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旧文人，常常谈个名教中自有乐地。这所谓乐地，就是陋巷，以箪食，瓢饮，曲肱而枕之，等等。于是这乐地里，产生了一个八字哲学，乃是“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其实，名教中人干的事，恰恰与这相反。孔子一车两马，周游列国，便是入世奋斗，苦求一生的人。颜回自然是最守贫最知命的人了，他在先生面前屡次表示，愿得小国而相之，以推行王道。又何尝以深居陋巷作为终身生活？
自十二岁作会了旧诗，便认识了一批自命风雅的斗方名士。后来在上海住法租界，大家穿一件破棉袍过冬。日无所事，在马路上大摇大摆走着。夜晚在亭子间里，哼出几首诗。次日亲送到《国民日报》去投稿，再溜一趟马路。“又得浮生半日闲”。肚子饿了，花三个铜板，在湖北老面馆里，吃上一碗洋村（此二字谐意不知对否？）面（应为阳春面——编者注），不管有味无味，反正把五脏庙修整了。路遇同志，一点头，就走到一块。沿路大谈哪路革命军要发动，哪位革命党要北上刺袁，慷慨激昂，旁若无路旁之人，岂止王猛的扪虱而谈。一天过了，明天仍复如此。那件袍子却未能与人相见，不能维持原状，油渍与破洞的增多，装点得旅客生活，每况愈下。但也不介意，见了穿得整齐些的家乡人，怕他回家走漏消息，故意洋洋自得，昂头说，有钱难买名士派。同乡不知就里，以为我们天天骂北洋军阀，骂袁世凯，大有来头，也许真是不衫不履的名士。好在革命党的《国民日报》上，常登着我们的大作，证明了不是无聊之辈，我们那名士架，是足以自节的。虽然有时经过三四马路，路旁不正经的女人，会骂我们一声瘪三，却也犯而不较。这，又是逋逃薮中自有乐地，深得安贫知命之道了。
钱这东西，最能戳穿西洋镜，有几位名士，不知哪里弄得一点钱，立即跑出法租界，另觅住所。唯一原因，是怕跑马路的布袍同志借钱，偶然遇到他们，有的穿了雪白的滩羊皮袍，有的也穿上了西装，时髦点，不问近视与否，架上一副那时风行一时的力克眼镜。因此，看这世界，也另成了一样，不骂北洋军阀，也不骂袁世凯（后来总说，不是变了宗旨，怕骂就让布袍同志粘着了），点个头就分道扬镳。自然，《国民日报》上，不易见他们的大作。他们已不闹名士派了。
君子曰：于此，可以吾为人之道矣。眨眨眼就是二十年。小伙子们，全成了老头了。时事的变化，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当年溜大马路的朋友，墓木已拱的也有，坐汽车的也有。偶然在都郡街看到一位，闹了一个“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他穿了一件灰布棉大衣，散了一头半白头发风尘满面，颇有来自前方之象。问起来，可不是这样。他说：“还要到前方去，此处非久留之地。”我说，他老当益壮，他也自笑而存之。此后是常在街上遇到，他见我身上总是一件蓝布大褂，就笑着说：“有钱难买名士派，我们又恢复住上海法租界的精神了。”后来，有一个月不遇到他，我想，是上前线了。最后，还在重庆遇着，不过变了一个人，穿了一套薄呢短衣，外罩大衣，白头发也盖上了一顶细呢帽。手里拿了一根斯的克，在路上七搠八搠地移了脚下雪亮的皮鞋。我看他这副打扮，准是不上前线了，便笑问了一声：“听说你要到香港去，什么时候动身？”他答：“不，明天飞昆明。前面有个朋友等我呢，再谈再谈！”他追上前面去了，让我回想到当年在上海当瘪三，遇到穿绸衣的朋友那副神情。
“志士不亡在沟壑。”中年人喜欢回忆过去，也就拿了孟轲这句话，聊以解嘲。其实今日所见到的人与事，也就禁不住你不回忆。是否志士倒是不曾计较的。唯其能回忆，自己才能检讨自己一下。当年谈论革命，根本不要什么名士，于今抗战，哪里还有名士立足之地？回想到当年闹名士派，误人误己，则今日冒充安贫的君子，知命的达人，实在要不得，我以为苦闷就苦闷，无聊就无聊，干脆说出来，与身份毫无妨碍。不要学三家村学究的口吻，说什么“名教中自有乐地”。孔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别以为他是发牢骚，谁要在抗战社会里混了一年半载，他就会感到有发财之必要。做一件蓝布大褂，已非十张法币不办，便是颜回那甘居的陋巷，在重庆四郊，每间屋要月租三十元法币，房东大敲躲飞机者的竹杠，还要先交半年租金。不发财怎么混下去呢？
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哪个孩子才相信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