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远在东方的中国人而言，如果你不是一名需要应试的文科生或文史爱好者，那么你可能不会知道什么是“网球场宣言”，可能分不清“三级会议”和“三级片”的区别，甚至也不知道《铁甲面具》和《三个火枪手》的先后关系，但你一定听说过“巴士底狱”，因为巴士底狱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和代名词。
两三百年前，巴黎还没有经过奥斯曼的改造，远远不是如今的样子。那个时候的“巴士底”如它在法语中的原意一样，是一座试图在百年战争中抵抗英军的堡垒，矗立在当年小小的巴黎城的城门前。
而后的巴黎就像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健美的躯体不断延展，巴士底再也没有了守护的作用，进而变成一座皇家监狱，关押各类政治犯。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到来，才在愤怒的巴黎市民的反抗中被摧毁。
越过西岱岛最东边的一座桥，走到巴士底广场不过两三千米，但显然，这座载有辉煌与倾覆意义的建筑已经被有意识地遗忘了。别说游客，连当地人都没那么多。伸了个懒腰打算走近前方纪念碑的祝晓楠被韩夕文抓住，带往广场下的地铁站。
这里是巴黎几条地铁线的交汇站，最上层的候车处，整面墙壁都是壁画，画着绚丽且庄严的革命场景。的确，革命的一切都是由此开始，革命的荣光与不朽也埋葬在这里。
祝晓楠站在地铁站里仅剩的那两块巴士底狱的基石前凝望了一阵：“这里是不是关押着很多被政治迫害的人？”
“一开始是，但后来其实并没有关着很多人，等到巴黎市民攻占这里后，被解救出来的犯人还不超过十个。你想，作为一个代表全国最高统治机关的监狱，居然只关着这么少的几个人，说明当时的白色恐怖并没有多么严重。”
“那人们还要不顾一切地捣毁它？”
“人们摧毁的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王权的象征。”韩夕文说着，透露出一丝神伤。
“听你的口气，是在为封建统治者鸣不平吗？”
“这倒没有，我没有为任何群体鸣不平，只是讲一个事实罢了。”韩夕文说，“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写下的那句经典的开场白或许就是当时巴黎社会的真实反映，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可‘最好的时代’正累积着某种‘最坏的时代’才有的革命情绪。你如果读过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愿闻其详。”
“路易十六是个很悲情的国王，在他统治的时候，巴黎以及整个法国，并不是最黑暗的年代，反而是个比较开明、温和的年代。”韩夕文话锋一转，“只不过，这位国王的不幸在于，他改革的决心和对未来的规划没有跟上那些戴着镣铐的市民冲向巴士底狱的速度。”
列车进站、出站，韩夕文和祝晓楠坐在月台中央的长椅上，来来回回的列车像是穿梭在不同历史中的机器，而川流不息的行人也像慢速快门拍出的相片，在眼前形成一道拖影。
“这里有一个《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原型。”等列车出站，周围的噪声渐渐减小后，韩夕文说，“在那为数不多的被解救出来的犯人中，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入狱三十五年，期间已经没了亲人，他不知道自己被关在巴士底狱里的原因，也从来没有接受过审判，以至于他完全被关出惯性了，所以当他踏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他异常惊恐和困惑，虽然有了自由，却发现无处可去，在巨大的讽刺中，他要求重新回到监狱里度过余生。”
“那……基督山伯爵是不是也被关在这里？”祝晓楠问。
“不是。基督山伯爵被关在马赛伊夫堡。”
“真的有基督山伯爵这个人？”
韩夕文苦笑着说：“我不知道，你得去问大仲马。但可以肯定的是，大仲马的确去过伊夫堡，那里给了他全部的……”他说着看向祝晓楠，“全部的灵感，而不论基督山伯爵是否真的存在，他都因为伊夫堡而有了另一种生命。”
“《基督山伯爵》我从小就听过这个书名，但没读过。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嘛，有好多这样的名著，仅仅背下了书名和作者。”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再读万卷书。如果你从未去过这些世界名著里所描绘的地方，只是坐在书桌前硬生生地阅读，是无法体会到其中的美妙的。”
“所谓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完全正确。”韩夕文朝祝晓楠竖起大拇指，“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的人道主义。”
“那你还不快带我去罗浮宫实地感受一下艺术的浸染？”
“不急，让我先找个地方填饱肚子，然后用一个下午的时间逛罗浮宫。”
韩夕文走出深陷在地下的巴士底狱遗址，一大片乌云从南方飘来，和北边明媚的阳光交锋。
手机持续振动，又是苏沫打来的电话。
祝晓楠知趣地走向旁边的报刊亭，随手翻阅起一本时装杂志。
“有什么事吗？”韩夕文问苏沫。
“我和正羽有了一个想法，事关重大，需要征求你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