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结果，当年再主动的女子，也会渐感自己是条鱼，是条被姜太公精心设钩钓上来的一条鱼。而男方，也会在无穷尽的适应和角色的不断串换中深感身心疲惫，渐渐以一层眷恋的目光去打量昔日虽然单一却稳定的角色，并为自己已经失去的一切，或多或少的生出某种悔意……
于是，春天和秋天的分道扬镳，便成了指日可待的事。
E君，我所熟悉的一位作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便领受了一番“国际离婚”的洗礼。其对象是一位比他年轻十多岁、现在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攻读国际法博士学位的女性。去年岁末，我在沪期间，在一家个体户开的“小印象”餐馆，E君借着一瓶绍兴的加饭酒，向我谈了他二度结婚与离婚的个中滋味——
我与她结合得很不容易。有人说，在中国谁想离婚，谁就得要有向整个世界挑战的勇气。可在我，离婚并不难。1982年，我回了广西老家一趟，水不惊、鱼不跳地便办成了。也许，迄今为止，我的一个男孩尚不知他的妈妈和我早已各奔东西……
对我，难的是第二次结婚。她的父母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已经为自己物色好了一个未来的女婿，此人是北京一部级干部的公子，本人在我国驻外使馆里任职。而她看中的却是我。她的父母震惊不已。
一场“围剿”开始了。这是一场长达一年半的“围剿”。对她主要是苦口婆心地劝说，父母劝，姐姐弟弟劝，舅舅舅妈、表哥表妹劝，叔叔婶婶、堂姐堂弟劝。还请来她的大学同学、中学老师劝，日日一小劝，三天一大劝，近500天里，那一张张水浪般波动的嘴巴，挨在一起，几乎能有一条南京路般长了……
对我，则是企图搞垮、搞臭。他们先是动用组织关系，来我所在的机关反映情况。又请我的几位领导吃饭，觥筹交错之际，痛说我在有了抛弃妻儿的“前科”之后，又有了插足他人恋爱关系的“现行”。他们还鼓捣一个记者，企图将我“陈世美”与“第三者”的双料面目端到报纸上去示众。所幸我的领导阻止了这种做法。可我也付出了代价，被无情地从“第三梯队”的名单上扫除了。若不是这样，我还不会、也不愿当这个什么作家……
1985年元旦，我们终于走在一起了。我们有了一个家。这是一个12平米的房间，除了一套价格适中的家具外，再加上她父母送来的彩电、冰箱、录音机、洗衣机，房间里塞得也还似摩肩接踵的南京路。她父亲曾在国外工作过几年，为几个子女每人各置了一套全“松下”的家用电器。望着这套当时令邻居们咂舌不已的家用电器，我俨然成了个胜利者；可我却没有一点胜利了的感觉，我想到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老话，一个黄花闺女，找到我这样一个人，这事摊在谁的家里，谁的父母都不会乐意。我想到的只是我得好好地待她，必须倾其所能来使她这辈子获得幸福，并以此来冰释她父母的疑虑……
我们有过一年多的快乐日子。她26岁了，对生活仍充满着童心儿趣。她在房间里吊上一串五彩的风铃。一阵清风从窗外吹来，或是过于寂静了，自己用手去拂拂它，风铃便发出一串串叮叮咚咚、悦耳动听的声响，好似有条泉水在房间里娓娓而过。洋娃娃、小瓷人、布熊猫、吹气袋鼠……坐在哪里，几乎都能随手可及。连我这把年纪了，有时爬格子爬倦了，将视线转向它们，恍惚之中，都会觉得自己是坐在一个童话世界里。每天临睡前，她都要我讲一个故事。我讲的大多是自己这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她总听得一愣一愣：“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她也富有同情心，她认为我过去的日子过得太清苦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她给我重新置办了两套。她去小菜场的积极性尤高，买东西从不问价钱，什么时鲜就买什么。可买回来她不会做，只有我硬着头皮做。做出来只能是差强口味，吃去一半就算是不错，剩下来再多吃了两餐，她就要倒掉，说是不卫生。因此，我最怕她去小菜场。可若我自己去了，拎回来的，她十有八九不满意。有一次，她说：“你以为你这拎的是菜呀，你拎着的是满篮子的‘农民意识’……”
也许是为了摆脱心中有时隐隐升起的内疚，我有个在心头压了很久的想法：我的前妻没有出过县城，更别说坐火车了，我想让她领着孩子来上海玩一次。我终于嗫嗫嚅嚅地对她说了。她神情异常严肃：
“你以为我的心眼只有针尖般小？你以为我是从一座古墓里爬出来的人？我决意找了你，就不会去计较你的过去，这也包括你今天对待过去的某些处理方式……”
暑假，前妻带着儿子来了，住在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家。我告诉她后，她要去看他们，我劝阻了她，我知道这种会面对她不会尴尬，她能将我的昨天和今天像刀切豆腐一样切得清清爽爽，可对我和我的前妻却十分尴尬……她答应了不去，却为我的前妻买了一套衣服，又为我的儿子买了一些书和文具，要我带给他们。
她的父母也渐渐的和我说话了。他们交代在她的衣食住行上，我该注意哪些事项。他们叮嘱我，万万不可因为家务而影响了她的英语学习，她将来是一定要出国深造的。他们也关心起我的前途，对我从事的职业，他们的看法有些闪烁其词。他们希望我这个女婿不要再写什么东西。既然从政没有了希望，便改行去经商。为此，他们在特区的一家大公司里，为我联系到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职务……
女儿哇哇坠地的几声啼哭，结束了我们之间的快乐日子。我妹妹是老家一个工厂的工人，请了事假，特地来北京照料她和孩子。但在她的眼里，已经带大了自己两个孩子的我妹妹所做的一切，从喂奶的时间，到尿布的洗晒，抱孩子的姿势，几乎都是不科学的，或者是不卫生的。在家里性格一向泼辣的妹妹，几乎每天都不得不把已跳到喉咙口的心，又给强压了回去……
只要我回到家，我就几乎被空气里的那份紧张给压倒。好在晚上我不必在家住，房间里再也塞不进一张床，我睡办公室。也好在我妹妹终于忍了下来。带到第五个月头上，她母亲提出她来带这外孙女。可带了不到两个月，孩子经常啼喊不安，她母亲烦躁了，也束手无策了，又要我打电报叫我妹妹来……
女儿刚满了周岁，她就忙起了考“托福”。第一次考，只有400多分，成绩不够。她总结出的原因是，白天要上班，而晚上在家里杂事多，女儿太吵，她集中不了精力。于是她搬到娘家住了。在那边她有一间自己的房，女儿也带过去了，请了一个小保姆。我们成了在一个城市分居的牛郎、织女——可以通电话的牛郎、织女。以后一年多里，我与她在电话中说的话，远比我们见面时谈的话多。
风铃依旧，小瓷人、布熊猫仍在，可童话渐渐凋谢了。我一个人坐在房里，有时会生出茫然若失的感觉。这家像一条无桨的小船，我不知它将会驰往哪里……
可我想，既然我与她不顾一切地结合了，我就得不顾一切地承受因这结合所带来的一切，这里面既包括她的父母的某种颐指气使，也包括她本人决意选定的人生道路。有不少朋友劝我：
“你真傻，怎么能支持她去考‘托福’，她考上了，真出了国，你以为她还会回来？”
但她只有二十七八岁，这正是人渴望奋斗也能奋斗的年纪。我已年过四十，多出一本书，少出一本书，报刊上多见一回名字，少见一回名字，对我已经无所谓了。我有什么理由，让日益爬上我心头的青苔，也蓊郁地包裹起她那颗仍在泼刺剌跃动的心呢？
第二次考“托福”，她考了560多分。她搬回来住了。
这是一段日不知味、夜不觉寐的日子。她与我的每个话题，都是去美国东部读书，还是到美国西部上学，学商、学企业管理，还是学法律、计算机？她与我的每一个念头都同她父母不时带来的消息有关：找了谁经济担保，对方能不能担保，保证书何时能寄到……在共同焦灼等待的日子里，似乎谁都不曾注意我们还有一个12平米的家，还有一个正牙牙学语、跌跌撞撞学步的女儿……
3个多月后，她赴美国留学的各项手续都办齐了，她去美国领事馆顺利地获得了签证。我拿出多年的积蓄，为她定好了赴美的飞机票，又张罗着为她添置了行装，从四季的衣服，到生活、学习的各项用品，从送人的小礼物，到有个头疼脑热时的常用药……
她见我一包包、一袋袋的拎回来，逐渐地塞满了她将要带走的两个大箱子，神情又是一愣一愣的。她从来是当月工资当月花光，她吃的零食比她吃的饭多。现在她似乎感到了“农民意识”的可爱，她对我说：“我嫁给你，真等于嫁给了中国人民银行了，我爸爸、妈妈还一直担心你拿不出这笔钱呢……”
她走的头一天，我们是在她父母家度过的。她姐姐、姐夫也回来了，一家人上午去游了森林公园，下午在家一起动手制作了一顿极为丰盛的晚餐。整日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几乎谁的目光里都含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憧憬，几乎谁与谁的擦臂而过中，都能溅出一摊蜜汁来……溅不出蜜汁来的，只有我和我的浑沌未开的两岁的女儿。
晚饭后，全家人在一起照了一张相。这时，她才仿佛从连日来一串又一串兴奋的漩涡中钻了出来，注意到了漩涡之外孤零零站着的我。她要她姐夫给我们和小女儿合了一张影。她也才想到了女儿。那天晚上，她睡了，又爬起来，在女儿的小床头边站上一会儿。女儿侧头蜷身睡着，显得那么小，像只煞是可爱、极易受到伤害的小动物。睡态又是如此恬静，好似天欲晓未晓之时那沾满品品夜露的花萼……她俯下身去，一遍遍地在女儿的额头、小嘴上轻轻地吻着。
她走了，去奔自己的世界了。朋友们以为不管她将来的世界是辉煌，还是暗淡，都不会有我的份儿。去年，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来看我，讲得更直率，更刻薄：“她这出国是假，‘和平演变’是实。在国内，她父母运用压力，颠覆不了你们的婚姻。但是，将她调去了美国，他们可以用美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来颠覆你们的婚姻！”
尽管当年他们极力反对我与她结合，尽管婚后他们多次设计了我的前途、我的职业，可我不愿听从他们的设计，使得我与他们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疙疙瘩瘩，可我还是不相信身为共产党人的他们，会那样“深谋远虑”。
我相信的是在机场安全检查人口处，她最后回头注视我的深情的目光，那满目的柔情，满目的亮丽，满目的泪光莹莹，我也泪光莹莹……
她在给我的第一封信中说：“美国，的确是男女交往比较自由的地方。但我为了‘防患于未然’，谢绝异性们的喝酒、派对、郊游、听音乐等一切邀请。我还有些傻兮兮地，像美国那些走到别人家里来推销产品的推销员，我到处‘推销’着我们的照片。来美后，我又加印了一张，一张贴在床头，另一张放在钱包里，走到哪里，只要有机会，我就拿出来，向人们介绍，这是我的女儿，这位是我的先生。我成了一只封闭自己的鸡蛋，你和女儿便是外面的那层蛋壳……”
我也把自己包裹成了一个严严实实的鸡蛋。先后有两位女性到我家里来聊天。聊着，聊着，随着观点越来越新潮，那目光也渐渐迷乱起来……我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留她们在这里，可我没有。我觉得在双方相爱基础之上的自律，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她走后，孩子送到托儿所，由她父母接送。我每月要给孩子去交100元钱的入托费。每次有合适的人去美国，我还给她带些东西，此外，我还要负担我的儿子的生活费用，儿子的开销一年也得有1500元左右。
我每月的收入只有230来元，虽有一些稿费，但在创作上，我是个很懒散的人，每年的稿费收入不会超过3000元……
我并不是中国人民银行，我只有苦自己。抽烟从来都抽一元钱以下一包的，后来，我干脆像和大学读书时一样，托人从老家带来些烟丝，身边没有人，我就卷喇叭烟抽。吃饭常常靠方便面对付，一是为了节省，二也是自己一个人做，一个人吃，就是清炖鲥鱼，红烧天鹅肉，也是索然寡味……
去年5月，她获得了硕士学位。她随即给我来信，表示她要接着再读博士学位。她要我办理赴美探亲手续，同时她声明，如果我去了，我就得要有在美国作长期生活的打算，如果我不愿这样，那我就不必去了，她不愿意将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美金，耗费在我的一趟没有目的的观光旅游上……信里，她的这番口气，如同她所流露的不愿再回国内的想法一样不容置疑。
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我与她在情感上的差距。我不顾一切地承受了因我与她结合所带来的一切，她在选择我的同时却没有承担起她作为妻子所应该承担的一切。她可以出国，可以去奋斗，这既是她的权利，也是我作为丈夫应尽的义务，可现在她硕士学位已经拿到了，她就应该回国。她若在懂得自己的权利之外，还懂得对丈夫应尽的义务，她就会这样想：我在国内还有一个第一次婚娴不幸、第二次婚姻夫妻只在一起一年多便又重新过起独身生活的丈夫，而且他已人到中年，身体并不太好，对英语一窍不通，能够维持生计的只有笔杆子。要他去美国拼搏，那已经有了几分秋凉的人生，不说自己忍心不忍心，就说这样做，现实还是不现实？
在一般人看来，这简单得像1+1=2-样，可给她讲清楚却很难。我给她回了一封简短的信，表示我不愿去美国。
此后，有两个来月，她没有信来。去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去她父母家看女儿，她来了一个越洋电话。一听说是妈妈来的，不等外公说上几句，4岁的女儿就抢过了话筒。孩子的童心真令成人难以想象，女儿第一句话说的是：“妈妈，幼儿园的老师说地球是个椭圆形的大球，你在地球的那一头，走路是不是会摔跤啊？”
不知她说了句什么，女儿又说：“妈妈，你在地球的那一头走路，一定走得很累了，我给你唱支歌吧……”
也许是受电视上多如牛毛的流行歌手的影响，女儿就这么握着话筒摇来晃去地唱起来，也不管妈妈在那头是否能听得清楚——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投进妈妈的怀抱，
幸福享不了……
不知怎的，鼻子里一阵酸楚，泪水当即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走过去，拿过女儿手中的话筒，好似斧头有力地砍在一棵橡树上，我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的溅落进话筒：“你还是……回来吧，女儿需要妈妈，我也……”
未等我说完，她父亲过来“叭”的一下按下了叉簧，一脸秋风黑云：“你已经来上海十几年了，怎么还丢不掉身上的那股农民味儿？你即使对自己已经不抱指望，可你也得为她的前途、女儿的前途着想！她打一次电话回来，得几十块美金，你看看你自己说了些什么，你这么说不是扫她的兴么……”
不久，她来了一封信，要我不管是不是打算在美国长期定居，我都应该来美国一趟。她说，我去了以后，一定会对她关于我们未来生活的考虑有所理解。她随信寄来了我办探亲手续所需的各种证明材料。
我去了位于乌鲁木齐路、淮海路交界处的美利坚合众围驻沪领事馆。腿拖得铅块般沉重，从上午8点半排到下午3点。终于轮到我了，美国官员接过我的材料，“刷刷”地翻了翻，就又掷回给我，理南是对方提供的保证金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