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之于魏晋恰如诗歌之于唐朝，为一代精英兴趣之所在，也为一代名士才智之所钟。
春秋战国而后，魏晋玄学是我国古代又一座思想高峰。虽然在思想的广度上不如春秋战国，但在思辨的纯粹和深度上却有过前人。就儒道两家而言，原儒对于形而上的问题一向采取低调回避的态度：“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对现实政治、伦理、礼教等问题的过分热情，使他们对“性”与“天道”——人与宇宙的终极依据，缺乏钩深致远的纯学术旨趣。道家创始人老、庄虽然提出了“有无”问题，但从《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来看，道家之“有无”更多还是指宇宙生成论，比较成熟的存在本体论则形成于魏晋，正如王弼所说的那样，至魏晋玄学才“示物于极者也”（王弼《论语释疑》）。魏晋的有无之辨、言意之争、声无哀乐等，论及的都是极端抽象玄远的哲理，这一历史时期，既出现了王弼、嵇康这样的思想大家，也涌现了一大批清谈名流。
清谈是魏晋名士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名士们对清谈乐此不疲，《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大名士卫玠还因“清谈”而死。“卫玠始度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名士们经虚涉旷的思力，瞬间悟道的直觉，一语破的的辩才，敏捷机智的应对，在清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1.名士风流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世说新语·言语》
这则小品通过名士在洛水游乐，生动地展现了魏晋士族精神生活的一个侧影，印证了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名言——“名士风流，盛于洛下”。
参加这次洛水戏乐的“名士”，包括王衍、王戎、乐广、裴頠、张华，他们全是西晋的社会名流和政坛的显要，其中每个人都享高位，有盛名，善清谈。这些名士们处处都要讲究派头与品位，谈话要风趣优雅，思维要敏捷活跃，精神要超脱玄远，哪怕是娱乐游玩也不能稍涉鄙俗。
洛水就是流经当时京城洛阳的洛河。为了品味这篇小品的神韵，我们还得依次介绍一下文中的出场人物。乐广是著名的玄学家和学者，历官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河南尹、尚书令等职，人称“乐令”。史家说乐广为政无为而治，在任时见不出什么政绩，离职后人们才怀念他的遗爱。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善清谈，“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晋书》本传说“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但王衍谦称自己不如乐广，“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文中的王夷甫即名声更盛的王衍，衍居高位而善玄言，为西晋玄学清谈的代表人物。这位老兄外表清澈俊朗，风姿安详冲雅，思绪敏捷严密，又加之辩才无碍，他从兄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认为，王衍在当世无与其匹。在思想上王衍能包容异己，他本人虽然属于玄学中的贵无派，另一名士裴頠是崇有派代表，还常与他辩论交锋，但这从来没有影响王衍对裴頠才华的推崇和欣赏。他的才华、风韵和神情，使他为士林所钦慕和赞赏，有人说“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常与乐广、王衍一块清谈的张华，是西晋著名藏书家、博物学家、文学家，其诗因“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为人所讥，但他学问的“博物洽闻，世无与比”，有《博物志》和明人辑本《张司空集》传世。王安丰指王戎，以平吴功封安丰侯。小品中谈及的延陵、子房分别指吴国贵族季札和刘邦谋士张良。
王衍与乐广集会游乐的主要内容就是清谈，也只有清谈才呈现出魏晋风度的魅力与光彩。洛水的这次游乐让大家都无比开心，清谈时裴頠辨名析理深入毫芒，滔滔不绝而又缜密透辟；张华论《史记》《汉书》的异同优劣，也是口若悬河娓娓动听；王衍与从兄王戎聊季札、张良，发言吐词同样玄远超妙。从这篇小品可以看到：名士们“今日之戏乐乎”之所“乐”，无关贪钱也不涉猎艳，纯粹是一种智力的交锋和精神的愉悦；名士们之所“戏”就是清谈，清谈的话题相当广泛，包括玄学但不全是玄学。由于大家常言“玄学清谈”，这使得人们也常将玄学与清谈“混为一谈”。其实，玄学是魏晋名士们所探究的一种学术思想，清谈则是魏晋名士们热衷的精神生活方式。一方面，清谈虽然谈及玄学，但又不仅只谈“玄”，玄学既非清谈的唯一话题，更非清谈的主要宗旨；另一方面，玄学固然可以在清谈中展开，但只有在论文论著中才能深入。
参加“洛水戏”的成员，既是哲学家、清谈家、博物学家、学者，也是太尉、仆射、尚书令，他们都是社会名士兼国家重臣，因而不仅影响一代士风，更左右着国家命运。可他们以政事为累赘，以亲政为鄙俗，把那些烦琐的公务交给下僚，把使枪弄刀的战事交给武夫，自己只在理念世界中抽象，只在想象世界中遨游，只在精神世界里栖息，远望像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可惜，他们的风雅与虚浮相随相伴，发展了谈话的艺术和思辨的技巧，却丧失了国土，弄丢了政权。王衍生前享有盛名，身后遭人唾骂，有人指责他误尽天下苍生，其实，他最后也“误了卿卿性命”——开始以风雅自命，结果却大煞风景。
不过，王衍个人的悲剧，并非玄学清谈本身的悲剧。王衍的错误全在于，他以国家宰辅的身份，扮演清谈领袖的角色，就像扮老生的演员跑上台去演花旦一样，演得越卖劲就显得越可笑。
2.“旨不至”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世说新语·文学》
文中的“乐令”就是乐广，他在西晋曾官至尚书令。《晋书·乐广传》中有关他生平行止的记载，除了微妙玄奥的清谈，便是不值一谈的琐事。一生没干过一件能拿得上台面的政事，生前身后却赢得了士庶的好评，史书称他不管在哪个地方，在职时好像没有什么功绩，去职后却被人们深切怀念。看来，做人倒很擅长，做事却非所长。
当然，他最擅长的拿手戏还是清谈。《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卫瓘任尚书令的时候，一次偶然看见乐广与洛阳名士谈论义理，他十分惊奇地感叹道：自从何晏、王弼、嵇康等人死后，我一直担心精微的玄言将会消亡，没想到今天又能在这里听到它！于是，他便让子弟们登门拜访乐广，并把乐广誉为“人之水镜也，见之若披云雾睹青天”。把他称为人群中的一面镜子，看见他就像拨开云雾见青天一样，这种赞美简直把乐广神化了。史称卫瓘为人“明识清允”，见识高明而又处事允当，不仅文才武略一直为后人钦仰，他同时还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书法行家说卫字“笔力惊绝”。以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以他的明断卓识和盖世才华，卫瓘断不至于像今天那些糊涂蛋随随便便就成了别人的“粉丝”，乐广要是没有过人之处，他怎么可能如此推崇乐广呢？
对乐广推崇备至的还不只卫瓘一人。王衍与乐广在西晋同为清谈领袖，“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可王衍人前人后总谦称自愧不如，《世说新语·赏誉》篇载：“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晋书·王衍传》说衍“风姿详雅”“言辞清辨”，像他这样的清谈领袖还能当众放低身段，承认与乐广一起谈玄时，总觉得自己像是在说废话，我们能想象乐广清谈是何等简洁机敏。王衍这里其实涉及魏晋清谈的两种风格：简约与丰赡。简约者辞约而旨远，丰赡者雄辩而辞丽。乐广与王衍就分属两种不同的谈风。《晋阳秋》也有类似的记载，“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他清谈时善于以简约的语言，让人们获得一种精神享受，对于他所不知道的议题则“默如也”。
这则小品就是“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的生动表现。
一天，客人问乐广“旨不至”是什么意思，乐广没有冗长琐碎地分析文辞字句，如什么叫“旨”，什么算“至”，为什么“旨不至”，如此等等，只用麈尾敲击了一下几案说：“至不？”用现在白话来说就是“到了吗”？“至”字面上就是“到”的意思。客人眼见麈尾敲到了桌子，自然就爽快地回答说“至”——“到了”。乐广于是又从几案上举起麈尾说：“若‘至’者，那得去？”如果到了止境还怎么向前发展呢？这下客人才领悟了“旨不至”，对乐广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乐广平时谈话也像这样“辞约而旨达”。
“旨不至”三字，不难认却很难懂。这三字来于《庄子·天下》篇：“指不至，至不绝。”这两句并非庄子自己的话，是他作为谬论来复述惠施的论点。“指不至”的内涵迄无定论，“指”或理解为“指认”，或理解为“指称”，我倾向于后一种理解。作为对事物的指称，“指”就是“旨”——事物的概念，“指不至”也就是“旨不至”。它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事物的名称或概念，都只能不断穷尽而又永远不能穷尽该事物的本质，“不能穷尽”就是“旨不至”，“不断穷尽”就是“至不绝”。《列子·仲尼》篇中公孙龙弟子也说“有指不至，有物不穷”，意思与“指不至，至不绝”相近。这两句是探讨“名”与“实”的关系，也是现代结构主义所谓“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即一个事物的概念与它所指事物的关系。对逻辑思辨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进一步读读《公孙龙子》中的《指物论》，弄明白“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这种绕口令似的逻辑命题。要是再这样啰里啰唆地解释下去，我就是在和大家说绕口令了。
乐广可不像我那么笨，绕来绕去地用语言解释语言，他将极其抽象的逻辑命题，化为极其形象的行为动作。把麈尾敲击一下桌面，是“至”还是“不至”呢？它既“至”而又不全“至”——如果完全“不至”，怎么可能敲到桌面？如果完全已“至”，又怎么再向前发展？
乐广虽不是禅宗大德高僧，他谈风却酷似禅宗大德高僧。如《云门文偃禅师语录》中有一段师徒的对话：人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答“春来草自青”。表面上看，这一问一答真叫人摸不着头脑，但这是文偃对“佛法”最有诗意的阐释。乐广“直以麈尾柄确几”的神态真潇洒极了，说者既以物释理，听者能观物而会理，前者不时暗藏机锋，听者时时须有慧心，这是智者之间智慧的碰撞，是他们之间心灵的沟通，也是我们读者的精神盛宴。
轻轻一个动作，简短的两句话，当年乐广就让“客人”“悟服”，今天我却像是在课堂上读教案，连自己也觉得“我言为烦”，读者怕是更要喊“烦”了。
3.咏瞩自若
羊绥第二子孚，少有俊才，与谢益寿相好，尝早往谢许，未食。俄而王齐、王睹来。既先不相识，王向席有不悦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咏瞩自若。谢与王叙寒温数语毕，还与羊谈赏，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语。须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属羊不暇。羊不大应对之，而盛进食，食毕便退。遂苦相留，羊义不住，直云：“向者不得从命，中国尚虚。”二王是孝伯两弟。
——《世说新语·雅量》
也许是长期看教科书的结果，我们总以为魏晋士族多是些纨绔子弟，能拿出来炫耀的只有门第，能够镇得住人的只有爵位，他们本人都是一些不辨菽麦不知春秋的笨伯。其实，魏晋士族固然看重门第，但更倾倒个人的气质、风度和才情，对那些辞藻新奇的文才、析理精湛的辩才、老练冷静的干才、气宇恢宏的大才，和那些风流倜傥的美男子，不论出身贵贱和地位高低，士族子弟对他们都会由衷地景仰和欣羡，愿意屈尊甚至俯就与他们交往。东晋支道林和许询，一为僧人，一为隐士，凭他们的才气结交天子，友于王侯。古人还不像今人这样俗不可耐，只懂得对官和钱磕头。
这则小品中的主人公羊孚，他父亲羊绥只是个中书侍郎，羊孚本人也只是个太尉参军，出身既不高贵，权势也不显赫，他以自己的“俊才”“与谢益寿相好”。益寿是谢混的小字。谢混何许人也？谢安之孙，当朝驸马。一天，羊孚早饭未吃便来到谢家，不久王熙、王爽也来了。二王与羊孚“既不相识，王向席有不悦色，欲使羊去”。二王这两小子怎敢如此无礼，无端要赶走谢混家的客人？原来他们兄弟二人是定皇后的弟弟，炙手可热的皇亲国戚，王熙又尚鄱阳公主，也是当朝驸马爷。羊孚何曾不明白二王有逐客之意，但对趾高气扬的二王兄弟他偏不买账，“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咏瞩自若”。“了不眄”符合鲁迅先生所谓最高的轻蔑——“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看他一眼”。“了不”意思是“一点也不”，“眄”即斜着眼看的样子。见二王这般不友善，他索性放肆地把脚放在茶几上，还旁若无人地独个儿“咏瞩”起来。主人谢混对他的态度更有意思，并没有因为羊孚地位不高而有丝毫怠慢，反而对他礼敬有加，“谢与王叙寒温数语毕，还与羊谈赏”。对二王的到来，谢混只是礼节性地寒暄了“数语”，便马上转过来“与羊谈赏”。“谈赏”就是我们常说的“清谈”。听到羊孚谈吐后二“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语”。可见，二王虽然傲慢自负，但不是唯官是敬的势利鬼，一旦发现羊孚是个奇才，便收起国舅和驸马的臭架子与羊“共语”。到进餐的时候，“二王都不得餐，唯属羊不暇”。二王由刚进门时对羊公然的蔑视，到现在对羊由衷的敬佩，表明这些贵族子弟爱智重才，非常傲气但并不俗气。
现在轮到羊孚拿架子了，“羊不大应对之，而盛进食，食毕便退”。开始是二王不愿与羊应付，现在是“羊不大应对之”。见羊孚放下碗就要走人，二王苦相挽留，羊孚临走回敬二王说：“刚才你们想赶我走，我不从命，是因为肚子空着，现在肚子饱了，想留我也没门。”“中国尚虚”指肚子空着。魏晋人以腹心比中国，以四肢比四夷。“中国尚虚”照应前文的“未食”。
在魏晋，只要你真的才高八斗，只要你的确身怀绝技，哪怕出身蓬门荜户，哪怕是一介布衣，你照样会在皇宫受到礼遇，你照样可以“一醉累月轻王侯”。不像今天，无官的天才还要给当官的蠢才赔笑脸。
4.佳物得在
庾法畅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
——《世说新语·言语》
这篇小品不是直接写清谈，而是写名士们清谈时的饰物——麈尾。
俗话说，高枝先折，大木先伐，甘泉先竭。美人很容易惹祸，佳物也容易招灾，因为美人总免不了有大批追求者，佳物也会让人垂涎三尺。康德老先生说审美是一种超功利的静观，可现实中人们对美却不像他说的那般超然——每个人都想把美人和佳物据为己有，正因为爱她（它）才想要她（它），所以，家有美人难免招蜂惹蝶，家藏佳物常常引来梁上君子，好东西引来许多乞求者更是人之常情。
《世说新语》载，王恭一块漂亮的坐簟很快就换了主人。“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王大、王恭都是当时有头有脸的人物，前者“有名当世”，后者为“风流标望”，这等人物尚且向人公开讨一块六尺坐簟，那些手头真的别无“长物”的百姓更可想而知了。
我们再来看看本文中“佳物”的下场。
现代读者肯定不识麈尾，它是魏晋名士清谈时手执的一种拂子。麈是一种似鹿而大的动物，麈尾便是用麈的尾巴制成。庾法畅其人不详，余嘉锡先生认为当是“康法畅”之误。《高僧传》卷四载康法畅“亦有才思，善为往复，著《人物始义论》等。畅常执麈尾行。每值名宾，辄清谈尽日。庾元规谓畅曰：‘此麈尾何以常在？’”庾公即东晋名臣庾亮。
文中庾法畅手中那支“至佳”的麈尾看来是“在劫难逃”了。坐簟毕竟与臀部相关，与日常实用纠缠得太紧，外形再美也难于免俗，而麈尾则是魏晋名士高雅飘逸的象征，清谈者身着宽袖长袍，手挥麈尾，口吐玄言，在人们心目中它一直与高远玄妙连在一起。一支妙不可言的麈尾自然是名士们梦寐以求的宝贝，而庾法畅一直握在手中，居然没有被王大之流要去，无怪乎庾太尉见此感到十分惊奇了：“此至佳，那得在？”“至佳”的意思是“好得不得了”。这么好的麈尾怎么在手中保得住呢？
庾法畅的回答真是妙极了：“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译成现在的白话意思是说：廉洁的人对它不贪求，贪求它的人我不给予，因而得以一直在我手中。“至佳”的麈尾谁个都爱，但“廉者不求”，所以不会得罪廉者；求者必贪，贪者得罪了也不足惜。庾法畅在《人物始义论》中自称“悟锐有神，才辞通辩”，看来他的确悟性敏捷，不然，这位出世高僧怎会如此通达世中人情？
这则小品记言简约隽永，读来回味无穷。
5.神州陆沉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负其责！”袁虎率尔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懔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座既骇，袁亦失色。
——《世说新语·轻诋》
“永嘉之乱”渡江南逃，一直是东晋士人心中的巨痛，人们一提到“山陵夷毁”便泪流满面，《世说新语·语言》称，“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寄人国土”连晋元帝也心有不安。每个人都在痛定思痛，追究“山河残破，社稷焚灭”的原因。有些人认为祸根在于清谈，名士们练就了嘴上的功夫，却丢掉了济世的能力，玄言终日更致使纲纪毁坏，在士林扇起浮华怠惰之风。他们骂正始“何王之罪，深于舛纣”，又把“洛阳之陷”归咎于王衍谈玄，羊祜所谓“乱天下者，必此子也”，不可能是羊祜的事先预判，倒更像他人的事后聪明。而在另一部分人心中，西晋覆灭与清谈毫无关系，“正始之音”简直美如天乐，王衍一直是他们的精神偶像。东晋君臣大多都“托意玄珠”，王导、谢安等人是朝廷宰辅，同时也是清谈领袖，《世说新语》载：“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流风所及，老成持重的郗鉴也经不住诱惑，跟着名士们一道说空谈玄，而且还自我感觉良好：“郗太尉晚节好谈，既雅非所经，而甚矜之。”（《世说新语·规箴》）
那些立志收复中原的名将，如陶侃、桓温、庾翼等人，大多都瞧不起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名士，认为误国害人是名士们唯一的本事。我们来听听桓温的高见——
晋穆帝永和十二年（356）桓温率师北伐，在伊水大败羌族首领姚襄，终于收复了故都洛阳。渡过淮河、泗水，达到北部地区以后，和众僚登上大船船楼，桓温眺望中原无限感慨地说：“最终使得神州陆沉，百年来首善之区洛阳变成荒丘废墟，王夷甫这些清谈误国的家伙罪责难逃！”他的参军袁虎不假思索地反驳说：“国运本来就有兴衰废立，怎么一定就是这些人的过错呢？”桓温听后脸色马上阴沉下来，严肃地对四座的人说：“各位大概都听说过刘景升的一些事情吧？他有一头大牛重达千斤，吃起草料来是常牛的十倍，载重远行却不如一头瘦弱的母牛。魏武帝曹操讨平荆州时，把它宰了犒劳将士，当时无人不拍手称快。”这话的意思是用大牛来比袁虎，在座的人都很惊骇，袁虎更吓得脸色大变。
原文中的“神州”即中国，此处指中原地区。“陆沉”字面上的意思是无水而沉，此处指中原地区沦陷。王夷甫即西晋重臣和名士王衍，他出身于魏晋高门琅邪王氏，竹林七贤王戎的从弟。王衍天生一副好皮囊，神情清明秀朗，风姿文雅安详，短小丑陋的王戎和他走在一起很有喜剧效果。小时候去看望山涛，山涛看着他远远离去的背影感叹道：“不知是哪位有福妇人，生出如此漂亮的儿子！”由于他思维缜密敏捷，谈吐又从容机智，谈玄时手中白玉柄麈尾与手臂一样润洁，加之一心企求玄远高逸的境界，口中从不说一个“钱”字，王衍看去酷似一尘不染的神仙。王戎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太尉（王衍官衔）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他的从弟王敦南渡多年还常称赞王衍说：“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在王衍画像赞辞中说，他品格如青山耸峙，壁立千仞。
可史家对他盖棺论定时，对他个人品格和政治才能评价很低。他身居显要而一无所为，只一心为自己和家庭利益狡兔三窟，直到成为匈奴首领石勒的俘虏，他还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为了苟且偷生还力劝石勒称帝，石勒对他厌恶鄙视至极后才送他归西。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王衍死前才有点后悔：“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在东晋的名将和名臣中，庾翼对王衍的评价最为中肯：“王夷甫，先朝风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终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正当抑扬名教，以静乱源。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及其末年，人望犹存，思安惧乱，寄命推务。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虏，弃言非所。”（《致殷浩书》）庾翼说王衍虽是前朝风流人物，但我从来就鄙薄他追逐虚名的行为。假如觉得当代不是尧舜盛世，那就一开始应该超然物外不问世事，然而王衍却谋取权力热衷名望；既然名位显赫就应该有所担当，努力光大名教，全心致力于社会安定，而此时的王衍高谈老庄，谈玄终日，最终自己身囚胡虏，国家四分五裂。
可见，“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负其责！”绝非桓温一人的私言，而是许多人的共识。王衍其时身居宰辅之职，山河破碎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别将王衍误国与清谈误国混为一谈。作为朝廷宰辅，王衍的职责理当尽心理政，而他为了虚名终日谈玄，只能指责王衍个人没有尽职，不能泛指所有清谈误事。我和桓温、庾翼一样讨厌王衍，但我同时又高度肯定清谈。清谈作为民族精英的一种精神生活形式，丰富了士人的精神生活，拓展了民族的精神向度，提高了民族的抽象思维能力。以王弼、嵇康为代表的玄学家们经虚涉旷，使哲学思辨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深度，所以后人将“魏晋玄学”作为魏晋文化创造的标志。
桓温、庾翼只是贬斥王衍的为人与为政，王右军、谢太傅则讨论清谈与兴亡——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世说新语·言语》）
王衍、王导都酷嗜清谈，他们的侄子王羲之反对清谈，伯侄所处环境并无多大改变，兴趣的转移可能是各人气质不同，更与王谢谈话的特定语境有关。谢安多次拒绝朝廷征召，决意要悠然避世高卧东山，王羲之则力劝谢安出来为国效命，所以王羲之厌恶虚谈而崇尚实干，谢安则认为清谈与兴亡毫不相干。
西晋亡后人们归结为“清谈误国”，赵宋亡后人们又痛骂“理学误国”。清人嘲笑宋儒把人教成了“弱人”“病人”“废人”，颜习斋曾愤激地说：“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
列夫·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国家情况更为复杂，兴盛的原因固然不同，灭亡的原因尤其有别，只从某种文化生活或艺术嗜好来找某朝兴亡的原因，可能掩盖了各朝各代兴亡的深层动因。如果魏晋是“清谈误国”，宋代是“理学误国”，那么，是否可以说汉代是“辞赋误国”，唐代是“诗歌误国”，明清是“小说误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