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楚华：我很佩服曹老师，不像有的地产专家仅仅把矛头指向地产商，避而不谈更大的庄家——地方政府。事实的确如此，不但大城市人们深受其苦，就是县域之内，那些打工仔辛苦积蓄20年，到头来到城里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县城房价一般都在2000元/平米左右），一下子就花光了，而这其中的10万元以上是到了地方政府的腰包，相当于打工仔为地方政府劳作了十年。中国的劳工真是很辛苦，受到双重盘剥：资本家和地方政府。谈了这么多国内问题，现在我想转换一下角度，中国已经日益走向一种大型的开放经济体，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定位呢。刚才邹老师也谈到美国，谈到中国要向美日欧学习，我觉得除了学习他们的福利和社保制度，学习他们的技术创新和藏富于民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习他们的“剥削”精神——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虹吸别国的物质资源和产品的基础之上，这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也是一个国家之所以发达的必要条件，离开了这一点，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
第三产业比重高被当做发达国家的标志，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上的国际分工的问题，关着门来讲提高某国的第三产业比重，是一个伪命题。打个比方说，发达国家A国人口是10人，发展中国家B国20人，A国7人从事第三产业，3人从事一、二产业，B国14人从事第一、二产业，那么A国正是利用其先进的品牌、技术、金融服务业等，以大大超出其价值的垄断价格大规模交换了B国的物质形态产品，A国才成为物质丰富、百姓富裕的发达国家。说白了，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之所以大多数人可以从事非物质形态的行业而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乃是因为，发达国家用具有垄断性的、稀缺的、无形的东西去大量交换了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性的低价物质产品。这不但在国与国之间使用，就是在一国之内，农民比城里人穷，很大原因也在于城里人的产品比农民的产品更具垄断性和稀缺性，而农民只能生产近似于完全竞争的农产品，经济学告诉我们，完全竞争市场价格是最低的，低到利润为零。现在假定B国就是中国，中国要转变为A国那样的国家，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拥有了品牌、技术和服务业优势，第二是中国成功找到一个接棒者C国为中国生产物质形态产品。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这两个条件，需要国家意志的引导。这一点要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看齐，当年他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就是他们的接棒者，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寄生在中国大陆的无数物质产品劳动者身上的，我们不能永远安于被人寄生，而要找下一家接棒者。非洲会是一个好的选择。经济危机条件下，发达国家正在从新兴市场抽离资金,这是中国的机会，我们对非投资,可以大规模转移国内过剩产能。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矿业将进入新一轮衰退期,矿产品价格进入低位,使以出口矿产品为主要外汇来源的国家外汇资金更加紧缺。非洲对外资、外援的需求更迫切。这就为我国国内企业投资非洲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国内部分产业生产加工能力的富余,增加了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动力和压力。
从目前看,非洲是我国比较理想的投资地。最近几年中国对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投资增长较快。截至2008年年底,中方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50亿美元。此外，朝鲜将来如果能够实行开放政策，也将产生千万计的上好劳动力。还请曹建海老师指正。曹建海：这个提法不错，中国的确需要寻找下一家。按你的说法，寻找接棒者就是用我们的垄断性的、稀缺性的、无形的东西去大量交换他们的物质产品，这一点基本可以同意。但不能把寻找接棒者归结为新殖民主义，也不能简单地界定为对穷国的剥削，这应该是双赢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也是通过接发达国家的棒来完成的，我们也曾经承受了这么多年的被剥削，今天中国找下一个接棒者，也是一种经济正义。
中国的发展多亏了被剥削，中国的下一家如果要发展，也需要被剥削，除了这样他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道理很简单，他们只有劳动力、物质资源这些到处都有的东西，也就是你所谓的竞争性的东西，靠这些不可能要到一个好价钱。宏观经济学有一个趋同理论，就是说世界各国的经济最终会趋同，起步阶段的经济体都是依靠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心甘情愿接受别国剥削，待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会丧失这一优势，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如果它能实现技术和品牌转型的话，仍能保持稳定的地增长，同理，这时它寻找的下一家具有劳动力优势的经济体开始迅速发展，最终，这种传递性会使得世界经济趋同。当然这种趋同仅仅是趋势，如果受到政治动荡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趋同的环节就会被破坏，有些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可能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状态。叶楚华：总之，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就要有一流的制度，一流的发展战略，要学习一流国家的一流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