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方面对所谓“尖阁列岛领有权”的说法，随着中、日钓鱼列屿之争事态的发展，前后出入颇大。
崎弥之助所提有关“日本领有尖阁列岛的根据”的质询，作出了书面答辩，宣称：“尖阁列岛在历史上属于我国固有领土南西诸岛 的一部分，不包括在根据 1895年下关条约（即《马关条约》）第二款清国割让给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内。 ”
3个月后的 1972年 2月，井上清教授《钓鱼列岛“尖阁列岛”等的历史和归属问题》一文指出： 1880年，日本提出了“平分”琉球方案，“直到这个时候，日本也没有提出把领有权伸到钓鱼岛去，而是主张领有琉球王国自古以来的领土”。可见连琉球尚且算不上“日本固有领土”的所谓“南西诸岛”，遑论与琉球风马牛不相及的钓鱼列屿！
同年 12月 31日，由奥原敏雄氏执笔，署名“尖阁列岛研究会”
所写《尖阁列岛与日本领有权》一文，不再说这些岛屿“为日本固有领土南西诸岛的一部分”，改弦更张，强调的却是： “1879年刊行的松井忠兵卫所撰英文《大日本全图》上，就已印上了尖阁列岛各岛屿的名称 ，清楚表示它是属于日本的领土 。”
此说可谓互相抵牾，矛盾百出。首先，奥原氏自注中言及：“在这地图上使用了和平山……和平山就是钓鱼岛。”可见该图作者松井忠兵卫，和当时所有日本官方地图绘制者一样，都是照抄并沿袭了英国海图的错误，张冠李戴地把钓鱼屿同其迤西的花瓶山即和平山混为一谈了——井上清氏最先提出：“如果让我推测的话， ‘Hoapin-Su’这一名称，是西洋人把从钓鱼岛往西的第二个岛屿——花瓶屿（ Huapin-Su）的中国音错误地用在钓鱼岛上。 ”仅凭一纸连钓鱼屿岛名都搞不清楚，台湾张启雄先生进一步阐明：“称钓鱼台（又称钓鱼屿或钓屿）为和平屿（山），皆是起因于误认误译花瓶屿的缘故”——“这是日本将钓鱼台屿误为花瓶屿或和平屿的起源。事实的私人地图，就硬要将中国领土钓鱼列屿“印”入当时归属尚为悬案的琉球，岂非滑天下之大稽！此其一。其二，倘若果真如此这般，麻烦却出来了：既然钓鱼列屿早在 1879年就已“清楚表明它是属于日本的领土”，攫为贵国囊中之物，又何必要等到 16年之后的 1895年 1月 14日才将该列屿入账？岂非伤了“无主土地”之筋，动了“先占法理”之骨！
奥原敏雄教授大概也觉察到了这个漏洞，经过 6年深思熟虑之后，又重新变调，拿出当年另一张地图来说事儿：
先占法理的前提，必须是不属于任何国家领土的无主地。我国是明治二十八年将尖阁列岛编入领土的，不用说在这以前它不是我国的领土。然而，这并不能说我国对尖阁列岛完全没有领有的意图，没有对这块地域作为领土的关心。间接地表明我国的领有意图，可以说从明治十二年（1879年）就已经开始了，内务省地理局按正式规格绘制的地图（指《大日本府县分辖图》）中，有的地方便将尖阁列岛作为冲绳县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岛记载下来了。显而易见，被迫从 1879年钓鱼列屿就“清楚表明它是属于日本的领土”的呓语，一变而退为硬着头皮承认， 1895年“不用说在这以前它不是我国的领土”；再变而为对钓鱼列屿“间接地表明我国的领有意图”“对这块地域作为领土的关心”，等等，巧舌如簧，信口开河！到头来，只能证明所谓钓鱼列屿属“日本固有领土”之说，不攻自破。
上，花瓶屿（或称和平屿，闽南发音略同），乃另有其岛，其位置在钓鱼岛之西、台湾之北。日本因对中国历史不清楚之故，误将发音略同的钓鱼台屿与花瓶屿混为一谈。”见《钓鱼台列屿的主权归属问题》，载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2期，第 117页正文及注 1.1895年，桦山资纪犯了同样错误。
调，它是由“内务省地理局按正式规格绘制的地图”云云，无非是想突出该图作为“官方文书”的权威性。殊不知，《大日本府县分辖图》中的《冲绳县图》内，在琉球所属各岛上，均清楚地分别标明岛名；而在钓鱼屿、黄尾屿大体相当的方位上，只简单地作了勾画，表示该处有岛屿存在，但却未填注岛名，“尖阁列岛”或“尖阁群岛”之名均未出现。推原其故，正如鞠德源先生所述：
日本内务省地理局制图者，亦清楚知道这是中国所领属岛屿，故不敢明目张胆地填注岛名，怕遭到中国的抗议，引发新的纠葛。这种只绘出岛形而不标注岛名的做法，乃是日本窃土地者的惯用伎俩，暗伏窃土机谋，以为日后赖土窃岛制造“根据”。迄于 1879年，钓鱼列屿由我国和平地行使主权已达近五百年，从未受到任何邻邦国的质疑。而今，日本却起意“对这块地域作为领土的关心”，“间接地”“表明领有意识”，岂非天方夜谭？！不过，汉语的词汇丰富得很，如果将“关心”改用“觊觎”一词，倒是恰如其分、名实相符的——“觊觎”者何？“非分的冀望或希图”之谓也。直白地说，就是 1879年日本对钓鱼列屿起了贼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