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把生与死看得过分严重是人的禀性，这禀性表现出来就是所谓的感情，其实，这正是上天造人的阴谋处。识破这个阴谋的是那些哲学家，高人、真人、所以他们对死从容不迫。另外，对死没有恐惧的是那些糊里糊涂的人。最要命的是高不成低不就的人，他们最恐惧死，又最关心死，你说人来世上是旅游一趟的，旅游那么一遭就回去了，他就要问人是从哪儿来的又要回到哪儿去。道教来说死是乘云驾鹤去做仙了，佛教来说灵魂不生不死不来不往，死的只是躯体，唯物论讲师来说人来自泥土，最后又归于泥土。芸芸众生还是想不通，诅咒死而歌颂生，并且把产生的地方叫作“子宫”，好像他来人世之前是享受到皇帝的待遇的。
不管怎样美好地来到人世的情景，又怎样地不愿去死，最后都是死了。这人生的一趟旅游是旅游好了还是旅游不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我相信有许多人在这次旅游之后是不想再来了，因为看景常常不如听景。但既然阳世是个旅游胜地，没有来过的还依旧要来的，这就是人类不绝的缘故吧。作为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我还是作我平常人的庸俗见解，孔子有句话，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我特高兴，噢，孔圣人说过了，早上得了道，晚上就可以死了，这不是说凡是死的人都是得了道的吗？那么，这死是多么高贵和幸福，而活得长久的，则是一种蠢笨，不悟道，是罪过，越是拥戴谁万寿无疆，越是在惩罚谁，他万寿了还不得道，他活着只是灾难更多，危害更大。
海明威有个小说，写的是一个人看见妻子在生产，他承受不了人生人的场面，就割破动脉血管而死了。海明威讲的是生比死可怕。我小时候听水磨坊的老汉说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夜里独自在家，有鬼来骚扰，这人不理，鬼很生气，闹得更厉害，以死来威胁，这人说了一句：“我对活着都不怕，我怕死？！”这人说得真好，人在世上，是最艰难的事，要吃喝拉撒，要七情六欲，要伤病灾痛，要悲欢离合，活人真不容易的。那些自杀的人，自己能对自己下手，似乎很勇敢，其实是一种自私、逃避和怯弱。
既然死是人的最后归宿，既然寿的长短是闻道的迟早，既然闻道而死去的时候是一种解脱和幸福，对于死应该坦然。而恐惧的人，不能正确地面对死去，也绝不会正确地面对活着，这样的人即使一时还未死，却错误地理解人生，以为人生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吃好穿好玩好，要吃好穿好玩好就去掠夺、剥削、欺骗、伤害别人。这样的活着把自己的肚腹变成埋葬山珍海味的坟墓，穿丝挂绸，把身子变成一个蚕，只能是久久得不了道，老而不死，“老而不死则为贼”了。
说房子
人活在世上需要房子，人死了也需要房子，乡下的要做棺、拱墓，城里的有骨灰盒。其实，人是从泥土里来的，最后又化为泥土，任何形式的房子，生前死后，装什么呢？
有一个字，囚，是人被四周围住了。房子是囚人的，人寻房子，自己把自己囚起来，这有点像是投案自首。
为了房子，人间闹了多少悲剧：因没房女朋友告吹了。三代同室，以帘相隔，夫妻不能早睡，睡下不敢发声。单位里，一年盖楼，三年分楼，好同事成了乌眼鸡似的，与分房不公的领导鱼死网破。
人为什么都要自个儿寻囚呢？没有可以关了门、掩了窗，与相好谈恋爱的房子，那么到树林子去，在山坡上，在洁净鹅卵石的河滩，上有明月，近有清风，水波不兴，野花幽香，这么好的环境只有放肆了爱才不辜负。可是，没有个房子，哪里都是你的，哪里又岂能是你的？雁过长空无痕，春梦醒来没影，这个世界什么都不属于你，就是这房子里的空间归你。砰地推开，砰地关上，可以在里边四脚拉叉地躺着抽烟，可以伏在沙发上喘息；沏一壶茶品品清寂，没有书记和警察，叱斥老婆和孩子。和尚没有家，也还有个庙。
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房子的，是一室的或者两室三室的——人什么都不怕，人是怕人，所以用房子隔开，家是一人或数人被房子囚起来。
有了房子，如鸟停在了枝头，即使四处漂泊，即使心还去流浪，那口锅有地方，床有地方，心里吃了秤锤般的实在。因此不论是乡下还是闹市，没有人走错过家门，最要看重的是他家的钥匙。
书上写着的是：家是避风港，家是安乐窝。有房子当然不能算家，有妻子儿女却没有房，也不算有家。家是在广大的空间里把自己囚住的一根桩。有趣的是，越是贪恋，越是经营，心灵的空间越小，其对社会的逃避性越大。家真是船能避风吗？有窝就有安与乐吗？人生是烦恼的人生，没做官的有想做做不上的烦恼，做了官有不想做不做不行的烦恼。有牙往往没有锅盔（一种硬饼），有了锅盔又往往没了牙齿。所以，房间如何布置，家庭如何经营都不重要，睡草铺如果能起鼾声，绝对比睡在席梦思沙发床上辗转不眠为好。用不着热羡和嫉妒他人的千般好，用不着哀叹和怨恨自己的万般苦，也用不着耻笑和贱看别人不如自己，生命的快活并不在于穷与富、贵与贱。
世上的事，认真不对，不认真更不对，执着不对，一切视作空也不对，平平常常，自自然然，如上山拜佛，见了佛像就磕头，磕了头，佛像还是佛像，你还是你——生活之累就该少下来了。
说花钱
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路子是善于吹的，如气功师、街头摆摊的卜卦者、餐桌上的饮者、路灯下拥簇着的一堆博弈人和观弈人，一分的本事吹成十二分的能耐，连破棉袄里抠出一个虱来，也是珍养的，也是双眼皮的，俊的。依我们的经验，凡是显山露水的，都不足怕，一个小孩子在街头说他是毛泽东，由他说去，谁信呢？人不信，鬼也不信。前些年里，戴口罩很卫生，很文明，许多人脖子上掉着白绳子。后来又兴墨镜，也并不戴的，或者高高架在脑门上，或者将一只镜腿挂在衣扣上。而现在却是行立坐卧什么也不戴的，带大哥大，越是大庭广众越是大呼小叫地对讲，这些都是显示身份的，显示有钱的，却也暴露了浅薄和贫相。金口玉言的人只能是皇帝而不是镶了满口金牙的人，浑身上下皆是名牌服饰的人，没有一个是名家贵族。带兵打仗大半生的毛泽东主席从不带一刀一枪，亿万富翁大概也不会有个精美的钱夹装在身上。
越不是艺术家的人，其做派越像艺术家，越是没钱的人越是要做出是有钱的主儿。说句好话钱不能证明一切，但也不能说钱不是一种价值的证明。说难听点，还是怕旁人看不起，过日子的秉性是，过不好受耻笑，过好了遭嫉妒，豪华宾馆的门口总竖着牌子写着“衣着不整者，不得入内”，所谓不整者，其实不是华丽的衣着。虽然凡人的邋遢是肮脏，名人的邋遢是不修边幅之说，但常常有不修边幅的名流在旁人说出名姓后，接待者的脸面方有冷清到生动的情形。于是，那些不失漂亮的女子，精致的手袋里塞满了卫生纸，她们不敢进澡堂，剥了华丽的外套，得缩身捂住破旧不堪的内衣，锃亮的高跟皮鞋不能脱，袜子被脚趾捅了个洞。她们得赶快谈恋爱，去花男朋友的钱，或者不结婚，或者结了婚搞婚外恋，傍大款，今天猎住这个，明天瞄准那位，树有多高藤有多高，男人们下海在水里扑腾，她们下海在男人的船上。社会越来越发展到以法律和金钱维系，有定数的钱就在世上流通，聚聚散散，来来往往，人就在钱上穷富深浮。若将每一张钞票都当一部小说来读，都会有一段传奇故事。
如果平静来讲，现在可爱的倒不是那些年轻女子了，老太太更显得本质、真实，做小市民的有小市民的味；头梳得油光光的去菜市场，问过了这一摊位的价格，又去问那一摊位的价格，仰头看天，低首数钱，为一分两分为摊主争吵，要揭发要告状呀地瞧摊主的秤杆秤砣，剥菜叶子，掐葱根，末了要走了还随手拿几棵豆芽菜，年轻的女子在市民里仍有个“小”字，行为做事却要充大。越是小越怕人说小，如一个长江口上的滩城偏要叫作大上海。
依一般的家庭，能花钱的都是女人，女人在家庭有没有地位就看是否掌握着花钱的权利。如今的妻管严日益增多，是丈夫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经济独立的权利。事实上，真正的男人是不花钱的。日本的一位首相说过，好男人出门在外口袋里只装十元钱。他有能力去挣钱，挣了钱就让女人去花吧，看着女人去花钱，是把烦琐的家庭日常安排之任务交给女人完成了。即使女人们将钱花在衣着上，脸面上，那也是男人的快乐。试想一个被他救过命的人又救过另外一个人的命，他是从内心深处不愿常见到恩人而企望被救过的那人常出现在他面前。不管如何否认和掩饰，今日的社会还是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女人如张爱玲所说，即使往前奔跑，前面遇到的还是男人。所以，有了钱的，做了强女人，虽指望一切要主动，却一切皆不主动，尤其是爱情。
钱的属性虽然是流通的，钱就如身上的污垢，人又是泥捏的，洗了生，生了洗。李白说，千金散尽还复来。守财奴全是没钱的。人没钱不行，而有人挣的钱多，有人挣的钱少，表面上似乎是能力大小，实则是人的品种所致。蚂蚁中有配种的蚁王，有工蚁也有兵蚁；狗不下蛋，鸡却下蛋，不让鸡下蛋鸡就会憋死。百行百业，人生各规其位，生命是不分贵贱与轻重的。钱对于我们来说，来者不拒，去者不悔，花多花少，皆不受累，何况每个人不会穷到没有一分钱（没有一分钱的是死了的人），每个人更不会积聚所有的钱。钱过多了，钱就不属于自己，钱如空气如水，人只长着两个鼻孔和一张嘴的。如果这样了，我们就可以笑那些穷得只剩下钱的人，笑那些没钱而猴急的人，就可以心平气顺地完成各自生存的意义了。古人讲“安贫乐道”并不是一种无奈后的豁达和贫穷的幽默，“安贫”实在是对钱所产生的浮躁所戒，“乐道”则是对生命的伟大呼唤。
（选自《民主》201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