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屈氏世系与屈原思想的形成》一文，通过对屈氏世系的探讨，认为屈原以自己是楚三王之一—熊伯庸的后代而自豪，屈氏先辈中的杰出人物和屈原所崇敬的圣君和贤臣共同形成了屈原思想品格的内涵，屈原的美政思想在他的父、祖辈中均可以找到根源。《屈原之前楚国的一位爱国作家——莫敖子华》一文，通过对屈原之前楚国的一位爱国作家——莫敖子华生平事迹的钩稽，为我们探索屈原爱国思想和改革变法思想的成因，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
4.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使小材料派上了大用场赵逵夫师在《楚辞》和屈原的研究中，每当在考订重要问题时，还随文解决了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这种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使小材料派上了大用场的方法，同样包含着作者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功底和识力，也是他对于《楚辞》与屈原整体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战国策·楚策一·张仪相秦章〉》发微》载：《古籍整理与研究》总第6期，中华书局，1991年6月；又载：日本《福冈大学综合研究所报》第172号，1995年3月。、《屈原的对外政策及同旧贵族的斗争》载：《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汉北云梦、屈原赋与屈原在怀王朝的被放之地》载：《荆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等文，即是这一研究方法的代表作。
例如，《〈战国策·楚策一·张仪相秦章〉发微》一文，纠正《史记·张仪列传》胡三省注“蓝田”为今陕西蓝田之误，指出此“蓝田”为鄢郢南一百华里处另一蓝田；一词之变，顿使文意豁然；考出《战国策·楚策一·张仪相秦》一文中“雎”字有几处当作“滑”字，传话者乃亲秦派人物昭雎，被逐者则抗秦派中坚昭滑；一字之考，顿使废料派上大用场。
又如，《屈原列传》开头人们耳熟的几句话，“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人均释后二句为上官大夫想夺过去看，屈原不给他看。《屈原的对外政策及同旧贵族的斗争》一文，则广征史籍，解“夺”为“改”，解“与”为“同意”，释二句为上官要求屈原修改其起草的限制贵族利益的某些法令内容，屈原不同意，故谗之。此解一出，二人斗争性质深化一层。
四、赵逵夫师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对《楚辞》研究的启迪赵逵夫师认为，“科研既是一种联系，一要求掌握大量的材料，二须熟悉各种理论、原理（此为联系的路径，探求新的联系的手段），并在不断实践中达到运用自如”。“学术上的突破，无论来自逐渐摸索还是来自顿悟，都是思维联系的结果，都是学问会通的结果”。赵逵夫师《会通与突破》载：《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6期。就是说，《楚辞》研究需要以将经验实证与理性思辨结合的整体结构研究方法。赵逵夫师在《楚辞》与屈原的研究实际中，以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原则去提出问题的思路，分析问题的切入点，解决问题所得出的结论，确实给我们以诸多启示。
1.运用经验实证方法，为理论研究构筑坚实的学术根基赵逵夫师承清代乾嘉考据学派之余风，在《楚辞》与屈原研究中所运用的钩沉索隐、训诂考证的研究方法和注重史料、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他为我们开辟了宽广的研究道路，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而且创造了一整套自成体系、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发扬。
固然，学术史的研究不等于史料学，它要比史料范围广泛，也更具有理论性，但是，史料的研究无可疑义地应当构成学术史研究的重要一环，也是其赖以建立的基础。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在近十几年来，社会上极端功利主义蔚然成风，人们已经太习惯于“主题先行”的所谓理性思辨方式，五花八门的新概念、新方法，争先恐后地涌入《楚辞》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楚辞》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建设。
有鉴于此，就《楚辞》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方法论而言，我们更有必要呼吁和提倡坐冷板凳、搞真学问的脚踏实地的治学态度，大力开展文学史料学的研究。我们认为目前很有必要大力提倡脚踏实地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作风，扎扎实实地从纷繁复杂的《楚辞》这一文学现象中归纳总结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对《楚辞》学术研究的历史演进作出宏观的把握和透彻的分析。
2.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从考订作者的身世入手研究作品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特色，或多或少要受到大的文化背景的影响。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在进行《楚辞》研究时，从整个战国时代华夏民族暨诸侯各国的文化背景去思考。同时，一个民族和国家，由于地域、气候、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会形成自己特有的思想意识、心理特征和审美习惯。民族特性渗透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就会形成文学艺术的民族风格。一个作家生活在他活动的文化氛围里，其创作势必要打上民族风俗的烙印。
孟子早就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古代文学研究家普遍认识到，科学的文学研究必须“知其人”和“论其世”，既要了解作家的身世、经历、思想感情、人品德行等等的关系，同时又要认识作品和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因此，“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的一大特点。而且，把文学家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生活经历和人际交往中，来考察他的思想、行为和创作，也成为《楚辞》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卓有成效的传统。
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开创了作家传记的研究方法，使为作家立传、作年谱，成为《楚辞》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逸《楚辞章句》在“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基础上，努力揭示作者在特定条件下的创作心态和幽微寄托。朱熹的楚辞研究，最鲜明的特点在于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而对屈原“忠君爱国之诚心”所作的阐发和推重。赵逵夫师把屈原的成长、屈原的政治活动与屈赋所表现的内容，放到当时楚国历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真正做到了知人论世。正是由于他继承与发展了前人“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才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才能作出许多历史性的结论。
3.运用理性思辨研究方法，以评述文学现象、探索文学规律为归宿文学研究在资料的整理和考订的基础上，应包括文学现象的记述和评论与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总结这两个层次的理论研究。这两个层次的研究方法，实质上就是理性思辨的研究方法。
首先，就研究的动机而言，以理性思辨方法探求《楚辞》的规律是归宿。正如赵逵夫师所说：“科学研究，实质上一种联系：事物之间的联系，现象之间的联系，理论之间的联系，事物、现象与理论之间的联系，等等。”赵逵夫师《会通与突破》载：《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6期。我们运用经验实证方法进行资料的整理和考订，就是为运用理性思辨方法进行文学现象的记评和文学规律的探求，即为探求事物之间的关系提供客观、真实的材料。赵逵夫师从民俗民风入手为屈《骚》探幽，入深而致胜，正是他以理性思辨方法探求《楚辞》的规律研究动机的具体表现。
其次，就研究主体而言，以理性思辨方法探求《楚辞》的规律都具有解释的历史性。我们说，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之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研究者们的思想必定要受到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在进入研究之前，他已经从时代思潮那里，从传统文化那里接受了某种思想或观点，形成了一种“成见”，一种“预理解结构”。这种“预理解结构”因各人接受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思想的不同而各异。因此，研究者的研究和理解完全是历史性的，他们不能超越特定的历史条件。赵逵夫师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他能够自觉地运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思潮，去分析屈原与他所处的时代，去把握《楚辞》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屈原的政治思想。
再次，就研究客休而言，以理性思辨方法探求《楚辞》的规律都具有语言的社会性。每一位作者当他将自己的情感经验表达为文字时，他运用了社会性的语言；那么，读者就可以按照社会性语言的内在规律去对作品进行解释。因此，一部作品的意图从来未被作者的意图所穷尽；当作品从某一文化和历史环境传到另一文化历史环境时，人们可能会从作品中抽出新的意义，这些意义也许从未被作者或同时代读者预见到。这就造成了作品所表现的主题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不能完全相等，而研究者对于作品的不同解释，只要是在语言所容许的意义范围之内的，都应当看成是正确的。
4.整体结构的研究方法的前提是尽量搜集各种资料，平时多读常见书当然，赵逵夫师在《楚辞》与屈原研究中之所以能够娴熟地驾御整体结构的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够得出一个个“全新的概念”汤炳正《屈原与他的时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是与他的学术思想与治学特点这些深层原因密不可分的：一切从原始资料出发、赖于坚实的旧学根基以及坚持批判继承和发展创新相统一的原则。赵逵夫师认为，“学术上要有新的推进、有突破”，首先要“靠材料”；而在“研究中尽量搜集各种资料”，就需要“平时多读常见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治学的眼界窄、孤陋寡闻”，才能“温故而知新，有新的感受与领悟”赵逵夫师《会通与突破》，载：《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6期……他在《屈氏先世与亶王熊伯庸》、《屈氏世系与屈原思想的形成》、《屈原的冠礼与早期任职》、《〈战国策〉中有关屈原初任左徒时的一段史料》和《〈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雎章〉发微》等文中，大量引用了《庄子》、《战国策·莫敖子华对楚威王》、《战国策·孟尝君出行王国章》、《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雎章》、《仪礼》、《淮南子·修务》、《淮南子·道应》、《史记·楚世家·索隐》、《汉书·地理志》、《帝系》、《说苑·臣术》、《说苑·指武》、《困学纪闻》、《渚宫旧事》、《孔子家语》等书的材料，发前人之所未发，得出了“历史性结论”。
应该说，这些书均是些常见书，但治《楚辞》者多以为无关而不加留意，遂形成“灯下黑”现象。而赵逵夫师正是从这些常见书中发掘出极有价值的材料，为屈原的存在、屈原的家世、屈原与《离骚》的关系、屈原的冠礼与早期任职等问题均找到了铁证，解决了长期困扰《楚辞》学界的许多重大问题，使“屈原否定论”的依据失去了存在前提。所以，这些具有“历史性结论”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及发表后，都曾震撼过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日本著名楚辞学家、德岛大学竹治贞夫教授称其为“发微阐幽，开显千古之秘”；美国汉学家、华盛顿大学康达维教授称赞其“关于屈原早期不为人知的作品的发现，太令人激动了”，并判定“屈原否定论”“现在完全没有重提的必要了”引文均见《文史知识》1994年第12期……主要参考文献（随文作脚注者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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