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缓缓停靠在了约翰内斯堡的扬·史末资机场（Jan Smuts Airport），我看向窗外，原以为映入眼帘的会是暴动、战争、某种民众骚乱，又或者处处血流成河。但没有，那里看起来一片祥和。随着南非首次民主选举的临近，英国媒体纷纷推测可能爆发的问题。他们似乎“希望”街上发生激战，好让他们的报纸和电视荧幕上满是“激动人心的”新闻。当时还是1994年的四月初。
几个老朋友来机场接了我们，也跟我们一起待了几天，期间我也一直在找住的地方。之前我住在德班港口的一艘船上，但是我离开前把它卖掉了。如今她依旧在那，漂浮在水上，但她已经再也不属于我了。我不得不去找其他的住处，而且越快越好。
报纸一经刊登我就开始翻查，必须身手敏捷，要知道像样的公寓立马就会被人抢走。恰巧我有一位也曾住在船上的朋友是一家当地报纸的晨报编辑。他向我透露说镇上有一间价格在我承受范围之内的空公寓，基本上是最低价了，而且这条广告次日清晨才会登出。
那间公寓很小，光线也很暗，而且就在维多利亚堤街（Victoria Embankment）边上。这条街可是出了名的警车狂追罪犯和救护车飞驰向医院的“热门街”，所以它绝对安静不了。街面上是工艺品店，一座座建筑面朝海港，我们的公寓对面是一条小巷，从公寓俯瞰对面的办公室，那里的职员从未关过他们的电脑，每天晚上我都能看到他们的屏保在显示器上闪来闪去。从窗下看去还能看到那些挣扎着过马路的酒鬼，他们准备去游艇港入口的公共厕所里睡上一夜。你能看出这是一片多“高级”的地区了吧。
但这间公寓在市中心，我走着就可以去工作室，而且去中学的公交车也会从这里经过。我和女儿不得不共用唯一的一间卧室，这间公寓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我们可以立刻拎包入住。
我们没花多少时间就让先前的生活重回了正轨，只不过这次我们不必坐轮渡在我们住的船和陆地之间奔波，也不必每每听到天气预报说有风暴和强风要来就惊慌不已。如今，我们安安稳稳地定居在干爽的陆地上了。
我把保证金和第一个月的租金交给了住在隔壁的房东——一个谄媚的希腊人，然后我就破产了。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谄媚的希腊人”将会成为我生命中的克星。那时他总是敲我的房门，说必须要来疏通我的下水管道。我告诉他下水管并没有堵，但一切理由都无济于事。他会绕开我，拿着塞子去捅厨房水池的排水孔。有时他还会变个花样，去卫生间乱捅一气。
我一直跟他保持着距离，主要是为了躲他腋窝下的汗臭味和他身后挥之不去的蒜味。他最喜欢穿的是一条网眼背心，再用一条细绳系着他那条脏兮兮的灰色裤子遮着他的下半身，那件背心根本就遮不住他灰色的长胸毛，它们会从网眼里扎出来。
这种没有必要的、以疏通本就没有堵塞的下水管为理由的造访发生了几次之后，我变得勇敢起来，将他拒之门外。在我看来，只要我按时付房租就好，这也是他仅有的资格。我不会在每个月末把自己的身体和兰特币一并奉上。只是想想我的手指要穿过他乱糟糟、油腻腻的头发，就足以让我失去性致。我进出的时候会快速穿过前门，不惜从垃圾滑槽上跨过去。我甚至厚着脸皮把女儿当成保护伞，想要跟她同进同出。这一切使我身心俱疲。只要我在银行有哪怕一分一毫的存款，我发誓我即刻就会搬走。
上班的第一个清晨，我一走进工作室就感到一阵陌生感。上一次我从这里走出去还是在我的欢送派对结束的时候，当时我紧紧地抱着同事们送我的礼物和写满祝福的卡片。现在，三个月之后我又来到了这里，感觉有些不真实。
然而除了我离开的时候来了一名新编剧，这里一切如旧。他很幸运，签的也是自由职业者的合同，但现在他可能要丢掉这份工作了，这让我对他感到非常愧疚。在一阵“欢迎回来”“在英国怎么样？”……诸如此类的嘘寒问暖之后，我们开始回到正事上来了。有人让我坐过去，跟他们聊一聊下一个策划中的项目。
“你绝对不会相信，”布莱恩说道。他是工作室的负责人，大部分的编辑工作都由他负责。
“你绝对不会相信，”他重复道，“房屋署想要给人们看看怎样把违章房建得更好。”
“你别开玩笑了。这是某个‘欢迎回来’的笑话吧？是吗？”
“不是！先不说最近的洪水和火灾，房屋署知道他们没办法阻止人们搬进镇子里来。但是新来的移民正在搭那种摇摇晃晃的棚屋，就是那种马上就要倒塌的。”
“所以，你再说一遍，他们想给人们看什么？”
“他们想要介绍一下如何搭建比那些越来越多的，像集装箱一样的棚屋更结实的房子。”
“我听说丰田汽车的一个零部件包装箱现在能卖5000兰特，”摄影师卡尔插言道。
“你开玩笑吧！”我震惊了，这可足够四个人在伦敦的顶级餐厅里吃一顿高档晚餐了，“我可一点都不信。”
“听说确实不便宜。”布莱恩赞同地说，“总之，经过多次讨论和调查后，大家一致认为传统的建筑方式才是最好的。”
“如果都是真的，我想能证明这一点并说服观众的方式只有一个，”我又说道。
“什么？”
“我们真刀实枪地建一个。”两位男士惊恐地看着我。“不，我的意思不是‘咱们’去建一个，而是让议会的工人建，然后我们像往常一样，用戏剧化的手法讲一个故事，把所有潜在的信息都包含进去，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那我可就放心了，”卡尔说。他热爱他的摄影工作，也喜欢钓鱼、开车和可爱的小甜心，但他对建房子可没什么感觉。
在我继续往下讲之前，以防你没有读过我在媒体工作的第一部回忆录，或许下面的背景介绍能帮助你了解情况。
我是从住在利比亚的班加西（Benghazi）的时候开始做电台工作的。几年后，我搬到了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周围，环境使然，让我与SABC有了交集。我的确告诫过你们，我不是每次都为SABC而才思枯竭对吧？我只是，有些烦恼。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有过很多有趣的经历，但在被曝光了两次之后，我们全家人的新计划就是搬去德班，住在港里分期购买的船上。我们计划一年之后乘船出海，探索世界。而那时，我也很快就成了一名畅销小说家，这就可以为我们的远征海洋计划提供资金。
我们一定是疯了！（不，我们“当时”是疯了。）现实是我付给家政服务的第一张支票就被退了回来，孩子们开始抱怨他们快要饿死了。奇怪的是，听他们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点饿。我必须尽快在德班找份工作了。
偶然间我结识了几个在德班市通讯视频部门上班的人，这样的部门在南非为数不多，我想在全世界也少有吧。但德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很久以前，沼泽刚刚干涸，通往港口入口的沙堤也刚刚疏浚，有远见的城市拓荒者们就买下了港口和海湾周围的土地。他们很快就成了大地主，那些土地也变成了充满生气的商业中心。
在去英国逗留的那段时间之前，我在通讯部做自由职业者已经有几个年头了。最终，我带着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回来了，准备为《如何建造更好的违章建筑》写剧本。考虑到我自己的住房状况，这听起来真的有些滑稽。说实话，这种事你编都编不出来！
南非所有的政府建筑都是成百上千座匆匆建起的RDP房（再建和发展计划房），就是一个个用粉状灰煤渣混凝土砌成的又廉价又肮脏的盒子，上面再盖上有瓦楞的锡屋顶，冬天冷得要死，夏天又热得要命。德班议会现在终于动用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意识到原始的非洲圆形茅屋（一种用泥土混合牛粪砌墙，用茅草作屋顶的小屋）才是适合非洲气候的理想房型。
可惜的是，如今传统的圆形茅屋在人们看来已经过时了、不再高档了，但是或许在节目里，我们能建议人们搭建这种更安全的临时住房？
这个城市的新成员并没有太多钱，所以他们会用能找到的任何材料来搭斜棚，这就往往会带来卫生和火灾隐患。经过广泛调研，房屋署找到了一种使用传统的材料的建造方式，而且成本很低。由于城市中的牛粪比较稀少，房屋署研究出了一种液体，在土里加上这种液体，效果会跟牛粪一样好，味道也好了很多。
我以一个懒散的城市居民为主角写了一部喜剧，他向新搬进城镇的亲属们炫耀如何搭建这种优质的房屋。实际上他并不怎么干活，只是装装样子，所有的体力活他都哄骗其他人去干。
我们请了住房和卫生部的人来表演，但其实我们每天只跟他们拍摄一小段，然后请议会的另一队工人来多建一点。为了节省时间、降低成本，我们打算只建一栋有两面墙的房子，这样就能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再加点骗人的小把戏。好吧，我们准备用很多骗人的把戏！
拍摄进行得非常顺利。这群演员真的很优秀，我们甚至不用听懂他们说的祖鲁语，因为他们已经用动作把想表达的意思传递清楚了。拍摄进行得很顺利，周五晚上我们离开的时候我还想再有个一天半晌就能大功告成了，准备轻轻松松地过一个周末。
周一早上我们早早地就去了，恍惚间，我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我大吃一惊，抓起手机就给房屋署打电话，卡尔打给了工作室。
“我们的房子丢了！”
“什么叫你们的房子丢了？房子是不会丢的。”
“但的确丢了啊。我们上周五晚上离开的时候房子都快建好了。现在它不见了，一杆一砖都没有，一堵墙也没有，只有空空的地！房子不见了，不在那了。我这里还有六个演员在到处找他们的布景呢。”我知道这件事我永远都忘不了，房子也不会天天丢啊。
有人向我们透露说是城市保护巡逻队看到了我们的“布景”，由于我们的房屋建在了不该建的区域（那是块河漫滩），他们就执行命令，拆毁了在他们看来不合法的建筑。他们给我的报告并不能安慰我，报告上是这样说的：
“这栋半完工的建筑特别难以拆毁，它被建造的极为结实，严重打破我们原本的拆除计划。”
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呢？唯一的答案就是从零开始，建造和拍摄另一栋房屋，要想把第一栋和第二栋房子串联起来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它们看起来不会是一模一样的。节目在所有临时定居点播出之后，德班应该能够自吹拥有全南非建得最好的违章建筑了！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拜访了很多居民，在临时定居点却一栋传统住房都没有看到。所以，可能没有人效仿我们在节目中举的例子。或许他们只是置之一笑，享受了片刻的欢愉。
园林部是我最喜欢的客户之一。那些植物园极为古老，被完美地保留了下来，我还惊奇地得知，英国皇家植物园在过去的几百年间都从这里拿过植物样本。
以前我们为他们拍过很多节目，其中有角逐国际赛事最佳“盛开的城市”的影片片段。我们邀请了一名年轻的女学生作为主持人，她带我们参观了“她的”城镇，也向我们解释了她热爱这里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美丽的公园和花园，还有这里的环境保护政策。我们了解到，我们的视频会是情况介绍中的重头戏。
我得知那年德班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但评委们要是了解到装饰城市主街道的挂篮背后的真相的话，这份嘉奖或许就不存在了。美丽的粉色、黄色和红色的花朵像瀑布一样从灯柱上倾泻而下，这些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但后来破坏分子来了。城市很快就把花篮换了下来，它们不是被偷了就是被破坏了。
所以拍摄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等公园人事部的人来挂一排花篮，等我们拍完镜头后他们再摘下来，拍到另一个在角落里把同一篮花挂在另一排灯柱上让我们拍摄，如此往复。
当我们撤掉摄像的时候，这些花已经被装到了回市里温室的车上。我想这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欺骗吧，一想到这些花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活不到明天就令人十分沮丧。
栽培药草等其他植物是一个伟大创新之举。对于分不清雏菊和蒲公英的我而言，他们展示的每一片奇形怪状、妙不可言的矮树丛都令我着迷不已。
非洲依然生长着传统的药草，而且长势很好。多年后发现我也发现，许多这些救治方法都是很有疗效的。德班中心商业区的郊区里有很多“Muti”店（Muti shops，传统的草药店）。你可以在那里买到各种东西，有干枯的猴头、干狮掌，还有使用说明不详的粉末和干植物。
随着德班的人口的日益增长，植物采集者不得不去越来越远的地方找寻药草，直到议会忽然提出要在市里的大棚里种药草。
接下来的一段（视频）就有点伤感了。植物园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仅剩的一株自然生长的雄性伍德苏铁属植物（Wood's Cycad），世界上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到一株雌性植株了，所以他注定是这个类别的最后一株了。其他特别花园里还有几株克隆品，但这一株是从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翁戈耶森林（oNgoye forest）里采集回来的，是唯一一株自然生长的。他就这样独立于植物园的一个安静的角落，他再也无法繁殖了，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
不过那天我还是非常兴奋，有人来请我为另一档节目收集素材，园林部想让视频部再制作一个节目。那是我第一次见园林部的新部长，在我们开始专心讨论的时候，这位魅力十足的非洲人请我喝了一杯咖啡。
“德班快没有空间了，”他开始说道。
我发现这非常难以置信。在德班只需五分钟的车程就能到达郊区，而且除了朝向大海的一面，其他方向都是绵延不断的群山。
他看到了我的表情，笑道：“是的，我知道看起来我们好像有很多开放的空地，但是除去临时安置点所在的区域、大量的甘蔗种植地和归印度人所有和运作的果菜园，我们真的所剩无几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那么你们部门要更多的土地来做什么呢？”我问道。城市里可没有地方可以扩建植物园了。
“埋葬死去的人们，”他回答道，这让我大吃一惊，“要找一块适合下葬的开放的土地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说是否有地下水渗漏、洪水和水土流失等等。而且德班周围的很多土地已经被规划出来用作未来的发展了，很多地方的地形和地势也不适合建造墓园。”
我点了点头，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像被他说服了。之前我从未想过，选择埋葬尸体的地点还需要提前进行可行性研究。想必历史上的人们就是在方便的地方挖一挖坑就好了吧？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无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不太确定我们应该做什么，呃，怎样做……？”我一时间言语顿失。
“德班将主办一场国际墓园大会，我们想拍一段视频，展示我们想要如何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
“关于什么？”我现在完全摸不着头脑了，这位部长继续解释了下去。在接下来一个小时里，我被他说的他们遇到的问题吓到了。
最头疼的问题大概就是参加周末葬礼的那些吵吵嚷嚷、不守规矩的哀悼者了。他们乱扔垃圾，还在墓地里开派对。如果死者恰巧是一名职业的劫车匪，那么还有一个新传统，哀悼者会偷一辆车然后将其点燃，同时亡故者最亲近的人会在墓边鸣枪示意。
在这里我要转移一下诸位的注意力，与大家分享一段都市传闻，我保证这是真人真事。两名男子一天清早劫了一辆车，用枪口顶着司机让他开到城外。忽然其中一个劫匪发现那辆车是一台“黑色的”宝马。他们又问司机，车是什么颜色的，司机说车确实是黑色的。
“停车！”其中一个劫匪一边尖叫道，一边核对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单子。“这不是我们要的，应该是辆深蓝色的车。”
司机刹住了车，劫匪跳了下去，抱歉给司机带来了不便，然后就离开了。
在回到墓地的话题上，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在洞底的侧边挖个小道，防止灵魂逃跑。如果因为它刚好在另一个墓的旁边那就行不通，他们就会用大量的水泥把棺材封上。听起来好像死亡是一件危险的事，尤其是对墓地工作人员和其他碰巧在附近悼念死者的人来说。
周末的时候会出奇的忙碌，因为几小时之内要举行几十场葬礼。所以当我得知这周只需要用相机进行拍摄的时候，我松了一大口气。后来我才知道，葬礼是外出的好机会，那些连死者的名字都没听过的男男女女会盛装打扮，不请自来，径自走向免费的食物和酒水。非洲人的确喜欢参加派对。
“我能理解你说的这些问题，”我说道，“但是要怎么解决呢？”
“有个办法就是试着说服人们在工作日预定葬礼。”
“好的，这点我们会加上的。”我在笔记本上潦草地记了下来。
“我们希望你们在播出的时候说明，第一次给墓地付钱可以获得25年的使用权，如果到期不再付钱，我们就会把墓地给其他人用。”
我也把这些加到了清单上。“但是难道非洲人不会经常去墓地跟祖先谈心交流吗？”一想到要循环利用墓地，我就有些吃惊，而且我认为非洲人是不会同意的。
“或许开始的时候会常去吧，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现在若干年后祖先就会被忽略，没有人会去墓地祭拜他们，”我们的客户说道。“我这有一些资料简报，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我站起身来准备离开。“听起来还不错，我应该可以写出第一稿……”，我还没有说完就被他打断了。
“这还不是全部。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我们想让你们强烈建议人们选择火化。”
我目瞪口呆地坐了回去。非洲人从来都没有火化死者的传统。葬礼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对祖先的礼拜或者至少是跟那些逝者交流仍然是一种基本的信仰。通常，信徒们换教堂的时候会把祖先也一起带着，让他们接受新信仰的洗礼。同时，活着的人们会代表他们逝去的家人接受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的洗礼。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人会相信他们可以通过骨灰跟已故的家人交流。这可是一种激进的改变思维的尝试。
“你认识被火化的非洲人吗？”
“认识一个。”
“一个？那有没有可能让我们通过镜头采访一下他的家人呢？”
“我们可以试试帮你们安排。”
我走回工作室才想到还有一个问题。在市政府长期工作的人员中，除布莱恩和卡尔之外都是非洲黑人。而且当我告诉他们节目录制的目的时，他们都惊呆了。
另一个摄影师苏比西肖就很不高兴，我不确定他是否会同意参与这次录制。
我个人认为要说服观众没有多余的土地用作墓地了会很难。你只需要看看那些围绕着城市的连绵翠峰就明白了。我们可以解释说不能去用种植甘蔗的土地当作墓地，因为甘蔗被当地人称作“绿色的金子”。
过去，新来的农民在纳塔尔试着种了所有他们能想到的农作物，某种程度上这里可以被叫作“实验省”。当他们试着种了甘蔗之后，当地的经济才真正开始发展。
我知道，无论是剧本还是拍摄都不会很容易，而且这次我可能还要抛弃我常用的喜剧路线。死亡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而鼓励火葬很可能极其危险。
另一件棘手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人们接受新观点，为子孙后代保留青山绿水，而这也是我们的客户希望我们传达的一个要点。如今有太多的人每日忙于为生存奔波，无暇担忧几百年后土地的状态。
我在火葬中看到的唯一的一个积极的方面就是低成本。首先我安排了对印度教和基督教领导人的采访，我们在整个剧本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了火葬的经济优势。
唯一火葬了自己的父亲的黑人非洲女士也大声地宣称这种方式会便宜很多。但我想她选择这种处理方式，一部分是想报复她父亲生前的所作所为。她似乎很高兴地告诉我们她父亲不会批准她这么做的，要是他有墓地他一定会把自己移过去。她用最大的音量说完这些话后就开始大笑，后来笑得歇斯底里。我保证这段镜头之后被删去了，它传递的信息并不对。
我们在墓地里拍了六天时间，记录火化室如何运作，观看他们如何在事后清理灰烬，封入牛皮纸袋里再快速装入果酱罐。
我不停地向身后看，祈望某个臭名昭著的劫匪不会在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找我们算账。我曾多次倒在地上躲避想象中的子弹，以前我这样做大都是为了逗乐。
有些家庭的事情也让我们觉得很有趣，他们看到棺材从视野中消失的时候，会不顾形象地冲过去，站在那里盯着它被送入火化炉。他们想要确保整个棺材，连同把手和装饰，都被原封不动地送入炉子，这样棺材的任何一部分都不会被重复利用了。他们花了大价钱给亲爱的人准备了棺材，可不想让这些钱被骗去贴补其他的家庭或者养肥了殡仪馆。
但是我看得出来，摄影师苏比西肖和常常支持我们的智宪对这次拍摄并不满意。我们宣扬的观点与他们的信仰背道而驰，那几天我们过得并不愉快，我们奔走在墓地之间，去拍摄追思墙上的匾额，然后上街采访，寻找接受火化并且愿意在工作日出席葬礼的人。
我不知道这段视频是否能成功，也不知道发布会上的观众会有什么反应，但是我的确知道议会积极地循环利用德班最古老的墓园的墓地，因为视频播出几周后，我在那里看到过一台小型挖掘机。
德班是一个海滨城市，很容易遭遇洪灾，我在那里居住的16年间就遇到了两次。很多道路都无法通行，他们甚至在剧院的地下室安装了抽水泵，涨潮的时候会自动开启水泵控制水位。
议会下设的环境部非常积极，有位经理常常接到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的邀请，特别是她在“洛杉矶21倡议”大会发表了演讲，倡议规划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制作了很多视频帮她阐明演讲观点。有一段视频的主题是全球变暖，这段我记得特别清楚。为什么我会记得它呢？
嗯，因为视频里有几张很棒的图，展示了因极地冰盖融化和其他原因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是如何影响德班的。而问题在于，这些精确地反映海平面上升的数字似乎天天都在变。我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可能有很多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都提供了不同的数据。但能肯定的是，这些图改了35次才最终被接受。
如果预言是对的，那么未来德班的大部分区域都会处于海平面以下。目前这个城市在海平面以下的部分还没有超过膝盖，但数以千计的半完工的住房已经在周边的各个棚户区涌现出来了。随着人口超过了二百万，德班被宣布成了一个大都市，或者说是一个特大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当然要庆祝一下，这又成了一个举办派对、享受免费小食的绝佳理由！我不确定南非的城镇是不是都一样，即便是最小的理由也能成为策划一次聚会的好借口，人们盛装打扮，大吃特吃免费的食物和酒水，发表各式各样的讲话，进行何种娱乐活动。我不得不在此承认，这些活动对于政治领袖而言也是另一种机会，他们能够连续数小时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
当我还在给市长写讲话稿的时候，我努力让它尽可能的简短但又兼收并蓄，讲稿的内容也要基于纳尔逊·曼德拉用过的“让我们并肩作战”的主题。但是我们的市长常常偏离主题，所以我必须小心翼翼地让每一个字既掷地有声又“发自心声”。之后会议就会变得很长，很长，很长。
但是非洲人的确喜欢说啊说啊说（或许这就是这儿的手机信号覆盖率比其他国家高的原因）。在这些欢庆的场合发表的演说能持续很久很久，这也应了一句俗语：“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人口超过二百万的德班有一个大型的工业基地，它也是最大的化学产品生产中心，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号的45加仑桶的出售。这些桶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都大有用处。但是已经有35个孩子因为接触了受污染的桶而失去了生命。于是议会需要采取行动，阻止偷盗和倒卖未经处理的容器。
很多人喜欢买廉价的桶，通常这些容器都是“跌过了栅栏，掉在了设备外面”——他们本该在里面进行清洗和消毒。大多数人认为在河水中快速冲洗过后它们就可以安全使用了。我们之中有谁敢想一想用不卫生的化学桶装啤酒或果汁？我们会吓破胆的。对那些对危险一无所知的人进行教育并让他们意识到为了省几分钱就会致命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的节目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男人总是收购在当地市场上售卖的，经过商业清洗的安全桶，但后来他同意在半夜收集从工厂栅栏洞里找到的桶，再用伪造的文件通过市场巡视员的检查。他太想为女儿的婚礼多挣点钱了。但没想到他的妻子买了两个桶来装啤酒和果汁饮料，招待婚宴上的宾客。两天后，这个男人出席了自己女儿的葬礼。这个视频并没有好莱坞式的美好结局，而是一个严肃的节目，传递着严肃的信息。
新闻上再也没有报道过此类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传达的信息百分百成功了。人们仍然可能死于当地巫医的诅咒，而且实话说我不确定像这种在城市内外发生的突发性死亡会不会有人来验尸，因为这样的事可能发生得太多了。
我记得我写了几个在太平间拍摄的镜头。当时我以为从外面快速地拍几张照片就好了，但是客户认为进去拍摄才能传达出“好信息”，所以特别希望我们进到里面拍摄。没错！里面！他想要太平间里面的镜头！好吧，我是做过很多傻事，但写了我本人进入太平间的场景一定是我干过最蠢的事了。
如果我们是那种拍摄好莱坞电影的大团队，我或许能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溜到后面去当背景，但我们只有三个工作人员，缺席一个只会更明显。作为导演，这对我来说一个厉害的称号，我要挥舞着胳膊，告诉苏比西肖或者卡尔该拍什么（用卡尔的话说，更多的时候我是在告诉他不该拍摄什么），所以如果我不在场的话，人们一定会注意到。
“不，我们不需要拍摄沙滩上那些几乎衣不挂体的可爱甜心，我们拍摄的是有关污水处理系统的节目，我需要拍摄下面那些通往下水道的敞开的人工入口。对吧，卡尔？我承认这个镜头不那么令人兴奋，但是我们要介绍的是这里的污水，不是那些半裸的女人。”
五分钟后，“不行，卡尔，我不会让那些可爱甜心过来站在敞开的人工入口旁边让你拍摄的。到底为什么一开始她要站在那个打开的井盖旁？你不觉得那样看起来一点也不真实吗？”
没办法我们还是去了，卡尔和智宪，还有提心吊胆地跟在他们身后的我慢慢地走进了太平间。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刺鼻的味道，是某种化学物质的味道，我看《犯罪现场调查》[2]的时候从未关注过这一点。
有几个形容悲痛的人在里面没有走，我想他们在那里辨认刚刚离去的至亲至爱，其他人都身着绿色长袍、头戴绿色面具，还穿着绿色半筒靴。连卡尔也不再幻想他的那些可爱甜心了。这是件严肃的事情。
说真的，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拍太多，画面的长度足够放进去两句简短的话就够了。我计算了一下句子播放的时间，一共有15秒，每拍三秒的话只需要5个镜头，但是如果我加上一个5秒的平移，缩减成2个额外镜头，或许也可以在里面加一个从左到右的快速摇摄，然后我们就可以出来了。好极了，就这么办。
然而我没算到停尸房主人的热情。电视台的镜头穿过停尸房的前门并不是件常见的事，他们是那么的热情，想把“一切”都展示给我们。这时的窍门就是紧闭双眼，跟随向导，别被任何可怕的东西绊倒。
“我只要两个镜头和一个摇镜，然后咱们就离开这里。但是不管你怎么拍，镜头里都不要出现死人的脸，也不要出现挂在尸体脚上的标签。”，我在卡尔的耳边轻声说道，“只要拍到手推车上绿色包衣的隆起，再有个冷藏库库门的广角镜头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尽快离开。”
智宪一如既往的勇猛。这些死尸丝毫没有吓到他，正如他在骇人听闻的飞机旅程中面不改色一般（第一部书里有叙述）。肯定是因为在他成长的农村，逢年过节都会屠宰动物，他已经见怪不怪了。
相比之下，当涉及真实的生命时，我们真的又虚伪又懦弱。我曾说过很多次，只要别人把那些肮脏的“镜头背后”的事情都做了，我就可以是个肉食主义者。但如果连这样的事我都不能接受，那我真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