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由“改良私塾”到小学
在清代的二百几十年间，满洲民族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自清初始，最高统治者就把培养人才，看成是立国之本。为了让更多的旗人能够文武兼备，成为栋梁之材，在旗族驻扎的京师和全国各地，曾经普遍地建立了国子监、宗室学、觉罗学、八旗官学、八旗义学、省府学、县学等各层次和各类型的学校，录取来自不同阶层的八旗子弟。在康、雍、乾时期，八旗贫寒子弟也可以入学读书，“年二十以下，十岁以上，情愿读书者，俱令入学”[31]，并由公费予以补助。这种文化措施，曾使八旗子弟中间人才辈出，也有效地推进了整个旗族文化素养的上提。到了清末，一系列的旗族学校仍然坚持开办，只是国力日益衰敝，旗族人口又明显增多，原有的学校已远远无法容纳所有愿意上学的子弟，对众多穷苦旗人孩子的就读，也没有了先前的贴补。
据信，永寿很可能没上学念过书，不过，他也不会是个一点儿文化水儿都没有的“睁眼瞎”。当时的下层旗人，除了上岗值勤，余下的时间几乎没有什么正经事情可干，而旗人们又都是以有文化为荣的，所以，即使没上过学，也不能排除他利用别的方式学着识几个字儿以至于念几册“唱本儿”的可能。庆春幼时，到自家院内小南屋翻找玩艺儿的时候，即发现过《三侠五义》和《五虎平西》之类的旧书，另外，舒家每逢年节，总要在残破的墙壁上挂上一幅珍藏的《王羲之换鹅》图，以增添喜庆气息，这些都说明，故去的“一家之主”永寿不会真是一个大字也不识的文盲。
可是，因为家里异常贫穷，庆春的哥哥庆瑞，错过了读书的机会。现在，眼看着小庆春又到了虚龄八岁该当入学的时候了。一贯争强好胜的母亲，见别人家同龄孩子有的去上了学，心里急得火烧火燎。她知道，叫孩子念书，才算是对得起孩子这一辈子，可自己家的境况，是万难供得起一个学生念下来几年书的。小庆春从小就聪明伶俐，难道也让他跟许多穷旗人家的小伙伴一样，去店铺里学徒、去街边做小买卖[32]不成？慈母又下不了这份狠心。
庆春自己何尝不想去念书，但是，他从没有向母亲提过一句。家境的窘迫，母亲的难处，他全懂。
做梦也想象不到，就在此刻，天上掉下来个“大善人”，他帮助庆春，也帮助庆春的母亲，圆了这场求学的梦！
大善人名叫刘德绪，字寿绵。他的祖上，是清廷的内务府包衣旗人，世代为皇上家当差。清朝特有的这类皇家的“包衣”（满语，“家里人”“家奴”的意思），身份相当特别，虽然其中多数人只能是毕生劳苦卑微，却也有少数人一旦获得皇帝的恩宠，就能走上十分显赫的位置。[33]康熙年间，曹雪芹的祖、父两辈三人均做过权倾一时的江南织造，就是一个包衣旗人飞黄腾达的实例。刘寿绵的先人，也是这类走过红运的包衣旗人，几代为官，还在云南放过很具实权的外任，一来二去，刘府成了巨富。后来父辈兄弟三个，只靠寿绵“一线单传”，所有财产归了他一个人，他因而成了京城里遐迩闻名的大富豪。据介绍，要把他家在西直门里的房产顺街一字排开的话，足能有大半条西直门内大街那么长。即便是有些清末的公侯之家，也未必阔得过他。
就是这位年轻的富翁，偏偏心中不存瞧不起穷人的成见，还生来乐善好施。办冬赈，开粥厂，大把大把地将钱财撒给旗内和旗外的穷苦人，为他们排忧除难。因此，他得了一个“刘善人”的美称。
舒家跟刘府，从前有过较多缘分。庆春的曾祖母舒马氏，在刘寿绵祖父到云南放外任做大官的时候，正在给刘寿绵的祖母做用人，也陪着主人家去过遥远的南方。刘家人有情有义，一直没忘了彼此的这份缘分。看上去颇像是鬼使神差，正在庆春母子为上学的事苦恼不堪的日子口，刘善人刚好得了闲空儿，来到小羊圈胡同，探望庆春的母亲──他的“大姐”来了。
一进门，就见着了小庆春。“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比庆春年长十九岁的“刘大叔”，很快就看出了这家人有着难掩的苦衷，他当即撂下两句话：“好，明天早上我来，带他去上学。学费和课本，大姐你全都甭管！”
不知庆春成年以后久久没能彻底服膺“阶级学说”，跟这件由一位“善人”两句话就改变了他终身命运的事情，是否有关。总之，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果真神话般地发生了，并且让庆春足足地感念了一生，也体会了一生。[34]
庆春兴奋之极，他“心跳得多高”。他知道，自己的生活因而就要变了个样儿啦。当然，对于一个贫寒儿童来说，他对自己自身命运的日后走势，还看不出去更远。
第二天，刘大叔如约来送他进学堂的时候，庆春竟不期然地泛上来一层自卑心理，他觉得，自己此刻正“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上学”[35]。庆春后来从学校里获取了许多的知识，不过，他关于人活着首先还是得顾全“体面”的下意识，却是在未去读书之前，就从母亲那儿得到了充分灌输的。小小年纪，就有了这样的观念，不能不让人多少有些意外，也不能不让人记住、让人寻思。满族出身的孩童，尚未读书开蒙，便已经通过最初带有民族质地的生存场景，涂下了个性的精神底色。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庆春入学后，从启蒙读本《三字经》上认下的最初两句话。这个京城旗族的孩子，还未迈进学校门，就具备了跟常人不尽相像的“习性”。
刘大叔把小庆春领进了新街口正觉寺胡同内的私立慈幼学校。学校离庆春家并不很远。开办这所学校的，是又一位当时被称为“刘善人”的满洲先生，名叫刘厚之，他是刘寿绵的师弟和朋友。刘厚之笃信佛教，愿为“普度”穷苦儿童做些实在的事，便在刘寿绵等人的资助下，利用正觉寺庙内的后殿作教室，办起了这所仅只容纳三十多名学生的学校。刘厚之自任校长兼老师，校内另一位老师是他的连襟。学校仿照东洋式的小学来办，因为师资和条件所限，不十分正规。汉语是教学的主科，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地球韵音》教起，也设了修身、写字、作文、算术、珠算、图画、唱歌和体操等副科。学校不分年级，没有毕业期限，即便修业结束也不发肄业证明，这些地方又都很像是一所私塾。这就难怪庆春后来常常说自己刚入学的时候，上的是所“改良私塾”。
因为有刘寿绵的特别介绍，庆春入学后很受关照，他不用交学费，连书籍和纸墨笔砚都是用学校的。
从1906年起，在慈幼学校，庆春读了两年书。其间，聪慧又刻苦的他，各门成绩都是优等，而且在作文方面，已经初步显露了才华。刘厚之视他为得意弟子，像呵护自己儿女一样待他，不仅在学业上对他抓得很紧，还常来舒家嘘寒问暖。后来，两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刘厚之甚至欣然执柯，让庆春的三姐，嫁给了他在清史馆工作的朋友──满洲人赵叔超。
也许是因为庆春这辈子注定非要跟宗教发生点联系不可，他最初离开家，就是在刘寿绵这位日后京城有名的大和尚带领下走进学堂的；他在学堂里的第一位业师，刘厚之，也是佛教徒；他的第一段读书生活，又是在往日的寺庙正觉寺的后殿里开始的。他的心，自然地是在这种引导下，毫无旁顾地，步步“向善”。
1908年，庆春转入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的初小三年级。转学的原因，想必是由于那里的治学更加正规一些，师资也更强一些。这回变更，又是仰仗了恩人刘寿绵大叔在经费上的资助，不然，庆春仍旧是读不起需要缴费的公立学堂的。当时，原来异常阔绰的刘寿绵“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36]。这一点，叫苦孩子庆春免不了有些愕然。
庆春依依惜别了刘厚之校长和慈幼学校，像初来的时候一样，临别，他再次向孔圣人像，也向敬爱的校长，磕头行了大礼。刘厚之是第一位教他认识了孔老夫子的先生，虽然年幼的庆春当时还弄不懂刘先生张口闭口总要说起的国学儒教，但是，他还是相信，对于每个人的人生，那必是些顶重要顶神圣的东西。历史发展到这一阶段，满人由入学起始就要接触国学儒教，已成常态。较多体现出汉学特点的学校教育，与身边日常仍然较多体现满俗特点的社会熏陶，是少儿庆春同一过程接受的双重濡染。
第二两等小学堂就在西直门内的大街上，距离刘寿绵家很近。每到放了学，庆春常顺路去看看刘大叔，听听他那“照旧是洪亮的笑声”；刘大叔见到小庆春，总是快活得很，必招呼他吃饭，或给一些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点心。
庆春在京师第二两等小学堂里读罢初小读高小。
就在他刚升到六年级的时候，国家出了大事情，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旨在推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就是史上有名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武装暴动首先从武昌开始，随后，变化呈燎原之势，迅猛发展到全国，出乎许多人的预料，摧枯拉朽般地了结了清朝定鼎中原长达二百六十七年的统治。至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四），隆裕皇太后代表宣统皇帝，正式公布了“逊位诏书”。国家于此进入了“中华民国”的纪元。这场鼎革，是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变迁之一，它在形式上，终于结束了东方古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时代，使国人追求光明与进步的历史向前挺进了一步。这场社会变局，理所当然地沉重打击了清廷统治者，同时也连锁反应般地，给京师内外以及遍布全国各个地区的旗族群众的命运，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
封建时代在中国的寿终正寝，本是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但是，最后的王朝赶上了由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却带有某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帮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忙。
在中国，封建帝制根深蒂固，百姓们一向就把“忠君”与“爱国”相混淆，缺失反封建的意识，要动员他们投身推翻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殊非易事。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封建势力面前的势单力孤，显而易见。当时，保皇党康、梁等推行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尚且乏力，要用革命来埋葬帝制，难上加难。而化解难题的“捷径”则终于找到，那就是种族革命。清朝皇帝来自于这个国家主体民族之外的一个异民族，而“尊王攘夷”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来就是华夏民族的正宗传统。要在一个主体民族人口占有压倒优势的国家，号召大民族民众合力推翻小民族中央政权的“种族革命”，比鼓动民众向封建王朝造反，要方便得多。此时的“大清朝”丧失了二三百年前的虎虎生气，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步步进逼，更让古典做派的颟顸帝国从内而外呈现出“残灯末庙”的征候；加上在“八旗生计”问题多年困扰下旗族生活的全面落寞，酿成八旗将士中部分成员的精神蜕变心理异化，也为革命党人否定旗族提供了依据。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辛亥革命的纲领，国人普遍只是动情于鼓动种族革命的前八个字，而把更重要的带有民主革命性质的后面八个字丢置脑后。带有严重偏颇的策动得到广泛呼应，“忽喇喇似大厦倾”，本已衰败的清政权，息影世间。
庆春此刻还仅只是一名高小学生，对人世间如此之巨的变故，还不可能迅即便看到它的全貌。但他毕竟已然到了初谙世事的年龄，也不能不知道，自己身在的旗族，正在经历着大的动荡与变故。
这一动荡，自然还不会让身处京城小小年纪的庆春首当其冲。一场革命风暴过后，京城世面上全盘易政易帜的时刻，庆春仍旧梳着他那满人男童特有的大松辫，每日往来于家庭和学校之间。
辛亥过后，他就读的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改成了第四女子学校，原来在第二两等小学堂念书的男生，全部被并入西直门内南草厂胡同里的第十三小学校。
从第二两等小学堂到第十三小学校，庆春发愤苦读的精神丝毫不减。中午，他须赶回家里吃饭，而常常在推开家门后，听到母亲为难地说：今儿中午家里没饭！他便二话不说，马上车转身去，折回三里多地以外的学校，照样精神饱满地听午后的课。自尊和好学，要求他必然这样做。
读小学，他的学习就已经出现了偏科迹象。他不大喜好算术和图画，对国文和写作却生发出浓浓的兴趣，并且还在学校的演说课上崭露头角。——不知为什么，自清初始，旗人们喜爱数理科目的一向不多，像康熙皇帝玄烨那样不仅诗文造诣较高，又在天文、历算等方面均表现出超人天赋的满洲人，在满族文化史上也实在得说是凤毛麟角。不过，满人擅长绘画的太多了，由清代到民国，称得上美术大家的旗人，数不胜数。从小就没有绘画才气的庆春，越到后来，越是为自己在这个方面的才力欠缺抱憾；他却一辈子也没有为自己当不上科技专家可惜。
庆春上小学时写出来的好文章，居然被他的同窗好友、旗人子弟高煜年牢记到晚年：那一天，国文教师孙先生出了个《说纸鸢》的作文题。庆春文思快捷，不一时便写得了。他早就约好煜年，放学后和他一道去放风筝，可煜年却还在苦苦构思怎么写这篇文章的开头。庆春有点等不及，悄悄凑过来：“我给你起个头吧！”第二天，孙先生在课堂上对煜年的作文开篇赞不绝口，并为学生们高声朗读：“纸鸢之为物，起风而畏雨；以纸为衣，以竹为骨，以线牵之，飘扬空中……”诚实的煜年被先生夸得不好意思，把和庆春之间的小秘密坦白了，这非但没有招恼了先生，先生反而更其高兴，他捻着胡须说：“我在北直隶教书多年，庆春文章奇才奇思，时至今日，诸生作文无有出其右者。”想来，这大约是作家老舍平生被记忆下来的最早的文章段落，当时，他仅是个十二岁的少年。
庆春所在小学实行复式班制，高年级与低年级同在一个教室上课，庆春被老师倚重，常在任课老师外出时，被指定为低年级的代课小先生。老舍一辈子最能引起世间注意的身份是作家（他自己喜欢称之为“写家”），可他最好的自我感觉却常常是做教师。假若把他平生做教师的经历串起来，这源头，竟是在他的小学高年级。
从上小学的时候起，庆春就喜欢结交旗族儿童做朋友。这是一种本能的心理认同，还是一种主动的“嘤其鸣矣”，值得揣摩。他与一位足称终生莫逆的友人──出身于正黄旗满洲小官吏家庭的罗常培（字莘田，旧姓萨克达氏），也是在高小读书时彼此结识的。罗常培后来成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界的泰斗人物，他回忆庆春小学时代的情形，写道：“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罗常培并没有具体说明舒庆春是在何时、因为什么，让老师动了教鞭，那是个绝对讲究“师道尊严”的年代，教师动辄请出教鞭说话的事常有；难得的倒是，满族少年罗常培对另一位满族少年舒庆春这种精神风貌的捕捉和记忆，既传神又生动，还带着几分对相互共有的民族气质的深刻体认，令人过目不忘。
第二节 从市立三中到师范学校
1912年年底，舒庆春从第十三小学毕业了。
这时，他的家境仍旧贫苦。读小学的时候，为了给哥哥娶媳妇，家里百般无奈，把祖传的坟地都典了出去。紧接着，又是三姐出阁、姑母丧仪，也都花了一些钱。他家已经让债务压得抬不起头来。母亲不能再顾及脸面是否光彩，她走出家门，到第四女子学校（即由庆春原来母校第二两等小学堂改的那所女校）去当工友。如此困顿的境况下，亲友们都觉得再让庆春坚持念中学，已远非他家能力所及，于是纷纷来劝说，要他结束求学，去学一两门手艺，好养家糊口。只有母亲最体察小儿子的心，是怎样眷恋学业，她把牙关咬得更紧，支持了庆春继续读中学的要求。
1913年1月，庆春考入了京师第三中学。这所地处旧时正红旗驻地的学校，坐落在西城祖家街东口，与满洲历史文化关系甚密，其最初的前身，曾是培养清宗室子弟的八旗右翼宗学，创办于顺治年间。乾隆年间校舍还在石虎胡同的时候，著名的满族诗人敦敏、敦诚兄弟均曾就读于该校，连《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在校内担任过文书助理一类的职务。1910年，该校更名为八旗右翼子弟学堂，供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的子弟入学，学生来源由此大大超出宗室贵胄的范围。辛亥之后，它又改为京师第三公立中学校，也招收部分非旗族的子弟。庆春入学的时候，辛亥甫过，“同学大多数是八旗子弟”，依然是这所学校的基本状况[37]。
舒庆春被编入校内初中一年级的第四班，令他高兴的是，同班同学中，不单有小学时代的好友罗常培，还有新结识的旗族少年董鲁安和胡奎泽。董鲁安日后成了燕京大学的名教授，而胡奎泽后来则成了庆春本人的大舅哥（他是老舍夫人胡絜青的二哥）。
第三中学的同学，出身于下层旗族社会的相当多，这使庆春有了更多地了解贫苦旗人子弟生存状况精神面貌的机会。这会儿，辛亥事变鼎革刚刚过去，他注意到，那些与自己出身同一民族的少年们，除了常培、鲁安、奎泽等人，还有不少人或多或少地带着自由散漫、盲目敷衍的性格弱点。当时，他还未必能从更深一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查找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由，但是，他已提醒自己，可别沾染类似的毛病。他在“庆春”的本名以外，给自己取了个“醒痴”的表字。才走进中学课堂不久的庆春，清楚认识到，不求黾勉、随波逐流，便会不由自主地堕入“痴人”行列。
庆春在三中仅读了半年书，就已经感觉，在这种中学上学，花销要比读小学多许多，难怪亲友都来阻止自己念书。他听说，新建立的民国教育部，把从前的京师第一师范学堂改成了北京师范学校，将对考取该校的学生，实行学膳全部公费的待遇。他动了心，想要完全由自己来决定一回自己的命运。
瞒着母亲，他紧张地备考师范学校。之后，参加了有九百多名考生入围竞争的考试，通过了体检、初试、复试，终于榜上题名，成了仅有的五十名被录取者之一。他把这个结果报给母亲，使母亲着实惊喜了一大场。随即，娘儿俩又作了难：师范学校规定，每名新生必得先缴上十元钱的“保证金”方可入学。这笔钱，对他家来说，简直是个了不得的数目。为了这十元钱，母亲起早贪黑地拼了半个月的命，末了，还是没有凑够数，嫂子又把成亲之时从娘家带来的两口箱子也变卖了，这才有了十元钱。
1913年8月，庆春告别了三中，告别了常培、鲁安等好友，带上那笔攥得发烫的“保证金”，去位于西城丰盛胡同的北京师范学校报到。这所学校，利用的是清代满蒙学堂的旧址和教具，而图书仪器则来自原京师第一师范学堂。因为前三期的学生是更名前第一师范学堂遗留下来的，所以，庆春所在的第四期，实际上是更名后经过严格考试选拔的第一批学生，这批学生的基础，个个都很强。
进入师范之后，庆春读书的地方头一次离开了他熟悉的西四牌楼以北以西范围，虽然还是没有走出西城，却到了西四的西南方位，离家也远了一些。这让他的个人视野放大了。学校是寄宿的，十四岁的他，开始了独立生活。两年后，学校迁址到祖家街西口的端王府夹道，又命中既定似的把他带回了城区的西北部，不过，他这一生，却再也没有回到小羊圈胡同去住过整段的日子。
在师范学校，食宿、教学全部公费，连制服、帽子、大衣、皮鞋和文具，也概由学校定期发放。自幼没断了为吃穿发愁的穷旗人孩子庆春，最能体会到这种条件来之不易。
学制五年，其中包括一年的预科。据他在该校读书时的同窗、毕业时本届学生成绩总排名第三的关实之（当时名关桐华，满人）后来回忆：“在五年学习期间，老舍的成绩一直是上等，属于高材生。但是由于他受方惟一校长和宗子威老师的影响较深，更偏爱文学，所以他不是前三名。但他却一直在上等里面。”“老舍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和他在北京师范学校这段学习是有一定关系的。”[38]
庆春在师范的五年间，学校几度更换校长，其中任期最长、给庆春教益最大的是方还（号惟一）校长。这位留着长须的江苏昆山人，是前清的进士（另一说为翰林），具备高深的国学造诣，尤以文学和书法见长。他治校严谨，爱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对他们日后有效地服务于教育事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发现舒庆春在文学上的天赋，开始着意对他因材施教，反复指导他练习古文和旧诗，让他用心领会桐城派的散文和陆游、吴伟业的诗歌。这位汉族士大夫，是舒庆春毕生景仰的业师，他与国文教师宗子威，抑或称得上是庆春此后走向文学创作之路的两位领路人。方校长在庆春毕业前一年调任他处，他们之间的师生情分却一直维持到方先生1932年去世。辞世前，老人为他的得意门生、业已名重文坛的作家老舍书写了一幅字：“四世传经是谓通德，一门训善惟以永年。”直到老舍晚年，这幅严师的训诫，还被他恭恭敬敬地高悬于卧室的东墙上。
除方还和宗子威外，兵操教师俞飞鹏、音乐体育教师张秀山诸先生，也都对舒庆春的学识积累，产生了不小影响。民国初年的北京师范学校，教学内容与方式，还保留着相当多的传统特点。这对出身于旗族底层的少年舒庆春来说，乃是一次系统的儒学文化洗礼。起码，他已开始感觉了这种文化的“博大精深”。留存至今的《北京师范学校校友杂志》（1919年4月出刊）上，登载有舒庆春在校读书期间写作的旧体诗和文言散文共十篇。其中散文《拟编辑乡土志序》《过居庸关》等，体现了为同龄少年难以达到的文言驾驭能力；尤其是长篇古风诗《于石景、金顶二山作战诗》的序诗前十六句，除了其中可数的四句外，句句用典，更使人不能不感叹他当时所具有的文史修养。[39]
在师范学校，舒庆春是个受师生们喜欢的学生，别看他身量瘦小单薄，可是由于秉性勤奋，便总像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他的作文，常常成为同学们写作的范文；他的毛笔字，被老师评价为“大气包举”；他在校内讲演比赛上，十回总有九回能夺魁；他在学校军乐队吹号，负责指挥的老师一旦不在，大家便公推他来代理指挥；连校内食堂厨师们偷工减料把馒头做小了，也是他与大家商量着，采取机智方式加以解决。
对国家大事，他不糊涂，在袁世凯醉心复辟帝制的时候，居然能和同学们一道，赶排上演抨击时政的活报剧《袁大总统》，把一贯护着他们的方校长吓了一大跳，戏未演完，就被力劝中止。
在日常生活中，他的幽默天性和语言摹仿能力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有时，他会把随便哪个同学用随便什么发音道出的一通“怪语”，“翻译”成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说词，把大家弄得乐不可支；有时，他又能把贵州籍教师的讲话学得惟妙惟肖，让同学们惊奇不已，非得欢呼着把他举过头顶不可。同学们并不是人人都了解，这类煞有介事的即兴小表演，在当时的旗人社区里简直是司空见惯，所以，每回“出台”，都是效果上佳。
京城里的学生，彼此间一向爱取外号。这原本是昔日旗人堆儿里惯于相互嬉戏的遗风。瘦弱的舒庆春，从伙伴儿那里得到的外号偏偏是“大将”——足以证明，他那能力与性格的过人魅力，在相处之中征服着大家。连此时与他并不在一个学校念书的罗常培都感到了：“自他转入北京师范学校后，他的光芒渐渐放射出来了。”[40]
学校里的学业再忙，庆春也忘不了养育了自己的慈母。三姐出嫁了，哥哥又时常不在家，自己住校，母亲会是多么寂寞。这一年的年三十儿，他请了两个钟点儿的假，穿越拥挤不堪的街市，直奔清炉冷灶的家，为的是让母亲见到老儿子，享受那么片刻的喜悦。回校的钟点儿到了，他不得不禀告母亲：政府正倡导用阳历，这个年，学校不放假，他这就得赶回学校。性情刚强的母亲愣了半晌儿，抓了把花生塞进庆春手里，对同样要强的儿子说：“去吧，小子！”庆春泪眼模糊地跑回学校，他懂，要对得起母亲，就得上进，再上进。
1918年6月，年近十九周岁的舒庆春，以本届学生第五名的总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这届毕业生中，有八人被市教育局当即任命为小学校长，庆春是其中的一个。1918年9月15日的《京师教育报》上，刊出了《委任状第二十一号》：“兹派舒庆春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校长。此令。”
庆春欢天喜地地赶回小羊圈胡同，把自己担任了小学校长的消息禀报慈母。他真真切切地对母亲说：“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已是花甲开外的老母亲，流出了一生里难得流出的串串眼泪。娘儿俩这一夜都没合眼。
第三节 文化归位和社会归位
北京师范学校是一所专门为小学教育培养师资的中等专科学校。在这所学校毕业，是舒庆春（老舍）一生最高的学历。他没有上过大学。从七岁时由刘寿绵大叔介绍入“改良私塾”，直到十九岁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是他的学生时代，一共十二年时间。这十二年，是他由孩提而成人的重要阶段。他后来的学识，首先来自于这十二年里培养他的学校和教师，同时又更大程度地来自于自修。十二年间从学校学来的知识，就其文化体系来看，主要属于传统的中原文化（或者说是汉族文化）成分。但是，这十二年里，从学校里得到的教育，不就是他当时所能得到的知识全部，应当注意到，在同一时期，庆春正逐渐在形成自己另一方向上的基础性文化修养和社会认知，同样也是极具意义的人生积累。这类积累，则更多的是来自校外的体验。
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也就是自“庚子之乱”起，到辛亥革命过后的一个阶段，北京的旗人社会虽然经过了几度的冲刷动荡，大致还能维系自身原来的大模样。由数十万计的满洲旗人、蒙古旗人和汉军旗人共同构成的京城八旗社区，是到了大约20年代以后，才慢慢地有了散落倾向。作为一名身临其间的京城旗族底层少年，舒庆春的精神世界，不可避免地打下旗族文化与旗族社会的多重烙印，这些，属于客观存在使然，是有迹可循的现实。世间存在过的一切人们，平凡人物也罢，杰出人物也罢，他们的教养选择，永远也超不出自身所能得到的外界条件提供。作家是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者，他们的作品，也同样反映着自身的社会存在及文化拥有。在人们研究中国文学史上诸多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为了防止随时可能蹈入某些容易蹈入的误区，断断不该忘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民间格言的提示，不应忘记，每一位作家的个性，都发轫于他自幼及长所处的人文环境这一规律。
舒庆春在他的成长时期，曾经与本民族的文化习养以及社会流变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甚而骨肉相依的联络。
前面已经谈到，他在童年时期，从母亲身上继承的许多秉性、品德，其中鲜明地蕴含着满族文化特质。在读书阶段，他又从旗族的文化社区里，濡染着各式各样的传统风习，正好与他自幼从母亲那里学到的内容相衔接。
人们常说，满族，特别是京旗满族，是个相当艺术化的人文群体。这句话，确实反映了近一二百年来满人普遍追求文化艺术的实际情况。但是，一个从前以孔武尚勇著称的民族，怎么竟能够转化成一个艺术型的民族，个中的原因，还得到清代严格实行八旗制度的社会状态里面去寻找。
贫寒难挨，是长久以来落入“八旗生计”陷阱的下层旗人最大的生存体验。他们何尝不希望有朝一日，能摆脱这种困境，但是做不到，一代又一代，旗人的儿女命里注定还得是旗人，谁也挣不掉八旗制度的束缚。打从婴儿来在人间，旗籍“户口簿”上就算是记去了名姓，统治者用少得可怜的“铁杆庄稼”（即所谓“旱涝保收”的钱粮），买走了他们的终身自由。当兵，是满洲人活在世上惟一的前程，也不管你的日子过得怎样惨，都不许从事任何额外的经济活动，不许擅离本旗驻地，是铁定的规矩。多一文钱没处挣，多一步路不让走，除非有了战事的话，你必须时刻准备奉命开赴前线，平常的岁月里，人要像鸟儿似的，被关在笼子里一辈子。这实在是个绝大的悲剧。而悲剧又不只是为穷旗人们所专设，即使是旗族中的“天璜贵胄”、王爷贝勒们，也活得不是那么痛快，他们虽无冻馁之忧，却同样没有随意离开府邸出游外埠的权利，任凭有多少财富，却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这虽然要比天天挣扎在贫困线上好得多，可也同样是场悲剧。[41]在这种种世代承袭的人生悲剧里，旗人们精神上的苦闷抑郁可想而知。他们只好变着法子找寻心灵间哪怕是些许的安慰和平衡，于是，文化艺术，也就成了他们调节自我一种差强人意的方式。在这上面，他们肯花大力气，渐渐地，就养成了几乎一整个民族的艺术好尚。起初，在艺术追求上还看得出明显的分野，上层有闲子弟多在琴棋书画等较为书斋式的领域里展露才华（其中出了不少专门家），而下层穷苦旗人，则往往到吹拉弹唱等习见的文娱形式里寄托艺术实力（其中同样也出了不少专门家）。后来，贵族阶层在艺术生活方面的世俗化走势，也一天天地显露。对这种种文艺习尚，清代统治者并不过多干预。只是还有一项规定，旗人们要玩儿艺术可以，但只许自娱自乐，绝不可以“下海”（也就是不得以艺术表演营利谋生，不得成为职业演员）。全民族生活的“艺术化”倾向，后来愈演愈烈，竟至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一直体现到：以“撇京腔”来寻求动听的语感享受、用插科打诨之类的小趣味来排遣空虚、把生活中用得着和用不着的“礼数”讲究得头头是道以显示才华……老舍于20世纪40年代写作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对当年的旗族艺术生活场景，做过清晰的描绘：“整天整年地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子词。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生活艺术是值得写出多少部有价值有趣味的书来的。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舒庆春，落生在这么一个被自上而下艺术化了的民族中间。虽然，他家和许多旗人家庭一样，穷困潦倒到无以复加。但是，境遇上的贫苦和文化上的“阔绰”，有时也能如此不和谐，或者说如此和谐地共熔一炉。生计上艰难的家庭，文化上富有的民族──这，就是老舍出身其间相悖相辅的民族社会环境。
北京话，是日后走向创作之路的舒庆春，生下来便可以充分享有的一大笔财富。近年来，国内的语言学者发表了大批论文，证实了八旗子弟（尤其是满洲人）从清初定居燕京起，近三百年间，先是相当的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母语──满语，随即就对京城流行的汉语言，进行了极大力度和极具耐性的改造，京腔京韵，恰恰是经过了一代代视语言为艺术的满人不懈的锤炼、把玩，才变成了日后这般地清爽悦耳、富有表现力。晚年老舍在以清代末期京城旗族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家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中间，也就此不无自豪地写过：“至于北京话呀，他（指作品中人物“我”的表哥、满族青年福海──引者注）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轻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候过于轻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看来，青少年时代的舒庆春，就对“京腔京韵”跟旗人社区的特殊关系，有了切身感受。正是明显地获益于早年在京师旗人文化社区中的语言养成，后来在文学创作上，老舍才能够那么运斤如风地调遣北京话，把北京话的内在美感，准确把握住，再最大限度释放出来。对于这一看法，可以起佐证作用的，是学者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这篇著名论文中的如下评价：“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42]
到了辛亥鼎革之前的一段时间，朝廷对一些满人把先前的艺术自娱变为谋生职业的行为，已然失控。像黄润甫、汪笑侬、陈德霖、龚云甫、钱金福、慈瑞全等等堪称一代宗师的京剧演员，像双厚坪、赵星垣、德寿山、金万昌、荣剑尘、谢芮芝、品正三、常澍田等等北方近代曲艺的鼻祖类人物，都是清廷垮台之前就转为职业演员的满洲人。即使是出身于爱新觉罗皇族的红豆馆主（溥侗）、清逸居士（溥绪）、卧云居士（玉铭）等一批著名的京戏“票友”（即名义上不“下海”而实际上差不多毕生醉心于戏曲编创表演艺术的人），也几乎是随时地演出于自组的“票房”（非营利的演出场所）之中。至于辛亥之后，旗人们迫于生计而涌入演艺界的情形，更是蔚成潮流，仅只京剧界，就出现了“十全大净”金少山、“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和尚小云、“四大须生”中的奚啸伯，以及金仲仁、杭子和、李万春、厉慧良、唐韵笙、关肃霜等大师级的艺术家。老北京们都晓得，在民国年间的戏曲舞台上，才艺超群的满族艺术家不胜枚举。毫不夸张，到了清末民初，旗族艺术家们已经稳稳地占据了京城演艺界的“半壁江山”。
学生时代的舒庆春，手头拮据，没有闲钱能够支持他过多地观赏旗人们喜好的各门艺术演出。可是，艺术的诱惑，常常是人生在世万难抵御的一种诱惑，他但凡有了接近艺术的机会，总是不肯轻易放过。从留存下来的老舍生平资料中间，可以了解到，读小学时，他每每在放学之后，跟随比他囊中略为宽裕的同窗好友罗常培，到各处的小茶馆，兴致盎然地听评书（费用自然是由常培来出）。“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片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43]少年时代，他已经“会听戏”了，曾有幸欣赏过京戏名角儿谭鑫培和郝寿臣的戏，还聆听过“鼓书大王”刘宝全的演唱。
至于文学方面的民族传统，舒庆春更不会觉得陌生，因为他从上小学起就偏爱文学，旗人们代代相传的文学爱好左右着他，旗人们的传统读物也自然地会进入他的浏览视线。由于清朝定都中原以后几代君主的垂范作用，清代的八旗子弟中间，产生过大批的文人墨客，仅流传下来作品集的，就有上千位（例如在民国年间由巴噜特恩华所辑《八旗艺文编目》[44]中，即收录了清代旗族作家一千零三十五位的一千七百七十九部作品集目录，其中满洲旗人及其作品约占六成）。正黄旗满洲纳兰性德及其词作《饮水词》、满洲内务府正白旗包衣曹雪芹及其长篇小说《红楼梦》、镶蓝旗满洲顾太清（西林春）及其词作《东海渔歌》、镶红旗满洲费莫文康及其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等等，都在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自尊、要强又倾心于文学的庆春，当然不会不以本民族出现过这样的文学伟绩而感到骄傲[45]，更不会拒绝从这些民族文学的厚重积淀中发奋汲取营养。[46]这种在民族文学道路上的文化认同，于相当的程度上，导引了他后来的创作取向。
清代的满人，既然早已把本民族的中心立足点迁移到了北京，还亲切地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的故乡，那么，京城的一应风俗，也就难免地要受到满人文化传统这个“筛子”的过滤。满洲人在北京当皇帝，一当就当了二三百年，市井间的种种风气，转向满洲人喜好和易于接受的模样，不足为奇，这与人们常讲的“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本是一个道理。从这个角度来想问题，清代的满人们，确把京俗改造成了新型的“满汉全席”式的满俗，也把满俗跟京俗在心里画上了等号。舒庆春早年生活在京城的时候，这个等号还很显然，京城世风还远不像20世纪晚近阶段那样，被搅入了太多文化上的南腔北调及欧美异质。缘于斯，庆春脑海中记挂了一辈子的故都民俗──年节的、婚嫁的、育儿的、丧葬的、起居的、饮食的、商贸的、娱乐的、风物的、心理的……可以说，都与老年间的满风息息相通。
老舍一生，最流连、最动情、最敏感、最关切的，是文化。文化，是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大千万象，民族属性是其间各种属性中重要的一个；当然，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核心信息都来自于历史深处，故而民族文化都必定要归属于某种特定的历史传统，这也是不言自明的。一个具体的人，完全可能会在成年以后经历到多重文化的感召，取得一种更加辩证的文化明智，但是，恐怕谁也做不到，从少年时代起，就从属于多重文化思维。在舒庆春踏上人生漫漫行程的开初阶段，他的早期文化归位，带着清晰的满族文化属性，这是从大量事实出发所引出的判断。这个判断，是说得清和讲得通的。
老舍的爱好者都清楚，他是一位最“接地气”的作家和文化人。他早年生活中清楚可感的“地气”，极大程度皆来自自身民族。
舒庆春又和所有生存于世间的人一样，不但是文化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也是他所面临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具体地说，他的满人出身，使他在自己的成长时期，很天然地被并入了与一般京城旗人类似的社会格局，取得了与当时一般的京城旗人们类似的社会观念和社会位置。
辛亥鼎革正像许多呼啸而至席卷世间的大规模历史行为，不可避免其自身的两重性。由先天不足的中国资产阶级发动的辛亥革命亦莫能外。以往，人们多从此次革命的不彻底性上，检讨其先天不足，指出鼎革结局只是做到了形式上终结封建王朝存在，未能根本去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固然当属的论，却仍嫌有欠全面。假如从民族关系处理的层面来反省，辛亥革命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也不可谓不显在。
中国与西方单一民族国度不同，古来便是多民族共存国家，这片国土繁衍生息的不同起源的族群，携手创造了中华的恢弘历史与璀璨文明。翻开史册即可得见，因各民族发展层次不同、经济方式有别、利益追求互异，千百年来曾经有过彼此不少矛盾冲突甚至战争；而如若站得更高些去纵览史书，又会看到，不同民族相互间的仇视状态，要比起彼此的太平厮守少得多，相安相容互利互惠，历来是我国多民族交往史上的基本主题。就以清朝入主中原形成中国封建时代最后空前的大一统来说，由于不同民族位置及价值观念有差异，起初确有过些令人痛苦的事件发生；但是，若从近三百年全部清史看，清代则可被认为是中国封建时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鼎盛阶段，满汉民族以及国家各民族间的相处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47]，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推翻封建王朝而大做舆论准备之际，历史的某些真相被舍弃了。瓦解由满人当皇帝的清政权既为当务之急，“殃及池鱼”般地株连整个满民族便当属难免；不仅满汉两个民族二三百年间总体上相安无事、友好相处的过程被人为地遮蔽起来，满民族为中华而开疆拓土、保国护民的慷慨奉献也被忽略，满人形象一概地被丑化乃至于妖魔化。辛亥革命发动造势阶段，两个半世纪之前的满洲入主中原，被说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不仅中国古而有之的“夷夏之防”[48]思想与西方民族沙文主义者所标榜的“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49]等等理论相互合流，把满人统统诬称“满洲贱族”[50]、“逆胡羶虏”[51]、“满洲鞑子”[52]、“野番”[53]之类的辱骂亦不绝于耳，连当时著名的政论也喊出了“兴汉复仇”[54]、“诛绝五百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55]的声音。这些言论偏离民主革命应有之义而不惜策动种族仇杀，至为盛行，并且奏效，结果，辛亥举事得到了相当多的汉族民众（包括怀有异端民族情绪的封建阶级分子以及与之声气相投的军阀）的大力策应。辛亥鼎革就此功成。[56]
辛亥革命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清皇室之间签订了“清帝逊位”条约而告了结。逊清政权在大多数都市和八旗驻防重地，是以和平方式向民国完成了权力移交；尤其是在国家最高政权及首都控制权平稳转移上面，体现出清朝末代执政者识大体顾大局、对国家与民众负责的异乎寻常的政治理智，这既为历代政权更迭之记录所罕见，也该当在史册上留下明确的评价。[57]
然而，就全国而言，“驱逐鞑虏”口号产生了强大激发作用，革命军与八旗军的仇视对立情绪未因清帝逊位而及时化解，局部武装冲突也没能避免，在南京、西安、福州、荆州等地，上演了种族仇杀的惨剧。例如在西安，驻防“旗卒死三千余人，妇孺投井者尤众”[58]。这类消息，不断地传向京城和四处，一时间，让京旗以及各地驻防旗的官兵们，个个惴惴不安。[59]
为了修正先前发动革命时所提出的排满口号在革命军中引发的过激举动，也为了消解这类宣传在广大旗族群众中产生的抵触情绪，孙中山等及时提出了由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受到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民族同胞的欢迎。1912年9月，孙中山亲临北京，在由旗人社团举办的几次大会上，对旗族人士宣布：“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现旗民生计困难，尚须妥筹，务使人能自立，成为伟大国民。”[60]“现在五族一家，各于政治上有发言之权。吾意对于各种工业，应即依次改良，使各旗人均有生计，免致失业。”[61]这些话，对刚刚挣脱二三百年“八旗制度”束缚的旗族群众，的确是一个鼓舞。
可是，历史未能沿着孙中山所设想的“五族共和”道路走，他提出的所有的国内民族都应有平等政治权利主张，没有得以兑现，他关于妥筹旗族生计免致失业的计划，也远未实施。继之而起的，是袁世凯的复辟和围绕北京城连续数年的军阀混战，“五族共和”蓝图被践踏，孙中山“天下为公”倡导被抛弃到了爪哇国。京城和各地的旗族生存环境，在本已不济的基础上，更加急转直下。
民国政府曾允诺向旗人们继续支付钱粮，已形同一纸空文，民国三年起，即停发了粮饷，后来饷银的发放亦时断时续，有时一次仅象征性地给上几十个铜板。
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情绪又在社会上席卷而至。将旗人一概嘲笑为“封建余孽”、“亡国奴”、“懒惰成性的游民”的种种说法，甚至像“胡儿”、“鞑虏”之类的斥骂声，随处皆是。在京城里流传最广最力的一则传闻是，有个衙役问一个行人：“你是什么人？”对方答：“我是旗人。”衙役大怒，举起皮鞭就抽：“什么！老爷才只能骑马，你竟敢骑人！”对方赶快解释说：“我不是骑人，我在旗。”衙役更加得理，高声呵斥：“你还敢再骑，我就往死里揍你！”其时，各类读物、教科书、报刊，也出现了清一色的仇视和鄙视旗人的宣传。在政府和学校招收职员、教员之际，对旗人几乎是不屑一顾。甚至在法庭审案子的时候，也出现了不分青红皂白而一味加重对当事的旗人一方严办的现象。
旗人们不敢在公开场所暴露自己的族籍，成了普遍现象。原来许多旗人是不习惯在本人名字前面加用姓氏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了避免受到歧视，也都加上了姓氏，如果从姓氏上很容易被认出是满人的，也有一些不情愿地改用了他姓；[62]在寻求工作机会时，许多旗人只好违心地谎称汉族。不久，旗族的称呼竟自在社会上渐渐消失，虽说还有一部分满洲后裔坚持自己的民族成分，但是，“满族”作为一个辛亥以后逐步用起来的称呼，所包括的人数，却极明显地一再下降。[63]
少年时代的舒庆春，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他虽然未遭遇到被迫改报族籍之类的打击，可也没法不对众多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满族同胞悲惨状况异常关注和伤感。他亲眼看到，京城里大批大批的满人，为了活命，四散而去，除少数人进工厂矿山当工人、下乡当农民外，绝大多数都跌进城市贫民行列。据有关资料证实，当时一部分原来有些艺术专长的“票友”，纷纷“下海”从艺，小小年纪便进入戏班学戏的也不少，而“更多的满民还是经营小商小贩，充任学徒、伙计、记账员，或者从事手工业，当车夫、电车夫、茶房、裁缝、木匠、瓦匠、地毯工，也有不少担任小学教师，还有为数相当多的当了警察”[64]。更其可怜的，便是始终找不到职业的一群，四处流浪，敲小鼓收废品、沿街捡破烂儿、行乞、卖卜、缝穷、摆茶摊儿……当然，也还有一些旗籍女子沦为娼妓的。
在下层的广大旗籍群众心里，“大清国未必好。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65]。这种无法抗拒也无法解释的现实，使他们走进了极度的精神压抑与苦闷。即便是仍能保持小康水准的某些满族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和他们同胞们普遍的思维和心情如出一辙。[66]
这一过程的舒庆春，心理逐渐成熟起来。其个人存在与京旗满洲的命运密切关联，思想与精神的走势也与这个群体没有大的不同。他跟他的同胞们一样，并不觉得先前那个世代捆绑本民族人身自由的清政权怎样地好，却对眼下这个得到了所谓“自由”却令他们的生命状态更其不堪的现实，大失所望。他们虽说都不是什么思想家，情感上却比较倾向社会改革采取温和的渐进的尤其是真诚的方式展开，这和晚清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较为吻合，而与激进且暴烈的革命方式有所区别。
在民国初年的史册上，一个颇耐人寻味的情况是，凡是满族出身的革命者，全部来自北京城之外，譬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向应来自辽南农村，“二七”大罢工的领袖之一王俊来自长辛店的工厂……一座世代涌现满族杰出人物的北京城，虽能继续在文化教育等方面造就着满族俊贤，却没有再出现著名的革命者。只有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满人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仁人志士，才又激增起来。这透露了一种信息，京城满族人在民国初年的精神状况不怎么好。他们对纷至沓来的种种革命浪潮，都在保持距离，愿意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一看。
年轻的舒庆春，有幸在师范毕业之后，得到了比较理想的工作。但是，他在心底里为自己认定的社会角色，却远没有那么高大和自负。有时，他会因为身为满族人而生出几分尴尬，尤其是每当人们一提起旗人就要提到西太后的时候，总有莫名的烦恼袭来。但是，他毕竟对自己的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不一般的了解，作为血气方刚的满族青年知识分子，越是在社会舆论对本民族不利的情况下，他就越是产生内在的情感反拨。他把个人的情感、命运，与民族的情感、命运连在了一处。他多么希望，能够凭借自强自爱的精神，顽强不懈的努力，在业已挣脱八旗制度束缚的满族群体中，率先达到自立于社会的地位，给世人看一看；同时，他也绝不是个只会顾影自怜或者一味超然世外的人，他异常关注自己民族的群体命运，时时惦记着，愿为那些厄运缠身的父老兄弟们做实实在在的事情。流入城市贫民中间的同胞们，是他魂牵梦萦、倍加体贴的。对于国事他极为悲观，像“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之类的泄气话他听得太多了，“而且觉得不足为怪”[67]，无能为力。对世间的风云人物，他注意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观察的结论并不妙，总觉得这些人大多在人格上过于卑劣，也就不再崇拜谁，只是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缺欠，谁都有可笑的地方。……他一定说他是圣人，叫我三跪九叩报门而进，我没这个瘾。”[68]对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变得异常地过敏起来，并且把这种过敏久久保留在性格中间。清代的旗族，社会地位较高，当时，一般的满人们自然不会对民族关系问题有如此痛切的体会，现在不同了，每一位身受民族歧视之苦的满族同胞，都不能不发自内心地盼望着世间的人与人都能平等地生活，舒庆春也不例外。对于外界，他不再随意地公示自己是个旗人，除非对方也是旗人并且让他信得过。
人们或许没有注意到，在师范读书的时候，他在校内结交的最知心的朋友，不是他的同班同学，而是比他低一班的蒙古旗人白涤洲，这很符合旧时“不分满、汉，只问旗、民”的习俗，也会有利于他们之间交流对世事的看法与体验。在走向工作场所之后，他仍认真地、长久地维系着与罗常培、董鲁安、白涤洲等旗族挚友们的关系，据他自己说：“遇到一处，我们总是以独立不倚，作事负责相勉。志同道合，所以我们老说得来。”[69]
几十年以后，老舍在回忆当年的时候，说过：“那时，我须把一点点思想，像变戏法的设法隐藏起来，以免被传到衙门，挨四十大板。”[70]这样的感触，会不会也跟他在民族关系异常情况下的心理状态有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