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当今的“游戏规则”，只有包工头贿赂县官，哪有县官去贿赂包工头的？这不是小说《官场现形记》的情节，而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当然，前提得是：县官想找靠山，包工头又是“中组部处长”。一个农村包工头摇身一变成了“中央组织部处长”，并接收了地方官员47万元的贿赂，听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但在现实中确实发生了，而且这个县官还是大名鼎鼎的“四川第一贪”。
2006年7月5日，被称为“四川第一贪”的四川省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因受贿1859万余元和133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案件调查审理期间，田玉飞交代曾向中组部处长杜太平行贿近50万元。田玉飞的举报引起中纪委的高度重视，但是调查证实，中组部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处长杜太平。北京市公安局随即立案，并很快将假冒中组部处长的包工头杜太平抓获。2007年9月26日，北京市二中院以招摇撞骗罪终审判决杜太平有期徒刑6年。
寻找靠山，包工头自封“中组部处长”
49岁的杜太平是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初中文化水平，人比较聪明，就是为人不太踏实，喜好吹嘘。初中毕业后，杜太平没有继续上学而是开始工作挣钱养家，他先后在当地的旅行社和镇电影队工作。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建筑行业行情看涨，杜太平见建筑业油水丰厚便转入建筑公司工作。
四川是一个劳务输出大省，而技术含量不高的建筑施工队便成为出外打工农民们的首眩1988年，刚到而立之年的杜太平怀揣着挣大钱的梦想组建了一个小建筑施工队来到北京发展，成为仪陇县当时北上淘金的领头羊之一。客观地讲，当年的杜太平做事确实有几分魄力，仅仅因为简单的发财梦便领着一小队人马闯荡京城。事实证明，还真让他闯出了“名堂”。
杜太平的建筑队挂靠在仪陇县建筑公司下，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四川人吃苦耐劳的品质，杜太平的建筑队虽然没有接到什么大工程，却也能接到不少小项目，在偌大的京城也算站稳了脚跟。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杜太平也结识了不少各路朋友。
随着外出打工的浪潮越演越烈，京城的建筑队也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杜太平感到现在的生意大不如从前，而家中的三个儿女读书需要一大笔钱，杜太平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杜太平发现，在嫌官小的“皇城根”下要想混下去，还要混得不错，没有靠山是不行的，名头要越响越好，越大越能唬住人。曾经有不少次，杜太平出去拉工程时，不少单位见他的建筑队不过是从一个小县城来的，纷纷不屑一顾地回绝了他。
有一次，杜太平和另一个包工头争夺一个项目，杜太平自恃自己干这行的资历比对方长，自己的建筑队各方面条件也比对方强，以为胜券在握。结果却令杜太平跌破眼镜，对手承包了这个工程。不服的杜太平质问负责人：“你们为什么把工程给了他？”
负责人一席话差点气死杜太平：“人家是一个正规的工程队，由某某部主管，交给他我们放心。”而杜太平早就知道，那家工程队不过是挂在某某部下面而已，和某某部没有直接关系。
吃一堑长一智，杜太平开始到处托关系，想找一家挂靠单位，他希望这个挂靠单位名头越响越好。几经周折，1999年杜太平通过关系终于将建筑队挂靠在了“中华爱国主义研究会”下属的北京特明达科贸公司。北京特明达科贸公司是某部委的三产，这一次的挂靠让杜太平相当满意，如同“麻雀变凤凰”一般，他自认自己成了中央部委的人，四处宣扬唯恐别人不知道。
从此，杜太平的名片上开始印上“北京特明达建筑公司总经理（正处级）”。杜太平得意地到处发放自己的名片，老乡们接到他的名片后，都说：“你小子混得不错啊，都成处级干部了啊！别忘了照顾兄弟们啊，杜处长！”
杜太平洋洋自得地说：“这算什么啊。告诉你们吧，现在有人要推荐我到中组部的一家单位工作去。到时候我去了中组部，你们想办什么事包在我身上！”老乡们都崇拜地围在他身边，一致恭维他混得最好，最有前途。
从此，在北京的四川人中，有不少人都知道了有个中组部的“杜处长”是四川老乡，纷纷托人来认识这位“杜处长”，请他出席各种饭局，甚至还有人请他帮忙办理扶贫贷款的事。
杜太平也知道自己这个“处级干部”不过是个寄生壳而已，经不起推敲。为了不露出破绽，每次别人请他吃饭时，他都要先问清楚有什么人参加，如果得知有在国家机关任职的人参加时，他就借口不去。去的时候也特别小心，只留手机号，绝不发名片。
画家牵线，真贪官攀上假处长
2000年，一位四川籍收藏家认识了杜太平“处长”，并将他介绍给刘画家。杜太平对“处长”的称呼没有否认，端着架子扮演着中组部处长一角，享受着众人对自己的恭维和恭敬。刘画家见杜太平是如此身份，自然不敢怠慢，并以结识了中组部的处长为荣。
渐渐地，杜太平在“中组部处长”这一角色的扮演中越来越自如，心中不禁感慨：当官就是好，就是牛啊！顶着“中组部处长”这顶黄金帽，杜太平舍不得摘掉，还利用这顶“帽子”骗了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孩，背着远在四川老家的妻子和女孩同居了。而这个可怜的女孩子直到案发才知道，这个与自己同床共枕的老头根本不是什么“中组部处长”，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包工头，而且已经娶妻生有三个子女。
2003年初，刘画家在首都大酒店组织了一个饭局，他邀请了杜太平、在北京发展的川籍画家余先生等人。酒席上，刘画家隆重介绍杜太平：“这位是中央组织部的杜处长，也是我们老乡。”余先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于是，刘画家向余画家提出，让他送一幅画给杜太平。余画家慨然允诺。
在酒席上，当大家问杜太平在哪个部门时，杜太平搪塞道：“现在部里正在进行人事调整，具体的部门还没有定下来，不过快了。”
刚开始，余画家也曾经怀疑过杜太平的身份，他私下问刘画家：“这个中组部的处长怎么就一个手机号，也没办公电话？”刘画家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在京城打拼多年的余画家是一个“老江湖”，他对新认识的“杜处长”有点不放心。余画家向其他老乡打听过杜太平，但有人告诉他杜太平确实是中组部的处长，余画家这才放了心，没有继续深究此事。正是朋友间的口口相传使杜太平的身份得到了“铁证”，其实只要追问下去就会发现，这一说法并没有可靠的消息源。
而远在四川犍为的县委书记田玉飞怎么会认识杜太平呢？介绍人正是余画家，田玉飞担任乐山市沙湾区区长时就认识了余画家。余画家结识了杜太平后，向家人炫耀自己在北京很吃得开，广交权贵名流，其中就有中组部处长杜太平。而余画家的侄子知道后，便告诉田玉飞，余画家在北京发展得很好，并结识了一名中组部的处长。
此时的田玉飞已经在贪污受贿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并大肆疯狂敛财。案发后田玉飞曾经交代，他在任期间，给他送钱的人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论过年过节，不论白天晚上，办公室、停车尝轿车里，就连他上厕所的时候也有人拦下他送钱。而贿赂田玉飞钱财最多的为原乐山东能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德军。
2002年犍为县电力公司国有股转让，王德军与时任犍为县县委书记的田玉飞商定，若购买成功，将给田玉飞1500万元。当时国务院下发文件明令要求停止电力国有资产转让，田玉飞却“顶住压力”连夜开会商量对策，并于2002年11月27日将拥有4.6亿元总资产的“犍为电力”仅作价4000万元，匆忙贱卖给王德军的东能集团公司。
王德军公司的身价在一夜之间陡然飙升4亿元！2004年5月，《新财富》杂志“新财富劳斯莱斯500富人榜”出炉，王德军以总财富值11亿元被列在第141位，“乐山水电大亨”首次浮现在公众的视线内。2004年11月4日，2004《福布斯》大陆富豪榜推出，王德军又以0.98亿美元的家底登上富豪榜第167位。可以说，正是田玉飞的鼎力相助和国有资产改制的机会为王德军晋升亿万富翁立下了汗马功劳。
田玉飞如此贱卖犍为电力的“好处”，是王德军在2002年10月至2004年9月期间，分17次“兑现”给了田玉飞价值1200余万元钱物车房等。
尝到甜头后，王德军在田玉飞的“配合”下，还想继续购买犍为县两座价值8330万元的国有煤矿。他企图通过三方联合转让开发项目的“借壳”方式，以低得离谱的138万元“协议转让费用”，以甲方身份介入此两座煤矿的开发。但这次由于乐山市的有关部门察觉了田玉飞和王德军的意图，采取了紧急措施，他的阴谋没有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