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22日，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发表了著名的“伟大社会”的演讲，宣布美国要建设平等、公正、幸福的“伟大社会”。50多年后的今天，全世界都看到，在美国，没有出现“伟大社会”，却出现“病态社会”“畸形社会”。
你知道美国的财富是如何分配的吗
法国著名史学家马迪厄在《法国革命史》中指出：“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革命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发生在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时期。”
人类社会的变革历史说明，物质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虽然极端重要，但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足以保障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财富的鸿沟能够分裂社会。稳定社会，依靠财富的增长，更依靠财富的分配。而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在经济陷入危机、财富停止增长的情况下，财富的分配继续加剧分化，扩大鸿沟，这势必会引爆社会。
西班牙《起义报》2012年1月1日的文章《美国：一切危机之母》指出，发明了“美国世纪”和“福利社会”的美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几乎每两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处于低收入或贫困状态。自诩“世界历史上最富有、最强大和最民主”的国家，竟然有半数人处于严重经济困境。
今天的美国，迫切需要抢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现在，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其年收入占到美国总收入的大约四分之一。就财富而非收入来说，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控制着总财富的40％。这是新情况，25年前对应的比例分别是12％和33％。”[19]
美国前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马特·米勒2011年11月底在接受中国《环球时报》采访时说：在美国这个人均GDP非常高的国家，在过去35年里，大部分人的工资增长是缓慢的，几乎呈“水平状态”。绝大部分的美国财富流入到1％的美国富有人口的口袋里。在当前的经济困难时期，情况依然如此。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富有的国家，让1500万美国公民享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这是美国的耻辱。
20世纪80年代美国实行“里根经济学”，将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从最高的78％下降到30％以下，之后长期维持低水平的累进税率。不仅如此，高收入者往往有更多办法避税、偷税、漏税，致使许多高收入者实际税率反而低于中低收入者。[20]美国总统候选人罗姆尼遭到批评，在他每年数千万美元的收入中，税率仅仅是15％，而普通中产阶级的平均税率是36％。
1980年之后的30多年里，美国1％人群的年均收入上涨了150％，0.1％人群的年均收入上涨了300％，90％低收入人群的年均收入只增长了15％。2007年，美国1％人群平均税后年收入达到130万美元，20％最低收入人群的平均年收入则只有17800美元。1％人群一周所获得的收入，比20％最低收入人群一年的收入还要高40％。0.1％最高收入人群，一天半的收入，相当于90％低收入人群一年的收入。20％最富有人群一年的收入总和超过其余80％中低收入人群年收入的总和。[21]
2008年金融危机后，93％的美国民众的资产净值持续缩水，而7％的美国富人的财富却在持续快速增加。金融危机之后的时期，竟然是自1928年以来，美国富豪们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增长最快的时期。30多年前，1％人群的收入总和，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2％。2007年，美国最富裕0.1％家庭的平均年收入是其余90％家庭平均年收入的220倍。1％美国家庭拥有美国全部财富的三分之一。2002—2007年，美国国民收入的净增量中，1％家庭拿走65％以上。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复苏所创造的收入净增长，1％的家庭拿走了93％，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则完全没有增长，财富（主要是房地产）反而大幅度缩水。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是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的243倍。金融危机之后，最富有的1％人群（家庭）的财富总额达到美国普通家庭平均财富的225倍。1962—1983年，这个比例是100倍。1979年之后，1％人群拿走了全部资本收入（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收益）的59％，其余95％的人群获得的比例不到3％。与此同时，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却没有任何增长。事实上，1980年之后的差不多三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普通男性全职工人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22]
金融危机是1％人群的发财良机。格林斯潘等人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全部新增的国民收入中（包括工资收入净增长和金融资产增值），93％为1％的最富有的人群所获得。[23]
美国《时代》周刊2012年1月30日的文章《如何拯救资本主义》指出：美国大企业CEO在2010年的收入为1080万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28％。普通工人的工资则为33121美元，只增加了3％。按照这种水平，CEO的收入比雇员高出325倍。
这样的一个财富分配高度两极分化的美国，如果再不改革，势必导致革命。
美国人论美国：1％所有、1％所治、1％所享
今天的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按照美国权威专家的结论，美国正沦为一个“1％所有、1％所治、1％所享”的社会。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社会。
美国诺顿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不公平的代价：当今的社会分裂如何危及我们的未来》一书。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左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著有《失控的未来》《全球化及其抗议者》等，被美国《新闻周刊》赞誉为“对金融危机始终抱有正确主张的专家”。该书剖析了近30年来收入和财产分配不公导致美国贫富严重分化的深层次原因，批评美国当前资本主义市场失灵、政府失能和政治经济制度不公，并且提出加强金融监管、改革税收制度、完善企业治理和改革选举制度等诸多对策。
1.美国社会分配不均，财富悬殊日益严重
自从20世纪80年代共和党“里根革命”以来，美国国内富裕者愈富，贫穷者愈贫而且人数增多，中产阶级萎缩。“1％所有、1％所治、1％所享”，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真实写照。突出表现如下：
一是富人财富猛增，中产阶级收入停止增长。家庭收入差距与工资、财富和资本所得的差距有关。30年来，美国底层90％的人收入只增长了15％，而“最富1％”的人收入增长150％，0.1％“富中之富”的人收入增长超过300％。全职男性工人收入没有增加，中产阶级收入停滞或下滑。受教育程度较低、25—34岁的年轻人日子更难过，高中学历的人25年来实际收入减少四分之一以上，2000—2010年，拥有大学或更高学历的人收入下降十分之一。
二是分配不均，导致贫富悬殊。30年前，“最富1％”的人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12％，拥有全美财富的三分之一以上。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其平均税后收入达130万美元，而最底层20％的人仅17800美元，0.1％“富中之富”的人收入为底层90％的人收入均值的220倍。
三是金融危机加剧分配不均。经济衰退造成中产阶级的工作、养老金和房屋全都岌岌可危。富人虽然损失股票市值，一旦股市回升，短时间内就能捞回很多。而中下层则不然，与2009年相比，“最富1％”的人2010年拥有美国新创造价值的93％。2010年，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薪与一般工人平均年薪之比为243:1，重新回到金融危机前的差距水平。当前美国分配不均程度已经接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惊人水平。
四是贫困人口增加，贫困率上升。难以负担生活必需品的穷人越来越多，贫困率由2007年的12.5％上升至2010年的15.1％。2011年美国赤贫家庭（指每人每天靠2美元或更少钱生活）数目是1996年的2倍，达到150万人。贫困差距（一国穷人平均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的百分率）为37％，是经合组织中排名最差之一。每6个美国人就有一人处于贫困状况，约四分之一儿童生活在贫困中。作为衡量分配不均的一个重要指标，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4升至2011年的0.47。美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分配不均上升速度最快而又较少采取有效改革手段的国家。
五是机会减少，固化了分配不均。教育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但是美国教育分配不均更严重。著名学府里74％的学生来自最富的四分之一家庭。只有约9％的学生来自人口的下半层。美国的机会不均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
2.导致分配不均和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
一是市场失灵。市场的优点是效率，但是美国市场经济制度对最上层的人有利，对其他人不利。市场不但缺乏效率，而且不稳定。
二是政治失能。美国的政治制度不但无法矫正市场弊端，反而加剧市场失灵。政府可以影响个人接受教育和继承父母财富的程度。政府管理失职，导致特殊利益集团获利巨大。分配不均是过去30年日积月累的结果，是政治制度失能的结果。市场是由法律、政府的管理和各种机制塑造的。里根时期废除了用以缓和市场分配不均的各种措施，降低最高税率，缩减社会福利。降税的目的在于创造更多的工作和储蓄，但是现实中并未达到这些目的。股息分配不均高于薪资分配不均，资本利得分配不均高于其他任何形式收入的不均。降低资本利得税率，等于降低富豪的税额，不但没有吸引到更多的投资，反而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穷人的福利。
三是制度不公。美国经济和政治制度存在根本性不公平，政府承诺去做的事情与实际做到的事情相差甚远。富豪们利用企业保护自己和隐匿所得，努力确保企业所得税偏低，税制漏洞百出。富人的庞大财富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透过“寻租”积累起来的，有时更直接从民众转移给富人，更常见的是通过法令规定，运用垄断和其他剥削形式向社会其他人收取“租金”。市场失灵和政治失能彼此强化，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利密切配合，形成恶性循环。
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不仅伤害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和效率，而且削弱了公众信心和社会凝聚力。“占领华尔街”运动得到三分之二美国人支持，就反映了对美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不满。美国自认为是中产阶级国家而非阶级社会，这种信念有助于团结。但是分配不均引发公平感和正义感减少，甚至降低认同感。“美国是个充满机会的国土”已经成为一种迷思，“1％”对抗“99％”的口号代表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分配的“两极化”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美国经济和社会正在加速分裂。
3.改变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的对策
一是经济改革，加强金融业监管。抑制“大到不能倒”与“盘根错节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促使银行更加透明，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促使银行和信用卡公司更具有竞争性，确保其行为符合竞争规范，让银行难以从事掠夺性放款和滥用信用卡业务，包括更严格限制高利贷。抑制发放奖金鼓励承受过高风险和短视行为。关闭逃避管理和增加逃税与避税行为的境外金融中心。更有效执行竞争法，消除垄断环境，鼓励创新。改善企业治理结构。限制首席执行官大权在握，利用企业资源谋取私利，加强股东对企业高管薪酬的发言权。全面改革破产法律，使其对债务人更为有利，促使银行更谨慎放贷，减少信用泡沫。推进司法民主化，改变打官司靠“拼钱”的做法。改革财税制度，建立累进程度更高的所得税和企业税制，堵塞各种税收漏洞。降低在美国创造就业和投资企业的税率，提高不这么做的企业的税率。取消资本利得的优惠税率，建立更有成效的遗产税制。
二是社会改革，增加教育机会。提高公共教育质量。公共资金应用于扩大对各州和非营利高等教育体系的支持，同时提供奖学金，确保穷人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完善社会福利，提供全民医疗保险，完善失业保险体系，完善医疗补助计划、食品券和社保计划，争取更好的劳工权益和条件。颁布禁止歧视的强大法律。恢复和维持充分就业。
三是政治改革，改革政治献金制度。限制企业提供竞选资金，为竞选提供更多公共资金，要求广播电视业者提供免费播放广告的时间，以便降低对于竞选捐款的需求。以公共资金支持各种独立智库。实行强制投票，降低金钱在政治程序中的重要性。为选民登记和投票提供便利，提高选民投票率，缩减不公正划分选区的空间以及议员用冗长发言阻挠议事的空间。
今天的美国，作为一个1％所有、1％所治、1％所享的国家，其根本的危机，就是1％的美国人脱离了99％的美国人，这是美国的变异和堕落。让1％的美国人密切联系99％的美国人，让1％的美国人回归到99％的美国人之中，美国才有活力和凝聚力，美国才有希望和未来。
棱镜计划：美国如何监听世界
现代化社会的人们高度开放化，但是现代化和开放化不是人们的裸体化，世界的信息化和“数据化”不能侵犯人们的隐私权。而今天的美国，作为世界最先进的信息化大国，却在大数据时代，演出了震惊世界的“网络窃听、信息侵权”的闹剧和丑闻。
2013年6月，年轻的美国中情局（CIA）职员爱德华·斯诺登，在中国香港曝光了一项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从这个棱镜计划，看到了美国这个最现代化的监听大国，是如何监听世界的。
棱镜计划（PRISM）是一项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自2007年起开始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该计划的正式名号为“US-984XN”。根据报道，泄露的文件中描述棱镜计划能够对即时通信和既存资料进行深度的监听。许可的监听对象包括任何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参与计划公司服务的客户，或是任何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国家安全局在棱镜计划中可以获得的数据包括电子邮件、视频和语音交谈、影片、照片、档案传输、登入通知以及社交网络细节，等等。
关于棱镜计划的报道是在美国政府持续秘密地要求威瑞森（Verizon）向国家安全局提供所有客户每日电话记录的消息曝光后不久出现的。泄露这些绝密文件的是国家安全局合约外判商的员工爱德华·斯诺登。他原本在夏威夷的国家安全局办公室工作，在2013年5月将文件复制后前往中国香港将文件公开。
受到美国国家安全局信息监视项目——“棱镜”监控的，主要有10类信息：电邮、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录时间和社交网络资料的细节。通过“棱镜”项目，美国国家安全局甚至可以实时监控一个人正在进行的网络搜索内容。
《华盛顿邮报》报道，“棱镜”项目2007年启动。参议员范士丹证实，国家安全局的电话记录数据库至少已有7年。项目年度成本2000亿美元，自奥巴马上任后日益受重视。2012年，作为“总统每日简报”的一部分，项目数据被引用1477次，国家安全局至少有七分之一的报告使用项目数据。
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的文件称，这个名为“棱镜”的项目还可以使情报人员通过“后门”进入9家主要科技公司的服务器，包括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PalTalk、美国在线、Skype、YouTube、苹果。
《纽约时报》指出，项目的曝光打开了一个非比寻常的窗口，使人们看到政府监控强度的增加，布什政府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开始采取监控举措，奥巴马政府非常支持这种举措，其监控范围有所扩大。该报分析说，这种接连出现的大曝光还说明，由于信息泄露的相关调查引发众怒，很可能知晓高级情报秘密的人员决定揭露真相。
6月7日，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视察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作出回应，公开承认该计划。他强调说，这一项目不针对美国公民或在美国的人，目的在于反恐和保障美国人安全，而且经过国会授权，并置于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的监管之下。
6月9日，英国《卫报》抛出专访，应“告密者”本人要求公布其身份。现年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是美国防务承包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一名雇员，过去4年内一直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他在专访中说，自己良心上无法允许美国政府侵犯全球民众隐私以及互联网自由。
“棱镜”窃听计划曝光后，外界哗然。保护公民隐私组织予以强烈谴责，表示不管奥巴马政府如何以反恐之名进行申辩，不管多少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支持监视民众，这些项目都侵犯了公民基本权利。
“棱镜门”还曝光了英、美监控G20多国政要。例如，2009年在伦敦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就监听多个政府代表团通话并获取他们的电邮信息。中国国内媒体也把视角转向了一些美国通信公司对中国潜在的信息安全威胁，比如对思科公司的指控，因为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思科路由器监控中国网络和电脑。据称，思科公司参与了中国几乎所有大型网络项目的建设，涉及政府、海关、邮政、金融、铁路、民航、医疗、军警等要害部门的网络建设，以及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电信运营商的网络基础建设。中国电信163和中国联通169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骨干网络，两者承载着中国互联网80％以上的流量。但在这两大骨干网络中，思科公司占据了70％以上的份额，并把持着所有超级核心节点。然而思科公司却是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通信设备和网络技术设备主力供应商。在2006年美国115个政府部门参与的一场“网络风暴”的网络战演习中，思科公司是演习的重要设计者之一。因此，安全专家担心一旦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极有可能利用思科公司在全球部署的产品，发动网络战，对敌国实施致命打击。
“棱镜门”事件持续发酵，震惊世界。6月13日，“棱镜”计划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在媒体刊登的专访中披露，美国政府15年来一直从事针对中国个人和机构的网络攻击。自2009年以来，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从事侵入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电脑系统。美国《外交杂志》说，美国一直就网络攻击问题施压中国，却从不提及美方大范围攻击中国网络的情况。
爱德华·斯诺登称，他是出于对隐私权的担心才采取爆料行为的。他对英国《卫报》称：“我不想生活在一个做那些事情的社会里，我不想生活在一言一行都被记录的世界里。”面对全球对美国的质疑，美国官员们通常会辩称，阻止恐怖主义高于保护隐私权。奥巴马总统6月9日在对美国的监视方法进行辩护时称：“你不能在拥有100％安全的情况下同时拥有100％隐私、100％便利。”
“棱镜”事件之所以触目惊心，不仅因为涉及美国国民，也因为其他国家被卷入其中。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控制着互联网的大部分根域名服务器，拥有一大批互联网跨国公司。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网络空间的优势甚至高于现实世界。然而与此同时，互联网早已成为全球亿万人共同使用的重要基础设施，要保持互联网的“公益性”，防止其成为被利用的工具，恐怕不能依靠美国一国的“自觉自愿”。
“棱镜”事件曝光后，大西洋彼岸的欧洲一片哗然。欧洲诸多互联网业者呼吁，欧洲应该拥有自主、强大的网络产业，这不仅事关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能使欧洲独立于美国情报机构的全面监控。
如今，互联网已成为全球亿万人共同使用的重要基础设施，创造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符合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因此，除了自建网络产业，筑起严密防线，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网络的威胁。比如通过联合国这一主渠道，推动建立公正、民主、透明的互联网国际管理机制，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杜绝美国“网络霸权”的进攻和侵犯，让世界各国的民众在安全的环境下共享互联网带来的便捷。
星条旗阴影下的在美华人
中国香港《凤凰周刊》2012年9月25日刊登文章《星条旗阴影下的中国人——在美华人遭遇监控内幕》。文章是在采访美国情报人员、国会议员、部分在美华人以及分析整理相关文件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这里摘取部分内容如下。
1.最近30年美国对境内华人实施监控的演变过程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2012年4月15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大陆已经成为除墨西哥外对美国移民的第一大输出地。
1978年，中央情报局成立了名为“哈撒韦”的独立行动组，对境内的苏联、中国、阿拉伯国家公民进行监控。1980—1982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司、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以及各军种情报部门，分别授权25个秘密调查与窃听小组，对美国境内华人进行技术监控。1983年，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分别设立人力情报搜集委员会或情报搜集小组，对社会主义国家派往美国以及西欧国家的人员实施有组织监控、策反和招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赴美人员大幅增加，美国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对在美华人的监控力度。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顾问赵杰里（Jerry Chiu）透露，任何在这一时期来美的中国人，对美国而言都充满了神秘与新鲜感。美国有关部门急于通过其了解中国的内政、经济、军事发展情况，因此对其进行全面调查，并将有关信息在政府部门之间共享。
2004年，美国开始使用“美国访客”系统（US VISIT，全称为“美国访客及移民身份识别技术系统”）采集入境者指纹、头像等生物信息，并且于2006年换发携带生物识别信息的新一代护照。美国官方文件显示，“美国访客”系统启动不久，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与边境保卫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便借机提出将部分中国人列入出入境监视名单。在2005年的8个月内，85名中国人因为非法出入境，遭到逮捕，占当年此类被拘押事件的近三成。
2005—2011年，美国一些部门借口国内频发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购、非法军售以及金融欺诈案件，多次要求对中国企业以及相关人员实施严格审查，一些执法部门甚至“自行创造机会”开展审查。例如，部分联邦执法官员借口东亚人面部特征相似，对入境的中国企业家私自调查，要求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人与伊斯兰国家公民一样，向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备案登记。
2011年，美国第三代国土安全监视项目“自动锁定系统”（ATS）全面投入使用。利用该系统，美国不但能够在海外对可能威胁其国家安全的人员和货物进行跟踪排查，还可以对进出美国的人员、船只、车辆、飞机、货物甚至通信信号实施24小时不间断监控。该系统下设的“ATSP旅行者监控系统”，可以对目标人员的旅行、出入境、移民、个人财产等记录，配偶、子女情况，职业信息，以及目标企业的交易记录、企业人员在美国以及海外活动信息等，分门别类建档。部分带有制裁与警告目的的监控信息，还会在美国政府出版的《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等官方通告中发布。此前，美国司法部国税局刑事调查组正是利用“自动锁定系统”，掌握了一些中国国有企业以及民企高管亲属挪用公款，在美国购买豪宅的情况，以及有人接受这些中国企业资助，在美国留学、置业等情况。
2.主要监控对象
一是政府官员。美国国土安全部2012年的报告显示，中国是目前驻美政府人员数量最多的“非同盟国家”。过去10年，中国政府正式委派50779名官员及其家属驻美工作，26912名大陆公民担任国际组织驻美代表，还有86059名中国官员及其家属在没有正式委派的情况下过境美国。美国有关部门不但搜集这些官员的个人信息，例如DNA、指纹、眼球虹膜、照片、声音资料，以及常用通信工具、银行账户信息等，还搜集其会议讲话、决策管理特点、所在部门人事变动情况等，连其家庭成员情况也记录在案。
二是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司发布的数据显示，2000—2011年，美国境内有中国留学生1107078名，留学生家属52836名，访问学者217964名，访问学者家属60764名。为了搜集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个人信息，美国国土安全部2003年创建“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信息系统”（SEVIS），要求所有招收外国留学生的美国学校将本校留学生的相关资料输入该系统。外国学生向美驻外使领馆申请留学签证获批后，有关使领馆须立即将申请者所有信息录入监控系统。留学生进入美国后，美国海关会利用该系统向相关学校发出“某某将于30天内到你校注册”的通知书。如果此人逾期未到，学校须在24小时内向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报告，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留学生在校期间，校方可随时核对SEVIS系统中储存的信息，并且在这些人的信息改变时，通知有关部门。据了解，中国大陆同美国开展的部分政府公务人员培训项目，同样被纳入SEVIS项目范畴，美国国土安全部对其实施不同等级的监控活动。
三是在美国工作的华人。李文和案是此类监控的典型。从1994年起，联邦调查局对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美籍华人李文和开展监视与调查活动。此后5年，该局特工多次对李文和进行测谎，还将其押上电椅逼迫其认罪，最终因为没有发现确凿证据而将其释放。根据统计，在调查李文和期间，数万名在联邦政府、国家科研单位、大学、企业工作的华人受到调查，许多在美华人因为政治原因，无法进入有关机构工作，其中一些人甚至被迫辞职。
四是中资企业。2011年前后，美国制定了一份对华监控名单。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企业，都“榜上有名”。这表明，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将部分中资企业纳入国土安全常态化监控程序。
3.主要监控手段
一是访谈。据联邦调查局特工透露，在开展反间谍工作过程中，中东人和中国人是访谈最多的对象。华盛顿总部不定期下发访谈名单，“我们从中选择感兴趣的中国人进行访谈”。
二是电话及互联网通信监控。联邦调查局特工詹姆斯·葛洛在洛杉矶法庭作证时透露，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对华裔工程师麦大志的个人通信开展了一年多的监控。此外，2008—2010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家安全局对北京星创空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宪宏伟、副总裁李礼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实施监控，发现其化名联系购买违禁军事技术产品，遂于2010年9月将两人诱捕。
三是借签证和入境审查套取情报。2012年初，美籍华人萧宏（化名）从欧洲返美入关时，意外被扣。美国海关与边境保卫局警员不但询问了其曾就职于中国核工业部门的丈夫和父亲的情况，还要求其画出在美国的住宅平面图。另据报道，曾经在中国某个研究所从事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研究的张飞（化名）在申请赴美攻读博士期间，美国某驻外机构要求张飞提供某导师研究成果的相关材料。因为担心遭到拒签，张飞瞒着研究所私自向美方提供了相关材料，导致其导师赴美探亲期间遭跟踪和恐吓。芝加哥大学教授斯考特调查发现，很多在美国的华人，均遭受过无端盘查等不公正待遇，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顺从，事后也没有向美国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四是跟踪监控。美国《华盛顿时报》2006年1月12日报道，2006年中国驻美国使馆新馆建设期间，中方施工人员发现房间装有窃听装置，中方一些从事选址工作的人员被跟踪长达24小时。
五是安插“卧底”。据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麻省理工大学以及威斯康星大学的很多中国留学生反映，在2008—2011年期间，一些来自中央情报局的委培生以及退伍军人被安排进他们的宿舍。王力（化名）就是其中一例。他来美国攻读核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父母均在中国某大型国有能源企业工作，其室友是中央情报局的委培生。让王力感到奇怪的是，首先，尽管校方认为学生宿舍并非刻意安排，但是文学院、商学院的中国学生并没有享受这种“待遇”。其次，王力的室友经常主动向王力介绍美国朋友。在王力父母来美国探亲时，这位室友特意到机场接机，并且以导游身份陪同他们全家在当地旅行。最后，一年前，当王力进入一家美国公司实习时，这名室友突然提前终止学业并且搬出公寓。
在星条旗的阴影下，在美华人就是这样被监控着。美国，这是一个多么充满恐怖和令人恐惧的国家！
比美国大学更发达的是美国的监狱
美国的大学著名，美国的监狱更著名。今天，美国的监狱，已经成为美国在全球的品牌、王牌。
美国著名评论家弗里德曼，美国杰出的外交政策学术专家曼德尔鲍姆，在他们的著作《昨日辉煌》中提供了以下数据：“30年前，加州10％的一般收入基金用于高等教育，3％用于监狱。现在是近11％用于监狱，8％用于高等教育。”
美国目前关押在监狱里的人犯，超过600万人。加州政府花费在狱政上的经费大幅度超过教育投资。（《环球时报》2012年7月2日10版《台湾前‘副防长’称中美‘合作超过矛盾’》）现在美国的犯人数量超过任何一个国家。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2年6月10日文章《一个超级大国衰败的时代》，作者是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文章指出：“1990年，加利福尼亚在大学上的开支是监狱的两倍。而现在，它在监狱上的开支几乎是大学的两倍。”
有美国专家援引五角大楼的数据：“17—24岁的美国年轻人，有75％无法参军，因为他们高中没有毕业、有犯罪记录或身体不好。”在有些美国作家的笔下，美国的政治体系日益瘫痪，他们谈到，中国曾经领先世界，直到1644年开始，遭到一系列“糟糕的世纪”，这种命运也可能降临到美国头上。[24]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如果不改革、不转型，那么，中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西班牙《国家报》2012年2月21日的文章《阶级斗争的回归》指出：阶级斗争思想在西方回归。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的最新调查，69％的美国人认为，阶级之间的冲突，是社会中最大的紧张来源，远远超过种族之间的冲突或移民与美国人之间的冲突。这一比例比2009年高出了19个百分点。而且主要是中等收入人群。今天不仅是所谓的劳动者阶层，而且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层也感到自己成为全球化危机和新技术的失败者。美国特色资本主义正在引发“中产阶级革命”。
《历史的终结》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制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2012年在美国《外交》双月刊1—2月号发表文章《历史的未来》，副标题是“自由民主主义能够在中产阶级衰落时幸存下来吗？”他指出：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过去30年里迅速扩大。1974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而到了2007年，这个比例已经扩大到23.5％。美国人的实际中等收入水平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没有再提高过。2008年开始的欧洲美洲危机，都是过去30年来出现的放松管制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产物。我们迫切需要严肃的学术辩论，因为当下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模式正在蚕食自由民主主义所依赖的中产阶级社会基础。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主义。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催生的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福山认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现在的形式，正在摧毁中产阶层的社会基础，而它也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基础”。他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难以在中产阶级没落的情况下存活下去。
所以，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在21世纪，资本主义的最大挑战，就是“中产阶级革命”。在政治学的概念里，改革和革命，都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手段。什么叫改革？自上而下地解决矛盾，就是改革；而自下而上地解决矛盾，就是革命。革命的代价要远远高出改革的代价。告别革命的最好办法，就是深化改革。而停止改革，必然引发危机；拒绝改革，必然导致革命。
美国是全球一号吝啬鬼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财富甲天下，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美国肯定是富而好仁，是关心世界、慷慨大度的慈善国家。但是，按照中国台湾作家李敖提供的统计资料，美国却是全球第一号小气鬼。
美国热衷当领导，却不想尽责任，缺乏“雷锋精神”。
李敖在《审判美国》一书中指出：世界上的援外资金，联合国制定过一个目标，要求各个国家将国内生产总值的0.7％用于支持发展。但是只有4个国家真正达到了这一标准。他们是：丹麦，1.01％；挪威，0.91％；荷兰，0.97％；瑞典，0.7％。而美国在22个最发达国家中，排名第22。1999年，卡特总统就说过：“我们是世界上最小气的国家。”因为丹麦在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1.01％的时候，美国只拿出了0.1％。所以美国是世界上的小气鬼。[25]
世界的“领导国家”，应该是世界的“雷锋国家”。美国当年在“马歇尔计划”下，每年拿出国民生产总值毛额的3％来援助外国。后来，美国的经济援助减少到0.33％—0.6％。在经济援助的数量上，世界排名第11，后来在发达国家中变成排名最后了。一般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慷慨的国家，他们相信自己的政府将联邦预算的15％用于对外援助。其实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美国是最吝啬的国家。美国的外援拨款，仅仅是大众相信数额的三十分之一。李敖指出，美国的国民总收入数量巨大，其中对于穷国的援助仅仅是每100美元中的16美分。如果加上民间基金会和私人管道的捐款，美国外援的总额，也仅仅是每100美元国民收入中的22美分。美国参议员哈金（Tom Harkin）说，从19世纪到今天，美国还没有出现过“这么少的人拥有这么多的钱和这么大的权力”。但是富裕的美国缺乏国际责任感，富裕的美国人缺乏仁慈之心。[26]
不关心世界，不了解世界，是美国的一大特征。美国国家地理学会2002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有85％的美国年轻人无法在地图上指出伊拉克或阿富汗的位置，有60％的年轻人找不到英国在哪里，有29％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太平洋的位置。这就是美国人对世界的无知。
1948年2月24日，美国的乔治·凯南就写秘密报告说：“我们的人口仅仅占世界的6.3％，财富占世界的50％……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成为嫉妒和怨恨的对象。我们设计某种国际关系，让我们能够保持这种‘不对等’。我们没有必要欺骗自己，对于我们来说，利他主义和推恩世界都是奢侈品。”[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