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屋大维宰了头脑发热的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之后，除了将两人的尸体绑在车上游街，他还将几代托勒密积累的财富从埃及运回了罗马。
罗马人有个古老的习俗，凯旋者要给每个人士兵发一点钱，数目很小，在内战中有所增加，这笔赏钱一开始来自缴获的敌资，不景气的时候由公民提供，即使没有任何战利品士兵们依旧想要分得一份。
奥古斯都从埃及弄了那么多财富，这笔凯旋的钱当然给得也大方。在共和制时期，因为征战规模增大，将领们也随之更加慷慨，但即便如此士兵分到的只又一百德尼埃，凯撒则发给士兵2000，安动尼和屋大维，以及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全部都遵从凯撒的先例。
拿破仑对军官一向大方，不过这笔钱他也没有给。后来在圣马丁运河的开幕式之前他发了一个小袋子，里面有杏仁糖、毛巾、肥皂和一小粒金蜜蜂，他们可以去圣马丁运河边开设的浴室洗澡，如果那天的典礼能顺利举行得话，他们还有酒肉可以吃，这对那些流浪汉来说可是来之不易的美餐。
士兵哗变一般是待遇问题，有人传说旧王朝的时候军费9000万法郎，其中一半要分给军官，剩下的分给10倍、百倍数量的士兵。
当兵穷得让人看不起，因此只有社会底层的人才会去当兵。农民有个奇怪的思维，当收成好的时候盼着能闹饥荒，当真的饥荒发生了，又希望能倒回去。当城里的流浪汉穷到吃不起饭了，他们就会流窜，威胁农民将自己的面包交出来。
田园牧歌没有，强盗饥民倒有很多。领主所有人都恨，他们要负责收税、放贷。乡下娘们老得快，28岁看起来就像60多岁的老妪了，一个是因为在地里劳作，一个是因为生活。农民实在拿不出钱的时候领主允许他们用实物抵债，比如小麦、鸡什么的，签了契约后就算以后粮食价格因为饥荒涨价，他们还是要给领主那么多。另外还有地租，那也是要固定交给封建主的，还有就是包税人，除了那些进城要在城门口交的入城税，乡下人还要交人头税和军役税。
农村人会吃荞麦、燕麦、黑麦，所有城里人不会吃的粮食。这就是和巴黎郊区的城墙一样，吃白面包和吃黑面包是一种身份区别。
拿破仑以前也过了苦日子，不过他出人头地后也和以前的国王一样有私人厨房，可是他在和那个英国女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简单。
混到他这个级别的男人吃肉是肯定不用担心了，即使是发生饥荒，他的厨房里还有烤鸡24小时供应。以前乡民饿到跟牛羊一样吃草的时候贵族还有夜宵可以吃，还能一边在沙龙里喝葡萄酒一边可怜那些穷鬼。
总不能连个女人都比不过吧，尤其这个女的还是英国来的，两个人较劲一样吃了一段时间清淡饮食，后来波拿巴把面包扔地上让她捡起来吃了。
粮食是需要节约，但她没有去捡，最终还是波拿巴自己把面包捡起来吃了。
这绝对是奇观，目睹这一切的杜伊勒里宫的工作人员都惊呆了。
后来一打听，英国海军的伙食就和法国陆军一样糟糕，反倒是过贵族生活的法国海军，让他们趁着缪拉进攻意大利港口的时候偷偷去把埃及的陆军接回来，结果他们躲了起来，最终还是法国钻了英国的空子，让英国军舰把法国的埃及远征军给运回来了。
人饿极了有时会出现一些反常举动，比如一群女人无缘无故把果树给烧了。
烧了果树不能解饿，但她们还是烧了，理性并不是人生来就有的，要理解民众的行为就要看他们的思想，大革命刚爆发的时候农村也闹过，那些欠了一屁股债的农民一听说闹革命就不用还债了，领主以后不会有了，而且还要没收逃亡贵族的土地，将它们分割成小块分给他们，这些人一下子就成了坚定支持者。
田产好说，林地呢？这以前是贵族的狩猎区。
有的地方根本不管那么多，直接抄起斧头开始砍了。当人处境悲惨时他就会变得乖戾暴躁，里昂的居民听闻了巴黎的小酒馆老板和城郊的农民踏过税卡职员的尸体时，穷困者像野兽一样冲进了商店、面包店实施抢劫，面包店老板被吊死，因为他要价太高，当别人买不起于他讨价还价的时候他不肯卖了，人们怀疑他将面包藏了起来。
没有领导者，没有组织，穷困者们对大人物、富人、有地位的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就算这些人想要示好也是枉然，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些人的人道和公正无私。换而言之他们被践踏得太厉害了，失控的人们在毁灭一切的同时也在伤害自己，恐怖统治时期法国的经济停滞除了因为贵族和有钱人都被断头台吓得不敢出头，还因为这些商店被毁了，要恢复过来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种感觉就像羊圈里的羊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狼，被旧制度压抑了几个世纪的痛苦释放了出来，就算是军队也无法阻拦他们，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
如果一个粗佃没有土地也没有收入，轻骑兵就会将他抓去当兵抵扣人头税和军役税。他们还会担当监狱看守的职责，有人提倡要给监狱的囚犯人性的对待，却没有人在乎他们，监狱的厨子会将粮食里的糠给分出来，这些用来给士兵做面包。
当这一道防线被击破后，那些会弹羽管钢琴、在客厅里走上六圈就算运动的贵族们就要直面暴民。
一个贵妇的生活大概是这样的，按照宫廷的礼节，她要8点起床，在床上用早餐，花大概两个半小时，在至少10名侍女的帮助下梳妆打扮，参加舞会、诗会、看喜剧。
在此期间总有人陪伴她，守护她，就像一株被无数藤蔓缠绕着的树，从头到尾都被黏上了。有一位侯爵夫人听了市政官员说农民的诉求，要求她免去所有地租，总共问了她两次都不肯答应，后来她和她的孩子们都被砍成了碎块，脑袋还被插在木棍上。
这个话题是不适合在社交场合说的，不论是罗马斗兽场的角斗还是君士坦丁堡赛车场的赛车都是消遣，消遣是带来愉悦的，一个贵族少女更应该学习如何掌握高贵而恭敬的屈膝礼，在和男性说话的时候如何用扇子遮住自己的脸，优雅而谦逊得注视对方，表达自己的敬意。
社交技巧需要柔和的香味、好看又好吃的糖果、谎言、优雅的恩典、各种各样的版画和绘画、诗歌，一位高贵的夫人能根据每个人的不同身份、出身和地位给与恰如其分的关注。
人头税分成了22个等级，根据各等级的财力来决定。农民受够了这个，谁都知道有钱人都在想办法弄豁免权，交税的就是他们，何不干脆以后分成两个阶级？
凡尔赛的会议厅可以容纳2000人，三级议会在里面召开的时候闹轰轰的，比英国下议院还要吵，国王最后给的解决方案是给第三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有什么意义呢？
数人头的计票法可以打破以前由贵族阶级垄断的投票法，穷人就是除了工作之外，他仅有的闲钱也会买酒喝，他没有好的衣服和鞋子去歌剧院社交，连门票都买不起，他根本就不在乎政治。
美国的县长都是民选的，法国的高官是指派的，一直到1834年才有了有限的选举权。永远的快乐是法国人的本性，快乐是社交的基调，唯一能取悦贵妇的方式是在社交场合主宰趣味，波拿巴一出现就像一个沉重的铅灰色天空，瞬间让社交场阴云密布，他那样的人当然不能“主宰社交场合”了。
人总是向他倾斜的那个方向坠落，波拿巴的政策不少是讨好农民的，小农土地所有制让农民只需要付清10年的贷款后就可以拥有土地，以后就不用交地租了，另外还有免除什一税，只要他能确保这一点执行下去农民就会一直拥护他，农民人口才是“农业大国”的主要组成。
他后来找的那个女间谍虽然不像个贵族，但土豆炖肉运河工地上吃过，以前一个农民连盐都买不起，家里没有盐罐的时候，肉要是用盐腌制了也要交税的，包税人也有自己的任务，他收不了那么多税自己要坐牢，一般是看到有什么直接收走。
还有葡萄酒，请人喝酒也要看别人喝不喝。其实以前也有不少好心的贵妇人帮助穷人，但是这些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自食其力、清白做人，施舍和乞讨不是他们想要的。
原本圣马丁运河该由法兰西的葡萄酒税来建造，现在它由很多家商家集资，法国的股东制是不合法的，怕大股东欺负小股东。
当时波拿巴在议会上和议员们正面撞上了，他强行要通过这个项目，议会不是不同意，而是希望他等明年，这是不符合预算流程的。
要不是波拿巴从意大利抢回的财富，督政府那么乱发纸币早就崩溃了。
后来他要修阴沟也麻烦重重，他干脆想了个别的办法——迁都里昂。
巴黎的街道狭窄、房屋密集，拆迁起来不仅麻烦，造成民众之间的纠纷，他以前在开罗就碰到过，迁都以后南阿尔卑斯山共和国统治起来也方便了。
他的想法是很美妙，不过意大利人不是所有人都希望被他统治的。而且他都花了那么多钱修圣马丁运河了，修好了又迁走，巴黎失去首都功能还能聚集那么多人么？
为了挖通通往米兰的隧道，波拿巴要从瑞士强行划走马恩省，也就是阿尔卑斯山的所在地，整个欧洲都无法阻止他。
但有人劝了瑞士代表找一下另一条门路，看看那个英国的克里奥佩特拉能不能说动他。
很少有女人，不论她是真正经还是假正经会觉得狄奥多拉是个值得学习的对象，可狄奥多拉确实在查士丁尼最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帮了他一把。
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是豁出去的绝心，那种场合哭哭啼啼有什么用？
对平民动用武力几乎和暴君脱不了干系了，但是只要想到有波斯和哥特人窥伺，后果都是不可想象的。
阿提拉曾经某个意义上统一了东西罗马，可这个匈奴人却是“上帝之鞭”，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名字还是代表噩耗。
歌剧里的演员时而扮演农民、时而扮演法官、时而扮演皇帝，全是因为不同的扮相，那些精致的小景终归比不上真正的山河。
“波拿巴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亚利桑德罗问。
“我知道。”西弗勒斯平静地说“他还挂过悬赏，后来撤销了。”
“多少？”卢修斯好奇得问。
“表面的撤销了，你的脑袋现在值巴黎警察局局长的职位。”亚利桑德罗说“你干了什么？”
西弗勒斯冷笑一声。
“他不是要迁都了么？”卢修斯问“里昂的警察局长才更有前途吧。”
“这是个秘密，还在设想阶段。”亚利桑德罗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西弗勒斯问。
亚利桑德罗没有回答。
“需要我帮你忘了？”西弗勒斯问。
亚利桑德罗摇头，继续说他知道的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