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奇妙来客·序
导致一个人习惯性大量饮酒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原因虽多种多样，结果却大同小异。
一九七三年，我的合作伙伴是个快乐的酗酒者。一九七六年他多少有点抑郁，而一九七八年夏天则像所有初期酒精中毒者那样，放在门拉手上的手变得笨拙起来。一如多数嗜酒者所表现的，脸色正常时的他纵使不能说头脑敏锐，也可谓地道的正人君子。任何人都认为他是个正人君子，纵然算不得头脑敏锐。他本身也这样认为，所以才饮酒。酒精一进入身体，他便觉得同自己乃正人君子这一认识完全融为一体。
当然，起初很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酒量的增大，其间出现了微妙的误差，这微妙的误差不久又变成了鸿沟。他的地道正人君子一面推进得过于神速，连他自己都追赶不及。此乃常有的情况。问题是一般人都不认为自己本身属于此类情况，不敏锐之人尤其如此。为了重新找到业已失却的东西，他开始在酒精的迷雾中彷徨，状态每况愈下。
但至少现在，在日落之前他还是地道的。我已有好几年留意着在日落后不同他见面，因此起码对于我来说他是地道的。诚然，他日落后不地道这点我是心中有数的，他本人也清楚。我们对此概不谈及，只是相互心照不宣。我们依然合作得很好，不过已不再是以前那样的朋友了。
即使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相互理解（百分之七十也很可怀疑），但至少他是我大学时代唯一的朋友，而就在旁边看着这样的人变得不地道，这对我来说是很难过的事情。然而归根结蒂，所谓年纪大了便是这么一回事。
我到事务所时，他已喝了一杯威士忌。倘若一杯为止，他还是地道的。但毕竟同样是喝了，早晚可能喝第二杯。这样，我势必离开事务所，去找其他工作。
我站在空调机喷气口下一边吹汗，一边喝女孩拿来的冷麦茶。他一言不发，我也一声不响。午后强烈的阳光如带有梦幻意味的飞沫一般倾泻在漆布地板上，眼下铺展着公园的绿色，可以看见人们躺在草坪上悠然晒太阳的小小的身影。同伴用圆珠笔尖戳着左手心。
“听说你离婚了？”他开口道。
“都两个月了。”我眼望窗外回答。摘下太阳镜，眼睛有些作痛。
“因为什么离的？”
“这是我的私事。”
“知道，”他耐住性子说，“还没听说有不是私事的离婚。”
我默不作声。不触及各自私事是我们多年的默契。
“不是我想刨根问底，”他辩护道，“因我和她也是朋友来着，对我也算是个震动。再说，以为你们一直处得很好。”
“是一直处得很好，并非吵着闹着分开的。”
同伴满脸困惑，沉默下去，仍拿圆珠笔尖往手心里戳个不停。他身穿深蓝色衬衫，打一条黑领带，头发齐整整过了梳子，一并漾出科隆香水味儿和洗发水味儿。而我身上是带有史努比怀抱冲浪板图案的T恤和洗得白刷刷的“李维斯”，脚上是沾满泥巴的网球鞋。无论谁看都是他显得地道。
“记得我们和她三个人工作时的事吗？”
“历历在目。”我说。
“那时够开心的啊！”同伴说道。
我从空调机前离开，走到房间中央，在瑞典进口的软乎乎的天蓝色沙发上坐下，从待客用的香烟盒里取出一支带过滤嘴的“长红”，用颇有重量的台式打火机点燃。
“你是说……”
“一句话，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
“你指的是广告和杂志？”
同伴点了下头。想到他开口之前肯定相当苦恼来着，心里有些不忍。我掂了掂台式打火机的重量，转动砂轮调节火苗长度。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把打火机放回茶几，“可你好好回忆一下，事情本来就不是我找来的，也不是我提议干的。是你找来是你提议的，对吧？”
“一来情理上不便拒绝，二来当时正好闲着无事……”
“钱也赚了。”
“钱是赚了。事务所也因此换成大的，还增加了人手。车也换了，公寓也买了，两个小孩也进了花钱颇多的私立学校。作为三十岁的人，我想算是有钱的。”
“你挣的，问心无愧。”
“愧当然不愧，”说罢，他把扔在桌上的圆珠笔拿在手里，往手心里轻点几下。“不过，想起往事，真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两人靠借债到处找翻译活儿做，还在站前散发传单来着。”
“要是想干，现在两人散发传单也可以嘛！”
同伴抬起脸看我：“喂喂，我可不是在开玩笑哟！”
“我也不是嘛！”
我们默然良久。
“好多东西都变了，”同伴说，“生活节奏变了，想法变了。不说别的，我们到底赚了多少，连我们自己都稀里糊涂。税务顾问来搞一些莫名其妙的文件，什么扣除什么折旧什么纳税对策，尽干这玩意儿了。”
“哪里都这么干！”
“知道。非干不可我也知道，实际上就在干。可还是过去那时候开心。”
“马齿年年增，牢影日日长。”我顺口道出两句古诗。
“什么呀，那是？”
“什么也不是。”我说，“那么说……”
“现在总觉得像是在剥削。”
“剥削？”我惊讶地抬起头。我们之间有两米左右的距离，由于椅子高的关系，他的头比我高出二十厘米。他脑后挂一幅石版画。没有见过的新石版画，画的是生有翅膀的鱼。看上去鱼对自己脊背生出翅膀并不很满意，大概不大懂其用场吧。“剥削？”我再一次——这次是自己问自己。
“剥削！”
“从谁身上剥削，到底？”
“从很多地方分别榨取一点。”
我在天蓝色沙发上架起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恰好位于我眼睛高度的他的手，和他手中圆珠笔的动作。
“反正我们变了，你不认为？”同伴说。
“一样，谁也没变，什么也没变。”
“真那么认为？”
“那么认为。不存在什么剥削，那玩意儿纯属虚构。你也不至于以为救世军的号角果真会拯救世界吧？你想过头了。”
“也罢，一定是我想过头了。”同伴说，“上星期，你、也就是我们为人造黄油拟了个广告词。其实是很不错的广告词，反应也满好。可这几年你吃过人造黄油？”
“没有。讨厌人造黄油。”
“我也同样。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至少过去我们做的是足可拍拍胸脯的工作，也是我们的自豪之处。而现在不然，不过到处卖弄空洞词句罢了。”
“人造黄油对健康有益。植物性脂肪，不含胆固醇，不易得成人病，再说味道也不坏，又便宜，又耐放。”
“那你自己吃去！”
我沉进沙发，缓缓舒展手脚。
“一码事。人造黄油我们吃也罢不吃也罢，归根结蒂一码事。老老实实的翻译也好，自欺欺人的人造黄油广告词也好，在根本上是一码事。不错，我们是到处卖弄空洞词句。跟你说，真诚的话语哪里都没有，如同哪里都没有真诚的呼吸真诚的小便。”
“你过去可挺单纯哩！”
“也许。”说着，我把烟碾灭在烟灰缸里。“肯定哪里有座单纯的城镇，单纯的肉店老板在那里切单纯的火腿。如果你认为大白天就喝威士忌单纯的话，只管放开肚皮喝去好了。”
圆珠笔敲击桌面的“嗑嗑”声久久统治着房间。
“是我不好，”我道歉说，“本来没打算这么说。”
“无所谓，”同伴说，“或许真是那样。”
空调的恒温器“咔嗒”响了一声。一个静得出奇的午后。
“要有信心！”我说，“我们不是自力更生干到这个地步的么？不借谁不欠谁。同那些只靠后台靠头衔飞扬跋扈的家伙可不一样。”
“过去我们是朋友来着。”同伴说。
“现在也是朋友，”我说，“一直同心合力奋斗过来的。”
“不希望你离婚的。”
“知道。”我说，“对了，该谈羊了吧？”
他点头把圆珠笔放回笔盘，用指尖擦了下眼皮。
“那个人来时是今天上午十一点。”同伴说。
2.奇妙来客
那个人来时是上午十一点。对我们这样的小事务所来说，有两种上午十一点：不是忙得不可开交，就是闲得百无聊赖。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居其中者。所以，上午十一点我们或者专心致志“啪嗒啪嗒”忙个不停，或者不思不想呆呆愣愣继续做梦。而不慌不忙的工作（如果有那玩意儿的话）留给午后即可。
那个人来时是在属于后者的上午十一点，而且是闲得具有纪念碑性质的上午十一时。九月上中旬连续忙得发疯，忙完，工作一下子停顿下来。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休了一个晚休一个多月的暑假，而留下来的人仍然除削铅笔外别无事干。同伴去银行兑换支票，独自在附近音响公司的试听室听了一打新唱片以消磨时间。单独留在事务所里的女孩守着电话翻阅妇女杂志的“秋季发型”专页。
那个人无声地推开事务所的门，又无声地关上。来客并非有意蹑手蹑脚，一切都是习惯性的、自然而然的，以致女孩甚至未能察觉有人进来。察觉到时，来客已站在桌前俯视着她。
“麻烦您找一下负责人。”来客说。语气仿佛用手套拂去桌面上的灰。
女孩完全闹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扬脸注视来客。作为客户，来人眼神未免过于敏锐；作为税务署人员，衣着又过于考究；作为警察，则过于斯文。而此外的职业女孩又想不出。来客犹如一则文字洗练的坏消息突然挡在她眼前。
“刚才外出不在。”她慌忙合上杂志说，“说三十分钟后回来。”
“等一下好了。”来客毫不迟疑地应道。似乎这已在他意料之中。
女孩不知该不该问来客姓名，稍顷把他让进会客室。来客坐在天蓝色沙发上，架起腿，目光落在正面墙壁的电子钟上，再也不动了。多余动作一概没有。稍后给他端去麦茶时，他也是这副姿势，纹丝未动。
“就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同伴说，“整整三十分钟坐在那里以同一姿势看钟。”
我打量自己坐的沙发的凹陷，又抬头看钟，然后再次注视同伴。
就九月中下旬来说，外面是异常之热，然而来客穿得十分郑重其事。白衬衣从做工精良的灰色西服的袖口里不多不少探出一点五厘米，色调微妙的斜纹领带小心翼翼地调得左右约略不够对称，科尔多瓦皮鞋闪闪发光。
年纪三十五六至四十之间，身高超过一米七五，多余的肉一克也未附身，细长的手一道皱褶也没有，纤细的十指使人联想起尽管经过长期训练长期受制于人但仍未放弃原始记忆的群生动物。指甲被花了很长时间慢慢地精心打磨得完美无缺，指尖勾画出十个漂亮的椭圆形。好看固然甚是好看，但总好像给人一种奇异感。那双手显然具有从事领域极其狭窄的工作的高度专业性，而怎样的领域则无人知晓。
来客的脸上并不比他的手表现得更多。脸型虽然端庄，但没有表情，平板板的。鼻梁和眼睛像用切刀修整过似的棱角分明，嘴唇又窄又干。整个人晒成浅黑色，但一眼即可看出，那并非是在哪里的海滩或网球场半开玩笑地晒成的，而是由我们不知道其种类的太阳悬挂在我们所不知道场所的上空大放光芒所造成的结果。
时间的脚步惊人的慢。硬邦邦冰冷冷的三十分钟，仿佛朝天高耸的巨型机械设备上的一个螺栓。同伴从银行回来时，感觉上房间空气已重到了一定程度。说极端一点，房间里所有物件都好像被钉在地板上了。
“当然，只是感觉上如此。”同伴说。
“当然。”我说。
单独守电话的女孩早已紧张得筋疲力尽。同伴稀里糊涂地走进会客室，告知自己是经营者。来客这才改变姿势，从胸袋里取出细细的香烟点燃，不胜其烦似的朝上吐出一口。四周空气多少松缓下来。
“时间不多，长话短说好了。”来客静静地说道。旋即从名片夹里拈出一张足以削手的硬挺挺的名片，放在桌上。名片是类似塑料的特殊纸制作的，白得有欠自然，上面用黑黑的小字印着姓名。没有职务没有住址没有电话号码，只有姓名四个字，光看都觉得眼痛。同伴翻过来看，背面彻底是空白。如此确认完毕，同伴又看一次正面，看来客的脸。
“这位先生的姓名晓得吧？”来客道。
“知道。”
来客动了几毫米下颏尖，微微点了下头，唯独视线一动未动。“请烧掉。”
“烧掉？”同伴怔怔地盯视对方的眼睛。
“请马上把这张名片烧掉！”来客一字一顿地说。
同伴慌忙拿起台式打火机，点着白名片一端，另一端拿在手上，烧了大约一半，投入大大的水晶烟灰缸，两人相对着看它烧为白色的灰烬。名片完全成灰后，房间里笼罩着好像刚发生过一场大规模屠杀的滞重的沉默。
“我来这里得到他全部授权，”稍后，来客开口道，“就是说请您这样理解：往下我向您说的，全部出于他的意志、他的希望。”
“希望……”
“所谓希望，是对某种有限目标所取基本态度的最完美的表达。当然，”来客说，“也有其他表述方式。明白吗？”
同伴在头脑中将来客的道白转换成现实性日语。“明白。”
“话虽这么说，但我们要谈的既不是概念，也不是政治，而彻头彻尾是生意。”来客格外注意地发出“生意”两个音节。大概是第二代日侨之类。
“你是生意人，我也是生意人。现实地说，我们之间除了生意没其他可谈。非现实的东西交给别的什么人好了。是吧？”
“正是。”同伴回答。
“我们的使命就是使那种非现实因素以无懈可击的面目出现并使之植根于现实大地。人们往往对非现实心驰神往。为什么呢，”来客以右指尖点着左手中指戴的绿宝石戒指，“因为那东西看上去简单。在某种情况下非现实容易给人以压倒现实的印象。然而非现实世界里不存在生意。换言之，我们属于迎难而上的人种。所以如果……”来客就此打住，再次摆弄戒指，“往下我所谈的纵使要求付出某种艰苦的努力或决断，也要请你给予谅解。”
同伴并不完全理解，只管默默点头。
“那么，下面提出我方的希望。第一，请立即中止发行你们制作的P人寿保险公司的PR刊物。”
“可是……”
“第二，”来客打断同伴的话，“我想直接见见负责这个专页的人。”
来客从西装内口袋里摸出一个白信封，从中取出叠为四折的纸页递给同伴。同伴接过打开。一看，原来是我们事务所为人寿保险公司制作的凹版彩色摄影图片的复印件。北海道普通风景照：云、山、羊、草场以及从哪里借用的一首蹩脚的牧歌情调的诗。仅此而已。
“这两点是我们的希望。第一点希望，与其说是希望，莫如说是既成事实。正确说来，我们所希望的决定已被作出。有不清楚之处，请打电话问广告宣传科长。”
“原来是这样。”同伴说。
“不难想象，这场争端给你们这等规模的公司带来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所幸我们——如您所知——在同业界拥有一定势力。所以，如果能满足我们的第二点希望，如果那位负责人能提供足以使我们满意的情报，我们愿意对你们遭受的损失给予充分的补偿，很可能大于补偿。”
沉默占据了房间。
“倘若不能满足我们的希望，”来客说，“你们就算玩完。这个世界上往后永远不会有你们的插足之地。”
再度沉默。
“有什么想问的么？”
“就是——是那张照片出了问题？”同伴战战兢兢地问。
“是的。”来客说。他在掌心上仔细地斟酌词语，“是那样的。但更多的无可奉告。因为我未被授予那种权限。”
“打电话跟负责人联系。我想他三点会在这里。”同伴说。
“那好，”来客看一眼手表，“那么四点钟派车过来。另外——这点很重要——此事一概不许告诉他人，能做到么？”
两人事务性地告别。
3.“先生”
“事情就是这样。”同伴说。
“完全莫名其妙，”我口叼仍未点火的香烟说，“首先，名片上那个人到底是谁就不清楚，其次，那个人何以对羊的照片耿耿于怀也不清楚。最后不清楚的是，那个人为什么能够停下我们发行的刊物。”
“名片上的人是右翼大人物。由于几乎不通名报姓不出头露面，一般人不大知晓，但在这个行业无人不知。不知道的恐怕只有你这样的。”
“不谙世事。”我自我辩护道。
“说是右翼，却又不是右翼，或者说甚至右翼都不是。”
“愈发莫名其妙！”
“说真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他在想什么。既不出著作集，也不当众讲演，采访和摄影也概不接受，甚至是活着还是死了都不得而知。五年前一个月刊记者刚要报道他参与的一起非法贷款事件，马上就给搞掉了。”
“相当详细嘛！”
“和那个记者间接认识。”
我拿打火机点燃烟，“那个记者现在干什么？”
“调到营业部，从早到晚整理传票。传播媒介那种地方意外狭小，无非为了杀一儆百，就像非洲土著人部落的大门口挂着骨骸。”
“有道理。”
“但关于他战前简历，一定程度上还是清楚的。一九一三年生于北海道，小学毕业后来到东京，职业换来换去，结果换成了右翼。估计进过一次监狱，从监狱出来转去满洲，同关东军参谋们打得火热，创建了谍报方面的机构。机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从这时开始他一跃成了谜一样的人物。传说他从事贩毒，恐怕实有其事。在中国大陆兴风作浪之后，在苏军出兵前两周乘驱逐舰返回本土，连同多得搬不过来的金银财宝。”
“怎么说呢，时机真是绝妙！”
“实际上这个人就是善于捕捉时机，熟知进攻火候和撤退火候。眼力也非同一般。他也作为甲级战犯给占领军逮了起来，不料审查不了了之，没有起诉。理由说是有病，但这里边不清不楚。估计同美军之间做了什么交易——麦克阿瑟眼睛盯在中国大陆。”
同伴又一次从笔盘里抽出圆珠笔，夹在指尖团团转动。
“从巢鸭出来后，他把藏在什么地方的财宝分成两份，一份整个收买了保守党的一个派系，另一份收买了广告业。那可还是人们认为广告业不过是散发几张传单的时代哟！”
“应该说有先见之明吧。不过所藏资产上面没什么风声？”
“行了吧，你！人家可是全部收买了保守党一个派系的！”
“那倒是。”我说。
“总之他用那笔钱控制了政党和广告，这个构架现在也原封不动。他所以不登台亮相，是因为没有登台的必要。只要控制了广告业和执政党，基本上没有办不成的事。控制广告业是怎么回事你可明白？”
“不明白。”
“控制了广告业，就差不多等于控制了出版和广播电视。没有广告就不存在出版和广播电视，同没有水的水族馆是一回事。你眼睛看到的信息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用金钱买下并经过挑选的。”
“我还不明白，”我说，“那个人物掌握了信息业，至此我明白了。可是他为什么对人寿保险公司的PR刊物都能行使权力呢？那不是没通过大型代理店的直接合同么？”
同伴清清嗓子，喝了口已彻底温吞的剩麦茶。“股票！那家伙的资金来源是股票——操纵、包买、垄断股票，没有别的。他的情报机关为此收集情报，由他分析取舍，而分流给传播媒介的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其余都被先生留为己用。当然也干类似威胁恐吓的勾当——尽管不直接下手。威胁不起作用时，情报就捅给政治家以便坐收渔翁之利。”
“就是说任何公司都有一两个痛处喽？”
“哪个公司都不希望股东大会上出现炸弹式发言，所以他所提出的人家基本还是听的。也就是说，先生稳坐在政治家、信息业、股票这三位一体之上。因此我想你不难明白，对他来说，捏死一本PR杂志和把我们搞成失业者，比剥熟鸡蛋壳还来得容易。”
“唔，”我说，“问题是这么厉害的人物为什么要对一张北海道风景照耿耿于怀呢？”
“问得妙！”其实同伴并未露出如何感动的神情，“我也正要这么问你。”
我们一时默然。
“对了，你怎么知道事情是关于羊的？”同伴问，“怎么回事？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房檐下一个无名小卒摇纺车来着。”
“不能说得明确点？”
“第六感觉。”
“得得！”同伴喟叹一声，“反正最新情况有两个——打电话从刚才提到的那个月刊记者口里探听来的——一个是先生患了中风什么的，永远卧床不起，不过还未得到正式确认；另一个是关于那个来客的，他是先生的第一秘书，负责安排日常运作，即所谓第二号人物。日侨第二代，来自斯坦福，已在先生手下干了十二年。人固然莫名其妙，但脑袋好使得不得了。知道的就这么多。”
“谢谢！”
“谢什么。”同伴看也不看我地说。
他只消酒不喝过头，任凭怎么看都比我地道得多、亲切纯真得多、想法有条理得多，但迟早他要酩酊大醉，想到这点我很难过。大多数比我地道的人都将先于我报销。
同伴走出房间后，我从抽屉里找出他的威士忌，一个人喝着。
4.数羊
我们甚至可以漫无边际地在偶然的大地上彷徨，恰如某种带翅的植物种子被倏忽而至的春风吹走。
但与此同时，也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偶然性。业已发生的事显然已经发生，尚未发生的事无疑还未发生。亦即，我们乃是被身后的“一切”和眼前的“零”夹在中间的瞬间存在，既无偶然性，又无可能性。
其实这两种见解并无多大差异，它类似（正如大多数对立见解那样）有两个不同叫法的同一盘菜。
这是比喻。
对于PR刊物凹版画页上刊登的羊照片，以观点（a）观之属于偶然，从观点（b）来看则不是偶然。
（a）我为PR刊物凹版画页物色了一张合适的照片。我桌子抽屉里偶然放有一张羊照片。于是我使用了这张照片。和平世界中和平的偶然。
（b）羊照片始终在桌子抽屉里等着我。即便不用在那个刊物的画页上，迟早也将用在别的什么上面。
想来，这个公式有可能适用于我此前人生的所有层面。若再训练一下，说不定我可以用右手操纵（a）式人生，左手可以驾驭（b）式人生。算了，怎么都无所谓。同油炸面圈的圆孔是一回事。将那个孔视为空白也罢视为存在也罢，归根结蒂都是形而上的问题，油炸面圈的味道并未因此有丝毫改变。
同伴出去办事后，房间骤然变得空空荡荡，唯独电子钟的指针无声地转动不已。到四点车来接仍有些时间，要做的事却一件也没有。隔壁办公室同样鸦雀无声。
我坐在天蓝色沙发上喝威士忌，在空调机那仿佛蒲公英软软的白絮一样的令人快意的凉风吹拂下注视电子钟的指针。看着这电子钟，至少知道世界依然在动。即使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世界，反正仍持续在动。而只要认识到世界持续在动，我就得以存在。即使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存在，我也在存在。人只能通过电子钟的指针确认自身存在这点，使我觉得很有点奇妙。世上应该有其他确认方法才是。但无论我怎么绞尽脑汁，都一个也想不出来。
我只好作罢，又啜一口威士忌。热乎乎的感触通过喉咙，顺着食管壁灵巧地下至胃底。窗外舒展着夏日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絮。天空诚然很美，但看上去总好像被用得半旧不新了似的。拍卖之前用药用酒精棉擦拭得漂漂亮亮的半旧天空。我为这样的天空，为曾经崭新的夏日天空，又喝了一口威士忌。满不错的苏格兰威士忌。天空看惯了也并不坏。巨型喷气式客机从左而右缓缓划过窗口，宛如包有闪闪发光的硬壳的飞虫。第二杯威士忌喝尽时，我油然产生一个疑问：我究竟因为什么在这里呢？
我到底在想什么呢？
羊！
我从沙发上站起，拿起同伴桌面上的凹版画页的复印件，折回沙发，一边舔着仍带有威士忌味儿的冰块一边将照片看了二十秒，反复思索这照片到底意味着什么。
照片上出现的是羊群和草场。草场断处横亘着白桦林。北海道特有的大白桦树，不是附近牙医门旁点缀的小个子白桦。粗大的白桦足以供四只熊同时磨爪子。从树叶的茂密程度看，季节像是春天。后面山头仍有残雪，山腰峡谷也剩有几道。时节当是四五月之交——雪融了，地面泥泞打滑，天空蔚蓝（大概蔚蓝，从黑白照片上无法断定，是橙红色亦未可知），白云在山顶上依稀抹下一笔。再冥思苦索，也是羊群意味着羊群，白桦林意味着白桦林，白云意味着白云。如此而已，其他什么也谈不上。
我把照片扔在茶几上，吸支烟，打个哈欠，而后重新拿起照片，这回是清点羊的只数。但草场过于辽阔，羊像郊游吃午餐时似的零星分布各处，越远越难以清点，甚至是羊还是一个白点都辨别不清。看着看着，是一个白点还是眼睛错觉也莫可分辨，最后竟至是眼睛错觉抑或纯属虚无也糊涂起来。于是我只好用圆珠笔尖单单清点可以基本断定是羊的东西。所得数字为三十二。三十二只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风景照。构图不新颖，有什么韵味也谈不上。
然而上面的确有什么。火药味儿！看第一眼我就感觉出了，三个月来一直有这样的感觉。
这回我倒在沙发上举起照片，重新清点羊的只数：三十三只。
三十三只？
我闭目摇头，让大脑处于空白状态。算了，我想。就算会发生什么，毕竟还什么也没发生。而若发生了什么，那么业已发生。
我躺在沙发上没动，重新向羊的只数挑战。而后沉入偏午时分第二杯威士忌式的深深的睡眠之中。入睡前，新女友的耳朵倏忽掠过我的脑际。
5.汽车及其司机（一）
接人的汽车四点按时开到，简直跟鸽鸣报时挂钟一样分秒不差。女孩把我从睡眠的深洞中拖出。我在洗脸间洗了两三把脸，可是困意全然没有消去，坐电梯下楼的时间里竟打了三个哈欠，打法像是在向谁控诉什么，但控诉的和被控诉的都是我。
庞大的小汽车犹如潜水艇一般浮现在楼门前的路面上。车的确够大，小户人家足可在车盖下过活。车窗玻璃为深蓝色，从外面看不见里边。车身涂着漂亮的黑漆，从防撞器到挡泥板无一处污痕。
车旁以立正姿势站着身穿洁白衬衣打橙色领带的中年司机。货真价实的司机。我一走近，他无言地打开车门，看我完全坐稳后才把门关上，接着自己坐上驾驶席关门。从头到尾声音都只有一张张翻动新扑克牌那个程度。较之友人转让给我的那辆用了十五年的“大众·甲壳虫”，安静得就像戴耳塞坐在湖底。
车内设备也非比一般。虽然也像大部分车那样在附件上绝对算不上有什么品味，但无疑是高档货。宽大的后排座位的正中间嵌着漂亮的按键式电话机，旁边摆着银制的打火机和香烟盒和烟灰缸。驾驶席靠背安有折叠桌和微型柜，可用来写东西和简单进餐。空调风静谧而自然，脚下铺的地毯软软的。
注意到时，车已开动，感觉上就像坐进金属盆在水银的湖面上滑行。我琢磨这辆车究竟花掉多少钱，但琢磨不出。一切都已超出我的想象范围。
“听点音乐好么？”司机提议。
“尽可能催人入睡的。”我说。
“明白了。”
司机从座位下面摸索着挑出盒式音乐磁带，按下仪表板上的键。从巧妙地藏在什么地方的扩音器中静静淌出大提琴奏鸣曲。无可挑剔的曲子，无可挑剔的音质。
“经常用这车迎送客人？”我问。
“是的。”司机小心翼翼地回答，“近来一直是的。”
“呃。”
“本来是先生的专车。”过了一会司机说道。司机比外表要容易接近得多，“但他今年春天身体不好以后已不再外出，又不好叫车白白闲在那里。而且您想必也知道，车这东西不定期出动的话性能会降低的。”
“那是的。”我说。如此看来，先生身体不好并非机密事项。我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看了看，烟很独特，没商标名，没带过滤嘴，凑近鼻子一闻，味道近似俄国烟。我不知是吸好还是放进衣袋好，迟疑了一阵，转念放回原处。打火机和烟盒中央都刻有一个图案：羊。
羊？
我觉得想什么都好像无济于事，遂摇头闭上眼睛。似乎从第一次看见那张耳照片那个下午以来，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变得棘手了。
“到目的地要多长时间？”我问。
“三十至四十分钟。要看路面是不是拥挤。”
“那么请把冷气调弱一点好么？想接着睡午觉。”
“好的。”
司机调好空调，按了仪表板的一个键。于是一块厚厚的玻璃板“嘶嘶”拱出，挡在驾驶席和后座之间。除了巴赫音乐，后座基本上笼罩在沉默中。但我这时已不再大惊小怪，只管把脸颊歪在靠背上睡了过去。
睡梦中出来一头奶牛，样子还算干净利落，但还是属于吃过不少苦的那种类型。我们在宽阔的桥面擦身而过。时值春日午后，令人心旷神怡。奶牛单手拎一个旧电风扇，问我买不买，买的话可以便宜点。我说没钱。真的没有。
那么用钳子换也可以，奶牛说。建议倒也可取。我同奶牛一起回家，拼命找钳子，却找不到。
“怪事！”我说，“昨天还有的嘛。”
正当我搬来椅子找上面壁橱时，司机拍肩把我叫醒。
“到了。”司机简单地说。
车门打开，傍晚的太阳照在我脸上。几千只知了拧钟发条一般叫着。一股土味儿。
我下了车，伸腰做了个深呼吸，并祈祷梦境不是象征性的那种。
6.何谓线蚯蚓宇宙
有象征性的梦，有这样的梦所象征的现实。或者说有象征性的现实，有这样的现实所象征的梦。可以说，象征是线蚯蚓宇宙的名誉市长。在线蚯蚓宇宙里，纵然奶牛需要钳子也丝毫不足为奇。奶牛恐怕迟早会把钳子弄到手。这问题与我不相干。
然而，倘若奶牛想利用我把钳子弄到手，那么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我势必被抛入思维方式迥然有别的宇宙之中。被抛入思维方式迥然有别的宇宙之后最伤脑筋的是说起话啰嗦。我问奶牛：“你为什么想要钳子呢？”奶牛回答：“肚子饿得不行。”我问：“肚子饿为什么想要钳子呢？”奶牛回答：“把它系在桃树枝上。”“为什么系在桃树上呢？”奶牛回答：“所以不是不要电风扇了吗？”如此无尽无休。无尽无休的过程中我开始憎恶奶牛，奶牛亦开始憎恶我。这便是线蚯蚓宇宙。若想从中脱身，只能再做一次象征性的梦。
一九七八年九月一天下午一辆巨大的四轮车把我拉到的地方，恰恰就是这线蚯蚓世界的中心。总之，祈祷未被接受。
我环顾四周，不由一声叹息——叹息的价值是有的。
车停在不高不低的山丘正中。背后伸展着一条似乎刚才上来的沙石路，故意拐来拐去似的通往远处的门。路两旁丝柏和水银灯如铅笔插一般等距排列开去。慢步走到门那里估计需十五分钟。数不胜数的知了紧紧贴着每一棵丝柏树的树干，鸣声大作，仿佛在宣告世界已开始向末日运转。
丝柏树外侧是修剪得平平整整的草坪。山丘的斜坡上乱七八糟地点缀着满天星、绣球花及其他莫名其妙的植物。一群白头翁如喜怒无常的流沙一般在草坪上从右向左移动。
山丘两侧有狭窄的石阶。沿右侧的下去，是有石灯笼和水池的日本式庭园；沿左侧的下去，是个不大的高尔夫球场。球场边建有朗姆葡萄酒冰淇淋颜色的供人休憩的凉亭，再往前有希腊神话风格的石像。从石像过去有个巨大的车库，别的司机正在用软水管向别的车喷水。什么车看不清楚，但并非半旧“大众”是毫无疑问的。
我抱着手臂，再次转身环视庭园。庭园诚然无可挑剔，但看得我有点头痛。
“信箱在什么地方呢？”出于慎重，我问道。因为早晚谁去门那里取报纸有点叫人放心不下。
“信箱在后门。”司机说。理所当然，理应有后门。
看罢庭园，我转向正面，仰看那里矗立的建筑物。
怎么说呢，建筑物实在孤独得可以。比方说这里有一个概念，其中无须说多少存在着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例外如污痕一般扩展开来，最后竟成了另外一个概念，而其又产生一个新的例外——简而言之，便是给人这么一种感觉的建筑，又像是不知归宿而一味盲目进化的远古物种。
一开始大约是带有明治特色的西式建筑，天花板高高吊起，大门古风犹存，整体上是一座奶油色的二层楼。窗口开得很高，是旧时那种上下扇式，油漆已重涂过几遍。屋顶当然铺的是铜片，导雨管如罗马上水道一样坚牢。建筑物并不差，的确可以使人感觉出美好往昔的流风遗韵。
但主楼右边像有一个轻薄的建筑师意在与之呼应似的加了一栋同一倾向同一色调的侧楼。意图倒也不坏，然而两栋楼全然驴唇不对马嘴，恰如果子露和花椰菜搭配在一个银盘里。如此几十年光阴悄然流逝，其旁边又加了一座类似石塔的东西。塔顶有一个装饰性避雷针，此乃谬误之源，或许早应被雷击毁才是。
从塔身伸出一道带有煞有介事的顶盖的游廊，笔直地连往配楼。这配楼虽说不伦不类，但至少能使人感受到其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即所谓“思想的背反性”。那上面荡漾着这样一种悲哀——就好像一头驴因左右两边放有同样多的草料、不知先吃哪边好而饿得奄奄一息。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主楼左边铺展着的一大串日本式平房。有树篱，有精心修整过的松树，得体的檐廊犹如保龄球道一直持续下去。
总之，这些建筑物如同带预告的三部连放的影片铺陈在山丘上。作为景观颇值得一看。假如这是为一举驱除某人的醉意和困意而花费许多年月按部就班设计出来的话，那么其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可是，事情当然不可能这样。如此景观的出现，无非是从各种不同的时代产生的各种不同的二流人才同巨额资金相结合的结果。
我看这庭园和楼房无疑看了很久。回过神时，司机正站在我身旁看表，动作显得很熟练。大概他接来的客人都和我一样会伫立在这个位置上愕然地打量周围的景致。
“想看您只管慢慢看，”他说，“还有八分钟才到时间。”
“真够大的！”我说。此外想不出合适的字眼。
“三千二百五十坪[6]。”司机道。
“要是有座活火山可就锦上添花了。”我开玩笑道。当然玩笑行不通。这里没有人开玩笑。
如此过去了八分钟。
* * *
我被带入的是紧靠楼门右侧的一个八张榻榻米大小的西式房间。天花板高得异乎寻常。天花板与墙的连接处饰有雕花木线。沙发和茶几是格调沉稳的陈年旧物。墙上挂着堪称现实主义景致的静物画，有苹果有花瓶有裁纸刀。也许是用花瓶将苹果分割开后再用裁纸刀削皮，苹果籽苹果核亦可投进花瓶。窗口挂着厚布和白纱双层窗帘，均被同色束带横向挽起。从窗帘之间可以看到庭园较为顺眼的那一部分。地板是橡木嵌花地板，光泽恰到好处。占地板一半面积的地毯尽管颜色已旧，但毛都挺实得很。
房间不坏，的确不坏。
身穿和服的上年纪的女佣走进房间，在茶几上放一杯葡萄汁，不声不响地退了出去。门在她身后“喳”一声关上。旋即一切悄无声息。
茶几上放有同在车上看到的一样的银制打火机和烟盒和烟灰缸，而且每个都刻有一只羊，一如刚才所见。我从衣袋里掏出自己的过滤嘴香烟，用银打火机点燃，冲高高的天花板喷了一口，然后喝葡萄汁。
十分钟后门再次打开，走进一个身穿黑色西服的高个子男人。男人没说“欢迎”没说“让您久等了”，我也什么都没说。他默默地在我对面躬身坐下，略微歪起脖子鉴定似的看了一会我的脸。确如同伴所说，此人不具有可谓表情的表情。
时间又过去了一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