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严勇会很伤心，可他一脸麻木。我多次提到过去的岁月，他似乎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转开话题，对我考上大学很羡慕。他说，马滩沟就你出息了，他的眼神充满羡慕。
各自不同的命运，使我们之间的距离变得很遥远了。望着消失在河滩边的严勇，我的心情压抑而沉重。童年时的伙伴，面对那个疯狂的岁月，连一声感慨都会变得轻如鸿毛了。
13
多年前，张小珍的哭声是那么凄凉。壮素死后，她不敢公开哭，那时她只是睁着空洞得可怕的泪眼和眼中不时泛起的凄厉和绝望。再说，她竟连壮素埋葬的地方也不知道，找不到一堆可以忘情痛哭的黄土。等到她稍稍从绝望里清醒过来的时候，她想到了两个孩子，预感会有更大的灾难降临，于是便把严勇送往远离马滩沟的茅草塘。
第三天，当她抱着一堆新垒的黄土哭喊着严勇名字的时候，马滩沟人相信了一个事实，她的儿子不幸又被淹死了。
那一天，我记得我远远地看见张小珍晃动在田埂上虚飘的身影，我以为她是为了去寻找壮素的尸体。但她根本不知道壮素到底埋在哪儿。这事，只有法建最清楚，因为壮素是他埋的。大队给了他五块钱的报酬，当天就被他喝掉了。那一天，法建喝醉后，心里空慌得很，壮素两粒发绿的眼珠老在他脑袋里晃动，并且越变越大，似乎要爆裂。半夜听到自家的狗出乎意外地乱吠一气，法建的心里发紧。
张小珍趴在土堆上哭泣的时候，没有人敢去劝她。她灰白的头发在风中飘动，散乱得似乎要被风飘走。她的哭声像一条寒冰下的河在低鸣。但是马滩沟人装着视而不见，在他们的眼里，一个黑四类的老婆就像一颗毒菇。
那一晚的月亮像个更大的毒菇，它冷艳地挂在天上，照得马滩沟的沟沟坎坎、河流和茅屋发白。湖泊像个巨大的病榻，荷花之间飞动着萤火虫。张小珍的哭声引得马滩沟的狗们在暗地里偶尔闷叫一声。
那时我小小的心莫名其妙地悬着，悬在狗叫声和张小珍的哭泣之间。
14
我不知道父亲是晚上什么时候从西水东调工地回来的。在我迷糊入睡的时候，有一只手盖在我的头上。那是一只令我陌生的手，厚重而疲惫。父亲咳嗽了一声，我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我用迷糊的眼神看着父亲，他朝我咧嘴一笑，嘴角涌起的笑纹，在黑暗里我也能分辨得出来。
父亲给我的爱就是这样简单，简单得不需要任何言语。
在黑暗中，父亲上衣口袋里的镀铬笔帽闪着光。在一年前，他就曾给我许愿，等我病好再次上学时，就把他那支钢笔送给我。可我根本就不愿意上学，所以对那支钢笔的向往就变得越来越淡了。
自从父亲离家到西水东调工地之后，他有半年没回家了。从他黑瘦的面孔可以看出来，他生活得并不好。我听到他与母亲的谈话，知道父亲所在的工地，发生了械斗，导致了流血事件，如果不是有人制止，工地将成为厮杀的战场。我知道的仅仅就是这一些，至于是不是什么“红联”、“革联”斗到了工地，那不是我当时能想到的。
实际上，我无法理解当时发生的一切。听到流血，我就有点胸闷。
父亲在家里只过了一夜，就回到了工地。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我看到枕边的那黑色的上海永生牌钢笔，我知道父亲把那支钢笔送给我，暗示我应该上学了。
实际上，我只在马滩沟的坟里台上过两个月的小学，后来是疾病把我撵回了家。学校只是一间租用农户的简陋、破旧的房子。附近只住着三户人家，四周都是土坟堆。据说，那地方过去叫文里庙，因为那里成了个埋人的坟场，后来人们就改叫“坟里台”了。在学校操场的前面就有个巨大的坟堆，比一般的坟都要大，上面长满光滑的草皮，谁也不知道里面埋葬的是谁的祖先。就是这个坟堆给我们课外的时间带来了很多乐趣，它成了我们三五群孩子练习滑翔的乐园，后来也成了老师惩罚学生的地方，如果谁捣了蛋，老师就会罚他围绕这座坟堆跑五十圈。
在这个学校，我们连课本都不全，一般是两人共用一套课本。我的课本还是父亲给我用白纸抄下来的。离开学校后，我的手抄本又被其他的同学借走了。因此，在那段短短的时间里，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学到，除了认识几个汉字外，就学会了革命京剧《红灯记》里的一个唱段《临行喝妈一碗酒》。教我们的老师只有一人，姓马，虽然他五音不全，但我们听他唱样板戏时，却感到他真是无所不能。他唱歌时，尤其唱到高音部分，脖子伸得长长的，青筋毕露，像公鸡在打鸣。我们不敢笑，因为他脸一变，就像个凶煞恶神。他处罚学生除了罚他们围绕学校门前的坟墓跑50圈外，在他不高兴时候，还会处罚你围绕学校四周的坟墓都跑上一圈。上百个坟墓，跑下来，像跑了场八卦阵，自然头昏体虚。好像不是活人在处罚你，而是死人在刁难你，他们或许还会在棺材里发笑。犟棍就曾受到过这样的处罚，不过他很贼，他象征性地跑了几个坟墓就不跑了，趴在他奶奶的坟上挖蕨草根吃，那样子像一只肮脏的土拨鼠。监督他的学生，根本就不敢向老师告状，因为都害怕遭受他的报复。
马老师也只教了我这首歌，这首歌几乎成了我们的校歌。在课外，我们把“临行喝妈一碗酒”篡改成“临行喝妈一口奶”，被老师听到后，罚我们全体学生围绕学校四周的坟墓跑了一个多小时，那些被茅草掩映的坟场被我们的脚踏踩得光溜起来。
围绕土坟跑步，是我上学时记忆里最深刻的事情之一。
后来，马老师突然不罚学生围绕坟堆跑了。据说，晚上坟里台闹鬼，有人发现那儿鬼火荧荧，还听到怪异的叫声，害得夜行者不敢往那儿走。这个传闻很快在马滩沟传播开来。有人怀疑，是不是我们这群小孩惊扰了地下死人的安宁，导致他们不满。
这或许就是马老师取消这项处罚的原因。
不过，马老师自然还会想出新的花招，他似乎以处罚学生为乐趣。比如让被惩罚的学生背着成绩好的学生，站在操场上晒太阳。这一项处罚一点也不深入人心，连成绩好的学生都感到似乎也在受处罚，因为趴在别人的背上晒太阳也是件很难受的事情。我们怀疑这家伙有点变态，他一天不惩罚学生，似乎就感到没有什么尊严和乐趣。
据说，马老师是个从部队退伍回来的军人，在部队里不得志才被退伍到原乡务农的，所以根本就不被马滩沟人看好。因为他有点文化，才让他当了小学的老师。他性情孤僻，自认清高。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对象，结婚不到一年，老婆就跑了，再后来他就莫名其妙地疯了。
我的启蒙教育使我后来对学校有种本能的反感。在坟里台的两个月时间里，对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埋人的场面。只要马滩沟死了人抬到坟里台来埋葬，棺材一般都要从学校门前抬过，这时我们谁也无心上课，马老师自然会放我们出来观赏送葬的宏大场面，于是我们这些学生便自然加入到这热闹而悲痛的场面里去了。马滩沟人贫穷，但他们对待死人很讲究，送葬的队伍有的比游行还热闹。也就是说，马滩沟人只有在死的时候，才会真正享受到被众人重视的热闹场面。
我看到的声势最浩大的场面还是马滩沟队长母亲的葬礼。好几百人高举着白幡，在鞭炮和锣鼓声中，浩浩荡荡地慢行过来，远远看去，像一条五颜六色的蜈蚣在地上爬行。死者的长孙高高地骑在棺材上，一大群孝子孝孙穿着白色的孝衣，戴着白色的孝帽，高举花圈，护着棺材，哭声震天。抬棺材的十八个威武壮汉，遇沟过沟遇坎过坎，前仆后继，吆喝响亮，绝不能让棺木触地。
我们像群乌鸦灰头土脸地歇在高高的坟堆上，静静地观赏着这宏大的场面，感到比我们上课有意思多了。因此在坟里台，我有幸目睹了各种各样的葬礼。我感到最恐慌的葬礼还是一对淹死的兄弟，他们一个十岁，一个只有八岁，他们是我熟悉的儿时伙伴。他们是下湖踩藕时双双被淹死的。等到他们的尸体捞上来的时候，身体已经被鱼啃得面貌全非，整个马滩沟都弥漫着一股恶臭。我亲眼观看了他们下葬的场面，两个白生生的小棺材从我眼前晃过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呕吐。两个孩子的父母被人架着，在白灰扬起的土地上，四条腿拖出四条深深的沟痕，他们用声嘶力竭的叫喊取代了马滩沟人擅长的幽哑哭声。当两具棺材埋在同一个坑里的时候，我趴在一个土坎下终于吐了出来，吐得五脏发痛。后来我多次梦见这对兄弟挣扎着从土里爬出来，使得我整天处于惊恐的状态，在好多天，我都是搂着祖父才能入睡。马滩沟人说，越年轻的人死亡其煞气就越重，一般人尤其是小孩是不敢拢身的。
等到我能够独自睡觉的时候，我离开了那个和死人离得最近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