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春天，作为《纽约时报》的一名年轻记者，我前往华盛顿特区，去参加美国建筑师协会（AIA）在那一年的年会。我并不经常参加会议，不过那个时候的我，刚刚成为《纽约时报》的初级建筑评论员，我盘算着，这次会议，作为整个国家规模最大的建筑师集会，也许能够给我带来一些好的报道素材，或者至少，能够让我有机会认识一些人，也让他们认识一下我。美国建筑师协会位于纽约大道（New York Avenue）的新总部大楼，当时刚刚落成，为了向参会者们展示这座新建筑，会议结束后的盛大派对，并没有如以往那般被安排在某家酒店的大厅里举行，而是被放到了总部大楼的院子里。我记得当时的我站在派对人群的边缘，正在与我的同事阿妲·路易斯·赫克斯塔布尔聊着，由于人太多，我几乎已经是站到了路边的人行道上，这时，一个留着可爱的八字胡，看起来四十多岁的男子——我那会儿刚二十多岁——认出了她，走过来同她问好。
他似乎也并不是个经常出入于这类会议的人，在穿着上，他比在场的大多数建筑师都要随意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他的那副装束，看起来既像是保险推销员，又像是大学教授。这个人的言谈举止间，有着一种安静而又充满渴望的朝气和活力。他告诉阿妲·路易斯说，他叫弗兰克·盖里，是个来自洛杉矶的建筑师。他的名字，当时的我们都还并不熟悉。他又说，我们也许听说过他所设计的一些纸板家具，几年之前曾经在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销售过一阵子，这才确实让我有了一些模糊的印象，不过很显然，对于他的建筑作品，那会儿的我还是一无所知的。他对于我们的记者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对于建筑评论和新想法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告诉我们，相比于他的建筑师同行，他与洛杉矶的艺术家圈子来往得倒是更多一些。在派对上，他认识的人似乎确实并不多，而没过多久，他作为“局外人”的特质便也显现了出来。不过，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局外人”，或者说，他本来压根就不应该成为局外人。他是个想要进入主流的局外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他所追求的，是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主流，而不是向主流妥协。
阿妲·路易斯后来先回了酒店，而弗兰克和我则接着聊了很久。我们两人之间的对谈从那一晚开始，后来持续了四十多年，而这本书便是其成果之一。盖里向我发出了邀请，说如果我有机会到洛杉矶去，可以去找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而那个时候的我，确实是正在关注着洛杉矶，并且开始愈加频繁地对洛杉矶进行造访和考察——我比大多数的纽约客，都更为深刻地意识到，洛杉矶这座城市，是一座建筑和都市主义的实验室，应该获得足够的重视。尽管在当时，我还并不清楚弗兰克·盖里将会在这座城市的建筑史上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能够前往洛杉矶，亲自看一看他的作品的。1976年，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经过研究的粗线条》（Studied Slapdash）一文，介绍和评论了盖里为画家罗恩·戴维斯在马里布设计的那栋住宅，那也是盖里的建筑作品第一次见诸全国范围的大众媒体。如此说来，我从他职业生涯相当早的阶段起，就已经开始记录他的作品了。当然，如果是以我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衡量的话，就更早了，我几乎是从一入行就开始写弗兰克·盖里。
多年来，随着我对于他的作品愈加了解和欣赏，以及他的作品本身在尺度和复杂性上的发展，我在《纽约时报》《纽约客》和《名利场》——自己作为记者和评论家的三个最主要的职业阵地上——也发表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他的建筑的文章。盖里和我，曾经数次讨论过由我来撰写一部关于他的建筑创作的专著的计划；不过这些计划没有一次能够付诸实现，但是，当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Alfred A.Knopf）找到我，提议由我来为盖里写一部长篇传记时——那时他已经是整个世界最著名的建筑师了——我第一时间找他进行了沟通，问他是否愿意跟我合作这个项目，而暂时将那部关于他作品的专著放一放。我对他说，如果他同意与我合作，他就必须向我开放他的全部存档，与我分享他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当中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当然，还有那些幸福和成功的回忆。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必须要放弃对于文本的编辑和控制权。他欣然答应了上述所有条件，而这本书，就是我们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