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活动半径越来越大，先在三里屯南街的泰国餐馆吃晚饭，再去北街喝酒，又折回到南街路口意大利酒吧边喝边打台球。午夜时我们去几家大的迪吧，在光怪陆离的光线下，几个身穿比基尼性感逼人的俄罗斯金发女郎大跳钢管舞，把人弄得血脉贲张。一些疑似瘾君子的舞客们抽筋似的扭动着，嘴巴大张，眼睛恍惚，脑袋颤抖得就TMD待宰的公鸡似的。那些混杂在群魔乱舞之中的性工作者加快了揽客步伐，省去了抛媚眼搭讪等步骤，简单明了比划价格，一根指头表示一百大洋。
等我们最后赶去工体附近的迪吧“MIX”晃了一圈，已经后半夜了，饥肠辘辘的我们赶去附近的一个餐吧吃汉堡包。丹尼尔说他网上查了，那里的汉堡包是北京最好的。我走前面，爱拍照片的他甩在后面。门卫一听我是中国人，居然双手一拦，冷冷地说他们只接待外国人。我和他理论起来，很快丹尼尔出现了，见情况不对，问我怎么了，门卫抢在我发作之前拉开门：“和外国朋友一块来也可以。”
“你们干脆立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算了。”我气呼呼走了进去。进去后丹尼尔问我怎么了，我说：“他说你长得比我帅！”
丹尼尔皱皱眉头，还是得意地笑了。里面果然几乎都是外国人，只有几个女的，疑似日韩人或老外的女友。
家人来了几次电话，眼巴巴地等我带媳妇回去团年。小羽对上次春运心有余悸，不去了，还劝我去她姥姥家过年。我肯定不会去，必然尴尬，我这戴罪之身怎么见他们，还是回老家吧。小羽说知道自己有罪就好，知耻而后勇，浪子回头还金不换呢，回来大干一场，将功折罪。
春节前每个周末我都和丹尼尔聚会，认识了一大帮老外。按我和丹尼尔的君子协议，他帮我练口语，我教他汉语，相互免费；出去消费，一律AA制，我还承担得起。除了三里屯，我们还去了朝阳公园、后海那一片酒吧。他教我鉴赏了不少洋酒，浅尝辄止。
有时太晚了我就带丹尼尔去我那儿。和那个不接待中国人的酒吧不同，我这个小区不接待老外。在铁门口几个保安一看丹尼尔就慌忙阻拦。丹尼尔百思不得其解，我恼火地问：“你们拿出法律依据，哪一条哪一款规定了外国人不能到中国人家做客？”
看家犬气焰顿消，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说是“上面说的”，我让他们把“上面”找来，很快一个头儿腆着肚子来了，满脸堆笑，说这里形象不好请理解什么的，我反问：“脸是我自个儿的，我都不觉得害臊你操什么心啊？”
这人语塞了，问老外是否在我处过夜，我灵机一动说不，他就为朋友两肋插刀似的一挥手。丹尼尔一脚深一脚浅地跟我走在幽深而凹凸不平的小巷里，好奇得犹如探访一个迷宫。我对糟糕的环境抱歉，我问他这里像不像哈莱姆，他笑而不语，只说比东南亚或非洲一些国家好多了。我给他列举了住这里的种种好处，还现场演示，吼了一声，声控灯亮起来，他连连称是。
进了凌乱的屋后，丹尼尔竭力压抑他的不适和好奇。他玩了玩那台古董电脑，笑言这玩意在美国扔到垃圾堆都算犯法，必须送到专门的处理中心。我说了来历后，他也对这台破电脑刮目相看。他帮我卸载了一些不必要的软件，网速果然有些提高。他警告我备份重要文件，并为我安装一个叫“Ghost（鬼）”的软件以防意外。
丹尼尔拿起那本厚厚GRE红宝书翻了翻，里面密密麻麻的生僻词汇和批注把他吓傻了，他严厉告诫我学英语走火入魔了。他激动地推开窗户做出了一个向外扔的动作，规劝我，除非想当美国大学教授，不要再浪费时间死记硬背那些根本就派不上用场的词汇。
我取下床垫子铺到地上，拿出干净的床上用品。我睡在床上，这个世界顶级大学出来的电脑高手就睡在床垫上。临睡前我问丹尼尔：“听说在美国俩大老爷们同居一屋会被看成Gay，我们这样没事儿吧？”
丹尼尔大笑：“只要不在一张床上就没事。你不要担心，那几个Ladyboy（人妖）已经证明了我不是Gay。”
我问他有梦游症吗，他顽皮地摇头。我警告：“如果骚扰我，就把你引到大街上裸奔，让你们大使把你领回去。”
“好主意，我不用买机票了。”
出入几次槐树街后，保安都认识丹尼尔了，但仍要查看他的居住证。他们老搞错丹尼尔的名字，托名人名牌之福，他们不是叫他迈克、耐克，就是迪克，弄得丹尼尔哭笑不得。他问我：“你知道迪克还有什么意思吗？”
我琢磨一下，摇摇头。丹尼尔看四周无人，指了指裆部，然后我们纵声大笑。笑后，他问我中文里有类似的委婉表达吗，我说可以叫“小弟弟”，他琢磨着，很满意这个名字。当保安再次叫他迪克时，他严肃更正：“我叫丹尼，不是迪克——我不是小弟弟。OK？”
众人大笑。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聪明绝顶又傻乎乎的丹尼尔。
丹尼尔还经常请我去五道口玩。他的公司在中关村科技园，他带我去他公司看了看，又去他住处。他租的房在一个高档小区里，宽敞漂亮，如杨星辰的新房。
一次，他兴致勃勃地拿出几样他去琉璃厂淘来的新东西炫耀，除了一些字画小罗汉瓷器什么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古式独木圆凳，乏善可陈，他花了一千五；一把纸扇，做工一般，写了扭扭捏捏几个破字，他居然付了两千！
我当即说他被宰了，我们回去找他们，丹尼尔有些尴尬，坚持说他喜欢，我也没办法了。我们回到客厅里一边看DVD，一边喝他从东京带来的日本红酒和清酒，然后去附近酒吧轮流喝。主要是城铁旁边那几家、清华同方附近两家，我还带他去了我光顾过的“盒子”咖啡馆，一边喝着黑咖啡，一边看古怪的地下电影。这一带高校云集，语言学院也近在咫尺。大国崛起了，五颜六色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一些中国混混混迹其中。运气好的话，你还可以带一个亚非拉女孩回家爱国一番。
有时候喝多了我忽然情绪低落，丹尼尔问我怎么了，醉醺醺的我有些失控，就说了我的苦恼。他觉得不可思议。他说如果非得买房美国大部分人都结不了婚了，连克林顿都是退休后才买房呢。我没债务，还有点股票，很牛逼了。他说他还有二十万美元的学费贷款等着还呢。
我说我是戴罪之身，我犯了“不成功罪”。我给他阐释了这个新罪名，他笑得打起啤酒嗝儿来。我说这是女友的苦肉计，逼我成功。丹尼尔觉得可笑，他说如果一个女人爱你就应该无条件。他举例说他出身富豪家庭的母亲当年嫁给穷小子老爸，一起打拼。他小心翼翼地说，西方女性是女权主义者，东方女性好像不够独立。
我呵呵一笑：“东方女性更聪明，她们是选择性女权主义。”
丹尼尔和我碰了一下杯：“你说得太对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到了罗马就按罗马人的规矩来。”
我说写作在中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极有可能犯下“不成功罪”，百分之九十五的父母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我这样的罪人。丹尼尔惊愕地看着我，一阵长吁短叹，他说一个人格不独立的女人是不可娶的。在美国，人们寻找爱人主要看性格人品；也看经济条件，但不会说出来，更不会作为结婚前提。
至于我的职业，他说，写作不一定发财，但很高尚。美国人不敢说不成功就是犯罪，那是歧视，而且以金钱为单一标准来衡量成功太可笑了。美国一些人一辈子从事社区、环保或宗教工作，收入很少，但非常受尊敬。消防员收入也不高，却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人群之一。我笑言：“看来你不在乎钱？”
丹尼尔先问我一个似乎无关的问题：“你猜猜我的同学在美国的大公司里年薪有多少？”
我有些犹豫：“你们的规矩是男不问收入女不问年龄吧？”
“没关系，现在是我想让你知道。”
我琢磨了一下说：“美国人均年收入是四万美元左右吧，就算他们名校毕业，刚毕业也就五六万吧？”
“你错了。”丹尼尔摇摇头，伸出两个指头，“十万美金的比比皆是。——你知道我挣多少？”
“怎么也得这个数吧？你也不傻是吧？”我说。他摆摆手：“我还不到他们一半，我只有四万美金，加上奖金和加班费，只有五万美金。”
我一算：“差不多四十万人民币！也不少啊，难怪你买那破纸扇，也就一天工资。钱多人傻，不宰你宰谁啊？”
丹尼尔尴尬笑笑，说：“我在日本工作一年，在中国准备工作两年，然后去新加坡。我在乎钱，但不给自己压力。我还有自己的兴趣——旅游，摄影。”
“看出来啦，有点像窥视癖。”
“呵呵，可能吧。”丹尼尔拿起自己的照相机晃晃，“我虽然挣得少了些，但我有更多自由，更有见识！我已经去过三十多个国家了。而且，我有些照片也能卖成钱呢。你说，还有什么比同时享受工作、乐趣和自由更美妙呢？”
我伸出大拇指：“你就是那种所谓的Ifman，也就是InternationalFreeman（国际自由人），牛逼！”
丹尼尔说：“你说得对。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编程这个工作吗？就是因为不用西装笔挺地待在压抑的公司格子里，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行，甚至不需要——如果可以无线上网的话。”
“编程有点像写作啊。”我说。他点头：“当作家更应该当个国际自由人。”
我也列举了三个麻烦：咱没钱，咱没那闲心，咱那护照也不好使。丹尼尔一一纠正：只要会计划可省很多钱，有朋友也可以省钱；现在就应该调整，拼命工作拼命玩；中国护照去欧美难，可以先去发展中国家看看，那里也不错。最后丹尼尔说：“以后我邀请你去美国玩，就住我家——我父母家，房子很大。”
“你就不怕——我去了赖在你们国家？”我凑近他笑问。丹尼尔调皮一笑：“没关系，只要你能合法居留。否则，自然有人来找你。”
我们异口同声道：“移民局。”
我问起他女朋友的情况，他说纯粹性格问题，感情问题，和经济没任何关系，随后他给我详细谈了他的女友。听起来当代女人都一个毛病——控制欲太强。丹尼尔旗帜鲜明地表示，他们Gameover（游戏结束）了。
一个专在酒吧流窜的画家悄悄坐在我们面前，先夸我们很帅，又拿出他的人物素描，开始报价。从三百砍到一百，他坐在我们对面，短短几分钟，就把我们画下来了。看着纸上活像落网的犯罪分子，我们哭笑不得，这艺术家水准也忒次了点。我的情绪有些好转，劲歌疾舞时，舞池里像一锅煮沸了的开水，我们跳进去尽情发泄一番。
和很多来中国的老外一样，丹尼尔很快就有了女朋友，还不止一个，大多是女的投怀送抱。有时候他不得不一个周末见几个，有时候还求助于我掩护他。可笑的是几乎每个女的都自称他女友，丹尼尔背后却一一否认，称她们只是“Regular”（普通）、而不是“Official”（正式）女朋友。我问：“普通和正式怎么区分，上床吗？”
丹尼尔诡秘地一笑：“无可奉告。”
他把他每一个女友的情况都告诉我，照片都让我看，让我参考。女孩子大都年轻漂亮，时尚体面。我始终拒绝表态，只是提醒他多观察。
“有道理。”丹尼尔若有所思，“她们都想和我结婚，我们才认识呢。三十岁之前我根本不想结婚。你都三十五了。”
“你跟我比什么啊，我是这个时代的Foundling（弃儿）。”我苦笑。
“对，你犯了‘不成功罪’。”丹尼尔也笑起来。
丹尼尔是个拍摄狂，到任何地方都带着相机，遇到任何“有意思”的事情都狂拍一气。很多在我们看来无聊、尴尬，甚至有损脸面的事情，如噼噼啪啪的火三轮、浑身灰泥浆的民工、街上吵架打架、开车闯红灯、过街通道下衣衫褴褛的访民和乞丐、树影里和窗户后的性工作者……他都使用长焦距镜头拍下来。我尽管对此很宽容，还是有些不高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去挡他的镜头，把他惹得很恼火：“这是公共场所，你去了美国，随便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