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思礼路的简朴生活
我在一个中产阶层家庭长大。尽管父母的经济条件不错，他们还是训练哥哥、弟弟和我自小养成节俭的习惯。我们在家里必须把水龙头关好。如果父母发现水龙头还在滴水，我们就会被臭骂一顿。每当我们离开房间时，也必须把电灯和冷气关掉。父亲节俭的习惯，更不限于电灯和冷气机。
他每回出国时都会自己洗内衣裤，而母亲还在世时也会这么做。他总是投诉五星级酒店洗衣服务的价格高得让人足以买新的内衣裤。记得在二〇〇三年的某一天，父亲有一条旧跑步短裤的松紧带松脱了。由于母亲之前已补了这条短裤很多次，父亲就让她再换一条新的松紧带。但母亲当时刚刚中风，视力不好。她因此告诉父亲：“如果你要我证明对你的爱，我会试着去做。”我赶紧打岔说：“我的秘书有个擅长缝纫的母亲，我请她帮忙。”
我和父母都不爱改变自己习惯的事物。例如，我打从小时候就和家人居住在这栋已有一百多年屋龄的房子。当我们在十多年前聘用现在的承包商兼管家赵祥华时，他问我：“你父亲辛辛苦苦工作了这么多年，为何不偶尔享受享受呢？”
我解释说，我们住在老房子里和用着老家具，日子过得很舒适。我们并不注重奢侈的享受。赵先生如今已是我们一家人的朋友，因此他也明白我们很满意这样的简单生活。
比如，我的卧房里有一台窗型冷气机。现在的房子大多都使用更先进的冷气系统。赵先生替我到马来西亚购买一台备用的窗型冷气机，以防我这一台坏了能派上用场。我们家里的浴室都砌上马赛克瓷砖，而这比铺大理石地砖更实用，因为后者遇水时会很滑。但我们如今在新加坡已很难买到马赛克瓷砖，因此赵先生又得到马来西亚为我们买些备用地砖，以便家里的地砖磨损或脱落时可以更换。
我有三只卡西欧手表，但我只戴其中一只。最近，当我有一次半夜醒来而找不到平时戴的那只手表时，我就翻箱倒柜寻找另两只手表。我终于在一个抽屉里找到它们。里头还有弟弟显扬最近送我的两只泰格豪雅牌手表，和父亲几十年前给我、还运作正常的一只精工牌手表。我一开始是疯狂地寻找自己每天戴的那只卡西欧手表，但找了三十分钟后，我知道当晚肯定找不到它。我于是戴上了另一只卡西欧手表，并安慰自己说，如果没把第一只表弄丢，恐怕就没机会戴其他的表。
我在衣着方面也很节俭。我只有两条二十多年前在印度尼西亚购买的峇迪（蜡染）围带裙。我的女性朋友和大嫂何晶看到我穿来穿去都是这两条裙子，大概是觉得我不修边幅，于是给我买了二十多条新的半裙。我只穿了其中的三条，并准备把它们穿坏了再穿其他的。我也没把原来的那两条围带裙丢弃，而是把其中一条塞进背包里，以便在有需要看起来更整齐的时候，能随时改变我那T恤短裤的装扮。
节俭是父母自小就让我培养的美德。除了受父母影响，我之所以过得如此朴素，有一部分原因是想遵循佛教的生活方式。另外，我也希望自己万一有朝一日失去一切，也能坦然接受，继续过着简单的日子。一个人会很快习惯奢侈的生活享受。有些人觉得自己就算失去这些享受，也不会不适应。但我认为他们搞错了。我觉得人们在失去这些东西时，会眷恋它们，而不能重新适应简单的生活方式。
于是，我训练自己满足于拥有生活基本所需，并舍弃生活享受。
《星期日时报》，2012年9月5日
温馨而快乐的生日
如今，有不少父母会聘请专门策划儿童生日派对的公司，来筹办孩子的生日庆祝会。这些公司声称，这类派对不再只是“有钱人能办的”，就连一些住在政府组屋的人也会聘用他们的服务。要在一场派对上增添气球雕塑和脸部彩绘等活动，要花上三百五十元到八百元不等，而视活动的多寡而定，这样的服务一般历时两到三个小时。现在的父母也比以往更愿意花钱。《星期日时报》有一篇报道就指出，在二〇〇七年，主办一场生日派对的花费是三百元，但如今父母或许得花超过两千元。
我还记得儿时自己和哥哥弟弟过生日时，在家里办的生日“派对”。这些庆祝会并没有外人出席，只有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我们从不追问父亲为何不在场；我们都知道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我们会有一个生日蛋糕，上面会插上一根蜡烛，还摆上代表我们的生肖的陶瓷动物。如果是我的生日，那就会是一匹陶瓷马，因为我是在马年出生。如果是显扬的生日，就会是陶瓷公鸡和小鸡，因为他属鸡。这些陶瓷动物仍摆放在家里一个属于母亲的摆设柜里。显龙是在龙年出生的，但我们没有人能想起母亲到底是用什么陶瓷动物来代表华人十二生肖中的龙。
我们唯一收到的生日礼物是母亲送的，而她总会送我们书本。我们对这一年一度的“特别日子”感到心满意足。即便是我们当年在上幼儿园时，一些家长也会给孩子在学校办生日庆祝会，还会为他们的同学准备礼物，而如今仍会有家长这么做。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有一个育有五名子女的医生朋友。她每逢孩子的生日就必须给他们在幼儿园的所有同学买礼物。就像在家里举办隆重的生日派对一样，在幼儿园办生日庆祝会似乎也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事。
我和哥哥弟弟是班上的例外。我们不曾在幼儿园办生日庆祝会，但也不觉得缺少什么或是埋怨父母。或许我们当时已隐约明白，父亲为何会以一身白衣现身我们在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上，却没有时间陪我们庆祝生日。到了我们念小学的时候，就连家里的小型“庆祝会”和生日蛋糕也没有了。我们也不会为此而感到失落。就算是堂亲表亲请我们参加他们的生日派对，而看到派对上不仅有魔术表演、礼物和生日蛋糕，还有雪糕、冰棍、糖果和果冻等等，我们也不会觉得自己缺少什么。
到了念小学时，我们也不再收到生日礼物。母亲解释说，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而只有一天是我们的生日，并提出，不是生日礼物的礼物岂不更好？因为那会是一个惊喜，一年里的其余三百六十四天都有可能收到。我们被她说服了，而她也确实不只一年一次给我们买书本。
在我们步入青少年时期和长大后，如今又即将告别中年生涯，生日对我和哥哥弟弟来说，依旧不是什么大事。然而从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开始，显扬会为我们的父母操办生日会。他一开始是自己亲自下厨，之后就改而请厨师到他家里烹煮一顿美味的晚餐款待我们。显扬是烹饪好手，家里的厨房配备因此也是一流的，绝对能满足大厨所需。过去六年，在我年满五十岁以后，我的一小班朋友有时也会说服我在生日当天到外头吃一顿好的。我的家人很少会记得我的生日，而我到了这个年纪，也宁可不要去想起它。不过，我还是会很高兴在过生日时收到来自病人、朋友和父亲的保镖通过电邮或手机短信所传来的祝福。尽管我这个人不太合群，但知道有人关心我、喜欢我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言归正传。昔日的回忆让我差点忘了自己要提起的一个道理。毫无疑问，新加坡在经济方面已取得显著的进步，而许多家长也希望让孩子拥有自己小时候不曾有过的东西。但当人生乐事沦为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后，它就再也不能让人快乐。
我认为父母教导我不要在乎物质享受的做法是对的。因此，每当我难得有机会享受它们时，例如当有朋友坚持在我过五十岁生日时请我吃大餐，我就会感到特别高兴。但在日子艰难的时候，我也不会怀念这样的享受。
我们有许多年纪在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似乎认为过舒适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习惯无拘无束，并以为自己想怎么样便能怎么样。他们和其他发达国家年纪相仿的人应该没什么不同。但我不禁会想，他们在遭遇不幸或厄运时，会有何反应？他们到底足够坚强吗？
我虽不确定，但也不过于担忧。我自己无儿无女。如果有的话，我会像父母教育我一样教育他们。就一个蛋糕，摆上陶瓷动物，还有一本书作为礼物。这是一份“特殊的奖励”，而它对我们来说永远是“特殊”的，因为父母从不溺爱我们。
《星期日时报》，2011年5月8日
举家出游
现在已是十二月，而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外头正下着倾盆大雨。不知为什么，我喜欢这样的天气。或许是因为东北季候风来临的季节，正好是我在学生时代放长假的时候。今天，我尝试安排一个病人到另一位专科医生那里看诊，但我先后联络的三位医生有两位正在海外度假。这让我回想起四十多年前在学校假期时度过的时光。
若和同事孩子的假期相比，我儿时的假期要简单得多了。我的许多假期，都是和祖母一起度过的。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以前，我们一家人也会到马来西亚半岛的福隆港或金马仑高原度过部分的学校假期。
事实上，我们在新马分家的几天前，就正好在金马仑高原。我记得在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当天，我和母亲、哥哥及弟弟驱车赶回新加坡。我们三个孩子直到隔天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九六五年以后，我们改而到樟宜乡村别墅或隔邻的度假屋度过部分的学校假期。它们都是供政府官员，包括公务员和民选官员，所使用的海滨别墅。
我们跟其他在海边度假的孩子一样，会很早起身看日出和在海边漫步。吃过早餐后，我和哥哥弟弟会堆沙堡、挖蛤蜊或寻找海星和寄居蟹。涨潮时，我们会尝试钓鱼，或在海里游泳。若下雨的话，而十二月是多雨的月份，我们就会在室内看书和玩游戏。我记得曾经和年幼时的李俊能玩一种考验记忆力的纸牌游戏。他当时和他的父亲李炯才一家人就住在隔壁的度假屋里。四十多年后，我们依旧是好朋友。他是国大医院心胸外科医生，也是该医院外科部门总主任，而我则是一名脑神经科医生和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
儿时的假期，也是难得有父亲陪伴我们一整天的时光。他有时会和我们一同到海边游泳，而母亲就会在岸上看着我们。她虽然没说出口，但她就是我们的救生员。父亲每天傍晚都会到附近的樟宜高尔夫球俱乐部打高尔夫球。我们会陪在他的身边，偶尔还替他推高尔夫球车。我有时会先走到下一个高尔夫球洞，在周围的树丛中“寻宝”。高尔夫球俱乐部任由树木和矮树丛生长，大概是要让打球的人更容易把球弄丢。
我在树丛中假装自己是在勘察地形的士兵。我的方向感很好，所以从不迷路，只是经常会被树枝和荆棘刮伤。但这一切让游戏更加逼真，因此我并不在乎。父亲也至少一年一次趁我们在樟宜度假时，带我们到乌敏岛的新加坡外展训练中心。以今天的水平来说，这所训练中心的设施不算很好，但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好，因此也很高兴地尝试各种障碍设施。我还保留了一张哥哥显龙攀爬一个绳网障碍物的黑白照片。那是一排排纵横交错的绳子。照片中，显龙看来已爬到顶端了，而我还很努力地想要追上他。弟弟显扬当时年纪太小，不能和我们一同在上面玩。
我们三人都非常享受和父母一同在樟宜海边欢度的假期。我想就算父母为我们安排更有异国情调和昂贵的海外假期，我们也未必能玩得更开心。我还记得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有一位医生朋友是如何治了另一位医生朋友的“大头症”。在后者处处和人炫耀自己去滑雪度假时，我的这个朋友就故意装傻问他：“你到哪儿滑雪啊？是到科尼岛（现又称实龙岗岛）吗？”他的话让我忍俊不禁，因为我对高山滑雪也有相同的看法，认为这种运动不过是让有钱人晒一晒滑雪装和时髦太阳眼镜的借口罢了。高山滑雪的配备和上山吊椅的门票都很贵，而这种运动也常有意外发生。在一九七〇年代末，你必须很有钱才能出国滑雪。
如今，我属下的年轻医生在孩子还在上小学时，便经常趁年底的学校假期带全家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欧洲、美国或中国等地去游玩。一些家庭成员较多的人，则可能选择开车到马来西亚去。但总的来说，来自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如今已把昂贵的海外假期视为理所当然。
我的读者大概能猜到我对这种现象的看法。新加坡周边有许多能让孩子边学边玩的好去处，所以到遥远的地方度假是在浪费金钱。家庭条件好的孩子没理由对范尔或阿斯本等滑雪胜地，而不是婆罗浮屠或吴哥窟等周边名胜更熟悉。但欢乐的季节又将到来，而我也不想听起来像刻薄吝啬的斯克鲁奇[3]。在回忆了这些往事后，我想在停笔前祝愿读者们新年快乐，并借此提醒大家，天总有不测风云，最好不要太习惯生活中的享受。
《星期日时报》，2009年12月13日
父母的爱情故事
《海峡时报》最近有一则关于“窈窕淑女二〇一〇年工作坊”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标题是：“第一印象的影响力”。广告词称：“你的约会对象和准雇主在三十秒的时间内，就会对你形成永久的第一印象。因此，你无论在外观或举止方面都应尽量展现你的X元素。赶快报名参加这个工作坊，发掘打造美好形象的行内诀窍！”
我觉得这很好笑。倘若我想让别人对我有深刻印象，我会让对方看到我的能力、诚意和务实作风，看到我如何肯为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而勇往直前。我的外表和举止不太可能在三十分钟内给任何人留下印象，更别说是三十秒了。而对于初次见面的人，我至少需要五到十分钟的时间才能有一些判断。我并不是根据此人长得好不好看或其言谈举止来做这个判断，而是会把注意力放在对方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上。假如这些和他所说的话相互矛盾，我就会对此人提高警惕。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往往很难受人控制，因此比起一个人的话更容易揭露其真实意图。
我看人相当准确。我有好几次在与某人初次短暂会面时，就能准确看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但即便如此，我也很少单凭第一印象就对一个人的为人有了定论，而是会在接下来几次见面时重新评估此人的表现。我只有在屡次观察到同一种特性时才会相信自己的判断。有些人确实是单凭第一印象去判定别人的为人。他们的判断或许受对方的外表和言谈举止强烈影响。我认为这类人显得肤浅。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得和别人接触，看人越准就越能避免看错人。一项有关陌生人之间交流的研究显示，外表确实能影响第一印象。但这不能解释一个人为何选择与另一个人建立长久的关系。承诺是维持这类关系的关键因素。
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是我个人亲眼见过非常特殊的一段关系。他们肯定不是一见钟情，也并非主要被对方的外表所吸引。他们是因为性格合得来加上心灵相通而相爱。他们不但是恋人，也是最好的朋友，并从未计较对方在这段感情里付出多少。这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在母亲于二〇〇三年第一次中风之前，她的生活总是围绕着父亲，一心照顾他的所有需要。她在中风后身体有些残疾，也变得更虚弱。从那一刻起，我父亲就以她为生活的中心。他当时还在内阁担任内阁资政，但他会尽量根据母亲的需要安排自己一天的工作。他也很关心她的健康，不断敦促她每天游泳锻炼，也亲自监督她按照复杂的程序服药。他每天也会替她量好几次血压。后来我联系上发明了一款可让病人戴在手上的血压监测表的陈崇铭医生。当陈医生隔天来取回这支血压监测表时，母亲告诉他：“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丈夫给我量血压。”
自从母亲在二〇〇八年第二度中风后，她就一直卧病在床，再也无法陪同父亲出国或出席各种社交活动。如今，父亲每晚下班后都会花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给母亲叙述当天发生的事和朗读她最喜爱的诗歌。由于这些诗集相当厚重，父亲会将它们放在乐谱架上。有一晚，他在给母亲念诗时累得打盹，结果一头撞在金属制的乐谱架上，擦伤脸部。但他只怪自己太不小心，每晚仍继续为母亲朗读诗歌。
我向来都知道父亲无所畏惧，并甘愿为新加坡苦战到底。我之所以会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在一份心理学期刊里看到了一篇对比“一见钟情”和“长相厮守”两个概念的文章。一见钟情的情况并不常见，一般也不会长久。
像我父母这样的关系其实也很少见。他们是彼此的精神伴侣，在庆祝了“钻石婚”（结婚六十周年）后仍然幸福。但他们甚少在公共场合秀恩爱，就连私底下也不常以拥抱或亲吻等亲密举动向对方表达爱意。我只在母亲第二次中风后，才偶然看到父亲轻吻她的额头，以示安慰。他们似乎不觉得有必要在别人面前显得恩爱。
我很欣赏父亲为新加坡所做的一切，在他八十七岁时仍不断为新加坡的利益而努力。由于他是土生华人家庭里的长子，我并没有料到他会对我的母亲如此深情，还那么费尽心思地照顾她。看到他在这痛苦的最后两年对母亲如此呵护备至，我心里更是对他增添了许多敬意。
《星期日时报》，2010年6月20日
心疼母亲所受的苦
前些日子，我有一晚突然从睡梦中惊醒。我看了看手表。当时是凌晨四点。那是一场值得记住的梦，于是我决定马上把它写下来，否则我过后就会记不清自己梦到了什么。在梦里，我似乎同时在家里又在一个陌生的户外场所。忽然，一个怪物出现在我的面前，开始攻击我。我奋力与它搏斗，但它和我势均力敌。我没有吭声，也没有感到害怕，而是默默地与它战斗。
就在此时，母亲突然出现了。她走向我们，但也没有说话，只是向怪物比了一个“走开”的手势，就让它吓得逃之夭夭了。我心想，这就是母亲解决问题的作风，不必说无谓的话或做无谓的事，静静地把事情做好就对了。就在这一刻，我醒了过来。我从地板上爬起，走到母亲的房间看看她的情况。母亲正在安睡。于是我现在又回到自己的房里，把这个梦记录下来，而这确实只是一个“梦”，不能算是噩梦。母亲的身体太虚弱，已有两年又三个月无法下床。但我在短短的梦里又看到了她健康时的模样。我多么希望自己不要从梦中醒来，能够和妈妈一起消灭怪物，然后相伴离开。
在梦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母亲在我的梦里奇迹般地出现，我在梦里不觉得奇怪，醒来后也不感到意外。那是因为，我和她向来都有某种心灵感应。有一回，当我和哥哥显龙同住时，我的牙刷用到脱毛了而必须更换。我很少购物，所以就和往常一样告诉妈妈自己需要一把新的牙刷。但由于我们不住在一起，而我又担心她在睡觉而不想打电话吵醒她，因此就通过电邮告诉她：“妈，我需要一把新的牙刷。”她回复说：“我一定是和你心有灵犀。我已给你买了牙刷。但有一天，这个‘军需供应处’（commissariat）可能就不在了。如果你不知道‘军需供应处’是什么意思，那就去查字典吧。”
她说得没错。我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但我也不知道我哥哥家里的字典放在哪里，于是我当晚就趁晚餐时间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当然知道，并解释说，那是军队里负责为士兵提供军需品的部门。如今，母亲已不能充当我的“军需供应处”。更糟的是，她卧病在床，无法做自己最喜欢的事——阅读。
母亲博学多才。她知道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也未必知道或感兴趣的事情，而只要像我最近那样去翻一翻她书架上的书，就会发现她的这个特点。她的书架上有好几本关于新加坡动植物的书，还有一本她以前经常给孙子们朗读的精装童谣集。众多孙子当中，我患有白化病的侄儿最喜欢和她一起朗读童谣。她还有几本关于佛教和印度教的书籍，和一本超大字体的英王詹姆斯钦定版《圣经》，方便她不戴老花眼镜也能阅读。她还有许多关于印度种姓制度的书籍，以及一本介绍坐落于印度河谷地区的哈拉帕古城的书。这是一座在四千六百年前出现的古城，也是古代重要的贸易中心。母亲在丝绸之路备受世界瞩目之前就已对它很感兴趣，并收藏了一名维多利亚时期的女子在丝绸之路上的游记。
她的书架上还有六本马来文字典，以及一本关于华族传统文化和符号的书籍。她当然也收藏了多本诗集，其中包括一本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诗作。她也拥有记载新加坡早期历史的书籍，其中包括记录了父亲在一九六一年通过广播电台发表的一系列演说的《争取合并的斗争》这本书。此书详细叙述了人民行动党当年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这本书如今已绝版。（此书已于二〇一四年再版。）
母亲也收藏了许多有关父亲的书，而它们都是别人写的，其中包括由S.J.罗德里格兹主编，收录了父亲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〇年演讲节选的《李光耀：其人其言》。母亲的书架上也有不少人们觉得有文化修养的人必定会看的书籍，如《源氏物语》、鲁思·本尼迪克的《菊与刀》、杉本钺子的《武士家的女儿》、简·奥斯丁的小说，以及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本书《绿山墙的安妮》。母亲不光是收藏这些书籍，而是会阅读它们。
现在已是清晨五点半。我刚刚又走进她的房里瞧瞧，而她还在沉睡。我安慰自己说，至少她在睡梦中会忘了自己的不幸。现在我也在尝试让自己入睡，但我睡不着，不是因为刚才做的那场梦，而是因为想到母亲令人难过的情况。她的三个孩子、两个媳妇和她最疼爱的侄女柯金梨，都对此有深切的感受。但最心痛的，却又必须强忍悲痛的，是我的父亲。
当我们把生老病死当作抽象的概念来思考时，要接受这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并不难。我毫无怨恨地接受这个事实，也不认为生活亏待了我。我遇过的倒霉事不少，但我未曾埋怨过，因为我相信在苦难中历练韧力。
但我却很难接受母亲所承受的痛苦。佛教教导人虽要有悲悯之心，却也要懂得超脱。这是很明智的态度。但我在面对自己的母亲时，却无法抱这样的心态。我无法让她回到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中风之前的状态。她此后一直在受苦，而我的父亲也是。但这就是人生，而我们只能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下去，竭尽所能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的确，当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职责上时，我就能暂时不去想母亲所承受的痛苦。
《星期日时报》，2010年8月29日
当逻辑在爱面前崩溃
我的母亲柯玉芝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生。她的家族里有长寿的基因。她的父亲在八十九岁时过世，母亲则活到八十七岁，九十五岁的大姐仍然健在。我的母亲，我叫她妈妈，一直都很注意健康。她对饮食非常讲究，主要吃鱼、豆腐、蔬菜、水果和糙米。她体内的胆固醇含量不高，血压也正常。她几乎天天都运动，不是游泳就是偶尔散散步。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六日，我父亲李光耀资政过八十岁生日。那是充满欢乐的一天，没有人料到暴风雨即将来临。五个星期后，妈妈在陪同爸爸到伦敦时，于十月二十五日当天中风。当时，她因年纪大而变得脆弱的脑血管突然爆裂，导致脑溢血。所幸她是右脑溢血，因此说话不受影响。但她看不到自己左边的东西。她在十月三十一日飞回新加坡。
碰巧的是，父亲之前已计划好在十一月入院动前列腺手术。他们两人因此同时入住新加坡中央医院。院方也安排他们住在相邻的病房，而中间仅隔着一扇随时能打开的门，以让他们能相互陪伴。母亲入院一天后，巴拉吉医生前来和父亲讨论她的病情。爸爸问巴拉吉医生：“她还能够出席社交活动和陪我出国吗？如果不能的话，她的生活会非常苦闷。”
这原本只是巴拉吉医生和爸爸私下的对话，但当时正好有一组医生刚给他看过病，还未离开，因此他们也都专注聆听两人的对话。但愿父亲在婚姻关系上给他们上了毕生难忘的一课。
我的父亲当时已有八十岁，母亲则有八十二岁。他们都已满头白发，看上去和从前那对郎才女貌的夫妻很不一样。但他们无论疾病或健康、富裕或贫穷、顺境或逆境，只要还活着，就依然爱着彼此。妈妈需接受密集的复健治疗，而她有时会感到疲惫和灰心。但治疗师很快就想到让她打起精神的办法。当他们告诉她父亲会来看她做运动时，她就会立刻振作起来，更加努力。
我的父母都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出院。妈妈中风后的唯一后遗症，是会不经意地忽略左边的身体。于是，爸爸在用餐时都会坐在她的左边，提醒她吃盘子左边的食物。虽然她在二〇〇三年中风后康复情况良好，但她的医生和我都知道，她的脑血管非常脆弱，再度出血的风险相当高。但我们决定不告诉我的父母这件事，因为说了只会让他们担心，而我们也无法避免它再度发生。我们觉得应该让他们享受人生，而不是去担心没有人能控制的事。
他们依旧一同出国。母亲在还未中风之前，会替父亲收拾行李。如今，他会试着自己收拾行囊，但过后会发现难以把行李箱关上，结果得让他的保镖们帮忙。母亲在中风前也从不会在父亲出门赴约之前离开酒店，以免父亲突然需要某条领带或某件衬衫。事实上，她总是会替他挑选要穿戴的服饰。但打从她中风后，她就再也不能这么做。即便如此，父亲还是要母亲跟着自己出国。那是因为，他希望在忙了一天后能和她讲述当天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仍是那么亲密。
妈妈在中风前很爱看书。如今，她因左边视野受影响而难以阅读。但她还是坚持要看书，并以尺子压着书上的一行行字，确保自己不会看错行。爸爸认为运动会对她的身体有益。但她在中风后似乎变得特别怕冷，于是我们为她定做了几套色彩鲜艳的防寒泳衣。每当他们出国时，爸爸都会选择住在有泳池的酒店。有一回，妈妈想休息不想游泳，于是问爸爸：“今天在新加坡是公共假期，我能不能休息，不要游泳？”但他还是说服她去游泳。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的健康也每况愈下，四肢变得较不灵活，病痛更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他们都选择坚强面对，并感恩有对方陪伴。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我因拿了病假而在家里睡觉。一名保镖前来把我叫醒，说妈妈在吃早餐时从椅子上摔了下来。我一见到她，就知道她身体左侧瘫痪了。
我们没等救护车抵达，直接开车把她送到位于陈笃生医院的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我当时希望她只是因为脑血管阻塞而中风，而在使用血栓溶解剂后就能康复。不幸的是，电脑断层扫描结果显示，她的右脑再度溢血。
我把爸爸、哥哥和弟弟叫到医院来。我知道，这次不会有好消息，但我希望医生能亲口告诉我的家人这个事实。自那天起，直到母亲在本月初过世时，我就一直看着她受苦。到了去年，她似乎已对身边的人毫无知觉，几乎是只有在听到父亲的声音时才会有反应，并会一直保持清醒，等他在深夜里来和自己说话。看着她在得到最好的护理之后仍在受苦，我理智的一面告诉我，她离开或许比活着更好。所以当时我肯定自己能在她真正离去时控制自己的情绪。
可是在母亲的丧礼上，当轮到我上台发表悼词时，我却哽咽了，甚至一度还得掩着我那因为悲痛而扭曲的脸。我对自己的表现感到羞愧。在想起妈妈的时候，我的情绪战胜了理智。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两场天灾，导致数千人丧命和更多人无家可归。我在报纸上看到相关的报道后告诉自己，这些人所承受的痛苦比我多。但是，我的脑海里满是我那过了八十七年幸福人生的母亲。
我的行为太不合逻辑了，我太过情绪化了。我以为我能坚强面对任何的不幸与悲剧，但我错了。母女情是超越一切逻辑的。
《星期日时报》，2010年10月31日
我的娘惹祖母
在我的四个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当中，我和祖母Mak最亲。Mak是马来语emak的缩写，是“母亲”的意思。我们也用它来称呼祖母。土生华人甚少用nenek，也就是马来语“奶奶”的意思，来称呼祖母或外祖母。因此无论是祖母还是外祖母，我都称呼她们为Mak。
每当我父母不在家时，或是学校放假，Mak就会到我们位于欧思礼路的住家来看顾我和哥哥弟弟，又或者我会到三叔家去（祖母和三儿子住在一起）。
在我还没上小学之前，父母有一回要到马来亚去，于是把哥哥、弟弟和我交给Mak照顾。记得那时候是农历新年前后，我手中拿着一支烟花棒在玩耍。不知为何，烟花棒突然往后面冒出烟火，把我的右手给烧伤了。尽管我的手有些疼痛，但真正把我吓坏的，是Mak担忧的表情。
Mak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她却能保持冷静，开车送我到鹰阁医院，让医生为我清洗和包扎伤口。医生训了她一顿，说幸好没有伤到我手上一个重要的神经，否则就会影响拇指的功能，导致我的右手没那么灵活。
我记得几天后到火车站接父母亲回家。当时，Mak不知要如何面对他们，心里感到紧张。但他们并没有责怪她。我想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捣蛋鬼，让Mak实在管教不来。此后几乎每逢学校假期，我都被送到三叔家向Mak学习厨艺，但我学到的并不多，因为我对烹饪不感兴趣。
我的祖母不单是个烹饪能手，而简直是厨艺一流。再复杂的食谱都难不倒她。她手脚利索，煮完饭后竟连锅碗也洗好了！我们吃了一顿美味的午餐后，就会到她的房里休息。Mak的房间有个游廊，而我会在游廊下看漫画——我在家里是不准看漫画的——或和Mak聊天。当我年纪较大时，我经常会把我们的谈话录下。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参考过我所录下的这些口述历史，但我知道母亲也曾花时间录下Mak的口述记忆。
我在一九七八年五月毕业，正式成为医生。Mak为终于有孙子当上医生而高兴。她之所以那么高兴，是因为想要在出国时有医生陪伴她。因此，她带我一同到美国旅游，包括游览她不曾到过的美国东岸。我当时得对Mak的安全负责，而那真是一次让人忐忑不安的旅行。一天早上，我在檀香山醒来后发现她不见踪影，也没留下字条交代自己去了哪里。我焦急地等了好几个小时后，才看到她面带不好意思的微笑出现。她身边多了一位中年妇女，而她说那是她的好朋友。她这或许是要以牙还牙，“报复”我小时候烧伤手让她担惊受怕。
我从未后悔和Mak一同到美国旅游。或许她当时已有预感。那次之后，她就再也没出过国。自从我当上了医生，直到她在一九八〇年八月过世时，我经常会去探望她。每当我值夜班过后，隔天下午就能休息。我在确保自己负责的每一个病人情况稳定并把他们交给下一个值班医生后，就会离开医院，然后先去跑步和游泳，再去和Mak一起享用“下午茶”。Mak总是把各种预先调好的香料冰冻起来，不用一小时就能煮出一桌美味的娘惹盛宴，还有甜品。她说自己的生日是在除夕，而我们也无从证实这件事。但这表示，她每年生日都会有全家大小陪她度过。
一九八〇年，医院让我选择在除夕或大年初一其中一天值班。我问Mak她希望我哪一天休息。Mak要我出席她的生日庆祝会，于是我据此安排工作。但我也在大年初一上班之前去给她拜年。她很高兴我能抽空去看她，让我带走了很多美食去和同样得值班的同事一起享用。那一年，她得了结肠癌。当时新加坡数一数二的外科医生杨锦成建议，最好什么都不做。她在国庆日到来的几天前心脏病发逝世。
在她过世后，我因工作部门人手不足而没有什么时间到她的灵堂去。我甚至得安排自己每天值班，才能换到一个休息日出席她的葬礼。我的母亲说，在Mak停柩期间，有个前来吊丧的加龙古尼（旧货商）跪在她的灵堂前痛哭流涕。Mak生前心地善良，无论是谁需要帮助她都会帮忙。她曾把甘榜里被人遗弃的婴儿带回家，然后找人领养，也会收集旧衣物，送去给印尼的穷亲戚。我想那个加龙古尼一定是她帮助过的人，因为他在Mak的灵堂前演戏并无利可图。
我把神经诊断实验室的工作处当成我的办公室。那里的职员都晓得我是李光耀的女儿。我在墙上的布告板贴了几张照片，但没有一张透露了我的家世，只有一张Mak的照片是例外。我把它贴在左上角显眼的位置。我有时会在这里为病人看诊，而他们就算看到Mak的照片，也不会猜到我的家庭背景。Mak一直都很低调，并默默帮助那些需要她帮忙的人。
我希望自己配做她的孙女。
《星期日时报》，2009年11月1日
关于显龙的家书
我哥哥显龙的儿子毅鹏在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出生。这个孩子患有白化病，也就是说他的皮肤和眼睛缺少色素，视力会受影响。显龙打电话给父亲告诉他孙子的情况，并补充说：“他将不能服兵役。”
显龙的妻子名扬在生下宝宝三周后心脏病发过世。当时我在通过了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考试后，刚回到了波士顿。当父亲打电话通知我说名扬过世后，我立刻飞回家，并逗留了一个月才回到波士顿继续接受小儿神经科训练。
最近，我在整理一些文件时找到了几封当年自己和母亲写给彼此的信件。它们记录了我们一家人曾经历过的一段悲伤日子，并凸显了我们在逆境中坚韧向前，信守做人根本的精神。
我在此附上母亲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以及我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七日的回复。
亲爱的玲：
我在几天前收到了你于十一月十四日的来信。
我们（爸爸和妈妈）都还睡得迷迷糊糊，还没完全醒过来，保镖就把你的电话接过来了。听到你的声音，我们都很高兴。你听起来较像是平常的你。
我很担心你会感到意志消沉和沮丧，因而很容易就“坠入爱河”。爸爸总是向我担保说，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爱上”我的。
他希望有一个聪慧的妻子能和他交谈；还希望她身体健康能为他生儿育女；也希望她身材高大，因为他想要孩子长得高大一些。就连我比他大两岁半这一点，也是他仔细考虑过的一件事！
尽管他和母亲的感情很好，但他却没有和父母商量娶我的事。我希望你能在这样重大的决定上，遗传你爸的性格，不要让自己爱错人。但愿你会像爸爸一样，做一个能让自己快乐的决定。
龙把毅鹏带到伊丽莎白医药中心。眼科医生KCY医生安排了来自英国的专科医生MR医生为毅鹏看诊。
MR医生所说的，龙大多早已知道。他在灯光调暗的房间里用检眼镜检查毅鹏的眼睛，过程中还发出一些龙调侃说是“安抚人的声音”。医生说，色素或许会在孩子到了十二岁至十五岁之间开始出现，但他说这仅是指一般情况，不是为毅鹏的情况做预测。
我们邀请龙到泳池边一起烤肉。他答应会来，还带了修齐参加这第二次的池边烤肉会。我们第一次的晚餐聚会对他来说太难熬了，因为不到一个月前，他还和名扬一同出席了类似的晚餐聚会。我不时看到他脸上满是悲伤，泪眼汪汪。
第二次聚餐时，他显得镇定多了。他必须，也一定会熬过这一切。但这多么令人心痛。
玛丽·撒切尔[4]分别给龙和我写信。龙之前给她寄了两张卡片（一张是告诉她毅鹏出生的消息，另一张则是告诉她名扬的死讯）。
她很善解人意，在信中说我看到儿子如此悲痛，心里肯定也在滴血。事实真如她所说的一样。
玲，妈妈不想让你难过，但我必须把心里的话说出口。我因为心脏感到绞痛而去给LYK和CBL医生做了彻底的身体检查。他们让我做跑步机测试，还给我的心脏拍了超声波图像。他们说我的身体一切正常，而我也相信他们，并知道这只是心理上的痛。
照顾好自己，多给家里写信。
爱你的妈妈
亲爱的爸妈和家人：
刚刚过去的周末是我从新加坡回来以后，不需要随身携带传呼机而度过的第一个周末，因为我的同事放假回来了。
星期六的天气特别暖和。我到奥本山墓园散步。我去过那里好多次，特别是在上个秋季，以及今年的春天和夏天。我最后一次到那里散步，是在上回没通过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考试之后。当时我心情沮丧，心急如焚想再重考。
我记得在我（考试不及格）回到波士顿以后，名扬写信来安慰我。这次，名扬已不在了。我在墓园里散步时，心里难过无比。
但墓园的氛围总能让我感到平静，也让人以正确的心态看待人生。我看着一排排的墓碑，看到有的家庭，家人都是在不同的年龄去世，有夭折的婴儿，也有活到九十多岁的长者。我这就会想起我们都知道但总是刻意去忘记的一件事：人生无常，人生如寄。
妈，你能否给我寄至少三千美元过来，我要在这里开一个银行户头。我在此附上了银行的信件。你可以看看银行开出的条件，告诉我这个决定是否明智。我可以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过后随时开设这个户头。我在活期存款户头里的钱又快用完了，因为我这阵子买了不少书。
妈，别再担心我会爱上美国人了。我无法百分之百保证不会有这样的事，但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从来都不让感情左右理智。更何况，我也不确定我这辈子是否要成家。
爱你们的玲
现在是二〇一一年四月。毅鹏如今已是一个彬彬有礼、为人谦逊且意志坚定的二十九岁青年。他已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还未决定接下来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向我保证，自己绝不会从事朝九晚五的工作，而更想为社会服务。
显龙已走出悲伤，并与何晶结婚。他们育有两个儿子，目前都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对名扬的一对子女和她自己的两个孩子来说，何晶是慈祥和明白事理的母亲。她也是一个孝顺的媳妇和一个善良体贴的大嫂。而我也乐意保持单身，在父亲年老时在他身边照顾他。
所谓人生，就是跨越一道又一道的障碍。唉声叹气或怨天尤人都无济于事。我们在遇到逆境时要懂得从容应对、咬紧牙关，并努力地活着。就像塞缪尔·贝克特在小说《无可名状》里说的：“你必须坚持下去。我坚持不了，也会坚持。”
《星期日时报》，2011年4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