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楚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处在一流发达国家塔尖的美国作为危机的发源地，我还是对美国的现状和前途比较感兴趣，美国到底怎么样了，这次美国真的不行了吗？想请教一下邹老师。邹恒甫：这个问题很好，在这场危机中，中国要不做傻事，首先要认清美国。首先不能回避的一点，这次危机就是金融资本贪婪无度导致的。马克思说“资本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话并未过时。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从贝尔斯登到两房，到雷曼兄弟，再到美林，AIG都是金融资本剥削、竞争、欺骗、非理性投机、金融腐败、只作假账、操纵市场的必然结果，这与几年前安然的倒闭没有任何差别。然而，千万不要高估这次危机对美国的影响，金融危机影响了美国在全球金融服务业的霸主地位，但有利于美国中小金融机构在这种惨烈的投机竞争中成为美国金融市场的一支新型力量，从而成为国际金融服务行业重要成员。这和美国航空业和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极端类似， Northwest，United Airline等公司的倒闭，使得美国航空工业更具有竞争优势，服务更加改善。可以断定的是，美国经济仍会恢复稳定和健康发展，这是由美国的软、硬实力决定的。
美国的自然资源如土地、石油、煤、森林等等的使用和开采还不到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二十；美国的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遥遥领先；美国的金融服务业仍将遥遥领先，无可取代；美国的电影，娱乐，歌唱，时髦等等遥遥领先，全世界将继续心甘情愿为好莱坞献出自己的财富；美国的企业管理更是日新月异；美国的军事工业(含通信、飞机、坦克、导弹、军火、运输，等等)从来没有衰败的时候；美国的社会和政治民主有效地遏制了权贵资本腐败的程度（尽管这次危机也暴露了它仍存在问题）；美国的移民政策，产权保护，法律机制，全面的动态竞争机制等等吸引了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美国的社会福利(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等)也在追赶欧洲和加拿大的福利资本主义。
美国仍是“绩优股”，中国政府对此还是看得清楚的，近期我们看到的好现象包括：中国官方和民间资金流向美国抄底，中国中小人力资本流往美国自费留学培养，中国资金购买美国房产、地产、金融公司、产业等，当然也有无法统计的腐败分子的资金流入美国。因为这些因素都加大了中国人对美元的需求，乃至人民币出现短期贬值。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坚持这个方向不会错。低技术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末路叶楚华：是的，我也注意到，近日中国政府又公布了增加购买美国国债的消息。另外，我认为与美国比起来，中国的实体经济反倒面临更严峻的形势。根据人大“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预测，2009年潜在GDP缺口将进一步扩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进一步恶化，2009年潜在GDP缺口比2008年平均恶化了853%；失业水平将进一步扩大，2009年中国的失业规模将会接近3200万人，调整后的失业率也将由2007年的71%攀升到93%左右。世界经济将深度下滑。
这会对中国出口带来严重打击，使得中国外需下滑的幅度远超过2008年的水平。同时，由于中国出口收入弹性很高，出口对于主要贸易国的国民收入增长较为敏感。欧洲、美国、日本三大经济板块的同步大幅度下滑将对中国的出口带来直接的深度冲击。因此，中国当前经济影响巨大的出口和进口增速将双双持续回落，其中出口增速下滑更为剧烈，预计将出口增速将下降69%，进口增速下降61%。这导致2009年贸易顺差较2008年减少146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为-55%。由于中国工业处于全球经济价值链的最低端，低技术企业的利润过薄，对外不具议价能力，对内则对成本变动高敏感，更无力进行研发以实现产业升级来承受需求冲击。曹建海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曹建海：我的观点是，全球经济的失衡模式已走到尽头，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过度储蓄与过度出口的模式的崩溃，中国出口将在中美经济的两极互动中出现结构性和总量性的同步下滑。
对于中国来说，徘徊于廉价劳工模式的外向型经济的潜力已释放殆尽，低技术经济发展模式已到末路。叶楚华：的确，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时候转移到依靠人力资本上来，不能再继续依靠剥削劳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1994年曾做过判断：“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型，不可能持续”，当时他这个话是针对亚洲“四小龙”的。为什么？因为他们8%~9%的GDP增长中75%耗费的是人力和物力。幸运的是后来四小龙技术转型成功了，保持了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危机，制造业所受影响并不大。由于日本拥有一流的技术能力，不仅未出现制造业大批破产的现象，反而在海外积累了巨额产业资本。以日为师，是今天中国的一条好路子。
此外，关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许多学者都提到藏富于民是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历史证明的一条经验，比较早的是郎咸平提到这个问题，最近则包括谢国忠、陈志武和张维迎提倡国企分给老百姓，还富于民，邹老师好像也对此有过关注，您的看法如何？邹恒甫：要保持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藏富于民是必要条件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我原则上同意陈志武、谢国忠以及张维迎等提出的把国企民有化的主张，就是说将国有资产中的一部分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以实现还产于民，藏富于民。
此外，中国还需要在社保和民生工程方面下大力气，目前是要用好这4万亿的投资，政府可以考虑多在民生问题上加大力度，拿教育、医疗与养老保险这三项来说，我看到的资料数据是30年来，我们共投入1700亿元不到，只占基础设施的1/6，占GDP的1%，从这个比例上来说，我们的社会福利工作还是需要再加大投入。我在世界银行工作，了解的数据是：美国对这三项的投入一般是占GDP18%~24%，加拿大是36%~46%，而北欧国家则更多，高达40%~50%。我们中央提倡的是建设和谐社会，那如何建设呢？这需要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需要加大国民的福利工程。此次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的放缓，可能正是中国在经济上加大建设和谐社会的机会，只要构建了经济正义，中国就可在危机中走向长远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