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不确定电话是什么人发明的。尽管美国的专利属于出生于苏格兰的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许多人却觉得他盗用了一个名叫伊莱沙·格雷的美国发明家的主意。其他人则坚持，功劳应该属于一个叫曼泽蒂的意大利人，或一个叫布瑟尔的法国人，或一个叫瑞思的德国人，又或是另一个叫梅乌奇的意大利人。
几乎没有异议的是，在十九世纪中期，所有这些人都在努力研究将声波振动从一处输送到另一处的主意。但最初一次使用电话的谈话发生在贝尔与托马斯·沃森[1]之间。他们分立在两个房间里，传递着以下的词句：
“到这儿来。我想见你。”
从那以后，在人类数不胜数的电话交谈中，这个念头从未自唇边远离。到这儿来。我想见你。急不可耐的爱人。远隔重洋的挚友。与孙辈对话的祖父母。电话里的声音只不过是一种诱惑，开胃菜中的一点面包屑。到这儿来。我想见你。沙利最后一次与吉赛尔通话的时候，说的就是这句话。
清晨六点，他在华盛顿的酒店房间里被一位高级长官叫醒，布雷克·皮尔逊，他本来应该执飞一架F18大黄蜂式喷气机返回西海岸。他生病了。无法驾驶。沙利能顶替吗？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经停俄亥俄，与吉赛尔见上几个小时，然后继续飞行。吉赛尔和朱尔斯正在那里探望她的双亲，而沙利要服预备役不能前去，她还有点不高兴。
“你今天能到这儿来？”他打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的时候，吉赛尔睡意蒙眬地说。
“嗯。差不多，四个小时之后。”
“你真的想来？”
“当然了。我想见你。”
要是他早知道那天会发生什么事，他就会改变一切计划，不起飞，不和布雷克说话，甚至不要醒来。然而，他同吉赛尔的最后一次电话交谈以与全球第一通电话相同的方式结束了。
“那你来吧，”她说，“我也想见你。”
此时此刻，在他转动父亲那辆别克君威的点火开关的时候，他想的就是这些，这辆车用了九年，大多数时间都放在车库里。那是他最后一次驾驶飞机。最后一次见到机场。最后一次听到妻子的声音。我也想见你。
他开出父母家的车道，驶向莱克街，镇上的主干道。他经过银行、邮局、泽达的面包房和弗里达的小饭店。人行道上空空如也。商店的主人站在门口。只有几千人全年住在科德沃特。夏天到湖里钓鱼，或是在蛋奶冻小摊前排队的游客已经走了。密歇根北部的大多数小镇到了秋天就门户紧闭，仿佛是在准备冬眠。
沙利发觉，这可真不是找工作的好时候。
艾米·佩恩正在期待一番大事业。电视台问她是否能在工作日上几天班的时候，她想的是，好，太好了，时政新闻——或者更好，一场诉讼——能把她从周末新闻的沼泽里拔出来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她三十一岁了，在这一行里也不再是新人了（虽然朋友告诉她，她很漂亮，看起来像二十五岁），想要得到更重要的工作，她需要更大的新闻。可是，大新闻很难在周末的阿尔皮纳县找到，这个时间多半都留给了橄榄球比赛、慈善远足，以及各种水果节。
“或许这就是我的机会。”她兴奋地告诉里克，她的建筑师未婚夫。那是星期四的晚上。而到了星期五早晨，在她早早起床，选了一套黄绿色的裙装，吹好侧分的赭红色刘海，涂上一点点睫毛膏和醒目的唇彩之后，艾米发现自己坐在电视台一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听着一个径直从周末稿件里拿出来的故事。
“在科德沃特有个女人，她说自己接到一个她死去的姐姐打来的电话，”菲尔·博伊德说，他是电视台的新闻总监。
“真的？”艾米问，因为对这样的事情你能说什么呢？她看着菲尔，一个胖胖的男人，邋里邋遢，略带红色的胡子，让艾米想起维京人。她纳闷着他是不是认真的——对于这个故事，尽管那胡子也让她起疑。
“科德沃特在哪？”
“向西大概九十英里。”
“怎么会知道她接到电话的？”
“她在教堂里说的。”
“其他人什么反应？”
“这得要你去弄清楚。”
“这么说我该去采访那个女人。”
菲尔扬了扬眉毛。“那只是开个头。”
“要是她疯了怎么办？”
“把录像带回来就行。”
艾米扫了一眼她的指甲。她为了这次会面特意做的。
“你清楚这事不是真的，菲尔。”
“尼斯湖水怪也不是。可关于它的报道有多少？”
“是啊。好吧。”
艾米站起身。她猜想，一旦证明这故事很好笑，他们就会把它毙掉。
“如果是浪费时间怎么办？”她问。
“这不是浪费时间。”菲尔回答。
只在她起身离开之后，艾米才开始猜测他的意思。
并不浪费时间，因为去的是你。他们又没派什么重要的人去。
菲尔没有透露，而艾米也没想起来要问的，是“九行新闻”怎么会知道这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
是因为一封信，它蹊跷地来到菲尔的桌上。信上没有署名，没有回邮地址。信是用打字机打的，两倍行距，只写了这些：
一位女士被选中了。得到人间天堂的赠礼。这将会是全球最大的新闻。科德沃特，密歇根。向别人打听上帝。一个电话便能证实一切。
作为新闻总监，菲尔对疯言疯语的邮件习以为常。他多半都不予理睬。可阿尔皮纳并不是一个能把“全世界最大的新闻”扔掉的地方，起码不能扔掉那个或许能帮助提高收视率的，菲尔的职位还指望它呢。再说，离他的下一场会议还有两个小时。于是他拉出一张位于科德沃特的教堂清单，还打了几个电话。最初的两个电话转到了语音信箱。可他的第三次尝试，“收获希望”浸信会教堂，一位秘书接了电话，然后——向别人打听上帝——菲尔要求与主管的牧师通话。
“您怎么知道的？”惊讶的牧师问道。
埃利亚斯·罗伊爬下楼梯，抓起他的写字板。寒冷的天气很快就会让他的建筑工作转入室内，一旦冬季来临，这次的改建就是为数不多能带来收入的工作之一。
“我们星期一可以开始砌石膏墙。”他说。
房子的主人，一位名叫乔西的中年女子，摇了摇手。“整个周末都有家人来。他们要星期一才走。”
“那就星期二？”
“这样好一点。”
“我会给砌墙的人打电话的。”
埃利亚斯从他的皮带扣上抓起电话。他还没拨号，电话就响了。
“抱歉，乔西，稍等……喂？”
乔西发现埃利亚斯的表情变了。他的脸颊陷了下去。音调压低。
“你怎么会打电话给我？”他轻声说。
他转过身向前倾。
“住嘴。不管你是谁。别再打电话给我了。”
他把挂断钮捏得太过用力，电话从他的手中弹出来，滑到地板上。乔西望着他的一双大手。
它们正在颤抖。
科德沃特有五间教堂：天主教、循道宗、浸信会、新教，以及不限教派的教堂。在沃伦牧师的一生中，还从没有过一场五家教堂的集会。
直到今天。
倘若凯瑟琳·耶林没有在那个星期日的早晨起立，在科德沃特发生的事情或许就会像许多其他的奇迹一样过去，留在静谧中，裹进低语里。可一旦被公之于众，奇迹就会改变局面。人们议论纷纷。教会人士尤其如此。于是五位领头的教士聚在沃伦的办公室里，普尔特夫人，教堂的秘书，正给每一位倒上咖啡。沃伦扫视众人的脸庞。他是最年长的，至少比其他人大了十五岁。
“您能否告诉我们，牧师，”天主教牧师，威廉·卡罗尔神父，一个戴着教士硬白领的健壮男人首先开口，“星期天有多少人参加了礼拜？”
“可能一百个吧，”沃伦说。
“有多少人听见了那位女士的证词？”
“全听见了。”
“他们看上去相信她吗？”
“信。”
“她有幻觉倾向吗？”
“据我所知没有。”
“她服用药物吗？”
“我觉得没有。”
“那么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她接到了什么电话？”
沃伦摇摇头。“我不知道。”
循道宗的牧师向前探身。“我这个星期已经有七次预约了，人人都问我与天堂联络有没有可能。”
“我这里的人问的是，”新教的牧师补充道，“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沃伦的教堂，而不是我们的。”
“我这里也是。”
沃伦环视在座的人，发现每个神职人员都举起了手。
“你还说有个电视台下星期会派人到这里来？”卡罗尔神父问道。
“制片人是这么说的。”沃伦回答。
“好吧。”卡罗尔神父合起手掌。“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办？”
比起离开一个小镇，唯一更可怕的事情就是永远待在那。沙利曾经这么对吉赛尔说过，向她解释他去州外上大学的原因。那时候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
而现在他又回到了科德沃特。星期五的晚上，把朱尔斯送到父母家后（“今晚我们会照看他的，”他的母亲说，“你去放松放松。”）沙利进了一间叫作“泡菜”的酒吧，从前他和高中时的朋友们努力想溜进去的地方，这努力其实毫无意义，因为酒吧老板认识大多数人的家长。他坐到角落里的一张高脚凳上。他先点了啤酒，然后是威士忌，一杯，又一杯，再一杯，喝完之后，他付了酒钱，步出门外。
他已经找了三天的工作。一无所获。下星期他要到附近的镇上试试。他拉上夹克的拉链，走了几个路口，穿过无数袋等人来收的落叶。远远的，他看见了灯火。他听见人群的回声。他还不打算回家，于是朝着那个方向走去，走到一个高中的橄榄球场边。
他从前的球队正在比赛——科德沃特老鹰队，穿着深红与纯白相间的制服。照眼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赛季战况不佳。看台只有两成半满，大多都是一家人，小孩子在台阶上跑来跑去，家长们拿着望远镜，在撞到一起的人堆中搜寻自己的儿子。
沙利少年时代打过橄榄球。那时候的老鹰队也没好到哪里去。科德沃特比其他对手的学校小一些，大多数时候，能组队参赛就算走运了。
他朝看台走去。他瞥了一眼计分板。第四节，科德沃特落后三个触地得分。他把手插进夹克的口袋，看了一回合。
“哈丁！”有人喊了一声。
沙利转过身。是谁啊？酒精让他感觉迟钝，他已经忘了有人可能会在他过去的学校把他给认出来——就算已经过了二十年。他环顾人群，却没人回应他的目光。或许这是他臆想出来的。他扭回头看着球场。
“杰罗尼莫！[2]”有人笑着嚷道。
沙利咽了咽口水。他没有转身。他一动不动地站了大概一分钟。然后走开了。
注释
[1] 即托马斯·奥古斯塔斯·沃森（Thomas Augustus Watson，1854—1934），电话专利获得者贝尔的助手。
[2] 杰罗尼莫（Geronimo），美国伞兵跳伞时用语，口语中表示确认、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