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小如先生的《古典小说漫稿》
李鹏飞
《古典小说漫稿》所收吴小如先生论中国古典小说的文章，大都写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正是笔者一直所期许的将小说论文写得跟小说一样好看的文章，可以让人一鼓作气地看完。
跟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学者一样，吴先生也难免受到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并运用这一学说来分析古典小说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小说人物的性格、行为与人物的相互关系，在评价小说的历史地位时，也会特别重视其人民性、批判性与反抗性。有一些具体的表述大概会是今天已经远离那个特定时代的读者们所难以接受，甚至有些反感的，然而所幸吴先生早年受过传统治学方法的良好训练，这让他并未被流行学说引上歧途，大发凿空之论，而是在充分掌握原始文献与贴紧小说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他的观点，再加上吴先生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与过人的文学悟性，这让他每发一论，皆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从不蹈袭盲从他人，极具启发性。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所谓阶级斗争理论的运用在他只不过是虚晃一枪，既无关宏旨，也无伤大雅。我们完全可以抱着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的态度来阅读这些文章，从中领略吴先生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真知灼见，应该说，他的很多看法直到今天也依然值得小说研究者重视，甚至可以作为古典小说研究的指导性意见来对待。
收入这本论文集的十多篇文章涉及唐传奇、宋元话本以及明清小说等中国古代重要小说类型与经典小说作品，看上去虽各自独立成篇，但也基本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在对《儒林外史》《红楼梦》《三侠五义》等一些经典作品所做的集中深入且极为精彩的分析之中，贯穿着鲜明的社会史、文学史与小说史的意识。在论述一种新生的小说类型或者深入剖析一部小说作品时，吴先生一定会周详地交代这一类型的历史源流，交代其题材的沿革演变，交代作者生活的时代，以及作者个人的生平交游与思想情感，在论述具体的小说艺术特色时，也必定会追溯它在传统文学与文化中的根源与地位。这样一来，吴先生就把一棵已被时间之斧伐倒的小说之树重新放回它曾经生长的森林里去，让我们看到这棵树所曾赖以成长的土壤、阳光、空气与整个森林的环境。这其实也就是传统治学方法所讲究的“知人论世”的原则，让一个过去时代的研究对象重回鲜活、立体的“真实”历史时空，加以尽量周全的审视，这一方法在吴先生手中运用起来是如此地自然娴熟，没有任何斧凿勉强之痕，在我们这个文学学术研究日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而把研究对象拆解得支离破碎、不成片段的时代，让人油然而生重睹天地之大美的惊奇与新鲜之感，也油然感到老一辈学者治学气象的苍莽浑朴与元气淋漓。更为重要的是，吴先生还让我们看到了古典小说这一文类本身所蕴含的气象、价值和尊严，这一点，大概是过去一百年的古典小说研究所未能完全做到的。
长久以来，作为古代通俗文学之一支的古代通俗小说都曾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低级文类，它进入现代学术殿堂虽然已有一百年的时间了，但它的经典性以及在文学、文化意义上的重要性并不是不证自明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仍然有人怀疑它的价值，轻视其在整个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然而古语有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那么，如若道之不弘，则其原因自不应在“道”本身，而应在那“弘道”之人了。但是，古典小说本身能否如同传统的经、史典籍一般，成为“道”之载体，或者能体现“道体之一端”以至可以上升到跟经、史之学并驾齐驱的地位呢？这么说，自然难逃拿小说跟地位向来尊贵的经、史之学攀亲戚的嫌疑，但是如果它们之间原本确实存在着紧密的血缘关系呢？那么，能够确认这一点，对于提高小说的文化地位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则是：揭示这一事实，并且始终在这一事实所构成的宏大视野中去审视与研究小说就成为完全必要的了。而研究视野的改变，对我们认识小说的重要性与艺术特性自然也是极为重要的。
通俗小说跟传统经、史之学的联系，过去的学者（包括冯梦龙、金圣叹等明清时代的小说家与小说评点家）并不是没有意识到，甚至还有人十分明确地指出过“通俗演义”“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明代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这是就小说的功能与经、史殊途同归这一点而言的。而在具体艺术技法的层面上，古代的评点家也曾多次指出过小说与传统的《左传》《史记》叙事艺术的联系，只不过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只是点到即止，从不愿意去做更细致深入的剖析。吴小如先生的文章则在继承前辈学者成说的基础上，通过对一些具体小说艺术手法与艺术原则的深入分析之后，更明确地指出：史传文学的表现方法实与小说并无太多的出入，史官写史的态度与传统一直贯穿于小说史之中，尤其是贯穿于文人作家的创作之中，他们会以史官写史时所秉持的明辨是非的、严正的“公心”来写小说。如《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些伟大的文人小说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成就，跟它们继承并发展了古代史传文学的构思、体例和布局，继承并发展了史官笔法中“皮里阳秋”与“微言大义”之类重要的叙事传统有关。可以说，跟史传文学的血肉联系乃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传统的本质特征。吴先生从这一立场出发，比较透彻地解释了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的经典性评价，也透彻地解释了鲁迅为什么认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只能称为“谴责小说”而不能称为“讽刺小说”这一著名论断（参见《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闹红一舸录》等文）。
在对《水浒传》《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小说的具体分析之中，吴先生反复强调其社会认知意义，并且反复从文化、历史与思潮的背景下来分析作者的创作心态与小说人物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是把这些小说视为中国古代社会特定阶段的精神生活史的，尤其是视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与小市民这两个主要阶层人物的精神生活史，并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些精神生活的特点加以说明，同时也并不放弃从作者态度与人物心理行为的角度去观察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从而在作为社会生活缩影的“历史”与作为某阶层精神生活图景的“小说”艺术之间灵活地游移。
《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孽海花》这类较集中表现明清时代知识分子生活的小说自然无法回避对这些人物的思想状态的表现，但这一表现未必是以直接论道的形式来呈现的（直接论道的内容自然也会有，而且还不少），而是通过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人生道路选择的描写来予以呈现的。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大部分都是浸淫儒学程度极深的读书人，但从作者本人到小说中人物，众人所信奉并践行的思想主张却并不完全一致，作者对人物的塑造及具体态度也是受制于一定的思想学说的，对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吴小如先生在他论述《儒林外史》的两篇文章中都进行了比较深入透彻的阐说，让我们看到了传统儒学及其演变在新的时代对读书人的复杂影响，以及这些思想对作家塑造人物、构造情节的隐蔽而深刻的制约。可以说，儒、道、佛各家典籍中的抽象的思想教义，只有到了小说中才真正成为活生生的行为准则，表现出它们塑造人物思想、情感与行为的巨大力量，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应的社会后果。
吴小如先生这一代学者所受的人文教育尚未完全脱离传统学术的完整浑融状态，因此他们即使进入现代分科体制之下的大学来研究古代文学与古典小说，也仍然没有局限于从狭隘的纯文学角度来研究古代小说，而是从大文学的视野来研究之，这一做法正好契合了中国古典小说自身的特点，亦即脱胎于史传而仍与史传保持着血肉联系，与经、史学问虽无直接关联而始终以其作为深层的思想背景。这就启示今天的古典小说研究者也应该从更广阔、更完整的知识视野来进入古典小说这一并不那么单纯的研究领域，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把握、理解这一对象的特质和意义。
2015年8月底，于畅春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