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葆
一
人类的记忆常是文化的记忆,人类的历史也靠文化的链环得以衔接和赓续。
由拓跋鲜卑氏开创的北魏王朝,离我们已十分遥远了,整个鲜卑族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度里,也早已失却了席位。然而,这个隐遁于历史深处的民族,似乎又距我们很近很近。今天,当人们在淮水以北的大半个中国旅行,徜徉于锦山秀水间的时候,会常常与北魏王朝不期而遇。它那斑斓多彩的历史衣袂,常常会飘忽在人们的眼前。
北魏时在其辽阔的疆域内,曾有着三万余处梵宫佛寺;石窟、石刻、碑铭,更是不可数计。历经战乱、兵燹和风剥雨蚀,而侥幸逃脱岁月磨难的北朝古迹虽多有损毁,但今人仍可借这些文化遗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胡风汉制,崇佛尚道尊孔。信仰是精神的劳动,信仰是人类认识自己智慧的结晶。当这智慧的劳动转化为有形有色有彩有声的辉煌艺术品时,便成了一个民族心灵之树上结出的文化圣果。
在生我养我的齐鲁,于南北朝时,曾是拓跋王朝的辖域。北朝文化的流风遗韵,越一千五百余载,代代相沿,迄今仍在山东大地上袅袅不绝。
文化名城青州市驼山下的龙兴寺,因规模宏大,气势非凡而向有“九州佛国”之誉。1996年,在驼山开掘出的四百八十余尊北魏佛教造像,被列为中国该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之首。傍依云门山的玲珑山,因有了北魏书法宗师郑道昭的摩崖石刻,而益发玲珑剔透。我每到青州访古,总感到鲜卑人播种斯文、耕耘风雅遗留下的文化浓香,仍弥散于林泉之下,缭绕于白云之巅。
位于胶东半岛的莱州市和平度市,山河壮丽,阡陌如绣。莱州的文峰山、大基山,平度的天柱山,也因有了郑道昭的碑刻及多处摩崖石刻,而名重域内海外。郑公之书法,被奉为“隶楷至极”,在中国书法史上,向有南王(羲之)北郑之誉。20世纪80年代,国家文物部门饬令对文峰山下的郑碑严加保护。此碑早已被玻璃密封罩盖,上系铜锁数把,钥匙由数个部门分掌。即使当今国内顶尖级的书画大家,欲以自己的巨幅精品换此碑拓片一张,也已万万不能了。国内外游客欲一睹此碑芳容,只能凭栏凝睇。
在南北朝时,中国的五岳,除南岳衡山外,均为北朝领地。西岳华山始建于北魏的崔嵬宏伟、飞檐点金的西岳廟,至今仍是华山第一大佛寺。腾誉世界的中岳嵩山少林寺,也是拓跋鲜卑的原创。悬于刀削般悬崖上的北岳恒山悬空寺,以建筑的“奇、险、巧”著称于世,北魏人将力学、美学、宗教,精妙地融为一体;在其“三教殿”中,鲜卑人让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并排端坐,让儒释道三教的祖师同居一室。面对此寺,今人不得不惊叹北魏人天才的构想,超拔的设计。
五岳之尊的泰山,是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院”。鲜卑族统治时的北朝,在这架文化之山上,也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北魏法师僧意,在此创建的玉泉寺,至今仍晨钟暮鼓,香火氤氲。泰山的道家圣地岱岳观,也为北魏所建,道家音乐也是北魏所创。至今仍有众多游客来岱岳观求签问卜,圆梦起课,禳灾驱魔。
郭沫若曾说,泰山是中国历代书法的展览馆。泰山上的碑铭、石刻多达六千余处,其中以仅存九个半字的《李斯碑》、经石峪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石刻,最为著名。经石峪石刻,镌于斗母宫东北一公里处的花岗岩溪床上。现存一〇六七字,南北长五十六米,东北宽三十六米,每字之大,在半米上下,蔚为壮观。凡书画当观韵。抑或是为让石刻起到“溪中生花”之妙,原创人将经文刻于清澈可鉴、悠悠流淌的溪床之上,让山色与石色共丽,书韵与水韵齐流。这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的奇思妙构,竟出自北朝无名氏之手。汉语有“榜书”一词,原指写在宫阙门额上的大字,后泛指招牌一类的大型字。千百年来,作为书法大字的鼻祖,经石峪的石刻被代代文人骚客心慕手追,赞誉之词,不绝如缕。近代国学大师康有为初识经石峪时,惊叹不已,称其为“榜书第一,书法津梁”……近些年来,我几乎遍览了北中国的名胜古迹。细检北魏的文化遗存,应该说,那遍布北中国的佛教造像,才是鲜卑族献给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千佛洞、天水麦积山石窟、巩县石窟寺、响堂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等,均为鲜卑族石窟造像的经典之作,而大同云冈石窟,则是北魏佛像艺术皇冠上的璀璨宝石。
今年盛夏,呼伦贝尔市文联的友人,约我去领略大草原、大森林的旖旎风光。其间,我和十余位文友一道,探访了一个神秘的山洞——嘎仙洞。一步入这古老的山洞,我茅塞顿开,豁然贯通:一个创造了那么多美的文化符号的鲜卑族的生命之源,竟从这里流出。
今日,我要记述的一切,不仅与兴安岭大森林有关,更与呼伦贝尔大草原有关……从走进呼伦贝尔这片令人心驰神往的土地的那一刻起,我仿佛是在大自然赋予的幻与真、梦与醒的感觉中度过的。它闪现在我眼前和萦绕在我脑际的,首先是一个“大”字。
静卧神州北陲的呼伦贝尔,是个地级市,面积为二十六万三千平方公里,幅员之大,是鲁、苏两省的总和,人口却仅有二百七十余万。境内有八万平方公里的天然牧场,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天然森林,三千多条河流,五百多个湖泊。那世界三大草原之一,被誉为“北国碧玉”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给予我们的是大辽阔,大安闲;那被称为“中国历史幽静后院”的兴安岭大森林,给予我们的是大神秘,大幽深;那斗折蛇行的条条河流,给予我们的是大蜿蜒,大滋润;那浸润着马背民族精神的呼伦湖,给予我们的是大澄澈,大宁静;而那晖河及根河湿地,给予万千生灵的则又是大接纳,大包容……这天一大早,我和文友们从呼伦贝尔市驱车东行,去鄂伦春自治旗访古。车刚离开市区,顷刻间便驶进了碧草连天的大草原。隔窗眺望,但见草色浓浓淡淡,起起伏伏,宛如偌大的绿色绒毯,无休止地向天边伸展。时有羊群似团团白云飘落在绿毯之上,偶见马群在葱绿的草地上踱着绅士般悠闲的步子。这脱掉尘埃之气,清逸灵透的意境,已超出了画图的色彩,而化生出人间天堂的意味。途中,我们数度恳请司机停车,以爽耳目。每每见到的是红、白、黄、蓝、紫的各种野花,在草丛里掩映着,在阳光里闪亮着,在微风里绽放着,在蜂蝶轻轻地亲吻下羞晕着。香草在我们的膝边,熏风在我们的脸上,微笑在我们的周围。没有拘束,没有猜忌,没有讥刻,没有督饬,这里留给我们的是放松心灵中的永难抹去的绿的记忆。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行程,大兴安岭的万顷苍翠,涌入了我们的眼帘。大兴安岭北起黑龙江漠河县,南至内蒙古赤峰市,南北长一千四百公里,东西宽三百公里,其百分之八十多的林区面积在呼伦贝尔境内。大兴安岭与亚马孙雨林,并称为地球上的两大肺叶。一扑进大兴安岭那阔茫茫、气滔滔的怀抱,我顿生千岭结一绿,世外疑无天的喟叹。大兴安岭林区里,有大小河流七千一百余条,山中有水,水中有山,山缠水绕,水山相亲。
“天地之大德,曰生”。正是地母以她的宽厚和仁慈托起了高高的兴安岭,并以她乳汁饱满的胸脯,孕育着这里的“生”,滋哺着这里的“长”,展示着这里的“茂”,高擎着这里的“美”!
车子在林区的土路上跳荡着。我们在澹澹河溪叠叠岭,蓝蓝湖色青青山的林海里穿行着……日暮时分,我们才住进了大兴安岭东麓的一家林区宾馆。
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和大森林,共同谱写了一卷卷游牧民族的充满激情和戏剧性的叙事诗。开国后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大兴安岭森林,是人类早期的栖息地之一,是东胡、鲜卑、室韦、契丹、女真、蒙古等众多马背民族的生命源头。
“鲜卑”作为一个民族称谓,意为生活在森林里的百姓。在蒙语中,“鲜卑”和“室韦”也为森林之意。“鲜卑”一名,最早见于周初。《国语·晋语八》中,有周成王在今宝鸡市的岐山会盟天下诸侯时,不屑和南面之荆蛮、北方之鲜卑为盟的只言片语的记载。成稿于公元554年的《魏书》,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记述马背民族创建的封建王朝的正史。《魏书·序记》载:“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大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掌国时的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拓跋鲜卑祖先的老邻居——乌洛侯国,遣使朝贡时禀奏:乌洛侯国西北,拓跋先祖的旧墟石室,保存完好,“室有神灵,民多祈请”……拓跋焘闻奏,即派中书侍郎李敞,率队从代京平城(今大同市)出发,北行四千里,来到乌洛侯国使者所言之“石室”,以马、牛、羊为牺牲,告祭天地,并将“祝文”刻于石室之壁。此举在《魏书》的纪、传、志中均有记载。《魏书》不仅誊录了石刻“祝文”的全文,且将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的空间大小,也笔录得颇为翔实。然而,大鲜卑山位于北疆何域,石室又藏在哪座山岭?千百年来,却一直是史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历史的经经纬纬里,总是沉潜着若干神秘;有时候,历史最精彩的笺页,往往匿藏得很深很深。北宋以降,修史者对《魏书》中的“旧墟石室(亦称石庙)”的记载,凭主观臆断,多有修改。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时,避开“石室”之谓,屡称“旧墟”为“石庙”。宋人王钦若等辈所编的《册府元龟》一书中,数黑论黄,竟将《魏书》中“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改为“石室南距岱宗可四千余里”。这将“大同”变为“泰山”的篡改,虽两字之易,却谬以千里。后来,有人把大鲜卑山推定为燕山;有人则认为大鲜卑山不过是神话传说之山,难定其真实位置,可谓以讹传讹,三纸无驴……唯坚忍者方能遂其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学家米文平,便痴迷于对拓跋鲜卑的“石室”及“祝文”石刻的寻找。他曾费时年余,查访了呼伦贝尔域内的诸多山洞,均因与《魏书》记载之“石室”不符而告返。1979年盛夏,米文平偶闻鄂伦春自治旗境内有一嘎仙洞,便抱一线希望,前来探究。见洞之规模,与《魏书》记述凿枘相应,遂喜出望外。然而,考古毕竟是将结论建立在实据上的学问。米文平三探嘎仙洞,仍未觅见“祝文”之踪影。有“石室”而不见“祝文”,无疑是劳而无功,苗而不秀。1980年7月29日,他率同行四进嘎仙洞,终在石壁的苔垢下发现一凹痕,经洗苔除垢后,北魏“祝文”惊现于世。如同虎符的一半与另一半得到了对接,一个千古历史谜题,终于破解!
继而,米文平又带人对洞内的泥土进行挖掘,先是见到了一千五百余年前,北魏人刻石时所遗下的花岗岩碎片;再行开掘,除发现了獐、狍、鹿、野猪、黑熊的众多兽骨外,还发现了大批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又印证了《魏书》所记的拓跋氏在大鲜卑山积“六十七世”之言,绝非无妄之说。
嘎仙洞石刻祝文的“显身”,石破天惊,它向世人宣示,嘎仙洞就是鲜卑人先祖的“旧墟石室”,大鲜卑山就是大兴安岭!
我这次来大兴安岭的首要目的,就是去探访嘎仙洞。我和文友们从鄂伦春自治旗政府所在地阿里镇出发,乘车沿嘎仙河边狭窄的柏油路,向西北方向而行,只见河两岸高林巨树,遮天蔽日,悬葛垂藤,绕岩挂石。不到半个小时,车子便在浓密的树荫下停了下来。举目仰望,但见一巍然高耸、陡似斧削的悬崖,矗立于浩茫的原始森林之中。悬崖的石壁上,赫赫然有一宛若三角形的巨大洞口,这便是我心仪已久的嘎仙洞了。沿人工铺凿的石阶登攀而上,进得洞中,我神情为之一振。这天然山洞,深达一百余米,宽近三十米,高有二十余米;穹顶高旷,浑然天成,石壁平直,细滑如切。看上去,古意苍苍,威严肃穆。
北魏石刻镌于洞内西侧的石壁上,刻辞十九行,全文二百零一字。这颂扬拓跋先祖功德,祈祷皇天之神护佑鲜卑子孙福禄永延的祝文,字大如拳,古朴刚劲。字里行间,折射出一种玄奥、雍容的宫廷气象。
我紧靠着护栏,久久凝视着栏内石壁上的祝文。嘎仙洞祝文的“惊艳”于世,除印证史实外,最关键的是,大鲜卑山地理方位的确定,不仅校正了北国历史地理上的几处谬误,厘清了历史地理上的一些疑团;而且还为后人研究游牧民族的地缘、天缘、人缘和风神脉息,提供了一个向四周辐射的基准点。从这多重意义上讲,嘎仙洞的祝文,作为马背民族的第一份石刻原始档案,和璧隋珠不足方其珍,凤毛麟角无以喻其贵!
嘎仙洞是鲜卑民族最古老、最真实的历史证人。它曾见证过一个坚忍的民族,是怎样面对凶兽的觊觎,蛇虫的叮咬,不畏雷霆的炸响,不惧雪暴的肆虐,一代又一代顽强生存的。它也见证了一个无畏的民族,是怎样以强烈的求生存意识,在部落首领推寅的率领下,让那似马非马、似牛非牛的森林“神兽”——驯鹿,驮着兽皮,驮着桦皮制作的生活器皿,驮着老人,驮着稚童,驮着渡河用的桦木舟,西迁,西迁,南行,南行,奔向呼伦湖畔,奔向大草原……一切是自然的产物。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常是地理与环境的文化。这正如宽广时可响遏行云,绵长时如旋雪回风,婉转时可余音不绝的蒙古民歌长调一样,它只能生发于呼伦贝尔这样的大草原上。
近二十余年来,我曾四次走进大兴安岭;在造访我中蒙、中俄边防部队时,也曾三度穿越呼伦贝尔草原。我没有浪漫诗人的灵感,也不具备菩萨的慧眼,但在领略了呼伦贝尔四季之美景后,也不由得一次次感叹上苍造物之诡谲万象。
没有百鸟之鸣唱,珍禽之争翔,就不是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那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湿地,是天鹅、灰鹤、银鸥、鸿雁、丹顶鹤、蓑羽鹤、白琵鹭等诸多候鸟北徙南迁的重要驿站。仲春时节,我曾在晖河湿地和乌兰诺尔湖,观赏过万鸟云集的盛景。那一群群周身洁白的天鹅,舒展着翅羽,在幽蓝的湖上,时而高翔,时而低回,时而在碧波中一起一伏,像一艘艘游弋的小白船;那头顶着丹霞般耀眼红球的丹顶鹤们,则收敛起雪白的蓑毛,举着赤色的长喙,像饱学之士一样,在湖边踱着优雅的步子,而靛蓝的湖泊,仿佛是上苍为它们精心设计的镜匣;那颈项或白或黑,脑后翘着小辫样羽翎的蓑羽鹤,站立时只觉得它那流线型的身躯黑白分明,飞翔时却能望见它的躯体竟是红、黄、蓝、白、黑五彩纷呈……这些天地间美的精灵,它们的每一根骨骼,每一节肢体,每一条筋脉,每一片羽毛,无一不贯穿着宇宙间的丰沛活力,是呼伦贝尔肥美的水草与邈远的天空,给它们提供了自由生存的机会,也赋予了它们远行万里的定力、耐力及明察天候的神异。
没有繁花似锦,也不是呼伦贝尔。
北国杜鹃是呼伦贝尔的市花。暮春时节,在大兴安岭最长最深的神指峡里,那胭红、金红、橘红、猩红、绯红的杜鹃花,于这峡谷两岸的河边岩旁,壁缝石隙,林中树下,一齐绽蕾怒放。微风徐来,像陈酿一样馥郁的香味,飘洒在空气中,曾令我深深陶醉。这样的场景,在呼伦贝尔的每座山岭的苍松白桦间,会随处可见。北国杜鹃,擎出的是一则则古老而馨香的故事。呼伦贝尔从春到秋,花事不断。翠雀、瞿麦、柳兰、紫菀、毛菊、芍药、山丹、刺玫、苞鸢尾、山丁子、金芙蓉、梅花草、野罂粟、天蓝苜蓿……争芳竞艳,应时开放。这些身着各款“时装”、千娇百媚的“小娘子”们,受了碧水清溪的润泽,受了晶亮甘露的涵濡,受了明丽阳光的温慰,她们即使不能放声曼歌,也要在轻柔的风中欣欣摇舞,也要把襟底怀中的清香尽情吐泻。她们仿佛要把马背民族那几百阕的情词哀曲,融会于胸中。
没有百草之吐翡铺翠,还不是呼伦贝尔。
“海拉尔”在蒙古语中意为“野韭菜”。海拉尔现为呼伦贝尔市府所在地。它辖区内的草原,凡最翠绿之地,必然生有茎肥叶厚的野韭菜。它们比肩争头,攒攒挤挤,密密连连。我对羊肉并无偏爱,但每次来北国草原,总感到这里的羊肉吃来不膻不腻,其香郁郁,其味馥馥,一羊上桌百味淡,我常是尽情饕餮,大快朵颐。当地文友告诉我,这是因羊常食野韭所致。在这草原上,野韭虽为寻常之草,但它们却以爱美、爱色、爱香的群体烈情,成为百草中的主宰。每届盛夏,那雪白、月白、露白的野韭花结成的花海,呈喷涌之势,铺展到无涯的天边。进得野韭丛中,你便会觉得,野韭以黛绿作为永远一致的符号,以银白作为永远统一的头饰,去集体展示生命原力的内动,以实现群体生命的彻底痛快。
没有冰雕玉砌的大洁白,仍不是呼伦贝尔。
严冬时节,那一场场大雪,是呼伦贝尔向世界发出的圣洁的敦请和邀约。我曾在大雪过后,目睹过这里森林与草原的雪景。但见山若玉雕,石似晶铸,粉塑千桦,银裹万松;它们与大草原一望无垠的雪野连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童话般的银色大天堂。雪的母性般的宁静与端庄,柔软与纯净,磊落与厚重,使我领悟到“精神澡雪”的意蕴。雪国的大洁白,以诗意般的沉默,赐予人们诗意般的思索。希冀、渴望、追恋、向往,是一切生命的本质。奇寒酷冷,并没有降落万物生命的帆篷,而是更加强劲了它们的筋骨。在我眼里,那舞雪举翠的獐子树,那挂银盔、披银甲的兴安松,则像蓄势待发的士兵,在静静等待生命冲锋的号示……我从介绍呼伦贝尔的有关资料上得知,在距今二至三万年前,呼伦湖畔即有古人类活动。呼伦贝尔的草原与森林里,至今仍有三千多种野生植物和四百多种野生动物。我们完全可以说,呼伦贝尔几乎包容了大自然的所有色彩,也收藏了人类历史与生命进程的所有符号。
今天,走进呼伦贝尔的人们,多以审美的目光,来观赏这里的山川风物与民族风情。而两千多年前,拓跋鲜卑从密林深处的嘎仙洞迁徙到这大草原,则完全是为了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壮大。
人类的先祖,在一个地方留下的物体或痕迹,常会成为今人解读这一方民族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向导。从呼伦贝尔草原上发掘出的大批的墓葬和文物可以印证,拓跋鲜卑大约是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前5年,迁来这大草原的。他们大约在这里生活了七代。在那近二百年的时光里,拓跋鲜卑渐次完成了从狩猎民族到游牧民族的转换。
因鲜卑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在入主中原前,拓跋氏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全靠代代严谨的口传心授。他们当时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生活境况,史少记载。但我们仍可调动丰富的想象力,去再现他们的部分生存场景。
逐水草而牧、大量繁殖的马、牛、羊,其肉其皮其毛其乳,可使鲜卑氏衣食有着。那饱食百草的壮牛和常啃野韭的肥羊,被宰杀、炙烤后,会让鲜卑人吃得两腮鼓鼓,口角生香;那鲜美的牛乳、羊奶和浓稠的奶酪,能让拓跋孩童胖嘟嘟的脸庞吹弹可破,也能使鲜卑汉子脸泛红光;那湖泊河流中捕捉不尽的活鱼跳虾,强化着一个民族的体魄与智慧;那与中原通商换得的美酒及自酿的马奶酒和野果酒,勃发着一个民族的剽悍与豪气;那大泽中天鹅与丹顶鹤的仙子般的倩影,岁岁会给他们带来美的惊喜;白云下百鸟的合鸣,是上苍送给他们的天外音响;草原上的百花,可让拓跋少女任意编织戴在头上的花环;大雪后的大原野,则又是鲜卑少年强身习武的大教场……从有“森林之舟”美誉的驯鹿的脊背,到跨上蒙古马的雕花马鞍,是拓跋鲜卑走向历史大舞台的最关键的跨越。
在世界文明史上,人类对马的征服,是一次最高贵的征服。历史跨上马背,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跨越,马也成了冷兵器时代速度的象征。
蒙古马是大自然的杰作。英雄史诗《江格尔》中曾这样深情地赞美它:“如同离弦的箭一样快,像火花似的闪耀,气势磅礴……把那公牛和大象吓得心惊胆战。人们一看那漫天的红尘,就知道是阿兰扎尔神驹来临。”蒙古马体格虽小,但头大颈短,体魄强健,胸宽鬃长,皮厚毛粗,耐寒,耐劳,耐热,站着便能入睡。它虽有着扬蹄能击碎狐狼脑壳的凶悍,但对主人却俯首帖耳,忠心耿耿。成吉思汗曾把战马训练得“千马为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系控,亦不走逸”。呼伦贝尔经过改良的蒙古马——三河马,至今仍是中国唯一可与欧美马争雄的国产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三河马曾在上海国际赛马大会上,以最快的速度,力挫群雄,拔得头筹。
历史上,中原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争战,基本是荷锄民族与马背民族的战争。在秦汉时,将北方各大游牧部落统一了的匈奴,一直是荷锄民族心中最大的痛。西汉初年,在著名的“白登山之战”中,汉高祖刘邦曾被匈奴冒顿单于率领的四十万骑兵,围困于今山西大同市的来掠山,达七天之久。汉军以重金向冒顿单于的阏氏(即王后)行贿,方得以救驾。当时匈奴的四十万骑兵,竟能以马的颜色分类编队:南面全为红马,北面皆为黑骏,西面均为白驹,东面悉为青骥。那其势汹汹,其马济济的浩大场面,诠释着当时匈奴畜牧业的高度发达和驭马本领的炉火纯青。匈奴就是凭着“所向无所阔,万里可横行”“怒行追疾风,忽忽跨九州”的蒙古马,不断对荷锄民族进行着不图占领,只为掠掳之战争的。匈奴人竟有这样的奖掖“条例”:“凡斩得首虏者赐一卮酒,所抢掠财物归抢者所有,掠得的人口作为其奴婢。”秦嬴政修筑的万里长城,关锁不住蒙古马那奔星般飞扬的马蹄;汉军戍边将士的短刃长戈,也抵挡不了匈奴人那呼啸飞卷的狼旗马鞭。中原被大劫后的集镇茅舍,常是一片狼烟野火;塞外的王廷牙帐里,则是征服者的狂饮与狞笑……面对匈奴铁骑恣行无忌的烧杀抢掠,刘汉王朝靠宫中的美姝丽媛与匈奴的和亲之策,只能求得短暂的绥靖;汉武帝举全国之力数度重创匈奴,也只能换取几十载的和平。
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匈奴内部发生“五单于争位”,匈奴的势力才大为削弱。后虽有王昭君的夫君呼韩邪单于率部臣汉,而漠北之匈奴却仍像草原野韭一样,割了此茬,又生彼茬。直到东汉和帝时,又几番重挫匈奴,方使得部分匈奴西去欧洲,部分匈奴南归中原……在人性色彩的板块上,永不满足的欲望是重要的色块。它既能支配生命的动机和力量,也是幻想未来的刺激素。华夏民族同匈奴掠夺与反掠夺的号角乍歇,北方另一马背民族——鲜卑,驰驱中原的金鼓又鸣。由拓跋、慕容、宇文等诸多部落组成的鲜卑民族,随着匈奴的桑落瓦解,便乘虚而入,尽占匈奴故地。
拓跋鲜卑自嘎仙洞一带迁居呼伦贝尔大草原后,经过七代人的养精蓄锐,势力已空前壮大。这期间,他们早就以草原雄鹰一样高远而犀利的目光,瞄向了中原那较之游牧经济,高着一个等级的农耕文明。追求新颖、渴望舒适、期盼富有,是人类通有的情愫。当鲜卑的首领们觉察到自己那夏闷冬寒的流动毡房,怎么也比不上中原雕梁画栋的殿堂和向阳敞亮的茅舍时;当他们看到自己那用灰褐色粗糙的兽皮制成的衣物,怎么也比不上中原绸缎的光鲜亮丽时;当他们觉得自己那用桦皮制作和泥土烧制的器皿,怎么也比不上汉人的金杯银盏和木制漆器精美讲究时;当他们感到毡房外夜间的狐鸣狼嗥,更不能与中原之华堂里、戏台上的丝竹笙歌同日而语时……焉能不怦然心动,见异思迁,图谋中原!
于是,鲜卑人一路西迁南下,历经九难八阻,历时一百余载,先吉林,而赤峰,而乌兰察布,而包头……当拓跋首领子微定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时,其所部已“控弦骑士达二十余万”,初步具备了与北方其他游牧部落争雄的能力。
于是,拓跋鲜卑人以呼伦贝尔大草原赋予的大视野,带着大兴安岭森林的充沛元气,带着呼伦湖候鸟迁徙时的颖异,带着碧草百花一样的灵性,也带着草原狐的狡黠、大漠狼的凶狠,跨上纵鬃扬尾的蒙古马,去不断进行力的征服,美的创造!
四
杰出的英雄人物,常是改写历史的一个符号,一个指数。北魏王朝所以能结束“五胡十六国”长达一百三十多年昏天黑地的大割据,是因为出了开国皇帝拓跋珪和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这两位上马会打仗,下马可安邦的豪杰。
拓跋珪的祖父什翼犍在盛乐建立代国不久,即被氐族创建的前秦所灭。幼年丧国丧父的拓跋珪,其童年是在匈奴贺兰部的舅舅家度过的。其时的北中国,攻伐与战乱是上演不尽的剧目;颠沛与苦难是百姓吞食不尽的涩果。公元386年暮冬,失散的拓跋各部落头领会聚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河),一致拥戴年方十五岁的拓跋珪赓继代王之位。同年,他率部族从牛川重迁故都盛乐,并改国号为北魏。
其时的北魏,南有独孤部,北有贺兰部,东有库莫奚部,西有铁弗部,阴山以北还有高车部及柔然部,可谓四面多垒,虎视狼窥。聪颖异常、心雄万丈的拓跋珪,在拓跋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发出了铿锵有力、铮铮有声的决定性呼唤。公元387年仲秋,他联合鲜卑慕容氏的后燕,击溃了占据山西北部的匈奴刘显部,将河套以东的大草原尽归拓跋;公元388年盛夏,他亲率士饱马腾的队伍,东征库莫奚部于落水(今赤峰一带),使大片土地为北魏所统。公元389至390年,拓跋珪率军先破高车部,又平吐突麟部,再伐贺兰部,并将塞北的纥突、纥奚等多个游牧部落,尽属北魏。
“若建非常之功,需待非常之人”。在“五胡十六国”时,仍以狼为楷模,仿效狼的群体攻击,贪欲永不餍足的匈奴后裔所建的几个政权,一直是拓跋珪的心腹大患。为御虎狼之师于国门之外,公元391年初冬,拓跋珪主动向漠北的匈奴别种柔然出击。面对屡战屡胜的北魏骑兵,柔然从游牧地狼山西逃,拓跋珪西奔六百里,进行大追击。此时,部将以粮草难继为由,建议暂且偃旗息鼓。拓跋珪率骑兵征战,每人至少配正、副两匹战马,轮番换乘,马歇人不歇。拓跋珪果断决定,杀副马为食,又打马追风,率部狂奔三日,终在大戈壁的南床山下追上柔然部众,将其分割包围,杀得柔然一败如水,鱼溃鸟散。此大捷,使柔然大部将士或倒戈卸甲,或俯首就擒,魏军获牛羊、军资无数。
拓跋珪在击败柔然南返途中,匈奴铁弗部刘卫宸遣其长子直力鞮,率九万兵马进犯北魏南部。拓跋珪闻警,仅率五千精骑及部分辎重车辆,星夜赶到后,即被直力鞮的九万大军围得水泄不通。久经战阵的拓跋珪了无惧色,急令部下以车身为屏,结成方阵,从缝隙中射杀匈奴骑兵。经几番箭矢如雨的拼杀,直力鞮的九万兵马溃不成军。拓跋珪兵不歇刃,马不离鞍,以破竹之势,直捣铁弗部的大本营悦跋城(今内蒙古伊金霍旗西北一带)。魏军后续部队火速赶来后,刘卫宸父子闻讯仓皇弃城而逃,拓跋珪分遣轻骑紧追不舍,生擒直力鞮,刘卫宸也为部下所杀。刘氏父子的余党五千余人逃至盐池(今属宁夏),亦被紧紧追赶的魏军全部投尸黄河。此役,北魏获战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成为以“驯鹿”为图腾的鲜卑民族,敢于以少胜多,全歼以“狼”为旗帜的匈奴强敌的典型战例。
统帅有狮子般的雄心,士卒就有咆哮的勇气;统帅胸有良谋、腹藏吞吐天地之气,士卒就会迸发出所向披靡的力量。时光跨入公元395年,能与拓跋鲜卑在北中国争雄者,只有慕容鲜卑建立的后燕王国。同年五月,后燕的开国皇帝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率兵八万出中山(今河北定州)北进,抵近五原(今包头)时,大造船只,欲渡黄河与魏军决战。慕容宝所领部队虽少,但均为人马披甲的重装骑兵与步兵,且极富作战经验。北魏军队虽多,但大都为轻装骑兵,与后燕铁军正面对抗,胜算无多。拓跋珪以逸待劳,避实就虚,暗将精锐部队匿藏于河套一带,使慕容宝百余天都觅不到魏军主力的踪影。其间,拓跋珪屡派斥候(侦察兵)擒获燕主信使,切断慕容宝与燕都的一切联络,并广散年逾七十的燕主已病亡的假讯,动摇燕军军心。急于继位的慕容宝难辨消息真假,便焚烧渡船,率燕军且防且退。是年十一月初三,风雪骤降,黄河冰封。藏器待时的拓跋珪,亲率两万精骑,连夜踏冰过河,在参合坡(今内蒙凉城一带)将睡梦中的燕军包围。慕容宝在部属护卫下逃走,五万燕军束手被俘……翌年深秋,拓跋珪趁慕容垂新死,后燕内乱之机,以“司马九伐”之威,率四十万大军伐燕。魏军多路出击,马啸旌飘,绵延两千余里。在这长达一年的战役中,魏军分兵攻城略地,将后燕领土悉数占领,把晋、冀、鲁、豫的大部土地,划入北魏版图。
十年征战,拓跋珪将呼伦贝尔大森林、大草原赋予鲜卑民族的刚毅、奔放、神勇、机警与豪烈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作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马背民族,如何得到荷锄民族的认可,进而得到拥护,这是比打天下还难上百倍的历史大课题。所幸的是,拓跋珪以草原一样的大胸襟、大包容,向历史交上了一份颇为合格的答卷。
与秦汉时以掳掠为业的匈奴不同,跻身农耕文明,是鲜卑族多少代人的梦寐以求。拓跋氏对夺得的中华半壁江山,自会分外珍惜。
拓跋珪自幼就攻读汉家兵书与历史。戎马倥偬中,对汉人的典章、制度、语言、文化及风俗也多有涉猎。为更好地掌控中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北魏的国都由盛乐迁至战略要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他让跟随多年的朝中汉臣,将长安、洛阳、邺城等历代皇都的设计蓝图,一一寻来,萃新奇,熔精华,建起了像中原王朝一样的宫殿楼阁、园林亭台;并立下新皇登基必祭黄陵,拜孔子的规矩。马背民族“兄终弟及”的传位制度,所频发的豆萁相煎、弑父杀兄的史实,让拓跋珪想来不寒而栗。与汉廷的传位规则两相考量,拓跋珪决计实行汉人“立太子”之制。汉武帝暮年确立宠妃钩弋所生的年幼的刘弗陵为太子时,怕钩弋成为吕后第二,便赐死了钩弋。拓跋珪邯郸学步,竟将汉武帝这非常时期的一时之举,定为北魏王朝代代必遵的金科玉律。
为富民强国,也为了加速鲜卑人的汉化,拓跋珪强势推行屯田制。他将战争中所掳的游牧部落的牧人改为农民,让他们到大片荒芜的土地上从事农耕。这等于国家办了无数个小农场。由于分配时注意向农人倾斜,大大消弭了归顺者的国灭之恨。他还把京郊附近的地片,划为“畿田”,由皇室直接管理,并亲自到“畿田”参与劳作与督导。他多次下诏,强制解散靠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鲜卑部落组织,分地分土让他们定居,或从事农耕,或在分得的地片里放牧。此重大变革,加速了鲜卑人由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这一切举措的实施,不仅使众多平民衣食有着,也强化了国力,为北魏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不断壮大,夯下了坚实的台基。
公元424年,拓跋珪的孙子拓跋焘继位,成为北魏第三代皇帝。他初登龙墩,柔然首领大檀,便趁北魏第二代国君拓跋嗣新丧,统骑兵六万,入侵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年仅十六岁的拓跋焘御驾亲征,率骑兵日驰夜奔,三天两夜即赶至交战地。魏军未及休整,就被柔然的兵马,里里外外围了五十多重。拓跋焘挥军布阵,镇定自若,首先射杀了前敌先锋将帅,柔然兵马大乱。拓跋焘一马当先,冲向敌群,柔然大败亏输……首战奏凯,尽显少年天子卓越的军事才能。匈奴铁弗部,曾被拓跋珪几近斩草除根。当时,仅有首领刘卫宸的小儿子刘勃勃只身独骑逃走。勃勃投奔了后秦高平公没于奕,并成了没于奕的乘龙快婿。勃勃兵权在握后,凶残地杀死其岳父,借后秦之尸还刘氏之魂,在统万城(今陕北靖边)建立夏国。统万城在拓跋焘时,早已大名鼎鼎。其城墙既高且宽,用石灰、白黏土、糯米汁搅拌夯筑,有崤函之固。欲破此城,戛戛其难。公元427年,拓跋焘率轻骑三万,长途奔袭,突现统万城下。他采用声东击西、引蛇出洞的战术,终使城中夏军出城,落于魏军布下的口袋阵。夏兵大溃,夏主赫连昌(刘勃勃次子)率残部弃城而逃……拓跋焘即位后,匈奴后裔柔然,又成为东起外兴安岭,西逾阿尔泰山,南到外蒙大漠,北至贝加尔湖的强大游牧国家,对北魏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公元429年春,拓跋焘发动了他称帝后最大一次对柔然的主动出击。其时,柔然无备,民畜遍野。魏军云盔雾甲,如天兵飞降,柔然措手不及,仓促烧毁帐舍,慌不择路,狼奔豕突。拓跋焘兵分数路,飞马急追,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的大漠和草原上,展开了地毯式的大搜捕。使得柔然三十万户牧民归降北魏,敕勒部(即高车部)亦有三十万人投降拓跋。拓跋焘将这些降顺的部落,迁至漠南几千里的北魏边境,在魏军监督之下,从事农耕和畜牧,岁岁向拓跋皇廷交贡纳税。继而,拓跋焘又东征辽海,平定北燕;西出秦陇,翦灭西凉……在这一连串的征战中,拓跋焘与其祖父拓跋珪一样,将奔袭战、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攻坚战、歼灭战,演绎得出神入化,使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马背民族创建的饮马长江的王朝。
拓跋焘一统北中国后,偃兵息武,大倡文治。比其祖辈、父辈,益发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在选贤任能时,他对有大略者不问种族,有大才者不分贵贱。他多次下诏,征选遗落稗野民间的逸士。当他得知一些州郡官员,在延揽人才时,有胁迫行为,又再下敕令,告诫群臣,对征召士子,要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受拓跋焘惜才、爱才诚意之感召,通晓经义的学者,文章冠世的名儒,纷纷来到平城。拓跋焘对北魏所灭诸国中的汉族官吏,不计前嫌,量才录用;他对从南朝归顺而来的廊庙之才,更是青眼有加,委以重任。斯时,南朝刘宋皇室,见北魏良将如雨,谋士如云,常使反间计,图谋造成北魏君臣失和。拓跋焘以过人的明察和任人不疑的胆识,数次戳穿了南朝谋士的鬼蜮伎俩。这就使得在南朝有志难伸的高人介士,骥子龙文,纷纷越江而来,会聚北魏。对此,北魏高允曾写下《高士颂》,以志其盛。
拓跋焘早就意识到,只有提升鲜卑官员的汉化水准,才是巩固政权的有效手段。为拓展汉语的表达功能和书写领域,他令朝中汉臣新造汉字千余,经他一一审定后,诏布天下。他在北讨南征时,即在京都城郊办起太学,让鲜卑子弟,研读汉族经史,学习儒家文化。
拓跋焘在生活上远避奢靡浮华,衣不多备,食不多味,行不多车马,要求后宫也要节衣食,俭财用,禁侈泰。他赏罚严明,对为国尽力尽忠者,不论是士卒还是官员,多有赏赐;而对外戚内亲,从不多赐额外财物。朝中权臣,曾多次上谏拓跋焘修缮扩建皇宫,以彰天子威仪。拓跋焘以夏都统万城虽皇宫豪华、城墙坚固却被本朝所陷为例,严词驳回权臣奏章。他即位不久,便按农户贫富程度,诏令富裕户照常纳赋,中等户免赋两年,贫困户免赋三年。在审定朝臣制定的法律时,凡不利百姓之处,他下令一一删改……凡此种种,使马背民族与荷锄民族的融合,很快闪出了一抹亮眼的曙色。
乱世造就了拓跋珪,历史选择了拓跋焘。这祖孙二人在北中国山川大地上留下的刻痕,早被岁月久久地尘封,鲜为今人所知。但这些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旧事逸闻,却仍能与时间抗衡,成为当今的鉴诫,后世的教训。
五
皇后作为封建帝王的嫡妻,凭借着香宫贵位,隔一帘纱幕,在中国历史上编织出了多少或悱恻或缠绵或凄美或残忍的故事。由于封建史家的大汉族情结及大男权主义,对北魏参政一朝、摄政两代的冯太后,鲜有提及,甚至连她的雅名芳字也给隐去。然而,论及冯太后其德其才其智其绩,都远远高过在历史上大出风头的汉吕后、唐武后、清慈禧者流。这位不被史家看重的冯太后,却是北魏中兴的真正的“总设计师”。正是她,在北魏江山社稷的画稿上,硬黄匀碧,尽情挥洒,写下了标新立异、恢宏隽妙的画卷。
冯氏祖籍河北,生于长安。祖父曾是“十六国”时的北燕国君,父亲曾为北燕广平公。拓跋焘平燕时,冯氏的祖父为停战言和,屈将冯氏的仪态绝丽的姑母献给北魏后宫,成为拓跋焘的昭仪。幼年的冯氏,失母丧父,便被姑母带进宫中。冯昭仪对侄女呵护备至,四书五经,天文地理,文学历史,宫廷礼仪,无不悉数传授。冯氏冰雪聪明,口不绝吟,很快便以容貌靓丽、顾影合度、温文尔雅,成为宫中的“小明星”。公元452年,十三岁的拓跋濬即位,成为北魏第五代皇帝。冯氏十一岁便被封为贵妃,十四岁时,她艳压群芳,“美”挫另外三位竞选对手,成为拓跋濬的皇后。
拓跋濬登基前,宫中宦官宗爱,在八个月内连弑拓跋焘、拓跋余两帝,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幸有忠于魏室的几位大臣,诛杀了宗爱,方稳定了朝局。冯氏立为正宫后,便同十六岁的拓跋濬鸾凤和鸣,共克时艰,采取宽刑简政、与民生息等安国之策,渐次使北魏物阜民康。正当这对琴瑟和谐的帝后,欲大展强国富民的抱负之时,天不假年,年仅二十六岁的拓跋濬,竟驾崩于平城。
按拓跋葬仪风俗,国丧三日那天,皇帝生前所御用器物,要在陵前全部焚烧。失君之痛,令冯皇后肝肠寸断,不能自持。她挣脱搀扶的宫女,纵身一跃,投进熊熊烈焰之中。太监们手疾眼快,速把皇后救起,才使得昏迷的冯氏安然脱险。
这纵火一跳,使一身素缟的冯氏,在鲜卑人的心目中,俨然成了浴火重生圣洁无比的天鹅。
这纵火一跳,不仅使冯氏这位汉家女在满朝文武心目中的形象越发高大;她以死殉夫的忠贞,也在民间传为美谈。
拓跋濬称帝后第四年,立两岁的拓跋弘为太子。根据开国皇帝拓跋珪立下的“子贵母死”的规矩,太子的生母李夫人即被赐死。拓跋濬便让他极为信赖的皇后冯氏,抚养太子弘。母亲是伞,是豆荚儿;稚童是伞下的宝贝,是荚里的金豆儿。冯氏对拓跋弘精心鞠育,恩同再造。从另一个角度说,冯氏取得了对太子的抚养权,也就等于为她树起一架攀上北魏权力峰巅的天梯。拓跋弘继位时,仅有十二岁。前朝权可倾国的大将军乙浑,觉得皇上年幼可欺,便盗用皇帝诏令,呼朋引类,肆无忌惮地诛杀异己,不臣之心,昭然若揭。弄得京都平城,一片腥风血雨。幼帝拓跋弘,只知在母后冯氏面前啼哭。是冯氏只手擎起了北魏皇权之安。为保全母子生命,冯氏先是以屈求伸,封乙浑为丞相,总揽朝政;继而又暗中笼络朝中几位耿介之臣,派兵一举将乙浑诛杀,灭其三族……在这场捍卫皇权的角逐中,年轻的冯太后显示出过人的政治智慧,由一代佳丽变为铁腕人物。她断然从幕后走向前台,临朝听政。她重用一批治国能臣,使朝局趋向稳定。一年后,拓跋弘的长子拓跋宏出生,冯氏还政于拓跋弘,悉心鞠养皇太孙。
拓跋弘掌国初始,凡朝中疑难大事,还请母后定夺。随着羽毛渐丰,生性优柔寡断的拓跋弘,却变得自以为是。对母后的治国方略,他畏首畏尾,不予实施。冯氏对拓跋弘多次规劝、敦促乃至训斥,使他抵触情绪愈来愈大。见国事日非,头绪难理,十七岁的拓跋弘便将帝位禅让给五岁的拓跋宏,当起了太上皇。他躲进崇光宫,日夜礼佛。当冯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辅佐孝文帝拓跋宏处理朝政时,太上皇拓跋弘竟指指戳戳,时常插一杠子。朝中前尚书李欣,调相州任刺史两年间,横征暴敛,强取豪夺,当他把十大车金银珠宝及细软之物运回京都平城时,激起了民变。冯氏当即将李欣打入死牢。李欣唆使其女婿向拓跋弘告密,言太皇太后冯氏与中领军李奕有苟且之事。太上皇闻知,当即将李奕诛杀,赦免李欣。弘、欣二人密谋,要用糕点毒死冯氏。东窗事发,冯氏气得蛾眉倒竖,凤眼圆睁,她果决出手,派人鸩杀了拓跋弘,再度临朝柄国。
痛苦的报酬是经验。养子反目、面首被诛的事实,告诉冯氏,不采取霹雳手段,其命运注定会重蹈覆辙。她先是将拓跋弘的左辅右弼、心腹大臣,清除殆尽;又将幼主孝文帝拓跋宏生母一族,在朝中的势力也一一肃清。与此同时,她将胞兄冯熙及两个情人王叡、李冲委以重任;将德高望重与前朝皇帝若即若离的大臣,收买拉拢过来。另外,冯氏还擢升了一批对她忠心耿耿的宦官,让他们死心塌地充当自己的鹰犬耳目……皇冠虽仅是一顶镶金缀珠的帽子,但争夺起来,从来都是刀飞血溅。胜者必须既是猛虎又是狡狐,冯氏概莫能外。值得庆幸的是,冯氏翦异排他,绝非仅为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大展她积蕴已久的政治抱负。
汉人史家在著录这段历史时,出于男权心态,对冯氏养面首一事,多有指责。历史上,秦始皇后掖中有万名丽人的香阵,唐玄宗宫廷里有四万美媛的艳景,可史家在记述时,不过是理重事复,甚至津津乐道。其实,性爱是人类心理感受中最为敏感的神经元,是人生享受中最大的享受,人在这种感受中获得的快乐也是最大的快乐。二十四岁守寡、雪肤玉貌的冯氏,仅与二三情人宠臣,在宫闱里两情缱绻,效鱼水之欢,当在情理之中。
思危则安,思亡则存,思乱则治。太皇太后冯氏在掌控了朝局后,便展开了多层面、系统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大变革。
公元484年,她首先推行了“班禄制”。在这之前,北魏的大官小僚,仅靠战争掠掳,来满足或豪华或小康的生活。拓跋焘统一北方后,战争益少,单靠掠夺,已是短绠汲深。于是,贪污之风盛行,官员中出现了贫富悬殊的巨大反差。曾在拓跋焘朝写下《高士颂》的高允,此时已身居中书令高位,但他仍清廉自守、不饮盗泉,竟全家栖身破草房,仅靠咸盐煮青菜度日。然而,像高允这样的清官,毕竟寥若晨星,而大贪小贪却如过江之鲫。冯氏对各级官吏及皇室成员,一律按官阶定禄,统由国家发给米、帛、田户、力役等。同时,她还主持制定了极为严苛的惩贪刑法,凡贪污、勒索之财物达一匹绸绢之价值者,即判死刑……民不富足而政权稳固的王朝,亘古未有。志存高远的冯氏,于公元485年,又在北魏紧锣密鼓地推行了“三长制”和“均田制”。
此前,北魏各地实行“宗主督护制”,宗主以“督护”地方的身份,代朝廷征收租税。这些宗主们,名义上虽自称一户,实则为三五十家,甚至多达百余家。他们瞒报户口,把应交赋税据为己有的劣行,使得国库空虚,佃民一贫如洗。加之显宦豪强广吞田产,强占山林牧场,使国家可控土地,益见稀少;无田可耕、啼饥号寒的百姓走投无路,以武力抗争的事件,时有发生。为解黎庶于倒悬,冯氏派出大批官员,在夏收秋种时节,出其不意地于田间清查户口。在彻查人丁之后,她排除一切阻挠,雷厉风行地推行起了“三长制”: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有邻长,里有里长,党有党长。三长制之实行,赋役由此前所谓一户,变为真实的一家,朝廷可直接掌控,这就大大加强了北魏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
“三长制”初成,冯氏又以孝文帝的名义下达了“均田令”。均田制规定: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每人授露田四十亩,女子减半;奴婢授田数与平民相同;一头耕牛授田三十亩,以四头为限;官员也按职位高低,授予数目不等的公田。露田、公田为粮田,所有权归国家,且根据人口、耕牛的变换情况,随时调整。另外,每个男子授桑田二十亩,女子五亩,用以种植桑、枣、榆、麻等经济作物。桑田为“世业田”,可代代相承。冯氏还采取特别优惠的政策,鼓励百姓由地少人多的“狭乡”,迁至地广人稀的“宽乡”……均田制所含纳的内容,环环相扣,细针密缕。在甘露普洒人间的同时,还尤为眷顾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
均田制的推行,使北魏的生产力像井喷一样尽情迸发。广袤的山川大地上,每一片,每一垄,都成了天下黎庶忘情恋栈的“伊甸园”。拓跋鲜卑由开国之初,学习荷锄民族田园生活的“仿本”,一下变成具有原创色彩的农业文明的“正版”。这具有全新意义的封建均田制,成为北齐、北周、隋唐的“沿用本”,历三百余载而不衰。且为以后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在如何对待“农田”这个事关国运的大课题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蓝本”与“参照本”。由是观之,冯氏的均田制,无疑是中国农业文明史上的一块永闪光华的里程碑!
一代国色安天下,锦绣心机“史”中藏。自幼饱读史书的冯氏,深谙封建王朝的覆亡多由腐败引起,而腐败又往往从皇室内部发端,而后上行下效,蔓延全国,最终导致政权彻底崩溃。冯氏二度柄国后,面对北魏王室及各级官员的腐败日甚一日,在推行班禄制前夕,就大造“反腐倡廉”的舆论。她以华夏历史为殷鉴,亲自为北魏王室成员,撰写了珠圆玉润,文采斐然,朗朗上口,多达三百余章的《劝戒歌》。《劝戒歌》告谕王室成员要自珍、自重、自廉、自律,守节不移,公忠体国,并将之定为皇室学馆的必读本。
冯氏儿孙辈的王室成员,在反复诵读《劝戒歌》后,尚能遵章守规;而与冯氏同辈的诸王,却对冯氏的良苦告诫,视为耳边轻风。怀朔镇将、汝阴王拓跋天赐,雍州刺史、南安王拓跋桢,均是冯氏之夫君拓跋濬皇帝的弟兄,这“二王”贪赃枉法,纸醉金迷,为北魏王朝的两大巨贪。冯氏派两个“专案组”,分头去彻查二王之后,将二王押回京城,欲施以极刑。朝中几位老臣再三跪请,冯氏迫不得已,才免二王一死。但在以孝文帝名义颁布的诏令中,仍列举二王十恶不赦的罪行,以儆效尤,并将二王打入囚牢,终身禁锢。时隔不久,冯氏得悉,她派出的专案组组长朝中大臣闾文祖,在赴长安侦破南安王犯罪事实时,有受贿行为,便当即革去闾文祖的官职……冯氏在这场“反腐风暴”中,对皇族中的二王尚且如此严惩,对其他贪官污吏更不手软。当她接到知情者举报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目辰、长安镇将陈提等人贪污不法时,气得周身颤抖,便即刻派人去查清了他们的罪行,旋即下令处死洛侯、目辰,发配陈提。这之后,冯氏又以孝文帝的名义,下诏罢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千余名只反小贪,不反大贪,只捉“苍蝇”,不打“老虎”的办案官员……这一系列厉法禁令必行,罪则治的反腐举措,使得侥幸落网的贪官,捻神捻鬼,睡不安枕,黑手不敢再伸;而那些本来清正的官员,益发勤政廉政,脂膏不润。
人类社会进程犹如浩浩东去的长河,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一千五百余年前,太皇太后冯氏在北魏的反腐刺贪的史实,已超越时空;她所擒拿的那一批批赃官墨吏,仍如同从当今河池里捕捉的鱼鳖虾蟹一样,在我们面前活蹦乱跳。
班禄制、三长制、均田制和整饬吏治等全方位的大变革,使北魏很快走向鼎盛与辉煌。据《魏书》记载,太皇太后冯氏辅佐孝文帝掌国期间,“百国千城,莫不欢附”“九州致贡,殊域来宾”“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当时北魏辖户五百万,人口两千五百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司马迁有云:“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太皇太后冯氏,深明“俭为德之共,奢为恶之大”的奥义。她清茶淡饭,衣不完采。她经常带着皇孙孝文帝深入民间,访贫问苦。在均田制实施的第二年,北魏大旱,百姓望云霓而断颈,禾苗盼甘霖而折腰。冯氏在开仓赈灾的同时,下令停建朝廷的楼堂馆所,并把宫中与纺织无关的宫女,发送出宫。不久,又在宫中停止制作皇室所用的绫罗,还把宫中十分之八的衣物珍宝、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箭刀钤以及外府的大半衣物、缯布、丝纺一一分发给六镇戍兵、贫民和残疾人。
冯氏见皇孙孝文帝已能不折不扣地贯彻她的治国大计,便淡出了政治舞台。这时,冯氏越发显得宅心仁厚。她的心境像秋日的呼伦湖一样淡定、澄明;她的心态像大雪后的呼伦贝尔草原一样宁静、轻软。一天,冯氏身体欠安,需服菴闾子。御厨因夜间失眠,误把稀粥当汤药端给了太皇太后,而且稀粥里还有一只死蜻蜓。孝文帝见状,勃然大怒,下令处死御厨。冯氏摆手制止,用筷子挑出蜻蜓,边喝粥边笑吟吟道:御厨做的这粥太香了,连小蜻蜓也飞来凑热闹……公元490年深秋,冯氏魂归普陀,享年四十九岁。纵观冯氏刚柔并济,王霸张弛,屈辱过,哭泣过,仇恨过,挚爱过,欢笑过,开明过,光辉过的一生,会令多少男性君王自愧弗如!
孝文帝嘉给皇祖母的谥号为“文明太后”,可谓实至名归。
六
文化是个复合体。它包括信仰、宗教、道德、法律、知识、艺术、风俗及人作为社会一员所形成的习惯等。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之根,是生生不息的灵魂与血脉。最终印证一个国家和民族伟大的,是她的文化。北魏王朝在文明太后冯氏主政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华夏文化与外域文化兼容并蓄的显著特质。
这特质集中体现在大同云冈石窟佛教造像上。
云冈石窟位于今大同市西郊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石窟五十三座,造像五万一千余尊,佛像最高者达十七点八米;动植物花纹浮雕图案,更是不可胜数。其工程之大部分,告竣于文明太后柄国期间。
公元446年,太武帝拓跋焘西征长安镇压“盖吴起义”时,发现一寺庙内,暗藏兵器,群聚淫乱,遂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太武灭佛”事件。这之后,北魏朝中,内侍宗爱“连弑二帝”;引得朝野上下,说佛谈禅,甚嚣尘上。即位不久的文成帝拓跋濬,在皇后冯氏及大臣们的极力撺掇下,再度复法兴佛。
公元452年,拓跋濬颁诏:凿石造佛,如我帝身。僧师与工匠于兴安初年,凿出一尊魁梧的“兴安佛像”。这尊释迦像的脸上、足上,竟各有黑石,冥同拓跋濬面上、脚上的黑痣。这将梵宫之“梁”,换作帝王之“柱”的手段,显示出拓跋王朝过人的精神统治智慧。这种艺术上的胆略和气魄,也只有马背民族才能做得出来!
翌年,西域高僧昙曜,应诏来到平城。不久,他即被拓跋濬与皇后冯氏尊为帝师。在冯皇后的董理下,由昙曜主持,皇家又相继开凿出“昙曜五窟”(现第16至20窟)。五窟从开国皇帝拓跋珪到时任皇帝拓跋濬,一帝一窟,依次而建。每窟一石门,一石窗,外壁雕满千佛,主佛释迦均高达十三米以上。它们或坐或立,无不假释迦之躯,雕皇帝之态,借释迦之仪,传皇帝之神。使云冈石窟,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拓跋皇室祖庙。
这借佛之望,增帝之威的“僭越”,挣脱了中外造佛艺术的绳墨,恰恰成为鲜卑人在佛文化上的独创。那一尊尊圆髻方额、高鼻深目、眉眼细长、嘴角上翘、巨耳垂肩、身躯健硕的释迦,神情既威严又可亲,气度既恢宏又睿智。在这里,释迦俨然成为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走来的“顶天立地奇男子,照古腾今大丈夫!”
一切能够永存的艺术作品,是用它时代的本质雕刻的。昙曜五窟中的释迦,是西域造像艺术东传后的顶级作品。从五尊释迦眉梢、嘴角上流溢出的微笑里,每个人都会有着不同的解读。我们读到的可以是,佛家那普度众生的慈悲、亲和、怜悯与宽容;也可以是,一个从刀林剑丛中杀出的马背民族,在文化上的自信、自觉、独尊与高贵。这佛爱无涯和权力至上,佛光普照和皇恩浩荡的巧妙契合,所形成的独特风格,使昙曜五窟产生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我曾两次拜谒过云冈石窟。鲜卑族对游牧文化的守望与眷恋,令我感慨良多。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是每个民族的特征和标志。舍弃这种差异,其文化就成了不伦不类的摹本。云冈早期开凿的石窟,形状与穹顶,均如同放大了的巨型草原毡包,大佛释迦身着的袈裟,或披或袒,那厚重的衣纹,酷肖草原的毛纺织品。云冈之中、晚期开凿的佛窟,呼伦贝尔大森林、大草原的美的元素,仍随处可见。拓跋氏将有着“森林神兽”之称的驯鹿,镌于石窟门楣,让鲜卑族的图腾,在佛堂里占有一席之地;拓跋氏将挺拔修直的白桦,刻于石窟立柱,使庄严的佛殿,平添了隽永秀逸的诗意。梵宫本是莲界,而云冈的一些石窟里,却将大草原上的花草,点缀其间,使莲花的梵宫,益发气韵生动。鲜卑人还将佛教中“白马吻足”的故事,刻于佛堂明窗两壁,让他们刻骨铭心的爱马情怀,得以细腻感人地展示。石窟里护法神鸟那折扇般的翅羽,飞天那翩然而翔的衣袂,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呼伦湖畔白天鹅、丹顶鹤们的典雅、娇娜、舒展的舞姿……风格是思想的衣裳。鲜卑族毫不掩饰的对游牧文化的守望与眷恋,足以引导人们走进他们灵魂的秘境。
守望与包容,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两个密友。鲜卑族在建筑云冈石窟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艺术上的兼收并蓄。文明太后冯氏主政时,云冈石窟汉化倾向日见明显。在洞窟形制上,不仅有毡包形,更多地出现了具有荷锄民族风格的前后殿堂式和方形中心塔柱式。随着石窟面积的大幅增加,雕刻的形式及内容,也异彩纷呈。这些佛窟里,虽仍以释迦、菩萨为主雕,但释迦的十大弟子及飞天、比丘、力士、金刚、伎乐天等,皆一一雕在殿内两侧、四壁、窟顶及由雄狮、大象驮起的廊柱上。佛经的故事,也多被雕在石窟各处,使中国传统建筑的云冈石窟,充满了佛国仙境的浪漫。云冈六窟之中心塔柱下的佛龛里,有一“九龙灌顶”的石雕。原佛经中,有二龙为释迦吐净水沐浴的情节,而在这里却变为九龙。“九”在中国为最高之数,“一言九鼎”,“九五之尊”,是皇帝常用和专用的术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佛教一进入中国即被中国化了”的说辞,在这里得到了确切的佐证。
最能代表云冈艺术之兼收并蓄的,当属第十二窟。此窟亦称音乐窟。其前室北壁上,伎乐天们,手持中原、草原、西域、中亚的各种古代乐器,或拨或弹或吹或奏或击或打或敲,组成了一支庞大的“交响乐团”。这场面,这情景,仿佛是在看不见的皇室巨手的幕后指挥下,共同吹奏着北魏的经济强盛曲,文化繁荣歌。
智慧的人类,为使各民族及个人的历史,能彪炳千秋,常以文字的形式,或铸于铜鼎,或写于竹帛,或载于纸页,有的帝王甚至将自己的形象塑成金身。而从嘎仙洞石室走出来的拓跋氏,最钟情、最信赖的却是石头。拓跋濬在复法兴佛的诏令中曾云:纸帛易破,泥塑易碎,金像易烁,唯石雕可与天地共长。云冈石窟,实则是一部拓跋王朝的石刻之历史,“无韵之离骚”。
历史常是胜利者的自我宣传。作为胜利者和为北魏谱写出壮美华章的文明太后冯氏,有资格被雕于这石刻历史上。
文明太后掌国后的云冈佛像,一改此前清一色男性佛像的单调,在一些雕像中,出现了女性化特征。女人,常被誉为上帝微笑的化身;没有一种力量,能比一个自信而美丽的女子的微笑,更能征服人心。这将佛像女性化的艺术变革,使云冈佛像的佛光,更能照彻人的心胸中的蕴蓄,夺人魂魄。第七窟之“六美人”之佛雕,“宝相庄严,拈花带笑”,是变革后的代表作。云冈石窟,雕有多幅有关太子的佛经故事。那“姨母养育太子”的情景,仿佛不是来自佛经,而是冯氏抚养两代太子的移花接木。云冈有近四百处释迦与多宝二佛并坐的雕像,此乃暗喻文成帝拓跋濬与皇后冯氏,“二圣”共理朝政。孝文帝拓跋宏对祖母冯氏至孝至顺,在祖母过世后,特颁诏将最豪华的第六窟命名为“佛母洞”,旨在称颂创造出“正版”农业文明的太皇太后的大功大德……建筑与雕塑常是考量一个国家文明的尺度。云冈石窟,是以皇权的意志,集北魏的高僧逸士、画师国手、能工良匠,建造的国家级工程。
云冈,是今人解读北魏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艺术的石刻的“四库全书”。
云冈的全石化建筑,富丽堂皇,雍容华贵,闳阔深沉,巧夺天工,既具自然美,又富规则美;云冈的石像、石雕惊世骇俗,别树一帜,豪荡奇峭,流丽精工,是形之于石的诗,也是形之于佛的画。
云冈石窟,是荷锄民族与马背民族联袂创造的文化宝石,也是中华民族献给全人类的艺术明珠!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云冈石窟的修建,引得北魏疆域内的礼佛造像,蔚成风气。各地官员及百姓,仿效皇家之举动,纷纷推陈出新,佛为我用。妻子为亡夫造佛者有之,儿子为先父造佛者有之,子孙为先祖造佛者亦有之。一时间,竟出现了梵宫遍立,万佛争竖的景象。达官贵妇及富豪,也学着皇廷的样儿,将家族历史、个人生平,刻在石头上,一股“墓志铭”之热,也兴起于北魏……文化的力量在于对人的心智、美学、道德的培养。倘若说文明太后冯氏董建的云冈石窟,足可以在世界美术史上永灼其华;那么在她精心启蒙、训迪、教化乃至激励、鼓舞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英主拓跋宏,该是她的最得意“作品”。
文明太后谢世后,独掌朝纲的拓跋宏,承袭了祖母的衣钵,以文治为中心,加速汉化,完全实现了鲜卑族与汉族的大融合。
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最大的举动,是于公元495年秋,将帝都从平城迁至洛阳,使这个荒废了一百七十余年的汉、晋古都,又以万象更新的姿态,矗立于中原大地。街道的宽阔,宫殿的巍峨,佛寺的华美,自不待言。那为富商大贾专划的居住区,那为雅士、艺人专辟的街道,那为酒家、茶客规置的酒肆茶楼,无不绿树掩映、错落有致。那为江南来客专建的“金陵馆”,那为东方来宾专造的“扶桑馆”,那为塞外友朋专设的“燕然馆”,那为西域睦邻专修的“崦嵫馆”,也是人到熙熙,马到攘攘。龙门石窟,也应运而生。当时的洛阳,成了亚洲文化的中心。
迁都洛阳前后,孝文帝对鲜卑族全盘汉化。他先是修订刑律,将此前斩刑犯人时“除衣裸体”、一人犯罪“株连全族”等之酷恶之法废除;接着又改官制,中央及地方一律按汉制设立文武官吏,同时取消王公贵族世袭爵位的制度。他下令废陋婚,厉禁鲜卑同姓人通婚,并亲做月下老,促成皇室子弟与汉族官员的儿女结为姻亲;他敕令改制鲜卑服饰,无论男女,一律着汉服。他颁诏讲汉话,朝中凡三十岁以下的鲜卑官员,“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为把汉化进行到底,他将鲜卑族的一百一十八个复音姓,全部改为汉姓;并率先垂范,将“拓跋”改为“元”,自尊元宏。于是,“丘穆陵”易为“穆”,“步六孤”易为“陆”,“独孤”易为“刘”,“贺赖”易为“贺”,“纥嵇”易为“嵇”,“尉迟”易为“尉”,“拔拔”易为“长孙”……并定魏、陆、奚、贺、桓、刘、于、长孙等八大姓为国姓,与朝中汉族崔、卢、郑、王四大姓,享受同等政治待遇。孝文帝将朝中鲜卑人的籍贯,通通改为洛阳县;同时还命令死于洛阳的鲜卑贵族,不得还葬平城……服饰、语言乃至姓氏,是每个民族的特征和标志,是血肉关系中最亲密、最不应该泯灭的部分。孝文帝的激进改革,后人褒贬不一。鲜卑这个民族经过无以复加的汉化,最终消失,无疑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但换一个角度看,荷锄民族与马背民族第一次真正的大融合,对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的意义,也不应低估。
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悠久,文明越是彬彬有礼,它风尚的诗意则会愈来愈少。要使一个民族的文化经久不衰,就必须不断给其注入新的刺激与活力。
书法,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里独有的一方仙苑;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书法在篆、隶、楷、行、草五体之外,还有一体曰“魏碑”。魏碑正是野性飞扬、悟性灵动的马背民族鲜卑人,在对汉文化的冲击与融合中诞生的。它上承汉隶,下启唐楷,隶楷兼备。康有为言魏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俊厚,五曰意态奇异,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畅,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与康齐名的梁启超,对魏碑也情有独钟,说“书法以北魏为主系,唐为润系”。在我国现存的诸多魏碑中,以莱州的《郑道昭碑》、西安碑林中的《晖福寺碑》和孔庙的《张猛龙碑》,最享盛名。自北魏以降,历代书法大家,大都视魏碑为圭臬,经反复研摹,方自成一格。清代的书法大家赵之谦,近代的书法巨匠弘一法师、于右任,都曾师从魏碑……胡风汉制的北魏,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贡献不独石雕、石刻及魏碑。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歌》,至今仍是受众面最广的古民歌之一;那《木兰辞》中之“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的警句,至今仍勃发着中华儿女的豪气。大受毛泽东激赏的郦道元的《水经注》,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江河及历史地理的经典教本;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至今仍是探究古代黄河流域农业技术的必读书。北魏还大量翻译了佛经,使儒释道三教,在中国初成鼎足之势……从呼伦贝尔大草原走出的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百四十九年。这在封建王朝的“周期律”里,寿命不算长也不算短。鲜卑族虽然消失了,但这个在中原大地上,曾留下过嘹亮歌声和矫健身影的杰出民族,是永远不会在中华史册上消失的。它的历史活着,它的文化活着。鲜卑族与汉民族,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鲜卑人,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鲜卑人,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是鲜卑人,唐代诗人元稹是鲜卑人,辽金诗人元好问也是鲜卑人……隋唐五代,有大批鲜卑人南迁成为客家人,客家人代有英杰辈出,更是不争的史实。
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是人类不断前进的助推器。北魏王朝在文化上的开放、开明与开通,为李唐王朝提供了借鉴,为托起一个盛唐搭起了平台。李唐政权持汉制,取胡风,一改秦始皇的“非秦纪皆焚”,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将少数民族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兄弟,以更广阔的襟怀,更大的包容,更全面的融合,将中华文化推向了风光无限的峰巅。
七
拜别嘎仙洞,沿着鲜卑族西迁、南下的路线,我们在呼伦贝尔的额尔古纳市的根河岸边驻足。它的北面、东面是大兴安岭,西南面是呼伦湖,南面是千里一碧的大草原。
呼伦贝尔,是一片何等神奇、神秘而神圣的土地啊!它既是马背民族的主要诞生地,也是游牧文化的重要输出地。
这里曾走出契丹族。契丹建立的大辽国,其疆域面积是北宋的一倍。它与北魏王朝一样,胡风汉制,在中国的经济史、文化史上,也留下了一道道瑰丽的风景。
这里曾走出女真族。女真人曾龙腾虎踔,掌控过大半个中国。大金国面对以奢靡拥抱着皇权、怯懦猥亵着果敢、阴谋扼杀着忠勇、淫乱侮弄着情爱的南宋,抵瑕蹈隙,发起过翻江倒海的进击。马背民族带给荷锄民族的是一声声惊雷,一个个震撼。女真人在无情冲击腐朽南宋王朝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用汉文化的儒雅,去填补本民族慓悍心灵的露缝。当时的金朝,上自帝妃,下至百官,以赋诗填词为尚。海陵王曾吟出“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的豪迈诗句。金章宗和李妃于琼华岛并坐赏月时,竟也玩起汉人联对、组字的游戏,章宗口占“二人土上坐”,李妃即刻对以“孤月日边明”。章宗用两个“人”于“土”上组成“坐”字;李妃以“月”比己,以“日”喻帝,用日、月结成“明”字……这里诞生了有着谜一样色彩的英雄的蒙古族。呼伦湖周边的敖包山、马蹄坑、脚印湖、拴马柱、石马群、苍狼白鹿岛之自然景观,无不与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成吉思汗联结在一起。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生于呼伦贝尔,长于呼伦贝尔。成吉思汗九岁时与他日后的皇后孛儿帖,也在呼伦贝尔赤绳系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正是以呼伦贝尔为大后方,率领着他的蒙古大军,挥动着“上帝之鞭”,像一道道闪电,似一阵阵狂飙,掠过贝加尔湖,掠过叶尼塞河,直达里海;他的马队,长啸于天山脚下,帕米尔高原;他的马队,丈量过外兴安岭的山山水水,也丈量过云南边陲的岭岭峰峰,并与南海一起高歌……当时的元朝,是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国家。这梦幻般的谜题,曾令整个世界骇异、费解和太息。蒙古族在打开亚欧文化通道的同时,也创造了本民族的灿烂文化。长达十万行的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卷帙浩繁的《蒙古秘史》,早已被世界众多国家翻译出版。研讨这两部巨制,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国际性学科……蒙古族为中华民族定都北京,举行了奠基礼。今北京北海的团城内,有一元初用整块大玉石雕成的“渎山大玉海”,至今它仍睁着巨大的玉一样眼睛,用公正、诚实的目光,见证着一座伟大城市,是怎样在荒野里诞生,于泥淖里分娩……满族的前身是从这里走出的女真人。满族创建的大清国也曾创造出和盛唐“贞观之治”一样民富国强的“康乾盛世”。清朝鼎盛时的国土面积为一千三百八十余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在内蒙古赤峰、辽河流域,不断发现的“红山文化”,震惊了中外。蛇形原龙、鹿形原龙、马形原龙,猪形玉龙的出土,宗教礼仪性的大规模的建筑群“积石冢、神女庙、石祭坛”的显现,一再确证,北国的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华夏民族,同出一脉,同为中华儿女,同是龙的传人。
天地浮浮沉沉,春秋来来往往,朝代更更替替。以唯物史观去观照历史,自北魏以来,荷锄民族与马背民族的战争,是兄弟阋墙、争坐江山的争斗。在这部长长的历史连续剧里,荷锄民族与马背民族,都曾当过权力的主角与配角。在南北朝、宋辽金时,也曾同为A角。纵观中国历史,中华民族总是在割据、对立、抗衡中,最终走向统一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主题词;统一,是中华民族大发展的最牢固的基石。历史上的每次大统一,各少数民族都以一股股新鲜的血液,激活了汉民族的肌体和机能,优化了汉民族的基因和品质。今日之大同市,曾是北魏京都,辽金陪都,元朝西京,当属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金三角”地带。大同自古出美人。从北魏至明朝,大同曾出过二十五位皇后,九名嫔妃……文化同世间的万物万有一样,也会有着诞生、发展、衰退乃至消逝的过程。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原生态的“母文化”,同中华传统文化一样古老,一样著名,后均因外族的占领和外族文化的侵蚀,渐次消亡了。中华文明何以历五千年而不衰,在呼伦贝尔这片古老的游牧文化的输出地,在当今这片仍有着四十三个民族居住的圣土上,我们似乎能找到某些答案。
崇尚天人合一,讲究和平仁爱,追求综合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也打有安土重居、封闭自守的农耕文明的烙印。正是因为汉文化有着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使得历史上的马背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心向往之。然而,正如近亲婚姻,“其生不蕃”一样,单一的文化是不会有强大发展动力的。一种文化必须有多种异质文化的不断刺激、掺和与交糅,才能在互补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历史上,马背民族对汉民族的一次次冲击,只会像磨剑石一样,磨去的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惰性,而其剑体越发显得光华四射。
正是五十六个民族文化差异的相互砥砺,才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图谱!
呼伦贝尔的记忆,很多很多。它既是中国的记忆,也是世界的记忆。
呼伦贝尔是“中国历史的幽静后院”,也是当今我国硕果仅存的环境后院。
徜徉于根河岸畔,流连于大草原的碧草清流之间,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的名言,倏地闪现在我的脑际:“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物质丰富世界,文化设计未来。我们正处在经济迅猛发展,传统文化失忆的年代,也处在物欲横流,真善美最容易被击碎的年代。为振兴强大中华民族的国力,我们汲取西方文化的先进部分,是完全必要的。但对某些国家的侵略文化、霸权文化、损他利己文化,我们应像大草原的雄鹰一样,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要守住中华文化之根!
(选自《美文》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