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疏忽而固执。尽管如此，在这一切之下，我知道他也痛苦。有时候，在电话中，当我和他谈起妹妹，我可以听见他的声音非常轻微地中断了，好像在试图止住哽咽。与他面对的其他事情不同，我妹妹的病情终于感动了他——但只是令他处于一种彻底无助的感情之中。对于一个家长而言，没有比这种无助更大的悲伤了。你不得不接受它，即使你不能。而你接受得越多，你就会越绝望。
他的绝望变得非常巨大。
今天我在屋子里闲逛，漫无目的，情绪低落，我觉得跟我正在写的东西开始失去联系，我从一封梵高的信中偶然看见这些话：“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感到需要家庭和友情，需要慈爱和友好的交流。我不是铁石做的，不像消防栓或者电灯柱。”
也许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直抵人类感情的核心，不管有没有证据。
这些最微小的形象：根深蒂固，深植于记忆的泥潭，既没有被埋葬，又难以完全拾回。然而每一个形象，就它自身而言，是一次稍纵即逝的复活，是一个不然便会失落的瞬间。比如他走路的样子，他古怪地保持着平衡，用前脚掌蹦跳着，仿佛他就要向前跌出去，盲目地，进入未知世界。或者他拱着身体在桌上吃东西的样子，肩膀很紧张，总是仅仅在进食，从未在品尝。还有从他上班开的那辆车里散发出的味道：烟味，漏出的油味，废气的味道；冰冷金属工具发出的噼啪声；车开动时不时传来的嘎嘎声。我记得和他一起在纽瓦克市区开车的那天，我最多六岁大，他猛踩刹车，让我的头猛然甩向仪表盘：汽车周围的黑人们蜂拥而至查看我是否没事，尤其是一个女人从开着的车窗里塞给我一个香草冰激凌，我非常礼貌地说“不，谢谢”，我受了太大惊吓以至于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想要。还有另一年的另一天，几年之后，在另一辆车里，父亲向车窗外吐完痰，才发现车窗竟然没有摇低，我看着他的口水沿着窗户滑下时，有种巨大的、非理性的愉悦。还有，当我是个小男孩时，他有时会带我跟他去邻近街区我从未见过的犹太餐馆，满是老人的昏暗场所，每个桌上都摆着一瓶浅蓝色的塞尔特札矿泉水，而我会觉得恶心，碰也不碰我的食物，而是满足地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着甜菜汤、饺子形馅饼和配辣根的煮肉。我是被当成美国男孩养大的，对祖先的认识还不如我对豪帕隆·卡西迪[7]的帽子了解得多。还有，当我十二三岁很想和几个朋友去什么地方玩时，我打电话到他办公室请求同意，而他不知该怎么付诸言语般，困惑地对我说：“你们真是一群黄毛小子[8]”，几年之后，我和朋友们（其中一位因为过量吸食海洛因去世了）还会重复他的话，把它当成一个怀旧的民间笑话。
他双手的尺寸。手上的老茧。
把热巧克力表面凝固那层吃掉。
茶配柠檬。
散落在屋子各处的黑色角质眼镜：厨房台上，桌上，浴缸边缘——总是没遮没盖，放在那儿就像某种奇怪的、未被分类的动物。
看着他打网球。
他走路时膝盖不时弯曲的样子。
他的脸。
他和亚伯拉罕·林肯的相似性，以及人们如何经常对此加以评论。
他对狗的毫不畏惧。
他的脸。又一次，他的脸。
热带鱼。
经常地，他好像失去了注意力，忘了他在哪儿，仿佛失去了对自身连续性的意识。这令他容易受伤：有很多用榔头时损坏的指甲，开车时有无数小事故。
他作为司机的粗心：已经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我总觉得到最后会是一辆车把他弄死。
除此之外，他的身体那样好，看起来无懈可击，对那些会侵扰我们其他人的生理病症免疫。就好像什么都碰不到他。
他说话的方式：就好像做出了巨大努力以摆脱孤独，声音像生了锈，失去了说话的习惯。他总是哼哼哈哈，清清喉咙，像在说着支离破碎的句子。你会非常肯定地觉得，他不舒服。
同样，小时候的我很喜欢看他签名的样子。他不会简单地把笔放在纸上写字。就像无意识地延迟真相到来一样，他总会先做个小小的预备的手势，离纸页一两英寸的环形动作，就像一只苍蝇在空气中嗡嗡飞，然后瞄准了那个点，接着再干正事。这就像阿尔特·卡尼饰演的诺顿在《蜜月伉俪》里签名那个样子的改进版。
甚至一些词的发音，他也发得有点古怪。比如，他会把“Upon”发成“Upown”，就好像他的手势在声音里有个对应物似的。有种音乐性的、轻盈的特质。每当他接电话的时候，会用一句有节奏的“hellooo”来欢迎你。这效果与其说好笑，不如说讨人喜欢。这使他看起来有点愚钝，就好像他与这个世界不相协调——但又不是很不协调。就一点儿。
令人难忘的怪癖。
他有时陷入疯狂而焦虑的情绪，总会产生一些古怪的念头，他并不当真，但却乐于充当魔鬼代言人的角色来保持活力。戏弄他人使他精神轻松，而在对别人发表了一通空洞的评论之后，他常常会去捏捏那人的腿——在那个通常会痒的地方。他从字面意义上“拖了你的腿”[9]。
又说到房子。
不管表面看起来他对这栋房子的管理有多漫不经心，他相信自己的体系。如同疯狂的发明家守护着永动机的秘密，他不能忍受人们对之擅加改动。有一次，我和妻子暂时无处落脚，在他的房子里住了三四个礼拜。我们觉得屋子的黑暗太过压抑，就卷起所有的百叶窗让日光透进来。父亲下班回家看见我们的所为，暴跳如雷，其程度远比任何可能遭到的冒犯大得多。
他很少发这样大的火——仅仅当他觉得走投无路、受到侵害或对他人的出现感到压迫的时候。钱的问题有时会引爆他的脾气。或者一些小细节：房子的窗帘，打碎的盘子，一些根本不算什么的事。
尽管如此，这愤怒仍然在他身体里——我一直相信这点。就像这栋秩序井然但正从内部瓦解的房子，这个男人本身是平静的，几乎超自然地保持镇静，但又为内在涌动的无法遏制的愤怒力量所折磨。整个一生，他都努力避免面对这种力量，他养成了一种自动化行为，使自己得以绕过它。对惯例的依赖使他不必在需要做决定时审视自身；陈词滥调总是很快出现在嘴边（“多漂亮的孩子。祝他好运。”），而不会努力地去寻找词语。所有这些作为一种个性把他击倒。但同时，这也救了他，使他可以活下去。直到他活不下去为止。
在一包散乱的照片里：有一张四十年代的某个时候在大西洋城一间摄影棚里拍摄的特技照片。有好几个他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影像都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于是一开始你会觉得这一定是一组不同的人。因为围绕着他们的黑暗，因为他们的姿势里那种终极的静止，看上去就像他们在那儿召开通灵会[10]一样。然后，当你细看这张照片时，你会开始明白所有这些人是同一个人。这成了真正的通灵会，就好像他来到那里只是为了给自己招魂，为了把自己从死亡中唤回，就好像，通过复制自身，他无意间使自己消失了。有五个他在那儿，但特技摄影的特性使不同的自我之间无法发生眼神接触。每一个都注定要凝视空洞，就好像在他人的注视之下，但什么也看不见，永远无法看见任何东西。这是死亡的图景，是一个隐形人的画像。
慢慢地，我开始理解我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有多荒谬。我有一种试图去某处的感觉，就好像我知道想说什么，但我走得越远就越肯定，把我带向目标的那条路并不存在。我必须一步步地创造这条路，而这意味着我将永远不能肯定我在哪儿。有种转圈的感觉，有种总在回头的感觉，有种同时朝许多方向而去的感觉。即使我真的能够有所进展，我也不能完全相信这将带我去我要去的地方。仅仅因为你在荒漠中游荡，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应许之地。
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一切会自然而来，在恍惚间喷涌而出。写作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我认为故事会自己写下去。但迄今为止，句子出现得很缓慢。即使在最顺利的日子里，一天也只能写一两页。我似乎受着折磨，被心智失常所诅咒，无法集中注意力做事。一次次地，我看着想法从我面前的事物中倏然消逝。我一旦想起一件事，就会想起另一件，然后又一件，直到细节的累积如此稠密，以至于我觉得快要窒息。以前我从未如此意识到思考和写作间的裂痕。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开始觉得我正欲讲述的故事不知为何无法用语言表达，它抵抗语言的程度，恰好衡量出我离说出那些重要的事有多么接近；当讲出真正重要的事件（假定它存在）的时机来临时，我会无力为之。
曾经有一个伤口，我现在意识到它非常深。我曾以为它会治愈我，但写作行为使这伤口一直敞开着。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到它的疼痛集中在我的右手，就好像每一次拿起笔压在纸上，我的手就正被撕裂一样。这些句子没有为我埋葬父亲，反而使他活着，或许更栩栩如生。我不仅看见了他的过去，而且看见了他的现在，和将来，每一天他都在那儿，侵入我的思想，毫无预警地偷袭我：躺在地下的棺材里，他的身体依然完整，指甲和头发正继续生长。我有种感觉，假如我要理解任何事，我必须穿透这幅黑暗的图景，我必须进入尘世的绝对黑暗中。
基诺沙，威斯康星州。1911年或1912年。连他自己都不能肯定是哪一天。在一个移民大家庭的混乱状况中，出生记录不可能被看得很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五个侥幸活下来的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女孩和四个男孩，全都在八年间出生——他的母亲是个娇小而凶悍的女人，几乎不会讲英文，她维系着整个家庭。她是女家长，绝对的独裁者，是位于宇宙中心的原动力。
他的父亲在1919年去世，这意味着除了童年初期外，他没有父亲。在我自己的童年时代，他曾给我讲了三个关于他父亲之死的不同故事。在一个版本里，他死于一次打猎事故。在另一个版本里，他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在第三个版本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枪杀。我知道这些相互矛盾之处讲不通，但想当然地以为这意味着即便我父亲也不知道事实。因为事情发生时他太小了——只有七岁——我想他从未获知确切的故事。但是这也不合情理。他的某个哥哥肯定曾经告诉过他。
然而，我所有的堂兄堂姐们告诉我，他们的父亲也对他们做了各不相同的解释。
没人谈论过祖父。直到数年之前，我从未看见过一张他的照片。就好像整个家庭决定假装他从未存在过一样。
在上个月我从父亲的房子里找到的那些照片中，有一张早年在基诺沙拍的家庭肖像照。所有的孩子都在。我的父亲，一岁不到，坐在他母亲的大腿上，另外四个孩子站在她旁边高高的未修剪的草地上。他们背后有两棵树，树后面有一幢木头大房子。一个完整的世界仿佛从这张肖像照中显现：确切的时间，确切的地点，一种无法破坏的过去的感觉。第一次看这张照片时，我注意到照片中间曾被撕开，后来又笨拙地补好，这使背景里的一棵树怪异地悬在半空。我想当然地以为照片是偶然撕坏的，也没有多想。然而第二次再看它时，我更加细致地研究了这条裂缝，发现了一些以前一定是瞎了才没看见的东西。我看见一个人的指尖紧握着我某个叔叔的躯体；我非常清晰地看见，我其他叔叔并没有如我起初想的那样把手放在兄弟的背上，而是搁在一把椅子上，但椅子不见了。然后我意识到了这张照片的奇怪之处：我的祖父被剪掉了。图像扭曲，是因为其中一部分被删除了。我的祖父一直坐在他妻子身边的椅子上，他的一个儿子站在他两膝之间——而祖父不在那儿。只有他的指尖留了下来：就好像他正努力从某个时间深处的洞穴爬回到照片里似的，就好像他曾被放逐去了另一个维度。
这整件事让我发抖。
不久前我知道了祖父的死因。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十足的巧合，真相也许永远不会揭晓。
1970年，我的一个堂姐和她丈夫一起去欧洲度假。在飞机上，她发现自己身边坐着一个老人，然后，就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他们开始聊天消磨时间。结果发现这个男人住在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我堂姐很开心有这样的巧合，便说起她父亲是孩子的时候也住在那儿。出于好奇，这男人问她家族的姓。当她告诉他姓奥斯特时，他的脸发白了。奥斯特？你的祖母是个疯狂的红头发小妇人，对吗？是啊，那就是我祖母，我堂姐答。一个有红头发的疯狂小妇人。
然后他给她讲了那个故事。事情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然而他依旧记得重要的细节。
当这个男人度假结束回家后，他找到了和这故事相关的报纸文章，他复印了那些报纸，寄给了我堂姐。这是他的信：
1970年6月15日
亲爱的——和——：
很高兴收到你的信，尽管这事看来颇为复杂，但我相当走运。——弗兰和我出门去和弗莱德·普隆斯夫妇吃饭，是弗莱德的父亲从你家购买了派克大街上的公寓楼。——普隆斯先生大约比我年轻三岁，但他声称那个案子（在那时）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他记得不少细节。——他说你祖父是第一个被葬在基诺沙犹太人公墓的人。——（1919年以前，犹太人在基诺沙没有公墓，便只好将亲人们埋在芝加哥或者密尔沃基。）有了这信息，我不难找到你祖父下葬的墓地。——我能够确切地指出日期。剩下的都在我抄送给你的复印件里。——
我只请求你永远别告诉你父亲我告诉你的这些信息——我不想让他在已经痛苦之后再有更多的悲伤……
我希望这能够稍微解释你父亲在过去这些年里的行为。
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肯和弗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