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栋房子渐渐变得像一出老套讽刺喜剧[3]里的场景。亲戚们蜂拥而至，想要这件家具或那件餐具，他们试穿我父亲的套装，翻箱倒柜，像一群鹅叽叽喳喳。拍卖师跑来查验货色（“没有天鹅绒面，它一文不值！”），他们嗤之以鼻，一走了之。垃圾工人穿着笨重的靴子进来，拖着成堆的垃圾离开。抄水表的来抄水表，抄煤气的来抄煤气，抄用油量的来抄用油量。（其中一个，我忘了哪个，多年来父亲给他惹了很多麻烦，他以一种恶意串通的口气对我说：“我不想这么说。”——意思是他想说——“但你父亲真是个讨厌的混蛋。”）地产经纪人跑来为新主人买些家具，结果倒为自己弄了面镜子。一个开古玩店的女人买走了我母亲的旧帽子。一位拾荒者带来了一个助理团队（四个黑人分别叫路德、尤利西斯、汤米·普莱德和乔·萨普），他们拉走了所有东西，从一套头巾到一个坏面包机。等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剩下。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有。一丝怀念都没有。
对我而言，假如那段日子里有一个最糟的时刻，那就是我在滂沱大雨中走过屋前的草坪，手中捧着父亲的领带丢进“亲善团卡车”的后车座。一定有超过一百条领带，其中大部分我从童年时期就记得：那些花样、颜色、形状早已深植入我最初的意识，一如父亲的脸一样清晰。看着自己把它们像垃圾一样扔掉令我无法忍受，而就是在那时，恰恰在我把它们扔进卡车的那一刻，我几乎流下了眼泪。与看着棺木被降入地下相比，扔掉这些领带的行为对我而言更像是葬礼。我终于意识到父亲死了。
昨天，一个邻居家的孩子来找丹尼尔玩。是个大约三岁半的女孩，刚刚明白大人们也曾经是小孩，连她自己的母亲和父亲也都有父母。她一度拿起电话，开始一场假装的对话，然后转向我说：“保罗，是你父亲。他想和你说话。”真恐怖。我想：在电话另一头有个鬼魂，他真的想和我说话。隔了一会儿，我才说出话来。“不，”我最终脱口而出，“不可能是我父亲。今天他不会打电话来。他在别的地方。”
我等到她挂断电话才走出房间。
在他卧室的壁橱里，我找到了几百张照片——藏在褪色的马尼拉纸信封里，粘在扭曲的照相簿黑页间，零星地散落在抽屉中。从它们存放的方式，我推测他从来不看这些照片，甚至忘了它们在那儿。有本非常大的相册，用昂贵的皮面装订，封面上有镀金的标题——这是我们的生活：奥斯特一家——但里面完全是空的。某人，很可能是我母亲，曾经不辞劳苦地订购了这本相册，却没人花心思去填满它。
回到家，我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兴致审视这些图片。我觉得它们难以抗拒，非常珍贵，近乎圣迹。它们似乎可以告诉我那些我以前并不知道的事，揭示先前隐藏的真实，而我仔细研究每张照片，全神贯注于最微小的细节，最无足轻重的影子，直到所有图像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不想遗失任何东西。
死亡从他那儿带走了他的身体。活着的时候，一个人和他的身体是同义词；死亡时，这个人和他的身体是不同的存在。我们说“这是X的身体”，就好像这个身体——曾经是这个人本身，不是代表他或属于他的东西，而就是这个叫X的人——突然间变得毫不重要。当一个人走进房间、你和他握手时，你不会感觉你是在和他的手握手，或和他的身体握手，你是和他握手。死亡改变了这点。这是X的身体，而并非X。句法完全不同。现在我们在谈论两种东西，而不是一种，暗示着这人继续存在，但仅仅作为一个想法，作为别人脑子里的一连串图像和记忆。就这身体而言，它只是一些肉和骨头，一堆纯粹的物质。
发现这些照片对我而言很重要，因为它们似乎可以重新确认父亲在这世界的物理存在，给我一种他依旧在那儿的幻觉。这些照片中的大部分，我以前从未见过，尤其是那些他年轻时的照片，这给了我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我正第一次遇见他，好像他的某个部分刚刚开始存在。我失去了父亲。但同时，我也找到了他。只要我把这些照片放在眼前，只要我继续全神贯注地细看它们，他就好像仍然活着，即使他死了。或即使不算活着，至少也没有死。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以某种方式被悬置了，被锁在一个与死无关的宇宙，在那儿，死亡永远不得其门而入。
这些照片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新鲜的东西，但它们有助于填补空白，确认印象，提供以前并不存在的证据。比如，一系列他单身时期的快照，很可能摄于好几年间，准确地记录了他个性中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在他的婚姻岁月中被遮蔽了，直到他离婚后我才逐渐认识这一面的他：爱开玩笑的父亲，纨绔子弟式的父亲，乐天派的父亲。在一张张照片里，他和女人们站在一起，通常有两三个，一律摆着搞笑的姿势，互相勾肩搭背，或者两个女人坐在他大腿上，或者做出夸张的吻，只为了拍照的那个人。背景是：一座山，一个网球场，又或许是游泳池或小木屋。这些便是他从周末旅游和各式各样的别墅带回的照片，他和他的单身汉朋友在一起：打网球，和女孩们共度美好时光。他一直持续着这样的生活方式，直到他三十四岁。
他适合这种生活，所以我能明白他在婚姻破裂后为什么会回归这种生活。一个只有停留在自身表面才会觉得生活可以忍受的人，自然会满足于向他人仅仅呈现这个表面。只有很少的要求需要被满足，也不需要任何承诺。婚姻，从另一方面而言，关上了这扇门。你的生存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在那儿你不断被迫显露自己——也因此，总是被迫观察自身，检视你自身的深度。当那扇门打开后，再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总是可以逃离。你可以避免不情愿的面对，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只需要走开就行。
我父亲逃避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因为他人的领域对他而言不真实，所以他对那领域的入侵亦由一部分他认为同样不真实的自己所完成，他把那部分自我训练成了一个演员，在一出关于整个世界的空洞喜剧中演绎他。这个自我的替身本质上是一种诱引，一个过度活跃的孩童，一个荒诞故事的虚构者。它不能严肃地对待任何事。
因为不在乎任何事，他自由地做任何想做的事（溜进网球俱乐部，为了蹭饭吃而假装自己是餐饮评论家），而正是为了取得这些征服所运用的法术，使这些征服变得毫无意义。带着女人般的虚荣心，他避而不谈自己的年龄，编造着关于生意的谎言，只转弯抹角地谈论自己——用第三人称，仿佛在谈一个亲戚（“我的一个朋友有这问题，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每当情况变得棘手，每当他觉得自己被推到了显露自己的边缘，他会以谎言脱身。最终，谎言自动出现，并仅仅作为一个谎言本身沉溺于自身。原则是说得越少越好。如果人们永远不知道关于他的真相，那么以后他们就不会回过头来拿这些真相与他作对。谎言是获得保护的一种方式。所以，人们看见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那个他，并不是真正的他，而是一个他创造的人，一个人工生物，他可以通过操纵这个人工生物来操纵其他人。他自己则保持隐形，他是一个从黑暗而孤独的幕后操控着自身他我的木偶线人。”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到十二年间，他有一个固定的女性朋友，就是这个女人陪伴他出现在公众场合，出演正式伴侣的角色。不时会有一些关于婚姻的含糊讨论（在她的坚持下），每个人都以为这是和他唯一有关的女人。然而当他去世之后，其他女人开始冒出来。这一位曾爱过他，那一位崇拜过他，还有一位正打算和他结婚。首席女朋友为其他这些女人的出现所震惊：关于她们，我父亲从未向她吐露过一个词。每个人都听到一个不同的故事，每一个都认为自己完整地拥有他。结果，她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关于父亲的哪怕一点点事。他成功地避开了她们所有人。
孤独。但并不是指孤身一人。例如，不像梭罗为了寻找自身的位置而把自己放逐；也不是约拿在鲸鱼腹中祈求得救时的那种孤独。而是退隐意义上的孤独。是不必看见自己，是不必看见自己为他人所见。
与他谈话很费力。他要么心不在焉，如他惯常那般；要么用冷幽默攻击你，那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心不在焉。这就像努力使自己被一位老迈的长者所理解。你说着话，而没有任何回应，或者答非所问，显示出他并未跟上你的词语之流。近年来，每当我和他打电话，我都会发现自己讲得比平时多，变得过分絮叨，闲谈着企图吸引他的注意力、激起他的反应，但并不奏效。后来，我一概觉得这样努力尝试很愚蠢。
他不抽烟，他不喝酒。对感官愉悦并不渴望，对精神满足也无饥渴。书令他厌倦，也很少有电影或戏剧能不让他睡着。就算在派对上，你也会看见他努力睁着眼睛，而更多的时候他会屈服，在椅子上入睡，在他周围仍有对话围绕的时候。他是个没有欲望的男人。你觉得什么都不曾侵入他，对于世界所提供的一切，他毫无需要。
三十四岁，结婚。五十二岁，离婚。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持续多年；但实际上，它只不过延续短短数日。他从不是已婚男人，也从不是离婚的男人，而是碰巧有一段婚姻插曲的终生单身汉。尽管他并不逃避丈夫的表面责任（他是忠诚的，他供养妻子和孩子，他肩负起所有的责任），但他显然不胜任这个角色。对此他就是没有天分。
母亲和他结婚时只有二十一岁。在短暂的求爱期里，他品行端正。没有大胆的企图，没有男人兴奋时气喘吁吁的动手动脚。他们偶尔会牵牵手，交换一个礼貌的晚安之吻。洋洋数言，两人却从未论及爱情。直到婚礼来临时，他们也只比陌生人稍微熟悉一点。
不久我母亲便意识到她的错误。在蜜月结束之前（那次蜜月，在我找到的照片上有完整记录：比如，他们两人一起坐在如镜的湖边一块岩石上，身后一道宽阔的阳光一直延伸到阴影中的松树斜坡，父亲的手臂环绕着母亲，两人互相注视，羞怯地微笑，就好像摄影师要求他们把这一刻的姿势摆得过久），甚至在蜜月结束之前，我母亲已经知道这段婚姻不会成功。她哭着跑到她母亲那儿，说想要离开他。不知怎么，她母亲成功地说服她回到他身边，再试一试。然后，就在尘埃落定前，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突然，要做任何事都已经太晚了。
有时候我会想：在那家接待蜜月旅行者的尼亚加拉瀑布旅馆，我是如何被怀上的。并不是说这事在哪儿发生有多重要。而是这样一种想法：一定曾有一次毫无激情的拥抱，在寒冷的旅馆被单下一次盲目的、出于责任的触摸——这想法使我意识到自身的不确定性。尼亚加拉瀑布。或两个身体交缠的偶然。然后就有了我，一个随机的胎儿，就像某支枪管里的莽撞分子，射入了瀑布。
八个多月后，在我母亲二十二岁生日的那个早晨，她醒来告诉我父亲孩子要生了。瞎说，他说，再过三周才是预产期——随即便去上班了，车也没有留给她。
她等待着。想或许他是对的。她又等了一会儿，然后打了个电话给一位妯娌，请求她送她去医院。我伯母那一整天都陪着母亲，每隔几小时就打电话给父亲要他过去。后来他好像说，现在我忙着，事情做完我就过去。
午夜刚过，我来到了世上，屁股先出来，毫无疑问我大声哭着。
母亲等着父亲出现，但他直到次日早晨才到达——由他母亲陪着，他母亲要来视察第七号孙儿。那是一次短暂而不安的访问，然后又去上班了。
当然，她哭了。毕竟她还年轻，未曾预料到这一切对他而言意味得如此之少。但他永远不会理解这种事。开始不会，最终也不会。他根本不可能在他所在的地方。因为只要他活着，他就在别处，在这儿和那儿之间。但永远不会真的在这儿。也永远不会真的在那儿。
三十年后，同样的戏剧性场面再度上演。这一次我在场，我亲眼见证了一切。
在我自己的儿子出生之后，我曾想：这肯定会让他高兴。难道不是每个男人都乐意成为祖父么？
我曾经希望看他溺爱这孩子，以此向我证明，他毕竟有能力展示某些感情——证明他终究能像其他人那样动情。而假如他能对他的孙儿表达爱，那么，这难道不是一种向我表达爱的间接方式吗？你不会停止渴望获得父爱，即使在你长大成人后。
然而，人的本性难移。我父亲加起来总共就只看了三四次孙子，而且从来都不能将他与日日降生于世的其他孩子区分开来。他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丹尼尔时，丹尼尔只有两周大。我可以栩栩如生地记起那一天：6月末一个酷热的星期天，热浪袭人，乡村的空气潮湿灰暗。父亲停好车，看着我妻子把孩子放进童车里小睡，就走过来打招呼。他把头探入童车十分之一秒，然后起身对她说，“多漂亮的孩子，祝他好运，”然后没有停下脚步走进屋内。他或许也会这么谈论在超市排队时遇见的陌生人的孩子。那天余下的时间里，他没有再去看看丹尼尔，哪怕一次也没有要求抱抱他。
所有这些，只是一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