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躲在帐子里睡了一个星期。表面上我说头痛、肚子痛。看守给我拿了一点清凉油，每天三餐给我送点面汤、稀饭。实际我是休息，更是躲人。我不能让看守发现我脖子上的紫痕。过了一个星期，我的精神稍稍有些恢复，能起床了，但我仍用一条毛巾围着颈项，假说我仍有点咳嗽，保护气管。只在这时，我才十分深切体会到我的确是无所作为，无能为力了！只能任人宰割了！逃既不成，死又未遂，我心力俱瘁，还有什么力量来重复这种绝望的行动呢？我即使能逃到街上，也会被刽子手们打死，国民党可以大造其谣，使我含冤莫白。即使冯达不把我放下来，我真就这样死了，我对得起生我养我的寡母吗？对得起死去的烈士和他留下来惟一的幼儿吗？对得起一切对我友好，对我怀有希望的同志和战友吗？我丁玲在敌人的魔掌中就这样认输了吗？我决不甘心。这时我对一切充满着仇恨，无法解除的仇恨。我苦苦思索：我究竟该怎样才能脱离这魔掌与苦海？才能有一丝希望？我怎样才能冲破黑暗，在黑暗中找到一条缝隙，从这条缝隙中能重见天日，哪怕只是一缕阳光？
时间过得真慢，我度日如年，一天一天捱着，不觉暑热已退，到了九月上旬。记不清是哪一天，大约就在我起床不久的时候，看守忽然拿进几样礼物，什么水果点心之类的，说：“这是后边王先生送给你们的。等一会儿他要来看你们。”王先生？记得刚来这里时就曾有一位王先生要见我，后来却又不提了。那时我也没在意，以为反正是随便编的一句鬼话，管他什么王先生、张先生！现在，果然有一位王先生，他先送了礼物，然后再来看我，这位王先生到底是何许人呢？他要来干什么呢？
一会儿，看守领进来一个人。这人五短身材、身板结实、动作伶俐，两个圆圆眼睛，很有点神采。他没有架子，非常随便，好像常来常往的熟人那样说道：“许久以来都想来看看你们，直到今天才有空。啊！真住了不短时间了。我想你们一定觉得太闷。”他看见我不知如何回话的样子，便自我介绍道：“我现在的处境同你差不多，表面上我能去街上走走，实际也是不自由的。今天我来看你，别无他意，只是想来为你们解解闷，你放心好了。”这王先生是一个什么人物呢？他来这里正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在廿多年生活中从未遇到过的人物，我警惕地望着他。他看见我不说话，便也未多说，随便地告辞走了，他令人感到以后他还会再来的。这王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呢？
后来还是看守告诉我们，我怎能不为之大吃一惊呢？原来他就是顾顺章，一个颇有点名气的共产党的大叛徒、国民党的大特务！关于他的事，我过去听到过一些，新闻纸上也为他大吹过，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不是我这么单纯的人所能理解的人。但我心里清清楚楚，他是一个大坏蛋，而且自然也明白了，这群看守、这群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都是他的党羽、部下，他现在的出现显示了国民党对我决不会善罢甘休。
顾顺章果然接着又来了，他对我的冷淡，好像毫无感觉似的，好像他只是来这里找一个老朋友聊天，讲他过去开古玩店做生意的事，讲他带魔术团四处跑码头表演的事。开古玩店的确是一个比较容易隐蔽的行业，谁会料到那些来买卖字画陶罐的人竟是共产党员呢？玩魔术也是一样。玩魔术、变戏法在旧社会，一般都认为是走江湖混饭吃的，哪里会联想到革命和共产党呢？顾顺章又来过，每次来都摆出同我们是老邻居，像串门的样子，在我面前玩魔术，拿几个乒乓球玩，一个变两个、变三个、变四个、变五个……，又拿几块红绿绸子，红变绿、绿变红、有变无、无变有。也玩香烟，点燃的香烟可以吞下去，也可以再吐出来。他常来，不管你理不理他，不管你的态度多么冷淡，他好像不懂这些，不在乎这些；来了就讲一点社会新闻，他对社会人情讲得头头是道。他讲生意，讲买卖，显得精明；他玩魔术，手法干净。他也讲他的历史，掩饰自己，说他并没有出卖共产党。说党对他发生了一场无可挽回的误会。他装出一种不怨天、不尤人的样子。他还讲他的将来，说将来要退出政治舞台，到农村去，兴办农场、讲求实业，可以由小到大。我只暗示他，我是不相信他的。我看得出来，他也在观察我。有一天，他在外边厅里催眠一个看守，我不懂催眠术，但那个看守的确被催眠过去了，他完全依从他，听他的命令，做他平日所不能做的，一个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随后这个看守有整整三天疲倦得不能动弹，一点也不知道他被催眠过去后所讲过的话和所做过的事。这种情景是令人心惊的。但我对顾顺章说：“你不能把我催眠过去。因为我不相信你。我对你的一套方法，你所施展的那些能耐，我压根不听！”他只得说：“如果你是这样，我是没有办法的。催眠一个人首先得他相信我，听我的。”我过去听说过，有的时候，国民党特务抓去我们的同志，除一般刑具外，也用电刑，有时还使用催眠术来取得口供。但我自忖，我虽然冒着危险为党工作，可并不知道党内什么重要的机密。万一经不起催眠术，我失去知觉，不能自制，顶多说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左联的党团书记。这些，国民党不是早就知道，而且还有意开脱过我说“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嘛”。我说是，不过是一死；我说不是，也仍是一死。因此我泰然处之。过了几天，顾顺章来闲聊时说：“国民党杀你，没有好处，不合算。现在外国人为了你在同国民党打官司。国民党也不敢放你，怕新闻记者找你，你本身就是一个证据，你是在租界上被他们抓来的。实际他们在租界上也不只抓过你一个人，抓的人多着呢。外国人认为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早有意见。而你的事被闹出去了，外国也知道了，外国一些作家名人打电报来反对国民党抓你，要释放你。你有名气，事情闹出去了，外国人脸上也不好看，所以要和国民党算账，他们有一阵子价钱要讲咧……”
我不必追问，这些话我已经听到过了。自然，他说的“国民党杀我是不合算的”这句话还是打动了我，国民党抓我，杀我，关我，都得不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我想是的。但是，难道国民党只杀于他合算的人吗？胡也频有什么必要杀的？左联五烈士有什么必要杀的？蒋介石早就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反正落在人家手里，是不会有安全感的。顾顺章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同我谈判，也不是征求我的意见，只像不经意的闲谈，淡淡地提了一下，便又放过去了。
过了几天，顾顺章又提到这一点，还加了几句：“老关在这里是毫无办法的。我的处境同你们也有相似之处。我想，只要有一丝自由，我就能活动，就能远走高飞，我为什么要困在这里？”他好像真在说他自己。
我心里明白，像他这样的叛徒、特务，在国民党那里，的确是永远得不到自由的。他说想办农场等等，无非是骗人或者只是骗骗自己的鬼话。但是，我同他完全不同。我是可以无愧地回到党里去的。只要我有一点自由，我真的就可以远走高飞。如果我长期被密封在这不生不死、不明不白的匪窝里，的确是毫无希望的。我捉摸着如何才能改变一下关禁我的形式。我要求把我关进正式监狱，我以为去坐牢我就可以争取公开，可以和狱内的同志们和外面党取得联系。但他们置若罔闻，毫不理睬。看来这一条是无法办到的了。那末，我可不可以设法使他们对我有一个比较放松一点的监禁？只要争取到一丝缝隙，能从这缝隙里透过一缕新鲜空气，一线明媚的阳光，只要有一点点，就可能生出一点胚芽。发了霉的生物都能长芽，那么我能不能找到机会让我的生命生发出一点点幼芽呢？一切都需要有胚芽，有了芽就能生长，有了芽才能有希望成长。我现在被关在密封的罐子里，没有一丝空气，也就没有一点生机。于是我整天琢磨，我幻想我母亲到了上海，我幻想“他们”在同国民党打官司，而且一定在公开抗议，如为被捕被禁的牛兰夫妇、为廖承志、罗登贤等同志那样的呼吁援救呢。他们会不会为我请一名律师，争取找保释放呢？这些事过去在别的同志身上都曾有过的。我有时很兴奋，但有时又很颓唐。我明白这都是幻想，因为我不是关在监狱。国民党一直不敢公开承认逮捕了我，他们怕引起纠纷，怕得罪外国人，他们会死不认账；那末他们不会放我，也不会把我转送监狱。难道我就真的只能枉死在这间阴冷的厅子里吗？我辗转思索，这时脖子上的两条紫痕虽然已经平复，可是我心中的伤痕，每天都要烙得我心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