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为此，他干脆从不让家人——父母和妹妹送他上火车站。二十年来，他几乎都是就在家门口与他们道别的。
“去吧，来来去去的都跑了二十年了，我们都已习惯了。”父母故作轻松地说，可妈妈眼圈却红了。虽说儿子打十八岁考上北京大学起就开始和火车打上了交道，但家里少了儿子，何况是唯一的儿子，那是永远不会习惯的。
“爸，妈，我走了！”他终于“蓬”一下拉开了家门。记得他刚背上书包做小学生时，就曾向父母夸口：“我是个很大很大的人了。”为此他坚持不让妈妈送他上学，他踮起脚尖打开家门，勇敢地跨了出去。在他幼小的心中早已默认，家门，是一道疆界：一边是温馨安宁的家，一边却是危机四伏的世界，要跨出家门，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砰!”门在他身后沉重地关上了，那近一个月的安详恬静、舒服得近于奢侈（至少在他看来是如此）的生活将告一段落，他再也不是个像瓷娃娃般娇贵脆弱的宝贝儿子，而是一个结实魁梧、举止稳健的男子汉，一家年产两万八千吨化肥的化工厂的总工程师，一位副厂长！
二十年前，在他佩上崭新的大学校徽向爸妈告别时，他为自己的终于完全独立而得意，他，完全是个大人了。爸妈一次又一次地嘱咐他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因为“人们不再会把你当孩子看了，不管你是不是大人”。起初他并未真正懂得这句话，不过很快他就明白了：纽扣掉了得自己钉，否则，将永远少一个纽扣。最最要紧的是什么都得自己定主意。例如要选哪门外语作第二外语、自己将着重于化工生产还是化学原理的研究……一切都得自己决定，爸爸妈妈再也不会跟在后面指点他了，而一旦自己决定错了，是没有人会原谅你的，因为，人家完全把自己当成大人了。第一次回家过假期时，他一进家门就把行李一扔往沙发上一躺，然后对父母说：“家里真好，真的！”妈妈听了哈哈大笑，她完全了解这句话的意思！
他扶着刚油漆一新的扶梯把手下楼，记得刚搬进这幢公寓也逢上这儿大修，那被蜡克打得光可鉴人的扶梯把手马上把他吸引住了：这，多像一匹威武的战马!于是他每次下楼都是骑在把手上往下滑，手里还挥舞着想象中的大刀：“冲呀！”在他的幻觉里，“敌人”一批又一批地倒了下来，那时他未曾料到，在他未来的生活里也需要他这样的所向无敌的勇气，正因为他不停的冲锋和奋斗，他才没在生活中迷津和沉沦。由于他的奋勇作战，扶梯把手总被他的裤子擦得一尘不染，直到一天妈意外地发现“怎么现在的扶梯把手那样灰蒙蒙的，手都碰不上去?”原来那时他已是个老茄茄的管食盐叫“氯化钠”的中学生了。他狂热地崇拜化学家侯德榜，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发明一条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化学定律，为此，他把教科书上的侯德榜头像临摹下来夹在贴身的小票夹里。
待他走出大楼拐了弯，家，就消隐在树丛之中，以往每逢这时，他的心总有一缕茫然有所失之情。虽说离家已有二十年了，可随着年龄的增递，好像对家更依恋了。年少时他急不可耐地盼着独立，视“依托”为一种不光彩的懦弱行为，待他成熟了，反而那样向往有所依托，那种奇妙幸福和美不可言的把生命都能交付的依托。可这回的离家，他感到心再也不是那样飘忽不定了，是因为那对结实的被粗糙的工作靴勒出两道紫痕的小腿吗?它们那样坚定踏实地迈着步，虽则没有高跟鞋那样轻盈飘逸，可是，却是能够承受依托的。前不久收到她的那封看来纯粹是汇报工作的信上这样写着：“厂里要大修了，盼早日回家。”回家!原来他这并不是离家，也是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样一想好受多了。
“哥哥！”妹妹在后面追了上来，“我送你到车站，这回眼睛保证不挂灯笼，真的。”说着勾起他手臂。
时间过得真快，好像昨天他还在用玻璃球和邮票向妹妹换糖果吃。孩提时每逢家里分给他俩糖果，他总是一下全吞进肚里，而妹妹，却爱把糖果存放在一只精美的糖果盒里慢慢地享受，遇着他嘴馋，就拿点“私产”出来，他得向妹妹“赊”点糖果，而好心的妹妹是永远免了他的“债”的。因为他们是兄妹俩，他向来是很疼爱妹妹的。虽说早在中学时他就担任团支部的委员，他对妹妹那种扭着身子对着一盆食物发出刺耳的“我不爱吃”的声音很看不惯——那典型的小姐脾气，但过后他还是原谅她。她是妹妹，要比他小整整二十八个月。说来有趣，他的长相继承了父母的全部优点而妹妹却倒霉地接受了全部不足之处。难怪妈常开玩笑说他“拿错”了妹妹的“鼓鼻梁和大眼睛”，也许就为了这不是他的过失的过失，他总格外疼惜和照顾妹妹。
他疼爱地打量下这个似乎永远不会成熟、永远不会长大的妹妹——即使他不慎“拿错”了妹妹的大眼睛和高鼻梁，妹妹仍不失为一个娇媚可爱的女性。特别是她的眼睛，永远那样清澈坦然，和那经常拖着笨重的工作靴的她很相似，但是妹妹的步子却过于轻飘，太漫不经心了，十年的波涛对她只不过溅湿了一点点裙边而已。妹妹的生活真可怜，只是从一幢公寓里移到另一幢洋房里，她严格地遵守着家里的传统：只在自己的阶层里交友甚至婚姻，结果导致她像只读过一册教科书的学生那样知识贫乏、单一和片面。
“你真爱她吗，哥哥?”
“谁?”
“别装傻了。你信上常提到的那个太原姑娘，新来的大学生。”妹妹狡黠地笑了笑，“她……还漂亮吗?”
瞧，女孩子就老关心漂亮不漂亮。但说真的，她漂亮吗?似乎谈不上：胖胖圆圆的脸庞，一对分得很开的眼睛，黑里透红的皮肤，一个典型的北方姑娘。可在她低头专心制图时，那一头乌黑的柔发那样自然地垂在耳边，有好几次眼看那绺额发要覆着她眼睛了，她就把头那样一甩，微笑的眼睛天真地瞠视人一下，那样文静、坦然、谦虚……这当儿真美！
“我说哥哥，你打光棍都打到今天，索性再挑一下，何苦去找个北方姑娘呢?无论如何总不能让依敏姐笑话。”
“让依敏笑话?”她还有什么资格笑话她?就凭她那张好看的娃娃脸?凭她是个大企业家的孙女?凭她持有一张与她毫无影响的大学文凭?唉，那已多么遥远了！
涂着红红的蔻丹的手指做作地往咖啡里加了一勺奶油（这样的打扮在六十年代初已不多见了），她，依敏的妈妈慎重地宣布：“谁要当我女婿，”为了加重效果，她故意停了一下，“得先知道三种‘油’才行。”这三种油可不是石油、原油和煤焦油，而是……“白脱油、掼奶油和色拉油！”依敏妈妈把咖啡杯那样重重地往茶几上一放，震得依敏的崇拜者之一——一个品学兼优的工人家庭出生的大学生脸色铁青地走了。
“这种苏北人，还一个劲想挤进我们的阶层……”她堆下笑脸转向他说。他那样轻而易举地赢得她，并不因为他本身有什么魅力，而只是因为，他碰巧诞生在一个背景十分光彩的家庭里。他似乎已是她家合法的女婿了，自从那晚爸爸把他带到他大学的好朋友家里——也就是依敏的家里以后。那天晚饭后依敏弹了段钢琴，然后两位父亲又怂恿他和她来一段四手联弹，由于互相并不熟悉，因此那回的四手联弹糟透了，但大人们都绝口称赞，连她妈妈也对他免试了“三种油”；一个与她女儿同一阶层的小伙子绝不会在这方面考不及格的。大家都说他俩很相称，无论是资历年龄还是家庭。但相称不等于相爱，不过当时才二十来岁的进大学不久的他，并不懂得这一点。直到那一年，整个国家和家庭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而他还未及在这剧烈的变化中定定神喘口气，命运又把他冲到雁北去插队！雁北、塞外，以往他只有在京戏里才听到过“塞外”这个名字。在上海凌乱嘈沓的北火车站里，妹妹是唯一替他送行的亲人，因为那阵爸妈都在隔离受审。
“怎么依敏姐还不来?”妹妹的话提醒了他，打他的分配方案下来以后，依敏就没露过面。不过他一点也不感到难过，虽说他已习惯于和依敏一块出入音乐厅和各种画展，可未曾想过要她拎起背包跟他一块去塞外。那时他对她的要求，只是希望看到一个娇媚的脸庞，而还从未想到，要把自己的生命“依托”与她。到底谁该笑话谁呀！
“依敏姐要走了。去美国自费留学。”妹妹感慨地说，“头脑灵活的人总不会吃亏！哥哥你就万事太死心眼了。”
这话能这么说吗?大学毕业那阵她就没有服从分配，在家里待了几年后在一家小学里代上了课，过不久居然也转正了。妈为此羡慕不已，他可不这样想的。虽说那阵他只是普通的技术员，可他已深切感到厂里少不了他。尽管生活对他很不公平，可并没因此而撇弃他，他在实验室里、制图室里、车间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那些在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人是多么可怜呀！
到底是谁笑话谁?依敏的十根手指只会料理自己的头发和衣服，而她的手指却会指挥机器!固然她没有一张娇媚的娃娃脸，也不会摆弄钢琴，但他却实实在在让她给迷住了。他从来没有爱过依敏，没有。而唯有这个身高才一米六十三的太原姑娘，只要她在场，他的眼睛就无法离开她……
当那天他偶然走过制图室而人们向她介绍他这位副厂长和总工程师时，“哟!”她那样自然地把惊异和赞赏都明白地放脸上，那语气似乎说，尽管他是个领导，可并不因此就是个讨厌的“当官的”，而她的眼睛，也以恰到好处的微笑流露出，他同时也还长得挺漂亮。
她原是太原市某食品商店的营业员，全国高考恢复后才考上太原工学院而分配到这个塞外小城里，不简单呀！
“你不后悔吗?”他曾问过她。
“为什么?”
“有了事业，却丢了家庭!从晋南迁到雁北来了。”
“那你不也是吗?从大上海来这儿。”
“我和你不一样，你是女孩子。”
“我讨厌你这样的语气。”
“哦?”
“打能听懂话时，我就听惯这样的口气了：你是女孩子!”
“你家挺封建?”
“怎么说呢，我曾祖父是前清首批留德学机械的，我爷爷、爸爸都继承了祖业，可惜爸爸就我这么个女儿，他们就失望了，我可不服气，干吗女孩子就不能学机械?”
她激动地甩了下手臂。他发现她袖口挂下一根毛线，她却满不在乎地解下袖口的别针将它别起来。他发现她整个袖口都破了。“我不会打毛衣，只能待回家时让妈作‘一次性处理’。”
一个女孩儿家不会打毛衣?真不可思议。
“这……太费时间了，”她不以为然地耸耸肩，“想想看，是在用一根线编织衣料!我宁愿多看点书。”
从此每当看见她穿着过大的工作服、拖着笨重的工作靴的身影，他总想叫住她与她聊几句。一次他发现她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她撩起裤管给他看，只见足踝上让粗糙的靴边磨出二道紫青的痕子，这使他很心疼，要妹妹这样早哭鼻子了，他当然不知道，这太原姑娘在宿舍里也掉过眼泪了。他埋怨她怎么不上点药休息一下，她却委屈地扫了他一眼：“休息?这当儿还能休息?你当我还在那家食品公司工作!”真的，他这个当副厂长的好像不知道眼下正在进行紧张的新工艺改革似的。为了让每吨化肥的成本降低十二元，她这个姑娘可绞尽脑汁了，要知道这可不是省料剪裁花衬衣，而是，降低生产成本、节约能源呀！
可是这与食品公司有什么相干？
“那年我还在食品店工作，开盲肠休息了半年也没人惊动我，眼下我要躺下休息半天都不成，这不,那边一个劲催着我要图纸，数据没出来能信手画吗?”她的话听着像抱怨，其实却是夸耀：看看生活中要没她会成为什么样?别看这身高才一米六十三的姑娘，厂里可真少不了她，连一小时也不行！
“哦，哥哥，要你再在外地找个对象，那就甭想回上海了。”妹妹叹息着。
回上海?这可真是件美事。
“凭哥哥这样的条件：海、陆、空都全，上海的姑娘都抢着要呢。娶了上海姑娘，家都安在上海了，总能调回来。”
能不离开家了，这准好!尽情享受下当代的物质文明吧：彩电、立体声录音机、电冰箱，家里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甚至比十年动乱前还“资产阶级化”。他还真想美美吃一顿栗子蛋糕，二十年来他回上海总错过了栗子蛋糕上市，什么味道都记不起来了。不过，他已再也不是一个做事只顾前不顾后的毛头小伙子，为了这一切不是自己双手创造出来的生活，而丢弃自己为之苦苦追求奋斗了有二十年的生活，虽则它现在还很清贫，但却是自己一砖一瓦砌起来的，这是划不来的。
记得当年他满怀新奇之感跨过罗湖桥上的白界线时，听见爸爸舒了口气说：“大陆地大物博，这番可不用‘螺蛳壳里做道场’，可以干番事业呢！”这番话激得十二岁的他扬起双臂尽情地大喊一声，仿佛不这样一来他满身满心的兴奋新奇之感会将他撑炸似的。那时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做一名大将军，胸前要排满奖章……后来打他迷上电影后，又想当电影验票员（可以整天整天看电影）。生活像一件盛满礼物的大盒子，好像只等他自己来挑选……他可未曾料到有一天，他会来到雁北专区一个叫贾家屯的地方当农民！一阵深沉的委屈憋得他真想大吼一声：“这不公平！”当时他竭力用学到的仅有的一些政治理论来说服自己：种地也是革命的需要，大家都不种地，不都要饿死了?可是……还是没用，直到妹妹后来因他而分配在上海，他才感到一阵宽慰：要这也像“大眼睛和高鼻子”样再颠个倒，可真糟透了！
不过现在想起来，妹妹所缺少的也正是这个。在雁北插队的一年零九个月里，他学会了很多，诸如忍耐、宽容和刻苦。那些头上扎着白羊肚头巾的老乡，以前光在秧歌剧里见过他们，想不到竟会与他们盘腿坐在一条炕上。以前要有这样一个扎白羊肚巾的踏进他家的大门，家里能让他们在厨房坐一会已是“富有劳动人民感情”的最好的招待了，别说妈了，就他自己，有能耐用自己的小瓷杯斟一杯茶送到那粗糙开裂的手掌里吗？把自己的被子盖在他们那汗涔涔的混杂着汗味和烟味的身上吗?可他们却着实心疼这些城市娃儿，不时替他们送上一碟自家腌的酸菜和莜麦打糕，这些在上海他瞧都不会瞧一眼的食物令他却感到那样可口，他感到了母亲的关怀，亲人的温暖……是谁想出来要把人分成一个又一个阶层的?人类，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团体。那回他发烧，房东大妈把他扶到自家的热炕上，熬了一碗滚烫的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当她砂皮样的手掌温柔地落到他额上时，他哭了!他瞧瞧低矮的给烟熏得乌黑的房顶。大妈的大儿子是老交通，让鬼子给活活劈死了。小儿子参加过抗美援朝，现在也只是个普通的庄稼人，可她却满足地啃着黑豆面窝窝，一点不抱怨，一点没感到命运的不公。
“慢慢来，中国人多，当家人也不好当呀！”她总是宽容地说。其实她应当过得比现在好一百倍！
为了这样淳朴的老人，难道他就不该来到塞外为他们创建一点幸福吗?可是……专业！他心爱的专业!离了专业，他什么劲也使不出来呀！
过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插队生活，县里要建造一家化肥厂，需要一批民工去工地劳动，一听化肥厂这三个字，他的心就跳了，别的插队大学生，听说当民工都不感兴趣，他却去了；不管怎么说，就是远远地看一眼化肥厂的厂房也好呀!不过到了那里什么也没有，厂还在筹建中，或许连图样都没打好，他在工地上一连搬了整整四个月的石板。那些石板真沉，扛完一块后简直腰都直不起来。但是“这是为化肥厂搬的”，他的二十五岁生日就是在这繁重的劳动中度过了。没有生日蛋糕也没有新衣服——除了那垫肩是新的，那位大妈替他缝好后特地托人捎来的。工间休息时他来到河边啃着冰冷的黑豆面饼，饼子又黑又糙，可粗粗一看却像巧克力布丁。他记得十二岁生日那年，妈就特地为他定了一只巧克力生日蛋糕，这是他们一家在香港的最后一次家庭聚会了，三天后他们就要启程回上海。
他一下吹灭了十二支蜡烛，大家都说这是好预兆。于是他收到一大堆礼物：电动小火车、左轮手枪、立体西洋镜……有谁料到，他的生日礼物中会出现一只垫肩，而眼下这垫肩对他来说要比什么都需要!如果当初不回来，生活一定不会这样的。他在圣约瑟的一个同学已攻下博士学位了，当然也有一个同学在澳门赌输后跳海了……有点后悔吗?他想到大妈家昏暗的屋顶，没牙的嘴怎么慢慢磨着那冷了能砸疼人的黑豆面饼，祖国太穷了，雁北太穷了，这里太需要文化了！应该说他并没走错。虽说命运让他搬石板，但这只是一种误会，不会总那样的。他羡慕地往大帐篷——基建处张望了一下，要让他也一块参加设计，他会怎样着手呢?车间当然得尽量靠着小河……可怎么避免污染呢?他不禁掏出不离身的本子比划起来。
几年的塞外生活终于使他明白，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踏着你肩往上爬的。那位脸容严肃、向来沉默不语的军代表终于发现了这个干活像拼命，一空下又老埋头写笔记的上海小伙了。当他得知他竟是北大的毕业生时，马上把他领到基建处。有人不放心，提出待他档案调来再说，他却拍拍胸脯说：“我对他负全部责任。”过后他曾问军代表凭什么对素不相识的他如此信任，军代表按着自己的心口：“凭良心。一个上海娃大老远跑到北京去读书，又大老远跑到这穷山沟来，这考验就足够了!”那样淳朴的话，像泥土样朴实无华，却说得他心里滚烫。他欣喜若狂地拉开计算尺，摊开书本，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梦！就这样，他用自己的双手在荆棘中开了一条路，这，能轻易舍弃吗？
“哥哥，想不到今天，你思想还这样好！”妹妹不解地说。
这算思想好?他只不过认为，他那历经磨炼、坎坷不平的二十年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家里这套舒适的公寓和那现代化设置。
妹妹笑了，把手指紧紧插进哥哥的手指间：“原谅我，哥哥。我只是感到我过得太舒服而哥哥却太艰苦，是我把你那份也占了?”
妹妹天真的话语惹得他笑了。妹妹完全不用这样不安，就像他当初也完全不用为了“拿错”了妹妹的“大眼睛和高鼻梁”不安一样。
“还记得那只蚌吗?”他问妹妹。
蚌?当然记得。当他第一次得知珍珠原来竟是进入蚌内的一粒沙子，只不过经过蚌的不断摩擦才形成一粒价格昂贵的珍珠时，他立时拉起妹妹直奔家附近那家首饰店，在大橱窗里的绛红色天鹅绒上托着半瓣蚌壳，在它的折出各道彩光的硬壳边上镶着一粒光彩夺目的珍珠。它不疼吗?它花了多少个日夜才造就了这粒珍珠?从此蚌对他是那样神圣和不可思议，现在，他算略略懂得这段艰苦甚至痛楚的磨炼了！
“想想看，刺激物进入蚌体内，蚌并不躲避它，而是对它坚定不移的磨炼。”他把妹妹白嫩的手掌合在自己宽大有力的双手之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上海还是在外地，不经磨炼，是取不到珍珠的。”
该上车了，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托，轻捷矫健地跃上火车。
“哥哥你真帅，简直像杜丘一样。”妹妹赞叹着。
妹妹的话令他不禁向玻璃窗上自己的侧影瞟了一眼。不错，一个线条坚强、黝黑结实的连他自己都十分满意的男子汉，虽然额上已留下两道很明显的纹路，可这令他看上去更成熟、更坚毅、更沉着了。
火车鸣叫着急速地向前奔驰，熟悉的故乡一景一物都渐渐消失了。车厢喇叭里响起深情的民歌旋律：“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随着悠扬甜美的曲调，他眼前又浮现出那个拖着工作靴的太原姑娘。对了，为了她那两条紫痕，他竟跑到后勤组去吵了一顿：“干吗净买些大脚疯样的工作靴?叫人家女同志咋办?”把个老实巴交的管理员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想到这儿，他咬着嘴唇不出声地笑了。那天他上车时她还送他来着，一扬手间他发现她袖口已缝好了，再没有别针别着了。他以为她妈赶来替她作了“一次性处理”了，她却骄傲地告诉他是自个缝的。
“我也得学着点，总不能让人家也像我一样用只别针别着……”她深情地说，脸却涨得通红。一阵幸福的浪潮把他淹没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邻座一青年有气无力地哼了一句，“见鬼，为什么好的东西总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为什么呢?要是这青年懂得一点蚌的启示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