个也发出去了。
别人勉强地拿着鸡蛋，十分尴尬地站在那里，他就像赶牛一样赶他们：“走开走开，赶紧栽树去！”
人们只好散开，该干啥干啥去。鸡蛋，他们索性也吃了。吃下那颗鸡蛋，心里还真觉得欠着文朝荣似的，便好好栽树，把那树当文朝荣家的栽，当还人情一样栽。
那天晚上下山后，文朝荣家接二连三地来人，全是孩子。他们都是来送鸡蛋的，有只带来两颗的，一只手拿一颗。有带来三五颗的，被一张又破又脏的手巾包着，由孩子小心地搂在怀里。孩子们都像受了统一训练似的，悄悄来，悄悄进门，悄悄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鸡蛋搁下，然后悄悄离开。要是被发现了，他们就羞羞的赶紧逃。
那天晚上，他们家收拢来的鸡蛋比文朝荣请客拿出去的要多出那么几颗。这是李明芝公布的。鸡蛋被孩子们放得到处都是，文家每个人都在家里的某个地方碰上过鸡蛋，甚至包括文朝荣。他们全都把这些意外发现归拢到李明芝原来放鸡蛋的那只篮子里，放了满满的一篮子。李明芝细心数了数，说比原来那篮子多出了八颗。李明芝这么说的时候显得忧心忡忡，她完全不知道该拿什么情感对待这篮子鸡蛋才对。文朝荣酸溜溜地问她：“这样说，我们还赚了？”她就更加惶然。她的确心痛那篮子鸡蛋，但这并不代表现在这篮子鸡蛋是她希望得到的。可还回去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打人脸吗？可现在这篮子鸡蛋摆在这里，又让他们觉得被打了脸，尤其文朝荣的这种想法更严重。
他的语气里带着强烈的被打了脸之后的愤怒，他说：“这回你们满意了？还多还了你们八个！”
他说：“就吃了你们几个鸡蛋，你们闹成那样，现在还给你们了，还多还你们了，你们是不是该高兴了？”
他还说：“这回我看你们还有没有脸见人！不就几颗鸡蛋吗？”
第二天，李明芝把那篮子鸡蛋也全煮了拿到了山上。这一回，是她发鸡蛋。她什么也不说，还绷着个脸，完全是那种自家的鸡蛋自家拿回去的意思。别人都给她弄得很傻，全都像树苗似的傻看着她忙活。忙完了，她才对他们说：“再别往我家拿鸡蛋了。”人家想辩解一下，但嘴张开，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回头替他们解围，说：“好好栽树就是了。”说完这话，她就回到自家那块山头栽树去了。
她不知道，文朝荣那会儿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当然，她自己也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不管如何，总算是把计划中的几十个山头全拿下来了。
那也就是些小树苗，放在光秃秃的山头上，根本就不具备观赏性。甚至因为栽树需要翻地，那仅有的少得可怜的草被也没有了，使地头显得更加荒芜。但文朝荣却怎么看怎么欣慰，这大概跟你第一次做父亲时，看刚落地的儿子那张脸时心情一样。刚落地的婴儿满脸皱褶，眼睛还闭着，脸皮还扭曲着，实在是一个婴儿最不好看的时候，可做父亲的却怎么看怎么宝贝。对于你来说，那意味着你个人的人生跨越了一个台阶，对于文朝荣来说，则意味着整个海雀村自觉改造生态，自强脱贫的试验迈出了第一步。自然，他同样要面对一个怎样把“儿子”养大的问题。三十年后，人们说起文朝荣对待那些放牲口毁坏了树苗的人的事情，无不津津乐道。谁挨了多少罚款，谁不光挨了罚款，还挨了揍。揍人的当然不是文朝荣，是文朝荣安排的护林员。罚款是按村规民约办的，有人不想服从这样的村规民约，想赖账，还想打人，结果就挨了打。挨了打的人来找文朝荣告状，村干部怎么能打人呢？要犯法的。文朝荣却说，打得好，活该。不光如此，还要加他的罚款，因为他动手打村干部了。人家要告的是村干部打人，反被罚了个打村干部。
那一阵儿文朝荣可没好脾气。自从开始栽树以后，他就整日跟人生气。以至于他那张脸一鼓再鼓，一鼓再鼓，额头上那个“愁”字被鼓没了，一个气鼓鼓的脸谱从此就留在了他脸上。
他每天都拿那个气鼓鼓的脸谱冲着村民，满嘴火药味儿。听他说话的时候，总让你想起枪管儿。也只有在看那些树苗的时候，他那气鼓鼓的脸上才浮上一层浅笑。自从栽下了那些树，他每天都是要到山上走一趟的。他不能一天见不到它们，他每天都要去看看它们长了一点儿没有，看看它们是不是给风吹倒了，是不是给牲口踩了，是不是耐不住旱了需要浇水了。站在某个山头远眺一下也是很享受的，那些被栽上了树的山头，那些在远处看起来像痣一样的小树苗，在海雀这块遭到严重石漠化的土地上，在文朝荣心里，又那么像星星。看一回海雀人创造的那片星空，想像一回未来的美好，它们每天都能将一些特殊感情和感受填满文朝荣的胸膛，比如父爱，比如使命感，再比如成就感。他一般都是大清早就上山，有时候会花去一整天时间，有时候只需一个上午。
文朝荣这样的人，很容易被看成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们在说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时候，又都通常想到的是一个“空想主义者”。那会儿，很多人都是这么看文朝荣的，都在心里悄悄地哼着鼻子，等着看他的笑话。这些人当然都是些目光短浅的人，这种人没有理想，只看重现实。但这种人是一大群，几乎是海雀的全部。文朝荣是他们的村支书，文朝荣就不能是个“空想主义者”，一边怀着自己的抱负，一边还得把心匍匐在大地上，去想这些人之所想。总不能每一次都用救济粮来吸引人家栽树吧？总不能拿着鞭子抽人家去栽树吧？总不能栽那么几十个山头就不栽了吧？
要想接着栽树，要想海雀成为名副其实的“海雀”，必须首先解决海雀人的后顾之忧——吃饭问题。
8
他当然也就不能天天盯着那些小树苗。那一阵儿，上头老有干部下到海雀，而且还不全是那种“空话干部”，这样的干部脑子里有干货，逮着一个，文朝荣就请他喝酒。文朝荣是不喝酒的，但他要请干部喝酒，到他家里喝。没有下酒菜，李明芝从黄豆种里拨出一把来炒了，撒上盐，再狠心把盐水泡木姜子盛上一小碟，加一碗辣椒水，就成了。酒是红薯酒，从集镇上打来的，喝着一股烂红薯味儿。文朝荣肯定是要陪着的，但他不喝酒，又不忍心白吃菜，就干坐着。
文朝荣说：“我想听你仔细讲讲地膜包谷。”
干部说：“你也多少喝点儿吧。”
文朝荣说：“我从来不喝酒的。”
干部说：“我一个人喝着没意思哩。”
文朝荣说：“我陪着你，我吃菜。”
他拿筷子到辣椒水里蘸蘸，再拿到嘴里咂咂。
干部一开始是横着筷子挑黄豆的，那样一下能多挑几颗，后来改为一颗一颗捡，捡一颗进嘴里就嚼上半天，再下一口酒。干部说：“地膜就相当于我们的铺盖，这海雀不是海拔高，冻的时间长吗？有了铺盖，包谷就不怕冷了。”他问文朝荣：“你信地膜包谷吗？”
文朝荣又拿筷子尖儿蘸蘸辣椒水咂咂嘴，说：“吃菜。”
干部说：“你叫嫂子来。”
文朝荣叫过李明芝来，他便问李明芝：“嫂子发过豆芽吗？”
李明芝惭愧得直摇头。豆芽对于海雀来说是稀罕之物，她还真的没发过。干部觉得没关系，他直接告诉她，发豆芽就得盖塑料膜。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更有趣的比方，他说：“人冷了是不是要穿棉衣盖被子？”他说：“这海雀，是不是暖和的时间短些，冷的时间长些？人是不是大多数时间都得穿暖和点儿，盖暖和点儿。”他说：“这包谷也一样怕冷。”他说：“人一冷，就缩手缩脚，庄稼一样的。”他说：“那包谷苗给冷着了，它就不长。”他说：“所以说，我们得给它们穿暖和点儿。这地膜就是给它们穿衣服。”
他很满意自己这一通贴切的比方，说完后他把筷子稍横了一点，给自己挑了两颗黄豆，算是对自己的奖赏。
文朝荣听得也很高兴，也情不自禁地想动筷子，但伸出筷子去后，却又犹豫了，最后他又蘸了蘸辣椒水咂咂嘴。
干部说：“你吃炒豆吧，吃姜子。”
文朝荣说：“你吃你吃。”
干部说：“你也吃，我喝酒。”喝口酒，他夸张地哈口气，眨巴眼睛，做出很享受的样子。
文朝荣说：“我倒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只怕别人不一定信。要不，我召集一下，你跟大家讲讲？就像刚才你跟我讲那样讲。”
干部说：“没问题。”
文朝荣说：“说服了大家以后，技术方面你还得教教我们。”
干部说：“没问题。”
他说：“我下来就是做这事儿的，这是我的工作。”
这个干部真是讨人喜欢，临走的时候，文朝荣硬是把他故意剩下的半把炒黄豆倒进了他的衣服口袋。要是盐水泡木姜子也能装进口袋，他也会那么做的。他是真心喜欢他，真心愿意把好吃的让给他。
那之后，干部在村院子里坐着嚼炒黄豆塞着牙缝。文朝荣往村子里跑了一圈儿，就把一部分村民和全部村干部都召集到村院子里开会来了。干部听他的，还打那个比方。可底下的人却不像文朝荣那么信那个比方，有人甚至听到那里就忍不住喷出笑声来，而且还一发而不可收拾。笑得紧闭了眼，紧捂了肚子，看上去，忍俊不禁实在令人痛苦。他笑成这样儿，别人就给他笑傻了，尤其那干部。干部始终不明白自己那些话的幽默处在哪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难道这个人发现了他这方面的潜质？
干部小心地问：“这位老乡，好笑吗？”
老乡本来笑够了的，他这一问，他便又忍不住了。他冲着干部的方向眯着眼睛，似乎干部是轮明晃晃的太阳，晃得他没法睁眼。他就这么眯着眼冲干部说：“你完全是在打胡乱说，庄稼哪有怕冷的？那包谷一到冬天就回到屋里睡大觉了，要到春天，我们把它们种到土里，它们又才开始生长。你见过树吧？一到冬天就全都把衣服脱光了，它们哪个时候怕过冷？”虽然海雀没有树，但他自认为自己比干部更懂树。
文朝荣终于从凳子上弹了起来，他说：“瞎扯！好生听干部教科学！”
笑声给压下去了。看上去他太用劲，一下就压到了地底下，那些叽叽咕咕的笑声像给踩在脚底下的一样。
那天的会开了整整半天，干部把嗓子眼儿都说冒烟了，但收效实在小得可怜。除了文朝荣，没人真相信地膜包谷。事实上，没有亲眼见识过成效，他们就没法相信。海雀这地方，种庄稼本生就不容易，谁敢冒险去耽误上一个季节呢？不耽误只饿半年的肚子，耽误了就意味着要饿一年的肚子啊。文朝荣也没真见过地膜包谷，他的信，看上去也是盲目的，近乎于迷信，对科学的迷信。他回头就召开村委会，在会上动员村干部先带头。村干部们很清楚，作为一个党员，带头是必须的，但他们又惧怕吃螃蟹吃出了问题。于是他们一齐把额头皮往脸中间挤，使劲挠后脑勺，一副磨皮擦痒的样子。不说“要得”也不说“要不得”。文朝荣是瞪着眼跟他们说的，他们不回答，他就一直把眼睛瞪着，一眨不眨地瞪着。直到他们那股“痒”劲儿过去，他才说：“干部说的都是科学经验，他会害我们吗？”他还说：“我们毕节不是开发扶贫试验区吗？我们几个村干部也可以把我们的地头当个小小的开发扶贫试验区呀。”但他刚说完就发现这话没分量，不足以使村干部们奠定决心。农民不喜欢听这种温吞话，他们多数时间都喜欢誓言。就像挖地一样，一挖一个坑。所以后来文朝荣选择了这样一句话：“要是试验不成功，我文朝荣把自己卖了换粮给你们度饥荒！”
话到这份儿上了，村干部们又红了脸。文朝荣用过了劲。党员们没说“要得”，但他们不是也没说“要不得”吗？他们给文朝荣一脚踢红了脸，把挤紧的额头皮舒展开来，就算是勉强答应了。第二天，他们就跟文朝荣一起到乡农技站领地膜去了。回来的时候，文朝荣又把那位科技干部拉上了，还得让他手把手教海雀村民们一把才行。这一回，他没请干部到家里喝酒。他把头天喝剩下的半瓶酒拿到了地头上，让干部提在手上，渴了就喝。干部其实并不那么爱酒，忙起来的时候，他就把酒瓶儿扔到了地头上，忙完了，他们就把它忘记在那里了。那晚都睡下了，文朝荣才突然想起那半瓶酒，又摸回地头把它捡了回来。
地膜盖上了，破膜放苗的时机很重要，科技干部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就又来海雀了。这一回，他自己带了一包花生一包榨菜。午饭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菜下了文朝荣家剩下的那半瓶红薯酒，拍拍手说：“行了，今年保证你们几家会有好收成。”
说话间，村干部们的包谷苗就从“被子”下面拱出头来了，那嫩黄的兔耳朵明显带着一脸好奇，它们有点不认识海雀了，从来没见过海雀在这种时候这么暖和这么滋润过。比较起来，村民们的包谷苗却迟迟不愿拱出地面来。地面太冷，地里也不见得暖和，它们一如既往地缩着脖子蜷在地下半睡半醒地等待着墒情。一代一代都是这么等的，它们早都习惯了。
那个春天，海雀村几个党员干部的地膜包谷成了景观。那些一定要眼见为实的村民们总忍不住要去看一看，看今天它们是不是又长高了，看它们是不是真能一直都长得那么有精神。有人当然暗地里想过“差不多”“不过如此”甚至想到过“完蛋”，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它们的确预示着一个好前景。它们看上去那么健康，那么生机勃勃。比较之下，那些用传统方式播种的，包谷苗依然是一副发育不良模样。海雀从来没养出过一个胖乎乎的孩子，这一天，你突然看见人家的孩子胖得像个磁娃娃似的，想想你心里那种滋味吧。
文朝荣趁机对村民们说：“怎么样？这回还相信不相信？”
人家说：“还是苗哩。”
意思很明显了，他们要看到结果才能真信。
文朝荣只能在心里说：“顽固。”
那个秋天，文朝荣啥话都不用说了。结果明摆在那里，他们几户地膜包谷比别人丰收，虽说不敢跟平坝上那些包谷比，但在海雀，那是破天荒的丰收。掰包谷的季节，文朝荣让村干部们故意把秋收节奏放得很慢。他们故意延长着别人能看见他们收获的时间。这样没几天，村民们就自觉地凑到他们跟前来了。村民们还记着先前自己的那个固执，所以显得有些难为情。他们讪讪地说：“那……明年我们也种地膜包谷吧？”
村干部们便说：“不种是傻瓜。”
文朝荣啥也没说，他只在跟村干部们对视的时候用了点力，别人就从他的眼神里读到了这样一句话：“不试，怎么能找到救穷的好办法呢？”试验成功，显然使他大松了一口气。
收完包谷以后，几个村干部一起跑到他家来喝酒。他不喝酒，但他很乐意陪着他们。他们能跟他一起冒险试种地膜包谷，能跟他绑在一起建立海雀小小的试验区，被他视为肝胆相照。一个基层党组织，一个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需要的就是这种团结这种肝胆相照。只有他们具备了凝聚力，我们的党才具备凝聚力；只有他们具备了战斗力，我们的党才具备战斗力。有了这么一个能扭成一股绳的班子，他这个村支书就当得有信心有干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