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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就这样误解了中国

要想理解某个现象,就要从其历史开始。然而四个世纪以来,法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从被吸引,或至少是友好的好奇,到傲慢的蔑视,再到彻底排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中国的不了解造成了该时期这种矛盾的感情,当然一些中国问题专家除外。但是一般情况下,曾经推崇中国的人并不比现在反对中国的人更了解这个国家。

第一节 法国人曾为中国着迷

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法国人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被中国吸引。17世纪之前,法国和中国没什么直接联系。和很多欧洲国家一样,法国从中国进口丝绸和香料,不过古罗马人早就这样做了。对于古罗马人来说,中国是丝织物的主要来源地,因此他们根据汉字“丝”,将中国人叫作“塞里斯(Seres)”,也就是“丝的”。公元前3000年养蚕业在中国出现,但是直到公元6世纪,也就是在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en)时代,罗马帝国才有了养蚕业。意大利更晚,一直到了12世纪,从那时起养蚕业开始在欧洲可以种植桑树的地区传播开来。

公元166年,罗马和长安分别处于马可·奥勒留[6]和东汉刘桓帝时期,罗马人决定避开波斯商人以便和中国开展贸易,这才有了去往中国的机会。同样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希腊人马埃斯·蒂蒂亚诺斯(Maès Titianos)也足够大胆,他和罗马人有着一样的目标,即到长安去,于是他也避开了所有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中介人。泰勒的马里努斯[7]和托勒密[8]都讲述了此次旅行。

来自威尼斯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中国的游历给世人留下了著名作品;但其实法国人不去中国,中国人也不来法国,极个别人除外。两国之间的贸易由一些印度和阿拉伯人作为中介来完成,并在9世纪到14世纪之间达到了顶峰。不仅买卖丝绸,陶瓷、香、香料、药草和宝石都是商品,虽然欧洲那时还没有出现针灸,但已经开始买卖传统中草药了。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布东南亚、印度,甚至延伸到了波斯湾和东非。那里有中国商人和欧洲的中间人。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耶稣会士促成了法国人和中国的第一次直接联系。

肩负使命的耶稣会士到中国

早在耶稣会士之前,就有一些天主教神父被派往中国,以制衡源于伊拉克[9],信仰基督教却被当作异端的景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若望·孟高维诺(Jean de Montecorvino),他出生于意大利,奉教皇尼古拉四世[10]之命来到中国,于1294年到达北京[11],并成为中国首任主教。直到16世纪,去往中国的教父人数和基督教国家的大使差不多一样多,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劝化中国人信奉基督教。

耶稣会士肩负着其他使命。他们中的第一批人被葡萄牙和西班牙当作殖民工具,16世纪,葡萄牙的殖民野心在澳门实现。梵蒂冈也没忘记它的宗教使命。在意大利人,尤其是在利玛窦(Matteo Ricci)的参与下,事情发生了变化。耶稣会士不仅仅是欧洲意识形态的宣传者,他们还尝试理解中国文化。他们长期居住在中国,学习汉语,阅读中国思想家的著作并将其翻译成拉丁语,显然,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尊重,这种方式也能让多数欧洲人认识这些作品。事实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而又正面的印象,中国人也感受到了其友好态度。而且他们带来的数学、天文学知识也吸引了众多中国人。耶稣会士的布道吸引了儒家的改良派,同时孔子思想也引起了耶稣会士的兴趣。他们亲华的态度招来了梵蒂冈方面的不满和谴责,最终导致教皇颁布通谕并下令解散耶稣会。

直到1685年,法国路易十四才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法国国王和康熙皇帝互致书信之后,这批数学家耶稣会士于1688年抵达目的地。康熙皇帝尤其喜爱这支由科学家组成的使团,中国的热烈反响在法国也得到了同样的认可:中国人热爱科学,中国皇帝也和法国国王一样,成了科学的保护者。为了拉近两位统治者的关系,这些法籍耶稣会士付出了不少努力:路易十四和康熙分别对长城和凡尔赛宫有着强烈的好奇和高度的赞扬,因此要求各自的代表分别作了相关报告。法国耶稣会士到达中国两年后,北京天主教府成立。其实在此之前,通过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所撰书籍,法国人已经为中国着迷了。利玛窦去世前不久,金尼阁收到他关于在华所见所闻的札记,将其翻译为拉丁文并出版。三年后,也就是1617年,这本书被译为法语,书名为《1582—1610:基督教远征中国史》(Histoire de l'expédition chrétienne au Royaume de la Chine,1582—1610)。面向欧洲、表达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赞美之情的书也越来越多。其中不得不提由李明(Louis Le Comte)(1696)[12]编写的书籍,以及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735)撰写的《耶稣会传教士关于中国和东印度的书信集》(Lettres de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écrites de la Chine et des Indes orientales)(1702)[13]和《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第一本书的另一个名字《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14]更为人熟知。欧洲对中国的兴趣就这样得以开始并发展起来。

耶稣会士的才智和开放的思想是他们最大的优势。他们坚信,只有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基督教才有在这里传播的可能。因此他们穿着中国服装,学习汉语,还给自己取中国名字。他们尤其看重汉语的实际运用,甚至认为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教义并不冲突。礼仪之争由此产生:儒家礼仪到底只是简单的习俗,还是迷信,抑或是宗教信仰?不久以后,梵蒂冈开始禁止耶稣会士对儒家礼仪的尊崇,而中国皇帝也不允许在华神父臣服于国外势力——梵蒂冈。这一切最终导致18世纪耶稣会在中国被取缔。

在这些见闻、译作以及耶稣会士其他著述的基础之上,汉学在法国诞生,并被纳入法国高等教育,不过没有进入大学体制,而是进入了法兰西公学院。1814年,法兰西公学院设立“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语言文学讲座”[15],雷暮沙(Abel Rémusat)成为首个执掌该教席的教授,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法国专业汉学的创始人。出于一些实用目的,尤其是出于商业贸易目的,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l'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即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16]的前身,于1840年开设了汉语教席。

汉学家用自己的方式对中国有了深入的了解。但他们人数不多,普及知识的意愿也并不强烈。长期以来,大学一直处在汉语教学的边缘。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里昂大学率先将汉语列入核心课程。20世纪初,丝绸之都里昂的一些工业活动需要汉语人才,于是当地工商会求助于里昂大学以开办汉语教学。里昂众大学对此提议拒不考虑。因此要想有学校愿意开设中文课程,工商会就得承诺负责其费用。1921年,在爱德华·赫里欧[17]的支持下,中法大学(Institut franco-chinois)在里昂成立,但该学校并不具备法国普通高校的特性。时至今日,汉语教师觉得他们已经有相当多的学生了,教师招聘考试的评审也认为现有的汉语教职已经足够[2016年,有4人在中学、大学教师资格会考中获得汉语教师资格(agrégation),有16人通过了汉语中学师资合格证书统考(CAPES)]。这一切让人觉得学习中文好像是一项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的特权一样[18]。

总而言之,汉学家的小圈子既没有扩大的可能,也不会大范围普及关于中国的知识。

启蒙思想家“想象的中国”

启蒙思想家和耶稣会士一样对中国怀有极大的兴趣。但与后者相反,他们没去过中国,也没学习汉语。他们对中国的迷恋是盲目的,对中国的认识全凭想象。启蒙思想家虽然坚决反对耶稣会,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全部来源于耶稣会士所著书籍。为了赞颂中国文化及其制度,这些通晓中国的耶稣会士在他们的书中大力推崇中国。这样善意的扭曲事实显然有助于向读者,包括启蒙思想家提供积极的引导。

不过,不是所有启蒙思想家都被中国所吸引。比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就显得对中国抱有极大的敌意,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低估中国的重要性。《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全书31章中共有20章提及中国,但仅仅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出中国的皇帝独裁、司法专制、宗教风俗律法及礼仪(“礼教”)被混为一谈、商人的奸诈行径,以及一夫多妻制。就像他抨击法国君主专制那样,孟德斯鸠也不会做任何美化中国专制集权的事。和传教士相反,他足够现实,明白中国不会接受西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基督教难以立足于此。“中国并不因为被征服而丧失它的法律,从这里还产生一个很不幸的后果,就是要在中国建立基督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19]”

通常最让启蒙思想家感兴趣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竟然不存在宗教,起码不存在信奉某个人格神的宗教,即使有教士致力于传播圣经。那时的中国人并不否认可以称其为神的事物的存在,他们的想法和启蒙思想的自然神论、亚里士多德(Aristote)的第一因以及斯宾诺莎(Spinoza)主张的“自然即神化身”(Deus,sive natura)不谋而合,和犹太教、基督教信奉的人格神却互不相容。当然,如果中国真有这样的宗教,中国人也不会为了把自己的宗教强加于其他民族而在中国以外挑起宗教战争。

公开表示自己是无神论者的霍尔巴赫[20],也对中国有着狂热的迷恋,但之后迫于一些政治原因,他不得不与其划清界限。还有另外一些启蒙哲学家既不是民主主义者,也不反感君主强权,因此对中国的态度更为明朗。如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中用专门的篇幅介绍中国哲学,并着重称赞了孔子的道德哲学。有趣的是,狄德罗在此文中用大量笔墨介绍了“Ju-kiao”,即“Rujiao”。该词第一个字有“儒家的”或“有文化的”之意;第二个单词则意为“宗教”。但是汉语中“儒教”一词并不常见。通常情况下,中国人会称其为“儒家”,而不是“儒家宗教”,也不是“文人的宗教”。显然,作为狄德罗知识的来源,耶稣会士希望将儒学作为一种宗教,至少是作为一种和宗教相容的思想体系来介绍。狄德罗还从逻辑上将儒家和道教、佛教联系了起来。其实儒家从来都不是宗教,甚至一直都极度反对所有宗教,包括道教和佛教。然而自11世纪起,儒、释、道开始三教合一,某种程度上儒家思想在其中占主导地位,被西方称为“新儒学”[21]。狄德罗尤其受到了由柏应理[22]主编的丛书的启发[23]。但该套于17世纪末出版的丛书却将儒家思想定义为自然理性的分支,将宋明理学定义为唯物主义。当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惹恼狄德罗。就这样,不懂汉语让这位哲学家不得不依赖于他一直反对的耶稣会士。

弗朗索瓦·魁奈(Fran?ois Quesnay)是中国文化的忠实拥趸。1767年,他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24](Despotisme de la Chine)一书。这本书不但没有批判中国的政治制度,反而对其赞扬有加。书中区分了独裁的专制君主和法治下的专制君主。在魁奈的眼中,中国皇帝属于后者,这对一个重视经济自由的国家是必不可少的。要实施经济自由,就需要一个绝对的、明智的、理性的、遵从自然规律的政府。正如我们所见,提出重农主义的魁奈并不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和民主政体之间有必然联系。然而我们的现代评论者又从魁奈身上学到了什么?

可以说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是启蒙运动的先驱,1705年,他在致神父安东尼·韦朱思(Antoine Verjus)的一封信中毫不犹豫地指出:“我发现你们的大部分传教士都严重倾向于鄙视地谈论中国的知识。然而……在我看来,甚至对于他们之中的行为做一种不加修饰而又准确的描述,也不会比许多学者酷爱的有关希腊和罗马人礼仪与家具的知识具有更多和更有益的透明度。”[25]

伏尔泰(Voltaire)无疑是对中国最为着迷的启蒙思想家。

众所周知,伏尔泰一生中最重要的,不是现今读者最多的书中涉及的哲学或政治主题,也不是其深受读者喜爱的几本书中谈到的历史问题;伏尔泰毕生从事的是戏剧,如今却很难在剧院的舞台上看到,但它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1735年,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出版《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这本书共有4卷,其中就有由耶稣会士马约瑟(Joseph Henri de Prémare)节译的《中国悲剧赵氏孤儿》(Le Petit 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Tragédie chinoise),此剧源自中国元代(13世纪)不入流的剧作家纪君祥所作元杂剧《赵氏孤儿》[26](L'Orphelin des Zhao),讲述了一个私通、复仇和自杀的故事。6年后,威廉·哈契特(William Hatchett)将其译为英语,改名为《中国孤儿,一个历史悲剧》(The Chinese Orphan;An Historical Tragedy)。1742年,彼得罗·梅塔斯塔齐奥[27]将其改编为歌剧《中国英雄》(L'eroe cinese)。伏尔泰也不例外,他在1755年将《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献给了法兰西喜剧院。1782年,奇马罗萨[28]也对其进行了改编,剧名和其同胞塔斯塔齐奥保持一致。伏尔泰的版本对中国原作进行了较自由的改动,将纪君祥作品发生的时代向后推了1000多年,故事发生的时间改为13世纪,即原作者生活的时代。他将原来的中国名字都换成了一些异想天开的名字,相较于中文人名,这些名字更像是土耳其或波斯人的名字。他还增加了一个虚构的女性人物,她拒绝牺牲自己的儿子。他盛赞成吉思汗。尽管如此,这是法国第一部以中国为中心主题的戏剧。伏尔泰非常喜欢剧中人物的中国服装。他想根据自己的了解,以最好的方式,把自己所理解的中国和儒学介绍给世人。伏尔泰把希腊题材转移到了中国,被征服的希腊用其哲学和文明征服了罗马人。这样的结合并没有不合适。关于中华文明,他借成吉思汗之口这样说道:

我给它带上锁链,同时又不禁赞美;

我看到它的文化,教育了整个人类;

我看到它历史长,人口多,勤劳精敏[29]。

成吉思汗对被他征服的民族赞不绝口。

除了以此种方式表现出对中国一贯不变的兴趣之外,伏尔泰所著哲学和历史类书籍中也充满对这个国家及其文明的赞誉。有人曾指出,伏尔泰在60多本书中谈到过中国。他尤其喜欢用中国和儒家学说来反抗天主教会。严格意义上讲,伏尔泰不单单支持无神论,更是强烈反对天主教,反对教权。他早在《哲学通信》(Lettres philosophiques)中就开始赞美中国了。《风俗论》(L'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et sur les principaux faits de l'histoire depuis Charlemagne jusqu'à Louis XIII)开篇两章堪称对中国的颂歌。无独有偶,《路易十四时代》(Siècle de Louis XIV)的最后一章也以《中国礼仪之争,这些争论如何促使中国取缔基督教》(Disputes sur les cérémonies chinoises.Comment ces querelles contribuèrent à faire proscrire le christianisme de la Chine)为题。伏尔泰极为珍视中国古老文明,多次用中国人的智慧来反衬高卢人的野蛮。他关于中国的知识都来源于耶稣会士,和后者一样,他认为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某种理性宗教的信徒。伏尔泰是中国礼仪的捍卫者,认为中国礼仪适合所有良性社会,是礼节的巅峰。在《哲学词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中,他重述了此看法。他还在《无知的哲学家》(Le Philosophe ignorant)中专门辟出一章介绍孔子,用寥寥几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中国人不迷信,也不招摇撞骗,因此不用像其他民族一样为此自责……那么这么多世纪以来,正直的中国人信仰的是什么?那就是:尊崇天,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谈及孔子本人:“他并不说不应对他人做我们不愿人家对我们做的事:这不过是防止恶;他做的更多,他鼓励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0]

伏尔泰曾多次提到乾隆皇帝,因为后者写诗。但他不知道在中国,诗歌不但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学术练习。诗赋考试一直都是科举考试中的一项。这和19世纪法国会考中的拉丁文诗歌有些许相似之处。皇帝写诗的确是一件文雅的事,但并不是为了成为诗人,这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不过在皇帝和一些军事领袖中,确实有一些杰出的、真正的诗人,比如曹操(155—220),还有一些优秀的书法家和画家如明宣宗(1425—1435)[31]。

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la Grande Catherine)知识渊博、见多识广,是中国文化的绝对赞美者。她命人在奥拉宁鲍姆(Oranienbaum)建了一座中国馆,还命人在叶卡捷琳娜宫(Palais Catherine)建了一个“中国村”,这座宫殿是伊丽莎白女皇为了纪念母亲叶卡捷琳娜一世而建的。她尤其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像西方国家一样建立在基督教之上,而是建立在世俗道德之上,这也是她对俄国的期望和抱负。

启蒙思想家并不了解中国,他们喜欢的是从耶稣会士的书中提取出的中国形象。他们虚构出这样一个中国,并用它来反抗天主教会。

感受中国工艺品与中国文化的魅力

直至19世纪中叶,“chinoiserie”一词单指中国品位的艺术品,瓷器、漆器或绘画,与英文“china”狭义为陶瓷相类似。中国瓷器让西方人着了迷,他们不明白中国人是如何将一种泥土材料变成了透亮有光泽、声音清脆的器物。而中国人在东汉时期就掌握了瓷器的制作方法。后来欧洲人开始纷纷效仿。直到18世纪,他们终于掌握了制作瓷器的方法,晚了1000年甚至更多,不过这种事经常发生。

西方人收藏中国工艺品,不是为了了解中国文明,而是因为这些器物珍贵奇特。买主的驱动力首先是好奇心,然后是拥有奇珍异宝的自豪感,以及从中获得的声名。

200多年来,法国人,至少是有钱的法国人,对所谓的“lachine”或“lachinage”(中国风格的工艺品)情有独钟。他们进口、购买中国器物,尤其是瓷器,还有漆器、绘画以及挂毯。他们在进口瓷器上面涂上漆或用金子做装饰,把中国画或仿中国风格的画挂在墙上,还制造中国式的四轮豪华马车和轿子。尽管亨利四世(Henri IV)和柯尔贝尔(Colbert)在法国大力发展养蚕业,但丝织物的进口也从未停止。他们不单单满足于进口,还仿制,但这种对舶来品的模仿有时比较粗制滥造。

当然,法国不是唯一一个对“lachinage”感兴趣的欧洲国家。英国也没落下,普鲁士更是打头阵,还有包括南尼德兰(今比利时)在内的荷兰:代尔夫特(Delft)白釉蓝彩瓷器直接受中国明朝瓷器的启发。在荷兰,人们可以非常自由地仿制中国的物品。在代尔夫特宣传陶瓷制品的广告牌上,可以看到坐在莲花上的观音图案,观音不仅在中国地位崇高,还深刻影响了印度人。对中国的想象不仅仅是今天这个时代才有的事。

在旧制度时期,法国国王和王室有着表率作用。这一时期的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三位国王通过不少方式表达出对中国工艺品的品位和兴趣。路易十四命人将“特里亚农瓷宫”(Trianon de porcelaine)的屋顶和墙壁都铺上了仿中国瓷器的瓷砖。安东尼·华托[32]用“中国风”装饰了布洛涅森林中米埃特城堡(Chateau de La Muette)的狩猎小屋。法兰西的路易[33]、路易—斐迪南[34]、腓力一世[35]以及曼特农夫人[36]都十分喜爱中国工艺品。斯卡龙[37]给那个时代定下了这样的基调:

带我去葡萄牙,

那里能看到很多中国商品,

龙涎香、漂亮的漆器,

还有那精致的瓷器。

都来自那片神圣的土地,

来自那天堂一样的地方。[38]

最后两句不掺杂任何幽默的语气,足以从中看出当时法国对中国的普遍印象。事实上,在法国人的想象中,中国人穿着华丽、举止高雅、生活富庶,而且被管理得很好。

路易十五在舒瓦西城堡(Chateau de Choisy)放置了很多中国式漆面和釉面家具。他向当时最好的画家,如布歇(Boucher)、尼古拉·朗克雷(Nicolas Lancret)和卡勒范洛(Carle Van Loo)订制了一系列异国狩猎图,特别是中国狩猎图,用来装饰凡尔赛宫的走廊;还向中国订制了带有法国徽章图案的瓷制餐具。这逐渐成了惯例:西方人缺乏真正制作瓷器的技术(直至1715年,德国人首次烧制出陶瓷),于是他们便向中国订制带有欧洲纹饰的瓷器。玛丽·蕾捷丝卡[39]有两个中国式房间,她命人为其中一个制作了绘有茶文化和茶贸易的壁板。当时的法国人并不满足于购买中国物件,他们还将法国制造的物品也改成了中国风格。在法国,人们模仿中国物品来制作漆皮或绘有中国画的家具。蓬皮杜夫人[40]也用亚洲的奇珍异品装饰自己的闺房。

路易十六格外喜爱中国工艺品,他购买了很多元朝(13世纪)的瓷瓶。玛丽·安托瓦内特[41]也痴迷于中国风的盒子和瓷器。她在小特里亚农宫(Petit Trianon)建造了一个中英式花园和一个饰有孔雀和金龙的中国式旋转木马。法国塞夫勒[42]的瓷器制作也是仿制中国。宫廷里的所有房间,到处都能见到中国生产的壁纸。

继宫廷和国王之后,财力雄厚的贵族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商人也开始炫耀自己对中国及其艺术品的热爱。这也解释了为何如今无论在法国哪个宫殿,哪个部门所在地,都能看到中国的陶瓷制品,因为这些地点的主人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瓷器买主。

然而,和吸引力相伴的通常是无知:法国人分不清通过法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日本甚至暹罗[43]的工艺品。所谓“东印度”不仅指中国,还包括日本以及所有其他远东地区的国家。在让·菲利普·拉莫[44]创作的歌剧《殷勤的印地人》(Les Indes galantes)中,土耳其人、波斯人与印加人一样多。他们显然无法将清朝瓷器和明朝瓷器,甚至元朝青瓷区分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常常将灰绿色的瓷器当作青瓷,因为在奥诺雷·吴尔夫[45]的小说《阿斯特》(L'Astrée)中,名叫青瓷绿(Céladon)的牧羊人的衣服上装饰着灰绿色饰带,不过青瓷绿其实不只有绿色,还含有白色和蓝色。不过,虽然不知道其中缘由,但法国人都知道中国人很喜欢猴子:吴承恩所著古典小说《西游记》(La Pérégrination vers l'ouest)的主要角色就是一只叫孙悟空的猴子。因此,猴子总会出现在法国生产的中国风绘画和挂毯上。但不得不提,这些猴子图案的主人并不知道,汉字中猴子的“猴”和侯爵的“侯”读法相同,声调也一样[46]。

流亡贵族曾拥有很多这类工艺品,但其中大部分都在法国大革命中充了公。随着众多博物馆的创立和建设,这些物件被收集起来,起初被当作装饰品,后来逐渐成为某种文明的古代文化曾被热爱的见证。这一趋势促成了集美博物馆[Musée(émile)Guimet]的创建,该博物馆于1878年在里昂建成,1889年迁至巴黎。至少从文艺复兴开始,法国人就对古希腊和古拉丁文化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热爱,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中国古代文明自然也颇具吸引力。

“中国工艺品”风潮一直延续至19世纪中叶。1838年,特奥菲尔·戈蒂埃[47]发表了一首非常优美的诗,题目叫作《中国之恋》(Chinoiserie)。戈蒂埃眼中的中国之恋是什么?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女人,美丽、智慧、富有涵养。

她的眼睛微微上挑,

小脚可握在手中把玩,

黄皮肤比铜灯还清亮,

长指甲用胭脂红涂染。

她把头探出窗外,

燕子就飞来与她呢喃,

每晚,她如同诗人一般,

将垂柳与桃花咏叹。[48]

即使在19世纪,中国依旧是这位法国诗人的灵感源泉。读者既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也不会被触怒。诗人不会因此被当作为可恶的独裁政治辩护的既犬儒又幼稚的“亲华派”。也有不少人对中国怀有和戈蒂埃同样的感情。他的女儿朱迪特(Judith)师从一位中国家庭教师,并出版了一本改写中国诗歌的诗集《玉书》(Le Livre de jade),不久之后又发表了武侠小说《帝龙》(Le Dragon impérial),并得到了爱德蒙·德·龚古尔[49]和她后来的仰慕者雨果(Victor Hugo)的赞扬[50]。

第二节 殖民时代对中国的伤害与偏见

自从法国站在英国一边,并和美国一起开始了在中国的殖民之旅,它对中国的看法便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强盗的逻辑:我伤害你,你不许反对

众所周知,第一次鸦片战争由英国发起。英国人希望向中国自由出口英国在印度生产的鸦片。1838年,英国每年的鸦片出口量已达到2600吨,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那时英国在英中贸易中处于逆差地位,于是,时任英国首相的第二代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William Lamb)决定在第二年以贸易自由,即以自由的名义向中国派遣一支由50多艘船组成的远征军。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Traité de Nankin),这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也是中国人民第一次遭受如此耻辱。虽然购买鸦片在中国会被处以死刑,但英国人不仅获得了向中国自由出口鸦片的权利,逼迫中国向其开放了重要港口,还使香港成为其殖民地。西方人也总是把鸦片和中国人联系在一起。18世纪,鸦片作为麻醉剂开始在中国普及,到了19世纪,鸦片消费已遍布各个社会阶层,直到清朝灭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种情况才得到了有效遏制。[51]20世纪90年代,毒品(大麻、海洛因和摇头丸)又在中国卷土重来。与19世纪的鸦片不同,这类毒品来自阿富汗、缅甸、泰国和老挝,而不是印度。但与曾经的帝国时期相同的是,持有一定量的毒品会被判死刑。

第二次鸦片战争于1860年爆发,因此人们常将法国参与此次战争一事与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联系在一起。但其实法国早在1844年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Philippe)时代就已侵略中国,该年中法签订《黄埔条约》(Traité de Huangpu),法国(及美国)获得了与英国从《南京条约》中攫取的相同的特权。法国趁此机会在上海得到了重要的租界,后在武汉、广州和天津也开辟了法租界。法国人给上海一些街道的命名清楚地显示了他们的不现实:现在的淮海路,上海最主要的商业街之一,命名来源于解放战争中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此次战役向人民解放军打开了上海的大门。这条路曾被命名为霞飞路[52]。贝当路[53]也是如此。这样命名一座中国城市的街道是多么轻率和无知!曾经,耶稣会士到达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长袍换上汉人的装束,然后开始学习汉语,这样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19世纪,和英国不同的是,相比于贸易,法国对天主教会在全世界的扩张更有兴趣。通过不断向外交大臣施压,法国从道光皇帝那里获得了诏书,允许外国神父在中国境内活动(但仅限《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所涉及的通商口岸)。和之前听命于皇帝的耶稣会士相反,这些神父并不满足于已开放的口岸,冒着风险深入到了帝国内部各地。

1856年,一名法国神父因违反条约、私自进入中国内地活动而被判死刑,法国以此为借口,和走私货船被广东当局扣押的英国站在了一边。法国没有直接参与鸦片贸易,而是一直从《黄埔条约》中获取利益。尽管如此,1858年英法舰队北上天津并扬言要武力进攻北京,在英法联军的威逼恫吓下,中国分别与英、法以及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该条约向诸列强开放了所有通商口岸,并允许外国商船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然而,西方各国对这样的退让与妥协并不满意。英法两国加强其海陆部队,于1860年4月正式向中国宣战,并于9月初占领天津。咸丰帝在中国军队与英法联军几次交锋之后逃离北京,北京自此无人防守。英法联军于是攻入北京,并计划摧毁紫禁城。同年10月17日,发生了影响中法两国关系的大事:火烧“圆明园”(Jardin de la clarté Parfaite)。

圆明园面积曾达350公顷,有众多园林建筑,这些园林勾画了中国不同地区的风景,还有一些让人想起经典诗歌中的画面。但英法联军对此毫无了解,也无法发现其中的艺术价值。18世纪初以来,这里聚集了大量文物。

19世纪末,这座园林部分重建,我们今天才得以漫步于此。圆明园是北京游客最多的景点之一,但目前面积只有30公顷。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相反的是,这座夏宫的设计者正是精通园林水利的耶稣会士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和蒋友仁(Michel Benoist),他们奉乾隆之命设计了这座园林。其实,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的目标并不是这座园林本身。那时中国军队已从北京撤退,圆明园中只剩下一些太监和皇帝的一位嫔妃。英国军队将这位嫔妃的宠物狗带回英国并献给了维多利亚女王,女王非常高兴,命人为这只狗画了画像:这就是哈巴狗[54]。法国军队大概有8000人,都在库赞·蒙托邦(Cousin-Montauban)将军的统率之下。这位将军是谁?野蛮人?还是蠢货?都不是。按主流社会标准,身为将军之孙,他有着极好的出身,是一个“好”人。蒙托邦耀眼的军旅生涯开始于百日王朝[55]期间的流亡保王军(Armée des émigrés),这意味着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Restauration)得到晋升没有任何难度。他参与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远征,并作为总司令被派去远征中国。虽然此次师出无名的军事行动毁灭了一个建筑杰作,但在法国没有人为此谴责他,只有雨果除外。在著名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雨果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了火烧圆明园一事:

有一天,两个强盗闯入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看来,胜利女神可能是个窃贼。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由两个战胜者分担。……

如果把我们所有大教堂的所有财宝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园中不仅有艺术珍品,还有成堆的金银制品。丰功伟绩,收获巨大。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口袋,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子。他们手挽手,然后勾肩搭背,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我们是文明人,中国人对我们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将会叫法国,另一个将会叫英国……

法兰西帝国吞下了一半的胜利果实,今天,帝国竟然带着某种物主的天真,把圆明园富丽堂皇的破烂陈列出来。……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赃物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56]

雨果期盼的这一天终究没有到来。

对中国的掠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圆明园遭遇劫掠40年后,皮埃尔·洛蒂[57]带着使命向北京进发,当时的慈禧为了消灭义和团转而向西方列强寻求帮助。洛蒂对北京的光景感慨不已,并以此为题写了《北京的末日》(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一书,还将800公斤奇珍异宝带回了法国。这些珍宝被洛蒂藏在他位于罗什福尔(Rochefort)住所里的“中国厅”内,他还和一个扮成中国皇后的年轻越南女人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以庆祝此事。一方面,洛蒂用冷峻的笔触描述了1900年法国士兵入侵紫禁城,打砸抢烧落入手中的一切的行径,但另一方面,他的行为和掠夺者并无二致。

火烧圆明园有些类似于德国人在占领时期[58]破坏卢浮宫和巴黎圣母院的行为:没有任何军事目的,单纯为了毁灭其伟大的文化象征,从而侮辱被侵略的民族。

法国人想象不到这件事给中法关系带来了多么严重的伤害,今天仍能找到痕迹。圆明园中数不尽的中国珍宝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如今有一些收藏于法国博物馆,但大部分落入了私人手中,甚至会被出售。买主通常是中国有钱人,他们辨别出被掠夺的中国文物然后高价收回。我们不但从中国人手中抢走了这些宝物,还要让他们重新买回。2009年,取名不佳的佳士得拍卖公司(Christie's)(或者说得难听一点,太会取名)在巴黎大皇宫(Grand Palais)举行皮埃尔·贝杰(Pierre Bergé)与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艺术品珍藏专场拍卖会。有几件从圆明园掠夺来的中国文物由一位中国收藏家拍下,其中一些估价超过百万欧元。但这位收藏家事后表示不会付款,拍下这些文物只是为了揭发1860年英法联军抢掠中国文物的行为。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不论其社会地位、财富状况、政治立场如何,中国人从未忘记这一切。

法国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事,以及法国士兵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都能说明法国人是怎样看待中国以及中国人的。这样的举动在17、18世纪简直无法想象。1724年,当雍正帝将所有基督教传教士都逐出中国时,法国并没有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动用武力进行抗议,伏尔泰甚至对此表示称赞。雍正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只有一个以远征天津、北京为目标的天主教神甫被驱逐。

法国第二任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étienne Manac'h)对中国的态度能够代表法国人。1969年,赴北京任职的马纳克在飞机上读了一本书,作者是加斯东·唐纳特(Gaston Donnet),1901年法国《时代日报》(Temps)在华通讯员,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记者。这位记者在书中描述了他跟随的一队法国士兵的所作所为,马纳克引用了这段文字:“偶尔有几个没逃走的搬运工,他们匆忙把箱子都收在一起,我们便用战争时期的货币,即棍刑抽打他们作为回报。我常常能看到其中有一个老人,他留着一小撮山羊胡,眼里含着脓血,颤颤巍巍,身形瘦削,骨头透过身上一层薄薄的蓝色棉布衣服凸了出来。这个孱弱的老人扛起一个箱子,但箱子太重把他压倒在了地上。一个士兵对着他扬起了手中的牛筋鞭子:这个顺从的人一动也不敢动。鞭子落下:他没发出一点声响。但他的双眼,悲伤又疲惫的双眼在求饶。鞭子不停地落下。他再也扛不住了,任由其鞭打,重重地倒在了泥沙里。士兵觉得累了,将他扔在了那儿——他死在了那里,可怜又愚蠢的中国人。”唐纳特对此做出了公正的评论:“施暴者是个法国士兵,但旁观者身为一家大型自由派日报的记者,并没有上前向一个求饶的蝼蚁般的人、一个‘愚蠢又可怜的中国人’伸出援手。而记者的报道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鞭挞。”[59]

凭空炮制的“中国威胁论”

在法国人的态度变化之外,殖民活动也证明了法国对中国的偏见。

殖民的真正目的众所周知,主要出于经济原因:商品贸易、奴隶贸易、低价买入原材料、高价卖出制成品等。殖民者亲口说出了殖民中国的原因:英国希望先卖鸦片,然后在中国所有港口自由买卖所有商品。中国政府被迫与美俄两国签订条约,法国有着相同的目的:开放港口、自由通商、开辟租界以随意展开活动。

上述经济动机虽然已经昭然若揭,但仍需披上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外衣。从16世纪到18世纪,在这300多年间,欧洲国家一直奉行宗教至上原则,即基督教至上。基督教的传播极为重要,不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是不幸的。殖民因此被当作一种善行,因为它把西方人所认为的幸福,即认识真理和天堂之路带给了被殖民的民族。19世纪宗教才退至“文明”身后。欧洲民族是文明的,被殖民的民族却恰恰相反,他们粗暴又野蛮。欧洲人给他们带来了文明,也带来了幸福,正如欧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其带来了其政治哲学:民主和人权。现代人认为这种政治观念围绕普世价值观而建,这和我们的祖先曾经认为基督教可以拯救世界,文明是普世的恩惠一模一样。然而,欧洲人最终认识到在中国大规模传播基督教是不可能的,也明白了一旦涉及文明,他们没有对中国人指手画脚的资格。在非洲大陆的那一套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关于文明,中国人无需向任何人请教。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虽然与西方文明不同,但却十分精细。中国的思想、文学、诗歌、艺术,不论从数量、丰富性还是从美感来说,都不必羡慕欧洲。更何况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热爱持续了两个多世纪。

因此,要想将殖民中国合理化,此路不通。

最有力、最常用的首要理由就是中国危险论。最主要的危险:中国人很多,非常多,太多了。

在法国,“黄祸”[60]一词于1901年出现。经济学家艾德蒙·泰里(Edmond Théry)以“黄祸”为题目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说明此灾祸不是指武力侵略,而是指经济。关键理由一如往常,即中国人口过于庞大。1909年,布朗热将军(Boulanger)的女婿埃米尔·德里昂(émile Driant)以笔名德尼特上尉(Capitaine Danrit)出版《黄种人的入侵》(L'Invasion jaune)一书。他在书中提到和一位法国众议员的谈话,其中这样说到“黄祸”:“形势非常严峻,中国正处于迅猛发展中,已经做好了随时向欧洲发起战争的准备……将会有上百万强壮、朴实、狂热、不知疲倦的中国人……他们不怕死,因为他们相信灵魂的永生。他们顽强地反抗白种人,至少反抗那些瓜分其祖国、盗掘其陵墓的白种人。先生们,沉睡了几个世纪的狮子如今已经苏醒,不论你们希望与否,都要直面这一可怕又全新的危险。……长达6个世纪的沉睡之后,亚洲要重新征服欧洲。此时此刻,我所担心的不是已经失去的殖民地,而是我们的法兰西。再遥远的距离也保护不了我们的国家,你们可明白[61]?”

将中国人和匈奴人混为一谈也很常见。

1910年,杰克·伦敦(Jack London)出版小说《空前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再次以中国人入侵西方为主题,语调严肃,但少了几分敌对。马克·吐温(Mark Twain)以模棱两可、既包容又挑衅的口吻描写了移民美国的中国人。道耶尔(C.W.Doyle)对中国的反感更加明显,他将小说人物穹龙(Quong Lung,让人不禁想到乾隆皇帝)塑造成了洛杉矶唐人街一个可憎的地头蛇。欧洲要为殖民找借口,而美国也要为种族主义反华找理由。美国的反华情绪主要始于大批来加利福尼亚金矿,用劳动换取低廉薪水的中国人。但我们也要注意,这些作家虽然无视中国人并公开以种族主义为创作主题,但他们不是极端主义者,而是公认的杰出作家,是受人尊敬的、西方现代文化的推动者。

在整个西方,威廉二世[62]首次使用“黄祸”(gelbe Gefahr)一词,他看到了亚洲对西方文明的威胁。他曾向即将出发镇压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士兵们下达命令,不收俘虏,被俘获的中国人一律处死。下达这般命令的理由:中国人的残暴。

“黄祸”的出现显示出西方人对中国的无知:他们担心中日联合,担心日本会促进中国的现代化,担心中日会同时成为经济、军事的超级大国。他们完全不了解中日关系的漫长历史,才会想象出这种可能性。

同一时代,具体来说在1898年,英国作家马修·菲利普·希尔(Matthew Phipps Shiel)出版《黄色危险》(The Yellow Danger),主要描写两个德国传教士在中国被杀一事。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更常使用“黄祸”的英文译法“yellow peril”。20世纪初,中国移民潮导致这一思想盛行于美国。自19世纪50年代起,美国人便将中国移民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并从中获益。中国人常被比作一窝蚂蚁。时间更近一点,法国某位总理提到日本人时也用了该比喻。这类种族歧视的行为丝毫不会有遮掩。黑人和阿拉伯人是“野蛮人”,没有文明;要通过殖民给他们带去文明。中国的危险在于其庞大的人口,因此要通过殖民以防止他们成为威胁。

因此,为了避免中国人成为我们的主人,就要成为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主人。没什么比这更能说明这是一种凭空想象的偏见:几百年来,欧洲人征服了或试图征服其他国家和民族,但中国人却从未这样做过。历史上中国曾有过征服其边境地区的尝试——法国为了在现在的边境地区站稳脚跟也做过同样的事。但中国从未侵犯过本国以外的地方,也从未殖民过其他任何民族。

在“黄祸”论中,不只有中国人口被西方人所诟病。还有一些归在中国人身上的特点:奸诈、残暴、邪恶。就这样,“chinoiserie”这个长期指中国风格的艺术品或物品(《利特雷法语词典》中只有这一个含义)的单词,逐渐有了其他含义:古怪——如为了表达“使中国化”和“挑剔的、苛求的”之意,巴尔扎克在1841年创造了“chinoiser”[63]一词。直到19世纪末,“chinoiserie”才像今天一样,用来指复杂、反常又虚伪的话语或诡计。《拉鲁斯词典》这样解释该词:“过度繁琐让人厌烦”。被派往中国的海军之中也出现了俚语“chinetoque”[64],后缀“-toque”来自形容词“toqué”[65]。

说到中国人的残暴,不得不提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1913年英国出于政治原因支持“西藏独立”,自该年起,罗默以傅满洲(Fu Manchu)博士,一个狡猾又残忍的中国人为主角出版了约15本小说。该系列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被改编成多部电影。

偏见有时会变为极端种族主义。比如,上海法租界的公园有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66],这和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荷兰裔白人对当地黑人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

这样的大环境中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在20世纪的法国,明智的维克多·谢阁兰[67]、保罗·克洛岱尔[68]和亨利·米肖[69]已经着手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了。克洛岱尔的外交生涯使得他在中国待了15年左右,也让他彻底爱上了中国。“我是多么地喜爱中国!有这么一些国家,我们一下子接受它们、支持它们、选定它们,对待它们像对待女人一样,好像我们为彼此而生!中国……我怀着乐趣、惊叹和全面的称赞沉醉于此,没有任何异议!”[70]他在残酷的慈禧时代爱上了中国并一生痴迷于这个国家,这和法国当代作家完全不同。这些人在中国风行一时的时候喜欢中国,又在传统观念重占上风的时候转而憎恶中国。谢阁兰在前往中国之前就开始学习中国古典语言了,他在华居住多年,在此从事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关于陵墓的研究。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谢阁兰将自己的一本诗集题名为《碑》(Stèles),中国人在石碑上写诗或者其他类型的文字。该诗集的形式参照中国人建造的石碑,不同座向的碑有不同主题的诗:爱情、友情、皇帝以及战争[71]。米肖在不久之后,即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了中国。他早先被中国文字、书法吸引,其形式独特,书写抽象而不象形,又不失意义。谢阁兰、克洛岱尔和米肖一样具有创新精神。米肖在程抱一[72]和赵无极[73]的影响下对中国古典文化也有不少了解。

然而,这些为洗白殖民而捏造的偏见并没有随着殖民结束而消失。除安地列斯群岛、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以外,法国在阿拉伯国家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都没有殖民地,不过这些岛屿不属于殖民地,而是并入了法兰西共和国,并享有投票权和社会福利。但是,法国人对阿拉伯人和黑人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我们至今仍无法想象,黑人可以像在美国一样在法国成为共和国总统。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境内的法租界就已不复存在,但那些为了得到特许权而凭空捏造的成见并没有消失。

第三节 当代中国到底招惹到了谁?

经过三年多的内战,中国共产党开始上台执政,中国自此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该身份招致法国所有反共人士的怒斥:这其中不仅有聚集了近一半法国人的右派,还有一部分“非共产主义”左派,占据了法国人中的大多数。他们认为批判共产主义远远不够,还要把它当成最可憎的敌人来战斗。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西方的敌人,我们不能与其建立任何外交关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仍在遵守该准则,只有于1964年承认了北京政权的法国是个例外。

美国政府接受和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后,对其言听计从的盟国也紧随其后。20多年来,这些国家因为中国政权的共产主义特性拒绝与其建交,然而涉及其他国家,如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时,这一要素并没有成为阻碍。为何要区别对待?因为这些东欧国家不属于亚洲,而属于欧洲。但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因此我们的态度要强硬、要更难对付一点。至于大西洋主义与反华之间的关系,戴高乐将军曾这样评价欧洲国家关于法国承认新中国一事的态度:“这是典型的奴才行为,一想到会让主子不高兴,他们就怕得发抖,但又乐于看到有人跟他们反着来(法国承认北京)。狗腿子!他们从不会在面前表现得很顺从,而是在背后做怪相[74]。”

不过,我们可以、也应该自问对社会主义中国了解多少。

首先,中国为什么于1921年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党派,即从马克思主义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虽然在欧洲,我们阅读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著作时会赞同或否定其观点,但我们在和一个精通西方文化的人打交道。马克思在其作品中很自然地提及埃斯库罗斯[75]、但丁、莎士比亚以及巴尔扎克,还有英国经济学家、德法哲学家,几乎囊括所有我们熟知的作家。他的博士论文以德谟克利特(Démocrite),一位古希腊古典哲学家为主题。然而对于中国人,马克思只是一个外国思想家。换句话说,在中国创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差不多等同于在法国成立一个以庄子思想为基础的政党。庄子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但对我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只有很小一部分法国人读过他的著作。如果有法国人有这样的想法,他会被当成一个怪人或一个傻子,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那么,1921年7月1日,中国人为何要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是谁?知识分子、学生和教授。中共一大的参加者除国际共产主义派来的两名代表外,还有13名中国代表,他们代表着全国53名党员。至1925年,党员有一千多人。其中的湖南代表毛泽东在当时并不是领袖人物。但他始终是一个孜孜不倦的读书人。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讲述1972年2月尼克松和毛泽东的会晤时,也是这样评价他的。[76]两年前,最后一次来华时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也做出了同样的评价,这次访华之旅在中美两国即将迎来的邦交正常化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77]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早期主要人物有李大钊和陈独秀,前者是中国最早、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五四运动”的代表陈独秀虽然身在广东,但在本人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实际上,为了创建中国共产党,聚集在李汉俊位于上海贝勒路家中的知识分子并不怎么关心资本主义批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对俄共发动革命并夺取政权的方式更感兴趣。更何况他们仍活动于1919年“五四运动”的余波中。“五四运动”爆发于北京一些高校,是一场反西方反帝国主义的运动,目的是反对盟国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这一决定。那时还有可以抗争的事情。战败德国显然失去了在山东的特权。当时有两个可行的办法: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及特权还给中国,因为自1917年8月起中国便是战胜方协约国的一员;或者用殖民思维思考,各列强尤其是英法重新瓜分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然而盟国更进一步的做法暴露了对中国的无知与蔑视:他们将山东的特权交给了日本。日本是中国几个世纪以来的敌人,并且在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以后占领了台湾。“新文化运动”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五四运动”使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达到了高潮,后者认为文人传统、儒家学说是保守主义和反动势力的重要形式。“五四运动”开始于北京的学生游行,上海、南京和天津的学生紧接其后,随后工人罢工以表示支持,一些积极分子也决定抵制日货。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最为关心的是国家利益:怎样才能让中国重获力量和尊严?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就已衰落。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没有让它重新振作起来,反而起了反作用。清政府被推翻以后,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分裂。各大军阀在他们的地盘占山为王。

1920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这一议题将社会主义革命与被殖民民族收回失地问题相结合,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支持甚至帮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中国青年创立共产党,不止为了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是出于对民族利益的考量。然而,西方人只要听到“共产主义的”,就会将其理解为“俄国的”,继而理解为“苏联的,苏维埃的”,也就是“敌人”。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和俄共、苏共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远不是永远无条件支持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同盟关系。从1926、1927年开始,尤其在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转向农村。毛泽东早在大多数同伴之前就明白,在中国,无产阶级不革命没有胜利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广大农民中才能找到坚实的群众基础。从70年代开始,殖民偏见和固执盲目的反共情绪的叠加,成为法国人对中国态度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从来没有为认识和理解中国做出努力,而无知和敌视却因此愈演愈烈,毫无障碍。中国人口多,很多,太多了。其经济发展会造成威胁,经济衰落也会造成威胁。中国经济的增长加剧了这种威胁,但增长的停滞又将导致新的经济、社会层面的困境,同样会使威胁扩大。这种偏见也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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