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11T
在地铁日比谷线由中目黑开往东武动物公园的列车施洒沙林的任务交给了丰田亨和高桥克也小组。丰田是实施者，高桥负责开车。
丰田一九六八年生于兵库县，事发当时二十七岁。他也是奥姆教团内常见的理科超级精英中的一人。在东大理学部学应用物理学，以优异成绩毕业。之后进入精英研究室，在那里结束硕士课程。在即将开始博士课程之际，突然不顾一切地信教出家。
在教团内丰田属于“科学技术省”，作为“化学班”的一员开展活动。
在法院被告席见到的丰田亨，白衬衫黑外衣，光头，脸颊棱角分明，表情严肃内敛，如严冬一般严肃。看上去像是不无骨气的求道者类型。性格或许是一旦拿定主意就义无反顾那一种，或者可能为其理念和规范主动殉身。看第一眼他就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有的地方多少让人想起光闪闪的刃器。感觉上他虽具有锐利的知性那样的东西，却又只能同直接而有效的对象结合在一起。
到底长期练过少林寺拳法，脊背笔直笔直。下颈断然前伸，脸正对前方，双目冥想似的轻轻（或者彬彬有礼地）合起。审判进行当中，好几个小时他就以这样的姿势一动不动。惟独法庭内出现特殊动静时才静静睁开眼睛，此外几乎没有看得见的动作。看起来丰田亨就好像正在进行严格的修行——或者对他来说那即是实际苦行也未可知。
样子同旁边坐着的文静和尚型的广濑健一恰成鲜明的对照。至于丰田在那里心中想什么、感觉什么，从其外观几乎无从想像。类似情感波动那样的东西大概被某种意志力彻底封死。
丰田三月十八日接得“科学技术省”上司村井秀夫的命令：去地铁施洒沙林！
丰田虽然过去就听命参与教团武装计划、染指种种非法活动，但对于在地铁施洒沙林的计划到底感到意外和胆怯。作为拥有丰富而准确的化学知识之人，作为在第七修行所参与秘密制造沙林之人，他很容易想像这一计划的实施将带来怎样严重、悲惨的后果。无他，那只能是不加区分的大量杀戮。何况自己将要亲手实施！
丰田心中当然有所动摇。从一般常识或从正常的人之常情来看，那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容忍的残无人道的行径。然而，他不能对来自自己皈依的“尊师”的命令唱反调。那就好像乘上一辆在陡坡路急速滚落的汽车，他身上已不剩有从中跳出逃离即将到来的毁灭结局的勇气和判断力，也没有可能供其跳出奔去的“收容所”。
丰田所能做的只此一事：和同伴广濑健一同样坚信被灌输的“教理”，碾死涌起的疑问、封杀情感、关闭想像力之窗，设法为这一行为找出正当理由。这是因为，较之以自己的意志判断从车上跳下和主动承受事后责任，还是服从命令远为轻松。丰田拿定主意：“只能干！”一旦拿定主意，往下就顺理成章了。
丰田早上六点半离开涩谷秘密活动站，坐高桥开的车赶往日比谷线中目黑站。途中他用买得的《报知新闻》包起两个沙林袋。
他被指定乘坐的，是七时五十九分开往东武动物公园的地铁列车。列车编号为B711T。丰田钻进第一节车厢，坐在靠车门座位。车一如平日早晨，被上班的人挤得满满的。对于车上大部分人来说，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大概并非特殊日子，不过是人生途中的一天罢了。丰田把自己带的提包放在脚下，悄悄取出报纸包的沙林袋放到车厢地板上。
丰田坐车时间极短，仅仅两分钟。车离开中目黑在下一站惠比寿站刚一停下，他马上毫不迟疑地用伞尖往沙林袋上扎了几下，随后起身下车。快步走下阶梯，钻入等他的高桥的车。一切按原定计划顺利进行，简直像用格尺在白纸上“刷”地划出一条直线。
惟一的误算是开车的高桥在赶往涩谷秘密活动站途中出现沙林中毒症状——大概是伞尖和丰田衣服沾的沙林液体造成的。但由于惠比寿和涩谷近在咫尺，没出现具体反应。
丰田扎的两个塑料袋果然扎出了洞，多达九百毫升的沙林液体一点不剩地流淌出来。从六本木一带开始，第一节车厢内开始感觉异常，在神谷町前面达到顶点。人们争相开窗，但光开窗防止不了危害。很多人在神谷町站月台倒下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死亡一人，轻重伤达五百三十二人。
B711T列车只把第一节车厢清空，径直开到霞关，在那里放下乘客，空车返回。
只有“看不到第一个外孙可怎么办”这句话听得一清二楚。
菅崎广重（当时五十八岁）
菅崎先生作为董事在明治人寿保险公司的子公司明生大厦管理公司工作。这座有写字间的堂而皇之的新建筑物主要用于明治人寿职员的培训。
古风犹存的典型九州[13]男儿，直性子，最讨厌拐弯抹角。一向喜欢吵架，也许这个原因，初中换了两所，高中换了三所，实非等闲之辈。出生于九州一个酿酒人家，却不知何故，几乎滴酒不沾。
个头不高，但结结实实，身无赘肉，姿态也够端庄，交谈充满自信。记忆力也好得出奇，以致受到调查情况的警官的怀疑：“细节都记得这么清楚，岂不有些蹊跷！”在家里绝对大男子主义，且是顽固的父亲，三个女儿被管得老老实实，生来从未反抗过他。如今相当罕见。
但决不像是顽固不化之人，看上去也有通情达理好说话的地方。“过去的确有棱角来着，如今圆滑多了。在公司里也不多嘴多舌，尽可能靠边歇息。”
遭遇沙林事件后，菅崎先生几乎以心肺停止活动的状态抬进医院。无论主治医师还是家人，都暗暗认为怕是不行了。不料三天人事不省之后，奇迹般捡回一条命。听他详细说来，得知生死间不过一纸之隔罢了。
小女儿也在上班途中偏巧同一天同一时间乘同一条日比谷线车，好在车厢不同，得以幸免。
我家住在东横线沿线的××，昭和三十七年[14]搬到那儿，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了。房子是我结婚的时候父亲给我盖的。在学校读书的那九年时间里，我天天想方设法从我父亲那儿骗钱用，父亲也说：“反正我也和你差不多，以前经常从父母那儿蹭钱用，所以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没办法啊！”我结婚后的第二年，搬到了现在的房子。
那天早晨我是六点半醒的，简单地吃了点儿早饭，七点五分左右就离开家了。坐东横线到中目黑大约需要半个小时，人虽不是很多，但很少能占到位子。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急，就算偶尔坐下来了，一看到有特快，也会半路换车的。因为日比谷车站是始发站，稍微耐心等一下就会有比较空一点儿的车。所以，我经常在那儿的站台放过一列再上车。
只要能有座位坐，我就会看书。遭遇那次事故之后（眼睛感觉特别累），就一下子没办法看书了……我比较喜欢历史方面的书，所以经常看这一类的书。那段时间，我正在看《零战》，以前我曾经梦想过有一天成为一名飞行员，所以直到今天还对飞机很感兴趣。坐上东横线我就一直在看那本书，因为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以至于到了中目黑站都不知道。
事实上，那天在日比谷线站台排成三列等车的人群中，我是从前面数第六个。一般情况下，我都能占到正数第三的位置，可那天就因为看书看得太起劲儿，所以稍微晚了一些。要是排在第三的话，应该还能轻松地占到位子，可是第六就很难说了。
门一开，我就冲到右边第三个座位坐了下来。可是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女的加塞儿坐到了中间，结果我就成了右数第四个人。这么多人坐在一起，真是有点儿挤。当时我想不管怎么样，得先把书从口袋里掏出来才行。不然，过一会儿再窸窸窣窣地掏衣袋，被人误会就不好了。那天我穿的是一件薄薄的春装。从衣袋里把书掏出来以后，我就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当时那本书还剩下一二十页吧，所以我计划要在到站前看完。可是集中精力看书的时间最多也就两三分钟，大多是在电车过了惠比寿开往广尾的时间里。
到了广尾之后，我突然回过神来，注意到左边坐了一个穿皮制短大衣的人。虽说我一直集中精力看书，可到了广尾站附近的时候，还是闻到了一种很强烈的味道。好像是一股奇怪的皮革味道，既像消毒水、像甲酚，又像洗甲水。我想这个人味道怎么那么大，于是就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的脸看。这一看不要紧，那个人也以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情盯着我看个不停。
因为味道真是很大，所以我就那么一直盯着他看。这才发现那个人看得并不是我的脸，而是穿过我盯住我身后的地方看。我想他这到底是在看什么呀？于是我也回头朝那个方向看，发现那儿放着一个笔记本大小的东西。位置大致是在我右侧第二个人的座位底下，以车前行的方向来说，那东西是横向放在地上的。看起来像是用塑料袋包着的，但报道上说用报纸。可我当时看到的确实是塑料袋，而且还有东西从里边往外流。
我这才意识到：“啊，原来是那东西的味道。”可我仍然坐在那儿没移地方。车大概到广尾站和六本木站之间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原来坐在我右边的那三个人都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周围的人都抱怨说：“味道太大了，把窗户打开吧！”于是大家纷纷开窗户。其实那并不是哪一个人的提议，感觉像是大家异口同声吵嚷着说的。可我觉得这么冷的天，就这么点儿味道，何必开窗呢！那的确算不上什么很大的味道。后来，有个老太太走过来，坐到了我旁边。过了一会儿，她大概觉得脚底下湿乎乎的，又站起身换到了对面的座位。我记得那个老人像是踩着被沙林弄湿的地板走过去的。
反正当时以我的座位为界，后边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乘客们都开始往车厢的后半部分移动。大家一个劲儿嚷着：“熏死啦！熏死啦！”等我意识到事情有些奇怪的时候，车已经到了六本木站附近，当时我的大脑开始迷糊起来了。就在车厢里的广播说下一站是六本木站的那一刻，我感觉贫血症状突然厉害起来了，症状真的很像贫血，有点儿恶心，眼睛越来越模糊，还直冒冷汗。
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这些感觉和那味道有什么关系，一直误认为是贫血引起的。我家的亲戚有很多是从事医疗工作的，所以我对药用酒精和甲酚的味道比较熟悉。我还以为或许是从事医疗工作的什么人把装有那东西的袋子丢了，不巧又被人踩了一脚，致使里面的东西淌了出来。我当时有点儿愤怒，心想为什么就没有人捡起来处理一下呢？觉得现在的人真是太缺乏道德观念了。当时，如果身体状况好一些的话，我是一定会把那东西包起来放到旁边站台上的。
我根本没想换座位，因为我对那种味道很熟悉，所以没像其他人那样觉得难受。我甚至心想大家怎么会反应那么强烈呢？这么冷的天，应该把窗户关上啊！而仅仅觉得今天有点儿累。
过了六本木车站，也就是在快到神谷町的时候，电车开始减速了。当时我想既然贫血这么厉害，还是从神谷町下车，在站台上稍微休息一下，等过去两三列车后再说吧。可我怎么站也站不起来，腿和腰一点劲儿都没有。于是，我就摸索着抓到了车上的吊环，整个身子这才摇摇晃晃站起来移到右侧，然后我又换了左手去拉吊环。那个时候，书可能已经从手里掉到地上了。
我就用手交替拉着吊环往前移，终于到了车门的横杆旁边，我紧紧地抓住了那个横杆。打算下车后用手撑着神谷町站台的墙壁休息一会儿。我清楚记得当时很担心，担心如果不靠着墙壁蹲下来的话，就会倒在地上，磕着头。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右手好像碰到了一个凉凉的东西，我想那应该就是车站的墙吧。那以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但实际上我并没有从电车上下来，而是就那么把着不锈钢横杆一点点倒在了地板上。我原以为那是站台的墙，其实是电车厢里的地板，估计右手是因为碰到了地板，才感觉有些凉的。我倒在地上的照片被刊登在了体育报纸上，看了那张照片我才明白：“啊，原来我是倒在那儿啊！”我的确是左手握着横杆，一点点倒在地板上的。
录像带上有我的镜头，电视上也播了。看了之后我才知道，在八点四十五分以前，我一直那么倒在站台上。好像在那儿躺了足足有三十五分钟，那地方看来还真是又宽敞又舒服（笑）。后来，多亏站务员把我抬到了外边。看看录像就知道了，那两三个站务员把日比谷线车上的黄色座位拆下来搬到了站台上，然后把我放到座位上，这才抬了出来。
到了东邦大学的大森医院，我的意识才逐渐恢复。至于到底是什么时间好转的，我记不清楚了。可能是那一天中午吧。当时，我感觉自己的意识好像忽一下子恢复了，可接着又什么也不知道了。
二十三号那天，意识差不多完全恢复了，医生说：“已经没问题了，转到普通病房去吧！”我这才搬出了紧急救护室。我一直以为当时是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二十一号），可一问妻子，才知道已经是二十三号的下午了。也就是说整整三天时间我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意识完全没有连贯性。其实没意识的感觉，和身在天国一个样，什么也没有，一片虚无。
在那次事故发生以前，我从来没有体验过临死的感觉。只是感觉能微微听到有嘈杂声随风传来，就像是孩子们在练习棒球时周围不断传来加油的呐喊声，真的很像。我一个人静静地听着那沙沙作响的声音，风一来，声音就停了，过一会儿，又听到了……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那时候，已经嫁人的女儿正在怀孕，大概四个月了吧，我也是刚刚听说没有多久。妻子的姐姐来探病的时候还对我说：“看不到第一个外孙可怎么办！”在那以前，听说无论周围人和我说什么，我都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可是听了她的话，我心里竟然在想：不行，我一定要看着外孙出生。可能就在那一瞬间，我的意识突然间恢复了吧。我真的是一直盼望外孙早点来到这个世界。女儿好像在我身旁不停地说：“爸爸，挺住，不能死啊！”可我听到的只有吵吵嚷嚷的声音而已。只有“看不到第一个外孙出生可怎么办”这句话听得一清二楚。在昏迷那段时间里，我记住的也只有这一句。外孙是九月份出生的，我大概是托外孙的福才起死回生的吧。
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我的意识总算恢复了。说是恢复，其实那些记忆的片段还是连接不起来。比如说明明在三十分钟以前和谁聊过天儿，可是一会儿那段记忆就完全消失了，这大概就是沙林中毒后的典型性症状吧！听说我们公司的总经理来看望过我好多次，可是我一点儿印象也没有。碰到过的事，说过的话，统统不记得。我觉得实在很失礼，人家到医院来了十几次，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从第八天开始，记忆总算有了连贯性。大概也是从那几天开始吧，我终于可以进食了。住院期间，从生理上来说，并没有什么病症出现，也没有眼睛痛或者头痛之类的反应，不痛也不痒，只是感觉视力稍微有点儿异样。其实我自己当时没感觉到有什么奇怪的。
这话说起来还真有点儿难为情，我觉得医院里的那些护士小姐们全都那么漂亮。我和妻子还说过呢：“那个姓什么的护士可真漂亮，都说美女比较清高，可那个护士小姐让人感觉特别亲切。”意识恢复以后……也有可能人在不太清醒的时候，无论看什么都很美吧！（笑）
不过，医院里的夜晚真是可怕。躺在病床上，我的视线很自然地落在床的钢管上。只要一碰到那钢管，就感觉自己好像硬是被一只湿漉漉的手拉进了无底深渊。中午时间，光线比较好，而且周围也总有人陪着我，所以没什么感觉。可是，到了晚上想要睡觉的时候，只要手或者是脚一碰到钢管，就觉得有一只手伸过来，一下子把我拉走了。头脑越清醒，记忆越清晰，那种恐怖感就越强烈。其实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幻觉，我想可能是以前在这病房里过世的病人在喊我吧。反正就是很恐怖。这件事说出去，很没有面子，所以不能说。平时在家里，我的大男子主义倾向很严重，“害怕”之类的话，我实在是说不出口的（笑）。
因此，我觉得必须尽快离开这家医院才行。饭吃不完，我就背着妻子偷偷地装在塑料袋子里扔掉，总之想尽一切办法装出一副已经好转的样子。这样，在十一号那天勉勉强强出了院，尽管得在医院里至少住十五天。
可是回到家也还是一样。脚放在榻榻米上，只要一碰到凉凉的东西，还是会有同样的反应，那种恐惧感再一次涌来。一个人洗澡的时候也会害怕。只要一个人呆着，就会感到无比恐惧。夜一深，大家都三三两两地离开客厅回到各自房间以后，我就开始害怕。因为害怕一个人呆在浴池里洗澡，所以就让妻子进来帮忙搓搓背什么的。妻子一搓完背就要出去，每当这时候我总是拉住她说：“在我出去以前，你先呆在这儿，我要先出去。”（笑）
整个四月间一直这样，只要手脚接触凉东西，就会感到特别恐惧。到了五月，这种感觉消失了。后来半规管出了问题，走路的时候摇摇晃晃的。过了一段时间，这也慢慢好了。
出院以后，读书看报之类的还可以，可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办法查字典。不论是按假名还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只要一查，就觉得恶心。直到两三个月以前我还有这种感觉。最近倒没试，我觉得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听说，受害者中有的人至今还不敢坐地铁。说实话，刚开始我也害怕。公司里的同事劝我说：“一定很讨厌坐地铁吧，那么坐新干线好了。”他们甚至给我买了月票，可我拒绝了。我不想宠自己，也不想逃避。从五月一日开始，我又正常上班了。大概过了有一周左右吧，我决定坐和事故发生那天相同时间（七点五十九分）发车的日比谷线试一试。而且故意上了同一节车厢，坐在同一座位上。在经过神谷町的时候，我转身向后看了看，心想就是这儿吧。当时心情有点儿闷。可是鼓起勇气做完这件事以后，感觉特别放松，那种恐怖感也烟消云散了。
那些因沙林中毒死亡的人，大概在最后一刻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死吧。因为就过了那么几分钟时间，人就没有意识了。在临死之前，甚至没有时间去想见见孩子，见见妻子。毕竟无论谁都无法预见会发生这种事情，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现在的心情，总之，我在这儿想说的是：那些人到底是因为谁而失去生命的？
我希望干这种事的那些家伙能被判处死刑，这是我代表死去的十一个人说的话。我能够死而复生才有机会说出来，他们究竟因为什么而非死不可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我不知道，这都是徒弟们干的……”等等，这些都不是什么理由。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和单纯的欲望，杀起人来就像是捏死小虫子。这些罪行是无法饶恕的。我会一直为那些死去的人们祈祷冥福的。
“作为自卫队军官，我对沙林还是有某种程度的了解的。”
石野贡三（当时三十九岁）
石野君从防卫大学毕业后进入航空自卫队。现在的军衔是二等空佐，以旧军队来说相当于中佐[15]，相当了得。
不过，本来不是很想进自卫队才进去的。总的说来是个没有政治意识的普普通通的青年人，心想只要考上一所大体过得去的大学，毕业后进一家大体过得去的公司就可以了。哥哥考进防卫大学时前去观看入学典礼，虽然觉得非常可观是事实，但根本不曾想像自己也去那里上学。说实话，报考时也没太当回事：“试一试罢了！”
但考完后，转而心想当普通的工薪职员也没意思，来一段与人不同的人生倒也不坏，于是一咬牙进了那里。就是说，并没有什么“忧虑日本的国防”那样的念头。让石野说来——倒是不能高声——“带着那种念头进防卫大学的人实际没有多少”。
举止稳重，如果不问，根本看不出同防卫厅有关。西装十分合体（每天上班穿西装），说话也面带笑容，思路清晰，完全一副专家型年轻能干领导者形象。不过，也许职业关系——理所当然——世界观和价值观十分地道，中规中矩。没有刻意装出的派头——太有派头倒也麻烦……。
工作繁忙，慢性睡眠不足。这种时候仍欣然接受采访，值得感谢。
我以前就很喜欢飞机，不过并没有天天闷在家里收集各种模型。因为我觉得，人既然这么渺小，那么如果有机会接触到庞然大物的话，应该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因此，当时我想既然要加入自卫队，那么就当飞行员好了。哥哥也在航空自卫队，可那也只不过是偶然而已。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和自卫队、和飞行员都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可惜的是，最后我没能当上飞行员。因为有规定说视力达不到1.0不能当飞行员。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大学那四年时间里，我的视力一个劲儿地下降。其实也不是因为努力学习才下降的……我一直都觉得学习这东西马马虎虎应付一下就行。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不顺（笑）。在登机测验（飞行适应性检查）的时候被淘汰了。这样一来，我的飞行员之路就被切断了，最后不得已才做起了地勤。
自那以来，我的职务就是所谓歼击管制干部。日本全国各地共有二十八处雷达站，负责监视日本周边的空中区域。工作任务是：一旦发现有不明国籍的飞机接近领空，就紧急派出歼击机为其领航。并且一边观察雷达，一边向歼击机发出指令。
说实话，知道自己没办法当飞行员的时候，心里有点儿不安，心想这以后该怎么办啊。可是，在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我觉得即使当不了飞行员，也一定会有自己以后要走的路，就朝这个方向一直走了下来。
最初任职的地方是石川县能登半岛上轮岛的一个雷达站。一开始，大家基本上都被分配到这类部队。我的军衔是三等空尉，以前叫做少尉。我在那儿工作了大约六年时间。
当时正是冷战期，我们所处的位置正对日本海，几乎每天都有不明国籍的飞机接近日本领空。这当然需要不停地派出歼击机执行任务。我实际上任是在昭和五十五年[16]，苏联刚侵占阿富汗不久，感觉整个气氛特别紧张。
我上任不久，还是新兵的时候，发生过一次苏联飞机侵犯日本海领空事件。通过雷达画面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的经过之后，我才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了当时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人如果没有过亲身经历，根本不可能去想所谓国家主权受到侵犯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些快要侵入我们领空范围内的航天器，我们立刻发出警告：“继续行驶会侵入我国领空，请迅速改变航线。”可他们根本没什么反应，也不改变航线，只管一个劲儿接近领空界线，最后还是过界了。那种时候心里的无助感，真的没办法形容。
轮岛那地方很偏僻。夏天还好，有很多人来旅游，其中也有不少年轻的女孩子。可是一到冬天，剩下的就只有中小学生了，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总之给人的感觉很冷清。休息的时候也没什么事干。就算有新鲜事儿从外界传进来也没什么意思，和我们基本扯不上什么关系。当时我还没有结婚，这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压力。加之，我们这种工作，就是在现场接受老兵的指导，记住就行，有点类似学徒制。所以，精神上很有压力。若是夏天的话，潜潜水，开车兜兜风什么的还可以换换心情。可是到了冬天，什么也干不了。我出生在大阪，不太习惯这种太冷的冬天。所以，刚刚到这儿的时候，费了好大劲儿才慢慢习惯的。但轮岛的确是个好地方，对我来说就是第二故乡。
在那儿经过六年严格训练之后，我突然被调往东京工作，这件事情来的很突然（笑）。自从那次调职以来，我一直都在六本木防卫厅的航空幕僚监部[17]做中央勤务工作。在那儿工作期间，我还在市谷（当时叫市谷）一个干部学校的指挥幕僚课程班（相当于以前部队里的陆军大学、海军大学）学习过。后来又被派到外务省。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了六本木，那期间里我又得到一个去法国综合国防大学留学的机会，时间是一年零七个月。
——出类拔萃啊！
哪里哪里，只不过碰巧赶上了罢了（笑）。只是，那里全部使用法语授课，语言本身学起来就很吃力。日常会话倒还说得过去，可是我们还要学欧洲经济、金融制度之类的课程，要求特别严格，还要写论文什么的。
我是十年前结的婚，那是从轮岛调到东京过一段时间以后的事了，妻子是经朋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我有两个小孩儿，一个八岁男孩儿，一个五岁女孩儿，现在住在埼玉。房子是六年前买的，嗯……可是不巧碰上了泡沫经济……其实当时只是想碰碰运气赌一把。
我一般从××站坐有乐町线，如果不下雨的话，就从樱田门下车，出地铁走到霞关，再坐日比谷线到六本木站，大约得花一小时十五分钟。
我们自卫官的工作可以说没有上班时间，各部队一直处于二十四小时工作状态。为了能对突发事件迅速作出反应，晚上也有人轮流值班。但我现在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提出构想和制定计划什么的，与如何指挥部队的实际行动没什么直接关系。上班实行的是两班制，八点半或者九点十五，哪个时间过来都可以。大家基本上都在八点半到九点之间来，因为会议一般从九点左右开始。
下班很晚，要十二点才能回到家。孩子们当然都已经睡了。我们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比如说，今后的防卫力量应该如何调整，怎么样才能促进日美合作关系更好地发展。还有，应该为联合国维和活动做点儿什么等等……议案从小到大，我们都要一个一个处理。小的例如“复印机坏了，希望能配置一台新的”，大的例如“下次增援战斗机应该选哪一种”等等。就算是一台小小的复印机也是国有资产，不能说买就买，因为这是在花纳税人的钱。
三月二十日前后那段时间，正赶上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就一年来看还是一段比较轻松的时间。工作量也比平常少了很多，正是休息的好时候，我们部门有很多人休假。我当然也想放个长假稍微休息一下，可大家总不能一起休息吧，所以我还是上班了。
感觉那天车上的人比平时要少很多，记得我到樱田门站那一路都是坐着的，那天正好不用开会，心想今天终于可以慢慢来了。到樱田门的时间大约是八点二十。然后从那儿穿过警察厅到霞关，从这个入口（指着地图上A2的入口）走下去就是站台。
那天，我刚要进检票口的时候，突然发现那儿立了一个类似广告牌一样的东西。好像写的是：“因刚才发生爆炸事件，电车停止运行。”我当时也没仔细看，内容大概就是那样的吧。走下去一看，站台上有很多人在等车。大家可能觉得过一会儿就能恢复通车才一直在那儿等着，我也排在队伍里等了起来。可是电车完全没有要来的意思。最后我还是放弃了，朝千代田线的站台走了过去。从乃木坂站走到防卫厅也很近。
可站台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就是想往千代田线那边走也半天挪不了一步。当时对面站台上停着一列电车，车门是开着的，所以我正好可以从车中间穿过去。那列车从中目黑过来，要开往北千住方向，属于日比谷线。嗯，记得大概穿过了四五节车厢的距离。车厢里一个人也没有，和我一起抄近路的人倒是还有几个。从车厢经过的时候，我没感觉到有什么奇怪的，站台上也没有可疑的地方，电线之类的也很正常（这列车在第一节车厢里发现了可疑物之后，就停在霞关站了。可是车就那么停在站台上，车门好像也一直开着）。
千代田线还在正常运行。虽然说运行时刻表稍微有点儿乱，可过了一会儿就调整好了。快到乃木坂的时候，我感觉浑身乏力，一点劲儿也没有。下车后感觉心跳得特别厉害，连上台阶都很费劲儿。可是，因为我的工作一直都很忙，有点慢性睡眠不足，自己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没什么信心，所以我以为可能是睡眠不足引起的过度疲劳。那天明明是个大晴天，却感觉周围特别阴暗，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进入防卫厅大楼里以后，才意识到有些不太正常，还以为楼里正在调试照明线路呢。
过了一会儿，就有电视报道说霞关的地铁站一片混乱，电车也停止运行了。上司劝我说：“你还是打个电话回家吧，告诉家里你已经安全到了。”我觉得言之有理，就往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时还不知道是沙林，以为只是普通事故。然后就坐在办公桌前开始忙自己的工作。打字的时候，我感觉周围特别暗，荧屏也看不清楚。后来有通知说地铁里投放的是沙林。我马上想到自己很有可能吸入了沙林毒气。
不，也并不是所有的自卫官都熟悉沙林这种东西。我在外务省工作的时候，所属部门是联合国局的裁军科，虽说不是主要负责人，可当时曾经参与过“化学武器禁用条约”的起草工作。所以我对沙林还是有某种程度的了解的，松本沙林事件我也知道。可我对这些并不是很感兴趣。说句实话，当时我觉得那不是沙林，可能是另外某种有毒成分。我没想到在日本国内会制造出那种化学武器，况且，那种东西绝对不是轻易造得出来的。
我想，要是沙林中毒的话，有可能会出现瞳孔缩小的现象，所以赶紧跑到洗手间去洗眼睛，一照镜子，才发现我的瞳孔已经缩成一个点了。我又跑到医务室，发现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人了，大家都因为吸入了沙林气体而出现了不良反应。防卫厅里受害人特别多，有可能是最多的。因为一来上班时间比其他单位早一些，二来大多数人都坐日比谷线、千代田线上下班。不过据我所知，现在倒是没有人留下什么后遗症。
（石野先生后来被迅速送往世田谷的自卫队中央医院治疗。幸亏病情不很严重，住了一晚上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感觉身体很疲劳，瞳孔缩小的现象也是过了一个月才消失的。）
在欧洲，恐怖活动即使不能说是家常便饭，也还是经常发生的。可在日本，以前几乎没有发生过。我在法国的时候感触特别深，心想还是日本比较安全啊！大家也都这么说，说日本治安很好，很羡慕我。可没想到一回来就碰上了这种事。这和恐怖活动没什么区别，而且使用的是沙林这种化学武器，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双重打击。
我在想，这些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比如爱尔兰共和军，先不管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真的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一下的话，也不是不能理解。可我觉得这次沙林事件真是太不可理喻了。还好，我只是有一点儿轻微反应，没留下什么后遗症。而那些因此丧命的人，还有那些遭受后遗症折磨的人，甚至连个发泄的地方也没有。虽然对于每个人来说，死就是死，没有什么差别，可是死也有值得和不值得之分吧。
对于这次事故，我觉得应该从许多角度进行深入、认真思考。当然，作为个人来讲，大家都认为决不能轻饶了那些家伙。但是日本是一个法治国家，应该借此机会广泛讨论，直到能够得出一个让民众都能接受的结论为止。另外，还要搞清楚的是，下次再有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应该如何追究责任，要把它作为一个标准确立下来。人到底应该如何抵罪？应该如何判定抵罪的方式？对此我们必须慎重考虑才行。所谓“洗脑”这个东西，是没有判例可以用来做参考的。所以，我们必须确定出一个适当的标准，今后这个就可以被当作先例来用了。另外，为了防止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应该对国家的危机管理机制进行国民性大讨论，使其得到落实。
经历了这次事故以后，我强烈意识到，对于先辈们竭尽全力亲手打造的繁荣安定的国家，我们必须努力守护好，并把它传到后代手中。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追求精神的富足。如果继续像从前那样仅仅追求物质享乐的话，那么日本岂不是就没有明天了。
——就这一点来说，对于日本的将来，石野先生您是乐观还是悲观呢？
如果是非要说的话，我的确是有些悲观。
还有一点也是我经过这次事情之后才意识到的。我今年已经四十岁了，长期以来只是不顾一切地拼命干活，我觉得今后应该好好梳理一下自己了。应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什么？这一次我真是生平第一回知道了什么叫做“怨恨”。虽说我一直在自卫队工作，可幸运的是，在此之前一次也没有亲身感受到真正的恐惧。
“我抱起那个女孩子朝检票口奔去，踉踉跄跄的。”
迈克尔·肯尼迪（当时六十三岁）
迈克尔先生是在世界上也有名的爱尔兰骑手，参加过无数大型比赛，拿到冠军。现已引退，应日本中央赛马会邀请，在设在千叶县的赛马学校向年轻骑手们讲授职业骑马法。
出生在都柏林郊区一个名叫邓德劳的小镇，至今仍在都柏林郊区有房子。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已结婚，居住范围距迈克尔家不出十英里。家族非常和睦，“我家简直就像总部似的”，迈克尔说。两个孙子。
个子不高，无比健康，性格开朗，充满好奇心，看上去特别愿意与人接触交谈。完全喜欢上了日本，四年间过得无忧无虑。只是，离开故乡让他最为怀念的是“谈话”。毕竟住在偏离大城市的地方，周围几乎没有能用英语谈话的人，多少显得有些寂寞。
通过这次采访我得以知道赛马学校的存在，设施非常可观，令人赞叹。赛马场尤其出色。在这么好的设施中向有潜力的年轻日本骑手传授自己的经验，对于他似乎是非常值得的愉快体验。每次提起自己所教学生都喜笑颜开。
这次采访是用英语进行的。但事后听录音带，有一部分极难听清，就是迈克尔先生讲述事发当天地铁车厢内发生的情况那一部分。此外部分他是以容易听懂的清晰明了的英语讲的，但讲到那部分的时候，语速突然加快，含糊不清，爱尔兰口音也重了起来。而且时不时缺头少尾。听录音带听几次也听不清，有几处怎么听也听不懂，不得不请在爱尔兰长大的英国朋友帮忙。
这一事件对迈克尔先生的冲击想必就是这般强烈，至今——本人是否意识到另当别论——恐怕也未能完全从精神打击中挣脱出来。
在因事件受害上面，日本人和外国人当然没有区别。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不对迈克尔表示同情——他在言语基本不通的异国他乡不巧卷入如此凄惨的事件之中，虽然他一句也没有抱怨。
对了，采访完几个星期后，他结束赛马学校的工作，返回了爱尔兰。
我来日本已有四年了。长期呆在这儿，特别想念家里的人。家人不在身边，一个人感觉特别寂寞。好在一年能休两次假，妻子一年也必定来日本两次，所以感觉上一年好像可以度两次蜜月（笑），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退休以前，在家乡做过三十年赛马骑手。十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接受骑手专业训练了。从那时起的六年半时间里，我作为一名见习骑手接受了严格训练。一般情况下，见习五年就结束了，可因为我的成绩特别好，老板跟我说：“你还年轻，很有前途，再继续留在这儿好好训练一下吧。”这样，我的见习期就比一般人长一些。老板说的显然是反话。可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从一个技术比较熟练的骑手最终成长为专业骑手。
那个时候，根本找不到现在这么好的赛马学校，我们是住在赛马场里接受训练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尽让我们干一些又脏又累的活儿，像清理马粪、打扫马厩之类的……又干这个，又干那个，非把我们搞得筋疲力尽才罢休。后来学校开始慢慢允许我们练习骑马了。那个赛马场有好几个人都是很出色的骑手，我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很多有关骑马的宝贵知识。
见习期间是没有工资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是给点儿吃的充充饥。生活很苦，根本没有钱。好在学校有时发一些生活必需品，但也都是一些别人用旧了的东西，平常就只有两件衬衫可穿。咳，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肯定不会再有了。可在当时，如果想要做骑手的话，骑手生涯只有从底层的底层的底层开始。
唔……你问我为什么要当骑手？当时，我家附近有个赛马场，我经常去那里玩儿，自己也特别想和那些人一样骑马。就这样，我开始慢慢憧憬骑手这个职业了。在爱尔兰，赛马是特别受欢迎的一项运动。要是按人均计算的话，恐怕是世界上赛马场最多的国家了。爱尔兰虽然国土面积小，可是赛马场出奇地多。
我还是见习生的时候，就在好几个大型比赛中得过冠军。刚过二十岁我就已经是一名骑师了。至今我还清楚记得我第一次夺冠的那场比赛。一九四九年，我十七岁，那天是个星期三，那场比赛用马的年龄是三岁。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呢。
我所在的那个赛马场有四个见习骑手。在这四个人当中，我是年龄最小的，论资历也是倒数第一。别人都看不起我，歧视我。所以，我根本没想到会让我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的规模可大着呢。
那个星期三的早晨，我和平常一样早早来到马棚，埋头清扫马粪。这时教练大步流星朝我这个方向走过来说：“喂，你去参加今天的比赛吧，赶快准备准备！”我根本没想到他会跟我说这个。我真是被吓了一跳，张着嘴，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定了定神，鼓起勇气问了一句：“为、为什么是我？”这一问不要紧，他火了，大声吼了起来：“什么为什么？按我说的去做就是。”他没多做什么解释，只是命令我去参加比赛。我当时感觉膝盖哆哆嗦嗦抖个不停。我旁边那些和我一起见习的家伙也都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大家跑到角落里，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怎么会是那小子……”
我赢了，就是“那小子”出色地赢了比赛。嗬！简直像神话一样。我死也不会忘记这件事。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可就像是刚刚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得特别清楚。这绝对是个神话。
——从您的话里，我能感觉到您是一个很有骑马才能的人。那么，您认为作为一名骑手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
我认为是和马沟通的能力。这对于一个骑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人天生的一种能力。这个光靠教是教不出来的。
我经常苦口婆心地劝日本的年轻骑手：“要多和马说话”，可实际上去做的人很少。特别是日本的骑手，他们普遍很有男人气。总的说来，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用蛮力命令马。我特别喜欢这些学生，他们真的是很优秀，可我还是不得不提一下这点，这是普遍存在的倾向。
当然，使用蛮力能够让马按照你的意志行动。因为马为了少受点儿罪，肯定会拼出全力比赛的。比如说，当马遇到火的时候，它们会不顾一切地狂奔。可以说，他们的奔跑向来是趋利避害的。
可我想说的是，与其那样，还不如说服马，和它们讲道理，这样效果会好得多。要和马成为同伴、成为朋友，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并肩作战，这样人和马就变成一个整体了。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有一些马脾气比较坏，性格怪僻。可是，这类马多数是以前受过打击（比如，被训马师虐待过等等）才变成这样的，没有一出生就性格怪僻的马。所以，只要有毅力，肯花时间，就一定能和马成为好朋友。
你能明白吧？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比赛，无论什么样的马，都有一个障碍点，当到达这一障碍点的时候，马就会产生放弃的念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恐慌。这一点，骑手们都知道。这时候，马就会“哇嘎呼”、“啊……呼”叫个不停（这部分是迈克尔模仿的马的叫声，因此用和它相近的拟声词记录下来）。比赛时，虽然四周欢呼声很大，可我们骑手仍然能够很清楚地听到马的叫声。在这个时候，骑手就必须鼓励马才行，我一般都会主动地跟马搭话。比赛时快到最后那段跑道的时候，我会发自内心地大声和马说话。我的声音马能听得到，绝对能听得到，这点是肯定的。
这一招可比鞭子好用多了。用鞭子抽马，马只不过是本能地、无意识地狂奔到终点而已。可是我对马说：“喂，跑吧！好，就是这样！一块儿跑吧！”这类鼓励话在比赛中是必不可少的，马非常需要它。能否把握住这一点特别重要，而我恰恰就能。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能做到这一点。不，应该说我从小就无意中掌握了这个技巧。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力量，当你和马说话的时候，马会积极地回应你，我能感觉到这种力量的存在，这是一种驾驭力。
后来，我成了一名专业骑手，专业骑手的生活就是旅行。我经常出去旅行，那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多的时候，一年要参加二百五十多场比赛，特别忙，那种生活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人嘛，总是浮浮沉沉，比赛也是，有赢的时候，当然也有输的时候，有时还伴随一定的危险性。
我基本上没怎么受过大伤，这点我觉得很幸运。说实话，我全身上下也有不少伤，大部分都是骨折，肩膀啦、腰啦、肋骨啦……值得庆幸的是一处大伤也没有。
在所有参加过的比赛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那场大赛。我骑的是一匹特别强悍的马。当时的美国总统和我一样都是爱尔兰人，就连名字也叫肯尼迪。那时候明明有个机会可以见到总统，可是因为我怕见生人，最后还是没有去。白宫邀请了两百多名骑手，我一直一个人呆在宾馆里。就在那年的秋天，总统被暗杀了，我特别难过。
一九七九年我选择了退役。退役之后，我在爱尔兰一家马术训练中心做经理，负责训练一百多匹马。另外，业余时间我还一周去两次一个叫做“RAC”的骑马学校，教一批年轻骑手学骑马。也可以说是把我做骑手的经验传授给他们。我在那儿认识了几个日本中央赛马会的朋友，他们当时正在找外国老师，就问起我要不要去日本工作。
我在爱尔兰有一大堆的工作要忙，家人也在那儿，所以我只是笑了笑说：“不行，不行，日本怕去不成啊！”那些日本朋友一个劲儿地劝我：“来看看也行啊！一定过来看一次啊！”他们那么热情，我只好来日本一次。去了京都，还去了赛马场，看到的一切都让我很吃惊。日本是个很美的国家，人也很热情。虽然只住了两周就回国了，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被日本迷住了。现在也是，被彻底征服了。
回到爱尔兰以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决定了，我要去日本。”大家都目瞪口呆。哈哈哈哈（笑）。
这四年时间里，日本骑手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截。我刚来的时候，说实话，他们的技术还比较老套。而最近，这些年轻人已经可以怀着巨大的想象力去驾驭马匹了。这一点非常好。技术方面也有不小进步。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没有自吹自擂的意思。我确实给他们讲过一些技巧性的东西，可说到底还得归功于他们每个人本身所具有的天赋。我可以大胆地说，他们当中有几个人真的很特别，特别出色。
不过仍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这我刚才也提到过了，那就是“在沟通能力上再下一些功夫就好了。”要和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这不是技术，绝对不是。这是和马之间最完美的一种沟通方式。
说说三月二十日事故发生那天的事吧。我当时在东京。因为那个周末是圣帕特里克节[18]，你知道圣帕特里克节吧。对爱尔兰人来说，那是个很大的节日。十七日，也就是星期五那天，住在东京的爱尔兰人都会聚集到位于表参道的“爱尔兰贸易协会”跳舞什么的，场面相当盛大。那天晚上我就住在了那里。其实每年都一样，到东京参加完聚会以后，我都在“爱尔兰贸易协会”住一晚。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我又去了朋友矢口家。他家住在世田谷，我又在那儿借宿了一晚。因为星期天在表参道还有一个游行活动，所以我早早离开矢口家，回到东京市中心。当然在那之前我先去了一趟教堂。在世田谷有座圣方济各会教堂，很小，可我还是去了一趟。
在游行队伍里，我碰到了爱尔兰驻日大使。大使的名字叫沙基。他劝我来参加当晚的晚餐会，说大家都会来的。那天晚餐会的地点选在了六本木的“激情摇滚咖啡馆”，规模很大。聚会结束的时候已是深夜了，再坐电车折回千叶实在是太麻烦了。大使对我说：“住到我这儿来吧，明天坐早班电车回去就行了。”他家就住在六本木，于是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住到了他家里。那天，我没喝多少酒，最多也就两杯啤酒。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半起床，对大使说：“真是太谢谢了，给您添麻烦了，我该告辞了。”可大使说不用着急，硬留我吃早饭。我也没客气，就在那儿吃了早饭。反正前前后后磨蹭了半天。吃完早饭，我这才和他道别离开。从他家出来，我直奔六本木车站，打算坐日比谷线到茅场町，然后换乘东西线，再到西船桥站下车。
第一列车上人满满的。具体时间我记不太清了，应该已经过了七点半吧。车上挤得根本上不去人。没办法，我只好放弃，等下一列。不知为什么，下一列车的第一节车厢有一半是空的，特别奇怪。这到底是怎么了？可又一想，人少不也挺好的吗？于是我从第一节车厢的后门上了车。上车以后，发现地上有一摊液体状的东西，旁边散落着报纸，感觉像是谁用报纸擦过液体一样。
我感到不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大家都远远地躲开那摊东西，挤到车厢的前半部分去了。虽然我觉得很奇怪，可是因为当时搞不清楚状况，所以我直接绕过去找了个空座位坐了下来。后来，不知谁把窗户打开了，一股味道忽一下扑鼻而来，虽说味道不是很大，可我的鼻子特别好用，一下子就闻到了。
那味道特别难闻，绝不是什么好闻的味道。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开始疼了起来。当时，车门已经关上，电车开动了。
不一会儿，我旁边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身体像散了架儿似的，摇摇晃晃倒了下去。年龄大概也就二十一二岁吧。至于后来她是获救了还是死了，我就不太清楚了。电车开到神谷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踉踉跄跄走上站台。乘客很多，感觉就像是决了堤的洪水。那场面真是一片混乱，不是一般的混乱。大家相互搀扶着往外走。我们当时一直蹲在那儿起不来，心想要是一直这样蹲着的话，就没事了，起码不会摔着。可事实上根本不是，当时整个神谷町站都已被毒气污染了。
电车在神谷町站停车以后，乘客中有几个人跑到驾驶室告诉司机说出事了。司机了解头一节车厢情况以后，马上用无绳电话跟总部紧急联系。
当时有好几个人已经躺在了站台上，我也一屁股坐在了那儿。我一手摁着自己的背包，一手抱着那个女孩子的头。她当时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了。我的眼泪不住地往外流，怎么也止不住，就像瀑布一样。眼睛的视野越来越小，而且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无论看什么，都感觉那东西开了很多小小的洞。站台上的正方形瓷砖也不例外，一个一个小洞密密麻麻的。我有点懵了，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当时我的眼睛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我抱起那个女孩子朝检票口奔去，踉踉跄跄的。到检票口时，那儿的人特别多。我们竭尽全力想要挤出去，可是还有很多人正从阶梯往站里走，怎么挤也挤不出去。工作人员要求我们先在检票口前面等着，可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大声地喊：“求求大家了！求求大家了！求求大家了！”（用日语）我就这样朝着那些上班路过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大喊着。我们俩的身体当时紧紧地靠在一起，就像钉在那儿一样。
这时，来了一个手拿公文包的男人，他从我手上一把将那个女孩儿抱过去，带走了。检票口有一条横杆，他把女孩子扛起来才迈了过去。他扶着女孩子上楼梯，离开了。其他人也都相互搀扶着走了出去。我不知被谁扶着，总算摇摇晃晃地爬上阶梯出来了。感觉外边的空气特别新鲜，呼吸到新鲜空气，这才感觉自己终于得救了。
可我又突然感到特别恶心，东倒西歪地坐在那儿拼命吐个不停，把胃几乎都吐空了。大概我的情况看起来很严重，有很多人围过来问这问那。其他人有坐着的，有躺着的，还有很多人用手帕捂着眼睛，大家都不知所措地愣在那儿。
“救命啊！快叫救护车！”我大喊。当时的我完全处于一种恐慌状态。十分钟以后，救护车来了，大概六七辆吧。是的，那儿有三四十人。有蹲着的，有躺着的。我很快被抬上担架，送到医院去了。我应该是最先被运走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
我感觉当时闻到的是某种气体的味道，自己可能是毒气中毒。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只是闻到一种怪怪的味道，感到眼睛有点儿疼，根本没有多想。后来，感觉越来越难受，我这才意识到有可能是毒气。
按理，车上的乘客应该在神谷町站都下车才对，可我下车以后，电车继续向前行驶。从那儿下车的人大概都觉得没什么大事儿吧。就连我，当时也想等下一列车来了，坐上继续赶路呢。现在想想真是不可理喻，可当时我的确是那么想的。实际上也有很多人下了车又在那儿等下一班车的。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因此丧命。大家一定都觉得一列车出了问题，而别的车应该不要紧。
我现在还在想，那女孩子最后怎么样了？后来听说神谷町站有一位二十一岁的女性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她。她年纪很小，对毒气没有丝毫的免疫力，很容易受到伤害，真是太可怜了。她当时穿了一身职业装，衣着打扮很时尚，给人的感觉很不错。我很想知道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我在医院住了四天，多亏了有JRA（日本中央赛马会）的工作人员陪着我。也真巧，JRA的总部就在神谷町。
住院不久，生理性疼痛症状就基本感觉不到了。我觉得没问题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岂料，这起事故给我带来的精神打击绝不算小。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比以前更容易烦躁不安。到了后来，就算是呼吸到新鲜空气，也还是觉得透不过气，这些都让我感到无比恐惧。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不停地安慰自己：已经得救了，已经没事了。这样一来，我终于安心了一些，终于松了一口气。当然，恢复到这种程度还是花了不少时间的。
眼睛和头那以后还是痛了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就是好不利索。渐渐地，这些症状也开始一点一点地消失了。出院以后，我又到大使家里住了两三天，他们确实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不过，出院以来我就没怎么睡过觉。大概有三周时间我干脆放弃了睡觉。因为睡觉对我来说特别可怕。只要睡着就一定做梦，这是一定的，而且都是同样的梦。梦到有人走到我跟前，用锤子“嗵嗵”敲我的脑袋。
那种梦真是太奇怪了。刚开始的时候，觉得那个锤子特别硬，敲在头上特别疼。可是慢慢、慢慢地，锤子居然变得越来越软，对头的打击力也越来越弱。到了最后，怎么敲都不觉得疼了，就好像敲在枕头上似的。
可恐惧感一点儿也没减少。梦里总会有一个陌生男人走到我跟前，用锤子敲我的头，他一敲，我就会被惊醒。就这样，我一遍又一遍重复做着同一个梦。我很害怕睡觉，一睡着就会做梦。晚上也一直开着灯，我对黑暗充满了恐惧。
整整三个星期时间，我晚上都没有睡觉，真的是一点儿也没睡，实在太痛苦了。事情发生后我还继续在学校工作，可因为睡不好觉，头经常昏昏沉沉的。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无法恢复正常。
这起事故带来的一切，只有留给时间化解了。不过现在已经没什么了。我已经百分之百地恢复了正常，没有任何问题了。
电视上当时好像播出了我倒在地上的场面，爱尔兰电视台也播了，听说女儿看到后大惊失色：“妈妈，快过来呀！爸爸好像在地铁里出事了！”妻子一听吓了一跳，慌忙跑到楼下去看电视，“真的，那不是你爸爸吗？”就是说，事情发生后还没等我和家里人联系，国内的人就都知道了。很多人写信过来问候我，大家实在太关心我了。
——东京一向以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知名，可您居然遭遇了这种事，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吧？
是啊。可我的想法仍然没变，仍觉得东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日本是个很不错的国家，人们可以安心地在大街上闲逛，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事发后我又去坐了几次地铁，没什么可怕的。
知道吗？我属于那种不会轻易觉得害怕的人。这一点希望您能了解。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觉得可怕。虽说骑马参加比赛有一定的危险性，可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就是这样一直生活过来的，我想这种性格是不会变的。我已经老了，不过我几乎没觉得自己老了。咳，这么觉得或许是件危险事。（笑）
——经过这件事以后，您身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噢，或许我开始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小事情，我们根本不会在意。而这些不起眼的小事不知哪一天会突然爆发，就像晴天霹雳一样。我们多半会惊慌失措，不知怎样应对。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想来想去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将来的事情任何人都没办法预测，对吧？
骑马，这是我人生的全部。自懂事起就开始骑马了，还参加过世界级的大赛，得过好几次冠军。这实在是极美好的事情。现在我教年轻人骑马，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也和他们一样重新骑上了马背，这也非常美好。这就是我现在的人生。
“一吃饭就困得不得了，差不多一个月都这样。”
岛田三郎（当时六十二岁）
出生于昭和七年[19]七月七日，生日极为好记。说起“all-seven”（全部是七），让人觉得生来就十分幸运。我问“怎么样？”对方歪头沉思一下回答：“哪里，倒也算不上有多么幸运。”——其中到底含有“不很糟”（用英语说就是fair）的意味。
在一家专门卖螺丝的公司一直认真干到六十岁退休。孩子们也终于独立了，本来很早就计划舒一口气，到乡下新房子安享晚年，但公司说人手不够，劝他再多少干一段时间，于是再次成了上班一族，计划落空。并且在上班途中不幸碰上了地铁沙林事件。
在位于一桥的这家螺丝经销公司的仓库楼一个房间里听他谈了一个小时，最后他叹息着自言自语说的一句话给了我很深印象：“近来周围忽然有很多事找到头上，什么原因不晓得，可实在是……”
或许因为太累了——每天乘满员地铁列车花两个半小时赶来上班。倒是很难断定岛田出现这样的心境同沙林事件有关，不过将倾听众多受害者讲述的体会综合起来，我可以坦率地推测：那恐怕是有不小关系的。
我工作的地方是物流中心，就像公司的大仓库一样。根据各地营业所来的订单，把公司经营的数万种螺丝从这里送往全国各地。我们必须时刻记着那么多种螺丝，工作非常细致。所以，即使雇了新人，也不可能让他们马上投入工作。这里的负责人——也是我的老朋友——问我：“岛田君，无论如何再来帮帮忙好吗？”六十岁退休后，我就在筑波养老了，过得很舒服。可朋友的邀请不好拒绝，于是又开始工作了。退休前，我在田町的总公司工作，不在这儿。准备退休的时候，公司也挽留了，但我说：“不管怎样还是让我退了吧。”就这样拒绝了，怎么说这里也该辞了……
毕业后，我做了很多工作。一开始在保龄球中心，就是昭和二十七八年[20]时的那家东京保龄球场。客人大多是驻日美军，还有他们的家属。那时，玩一场要二百五十或三百日元，普通人是玩不起的，所以那是个有着特殊气氛的地方。跟现在不一样的是，要在后台操作机器，用手摆球，不是自动的。大家都叫我“球童”。
不低的工资引来众多的应聘者，在外苑的橄榄球场旁边排成了长龙。那个橄榄球场现在已经没了。如果在后台拼命工作的话，就会有外国人把钱塞在球的指孔里投过来，不知算不算是额外收入，叫小费也不为过。但这种事偶尔才有一次，有还是有的。毕竟，那时候日本还很穷。
我在那里干了两年后辞职了。想自己干点什么，就在鹭宫开了养鸡场。那时鹭宫还是一片田地，养鸡场很容易就建成了。我是都立农业高中毕业的，所以想开养鸡场。养了大约200只鸡，地是从学长那里借的，我们合伙经营。本来是想养鸡卖鸡蛋的，但没赚到钱（笑）。就算那时候，不养1000只以上也成不了气候，200只简直是开玩笑。所以一年左右我就不干了，剩下的鸡都当肉鸡卖了。
之后经叔叔介绍进了这家公司。那时我们家也有自营工场（现在倒是没了），叔叔是场长。进公司时，我才二十三四岁，还是单身。二十九岁时结婚。在公司我差不多一直做营销工作，每天开车在外面跑。
在公司工作期间我一直住在所泽的公团[21]住宅，后来在筑波买地建了房子，退休后就搬到那里去了。我有两个孩子，现在都成家立业了，不过出事时女儿还没嫁人。我老婆在东京城内也有工作，她说还想干一段时间，就跟女儿一起留在了所泽。那时我自己住在筑波——房子长时间没人住就会荒掉——所以看起来就像单身赴任一样。老婆只在周末来筑波给我打扫打扫房间，洗洗一周的衣服。至于吃饭，中午在公司吃，晚上在附近凑合吃点就完了，自己只好歹做个早饭。
我星期五下班后去所泽住一晚，星期六开车带老婆回筑波，星期天晚上再开车把她送回去，星期一从所泽去广尾的公司上班。过了这样一段不规律的生活。去年五月我老婆终于离开所泽，搬到筑波来了。
出事时是星期一早晨，当时我从所泽出发去上班。三月二十日很少有人休假，不过我那天休息也未尝不可，自己也想尽量在筑波的家里休息一下，但我又想不管怎么说公司就在回筑波的路上，还是去看看吧，也算顺路。我老婆很意外地看着我说：“什么？今天还上班？你今天就休息一天不行吗？”但我说：“回筑波也是一样的路线，我先去趟公司再回去。”说完就出门了。
我习惯按这样的路线坐车——坐西武线到池袋，转丸之内线到霞关，再转日比谷线到广尾。到霞关之前车内广播说：“日比谷线发生药品事故，列车停止运行。”确实说是药品，但不清楚是什么事。
在霞关一下车，乘客们就打起电话来，说可能上班要迟到，或者商量怎么走等等。当时大约八点半，车站并没有因此发生混乱、恐慌之类的情况。大家都在车站里到处转悠，好像在想日比谷线不行该怎么走。我也给公司打了电话说：“日比谷线停了，今天去不成了。”但他们说：“都到那儿了，还是想办法过来吧。”于是我去问站务员怎么去好，他告诉我千代田线还在运行，我想既然这样就坐千代田线到日比谷，再转都营三田线到田町，再从那里坐公交车去就行了，就让站务员给我调换了车票。
要去千代田线站台就必须穿过整个日比谷线站台。我下到日比谷线站台时遇到了警视厅的司法鉴定员，大概有四五个人。我跟他们一起下楼梯，当时并没感觉到紧张，一点儿出大事的感觉都没有。鉴定员们也都轻松地聊着天往前走，他们只穿带臂章的蓝色工作服，没有戴防毒面具。
站台上停着一列开往北千住方向的空车。车门全都大开着，司法鉴定员进了最前面的那节车厢。站台上一个乘客也没有了，不过车站小卖部还开着，里面有一个女店员。在日比谷线站台我只看到她一个人。我没管那么多，很快走到了千代田线站台。
千代田线也没有明显的混乱，很正常地运行着，只是没有多少人。我记得开往代代木上原方向的车在霞关没停，直接开了过去。但开往北千住方向的的确停了，我才得以上车。
最后到公司时都十点半左右了。那天我老是流鼻水，还一边工作一边开玩笑说：“我也终于染上花粉症了。”因为当时是花粉症多发期。可是没多久我就开始看不清架上的东西了，以前看得清楚的东西都变得很模糊。我说：“真是的，连眼睛都出毛病了，商品上的字也看不到了。”出去的时候感觉天色暗了下来，我说：“哦？变天了啊！”其他人却说：“没有啊，晴得很好的嘛！”当时我心想这可真是奇怪。
午休时打开电视看新闻才知道出大事了。经大家劝说我才去了广尾医院。总之鼻水很严重，一个劲儿流个不停，怎么也止不住。去医院的路上我看到很多东西都变成了褐色。
向公司请了近一个月的假。我只住了一天院，医生就说我的各项指标已经恢复正常可以出院了。可是回家后更严重了，一吃饭就困得不得了。起床就吃饭，明明刚起床却又困得不得了。总之一吃饭就困，而且一睡就昏昏沉沉睡一两个小时。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极度的困，根本没法不睡。一天吃三次就要睡三次。可能你会问睡那么多晚上不是睡不着了吗？没那回事，晚上也一样睡得很沉。我的睡眠时间也因此得以大大延长了。医生让我暂停工作好好休息一个月，我就按他说的办了。一个月后症状慢慢消失，又能去上班了。公司也正因人手不足而烦恼呢。
我没留下什么后遗症。记性倒确实是变差了，但也没办法，毕竟上了年纪啊。我还是跟以前一样挤电车上班，从牛久站到广尾一直站两个半小时。这样真是很累，我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特别是出事后的几个月我打心底不想去上班。总是很紧张，怕周围有什么异常情况。
战后出了很多事，可是像联合赤军什么的是针对国家权力的，不会给普通人造成什么大的影响。但这次完全不分国家和个人，这让我很生气。我想没有比这更恶劣的了。
“那种恐怖怎么忘都忘不掉的。记忆怕是一辈子都消不掉了。”
饭冢阳子（当时二十四岁）
东京出生，职场是大型城市银行。特别喜欢运动，看上去外向，但本人说总的说来属于“随遇而安的性格”，不是主动四下出击那一类型。的确，一看就知是富有教养的“山手”小姐。
但是，看这篇采访即可知晓，她决不仅仅是“随遇而安”那样的人。话语间每每可以感受其有主见的一面。颇有些争强好胜，敢打敢冲，一旦决定就轻易不肯后退。而与此同时，印象中也有在某种情况下易受伤害的情感细腻一面。
在这一系列采访当中，得以同几位二十几岁的年轻女性长时间面对面交谈，每一位都让我佩服：她们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固然方向性有所不同，但都那么聪明和刚强。当然，毕竟数量有限，也可能是巧合。
对她来说，向别人讲这么多，我想是相当难受的事，或者让她想起了不愿想起的事也未可知。但愿这次采访使得她——如她所说——就此告一段落，从今往后朝积极方向大步迈进。
三月二十日出事那天之前我一直感冒，发了十多天烧，烧到三十九度左右，怎么也不退。我记得好像因此跟公司请了一天假，记不清了，不过即使请假了也就一天，之后就挣扎着上班了。一个人休息，他的工作就要由别人承担，况且我的性格又不喜欢欠人情。
那天体温还是三十七度左右，不过比前几天好多了，只是低烧。但咳嗽总也不好，而且发了那么长时间烧关节也很疼。我吃了很多药，多亏这些药，在遭到沙林侵害时没有感染什么明显症状。
我食欲很好，早饭是一定要好好吃的，否则脑袋就恍恍惚惚转不灵了。因此我一直五点半左右起床，以空出充分的时间。八点前出门，这样就能空出两个多小时，这时间里我一般看看书，看看录像什么的。晚上回来后很累，根本没精力看这些。
那天还是有点发烧，我知道这种时候睡眠很重要，所以六点半才起床，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左右。三月二十日那天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那天我正好交接工作，从早晨起来就相当紧张。
我从××站坐日比谷线，然后在霞关站转丸之内线。最前面容易转车，但挤得太厉害，所以我一直从第一节车厢最后一个门上车。不过那天我下车时车马上就来了，就从前面第二个门挤了上去，就是中间那个门。当时没法挤到最里面，我就稍微往后站了站。应该是在第二和第三个门之间吧。
我上车不抓吊环，它们太脏了，就那样什么也不抓地站着。从小父母就跟我说电车的吊环太脏不能抓。
——或许的确那样，不过没有人跟我提起，我没有注意。但什么也不抓不会站不稳吗？
我打网球练过腰腿，没问题的。我穿高跟鞋上班，还真能站得稳。
车是八点三分开往东武动物公园的，我一直坐它，坐车的地方也一样。所以在车里见到的基本上就那些人。那天很多人咳嗽，到六本木之前我还想原来现在感冒很流行啊，被传染上可就惨了，所以一直拿手帕捂着嘴。
车到六本木站时，第一节车厢下来大约五个人，他们一下车就狂奔，跑到一个站务员那儿跟他说了些什么。六本木站台最前面总是站着一个站务员。不过看到大约五名乘客像等不及车门打开似的向他冲去时，我心想奇怪，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跟站务员说话的样子就像在申诉什么一样。
车就这样开出六本木了。快到神谷町时，我旁边的人突然说：“我眼睛看不见了。”还有人晕倒了。我左边，也就是电车行驶方向后面的人都摇摇晃晃倒在了那里。从那时开始车厢里就乱了起来。一个男的大喊：“大家注意了，危险，快开窗，不开会死人的。”接着窗户被接二连三打开了，是那个人从一头挨个打开的。
车一到神谷町就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喊：“大家最好下车，快下！”我也觉得不管怎样还是先下车为好，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下了车。那个说眼睛看不见了的人也是在那儿下的车，但他一下车就栽倒在了站台上。一个男的跑到驾驶席“咚咚”敲窗，神谷町站站台的站务员就在后面，他把异常情况通知了驾驶员。
沙林袋放在第一节车厢第三个门那儿，一般情况下我都从那儿上车。大家都下车后车厢里空空的时候我看到的。那是个四方袋子，里面流出来的东西积了一摊。我记得当时还想可能是那个引起的吧。不过大家下车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有那个东西。车里太挤了，什么也看不到。
听说坐在那个袋子前面的老伯死了，车到神谷町站时他口吐白沫，已经没有意识了。周围人把老伯抱下车。第一节车厢的乘客全在那儿下的车。
站台上有好几个人晕倒，一下子栽倒在地上的人虽然不多，但也还是有的。还有很多人蹲在地上用手扶墙。当时我还问一个人：“你没事吧？”对方就是在电车邻座说眼睛看不到了的那个人。
我也觉得情况不正常，但说实话，当时并没感到有那么严重。因为不管怎么说日本都是个非常安全的国家，不是吗？几乎没有枪杀之类的恐怖事件，而且至今我也没遇到过可怕的事。所以我头脑中完全没有自己正大祸临头啦必须马上逃离啦那样的念头。平时不也有走在路上身体不舒服的人吗？那种时候，大家一般会问他有没有关系。我就是以这种感觉问他有没有事的。站台上乘客们都互相照顾互相帮助。
一上车我就觉得不对劲儿，有一股像稀释剂又像洗甲水一样的气味直刺鼻孔。但我并没有呼吸困难或者觉得有什么异常。在六本木没觉得，在神谷町也没觉得。可能是我一直用手捂着嘴和鼻子，在电车里没怎么吸入毒气的缘故吧。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估计是因为我走过去跟晕倒的人说话，接触了他才影响到眼睛的。
后面的车已经出站了，所以我们这趟车空出第一节车厢马上出发了。广播说：“我们决定暂到霞关站停车，后面已经开始堵车了，请乘客们抓紧上车，不要上第一节车厢。”我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上班一定不能迟到。我留出充足时间出的家门，不必担心迟到。可我还是很在意时间，因为我不想踩着钟点上班。当然我也觉得不该丢下晕倒的人不管，不过因为是重要日子，不能迟到的念头还是占了上风。
于是我尽量远离那个小包裹，一直往后走，坐大概第四节车厢到了霞关。但从那里转丸之内线时我眼前变得异常昏暗，浑身乏力。我想可能是吃了感冒药的原因吧，也就没怎么在意。之后刚从××站出来时，不知怎么了，感觉天突然暗了下来。变成了黑白的，不，是褐色，像老照片一样。我心想真奇怪呀，今天明明是晴天啊！
归终我还是踩着钟点到的公司，恍恍惚惚像飘进去的一样。然后急忙换上衣服开始工作。大约九点半交接完工作后，我觉得越来越不妙。首先是眼睛无法聚焦，根本看不了文字之类的东西，还很难受，很想吐。我一直忍着，因为我觉得在交接工作这样的重要日子里，必须想法忍住。可无论听什么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什么也记不住。但我还是装出听的样子，不住点头称是。后来难受得开始出冷汗，更加想吐。不过感冒时也会想吐，所以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我并没有吐，只是恶心。
十一点过后大家一起去吃午饭，但我一点儿吃饭的心情都没有，跟大家打了个招呼就去了公司诊所。在那儿我终于明白这是沙林引起的，医生说情况很严重，我马上去了××医院。
（后来恢复得也不算顺利，眼睛大约一周都看不清东西，恶心乏力，还头疼了很长时间。不过那段时间我一天假也没请。虽然很痛苦，但出于责任感一直坚持上班。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但还是会感到疲倦。出事以来，我连最喜欢的网球也几乎不打了。一活动就上气不接下气的，爬楼梯都喘个不停。现在病情稍微好些了，但还未痊愈。）
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出门，加之最近一出门就累，所以连周六周日都大多呆在家里。平时在公司和家之间往返，再加上工作，已经消耗了我的全部体力，回到家精疲力竭。即使在公司，到了下午三点左右也觉得很累。以前没有这种情况，但遇上那件事以后一直这样，极其疲惫无力，我很清楚这点。
可能精神因素在这件事上起了很大作用。至今为止，我一直努力忘掉那件事，但是，那种恐怖怎么忘都忘不掉的。记忆怕是一辈子都消不掉了。我越来越觉得可能正是想忘记才反而会想起。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心情从精神上加以控制。
——不过自己一个人想从精神上控制，那怕是不容易啊！
是啊，有时能好好地客观面对，也有时一面对就迷失自我。我自己也很清楚自己心中的这种波动。有时遇到什么事，沙林事件就会突然从头脑中闪过。紧接着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心里。
常常做梦，刚出事时不怎么做，但最近做得很频繁。当时的样子原原本本出现在梦里，场景一清二楚。半夜里突然醒来，怕得不行。
即使不是在梦里，而只要一进入狭窄的地方我也会吓得动弹不得。特别是在地下，像地铁啦，从地下进入的百货商店啦等等。一想到坐电车也会两腿发软动弹不得。这种现象从今年二月开始就慢慢出现了，也就是出事一年以后。这种时候我心里就想：“不会有人能理解自己吧。”在公司，同事们非常照顾我，家人对我也很好。但谁也无法理解那种恐惧感——那是一种彻底的恐惧——我倒也不希望大家理解。不过我很清楚上司、亲戚朋友的支持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况且有人比我症状更严重，比我更痛苦。
父母也反对我接受这个采访，说这不是要重新想起刻意要忘掉的事吗？但我决定接受采访，想以此做个了结。一直放不开也不是个办法啊。
最先浮上脑海的，是“今天不用上学了”这个念头。
武田雄介（当时十五岁）
武田雄介君刚上高二，和母亲一起来到采访地点。身体虽然比母亲大得多，但脸胖乎乎仍带有稚气。提起城内“公子哥儿”高中，想必谁都晓得大体是这样的气氛。一看就知有旺盛的好奇心，却又全无贪婪的样子。显然是在平和的家庭中在父母的关爱和提醒下健康成长的。
对我的提问也回答得不卑不亢畅所欲言。相比之下，陪同的母亲倒好像有些紧张。至于现在的高中生是不是大致都像雄介君这样自是不得而知，但和他交谈极有意思。作为我基本没有同当下的高中生交谈的机会。
东京出生，现在住在广尾，有个弟弟。他说将来的理想是当警察。母亲也不大明白他为何想当警察，但本人以前就对此相当认真，电视上凡与警察有关的节目都看得很专心。听她母亲介绍，从小就不放过列车脱轨什么的，每当电视上出现现场验证和救助活动等场面，总是盯住不放。不过，对于迄今堪称“悲剧中的悲剧”的地铁沙林事件，不知何故，雄介君却不感兴趣，尽管自己也实际受害……
在学校里练过柔道，爱好是做铁道模型和听音乐。两样都和父亲相同，所以乐得两人在一起。
眼下的愿望是想快到十八岁，好拿到驾驶证。非常喜欢汽车。现在也一有时间就冲洗家里的车或给车打蜡。不过，拿驾驶证之前必先考上大学，每星期不得不上三天补习学校。
那时我在上附中，从荻洼站大约走十五分钟就到学校了。我是直升高中的，所以去的地方跟以前完全一样。本来也可以从车站坐公交车去的，但学校希望尽量走路去，虽说不必勉强，但基本要走路去。
学校上课分夏季和冬季时间，夏季是八点三十五分开始自习，三月执行冬季时间，所以应该八点五十五分到校。但那天很特别，到校时间跟平时不同，因为两天后也就是二十二日要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是预演，可以比平时晚一点儿。虽说晚也不过是五分钟。
我大约是八点出门的。八点出门，九点左右就能到。坐地铁上学正好需要一个小时。从出门到坐上广尾站地铁有五分钟就足够了。嗯，很近。我当时上学的路线是先坐日比谷线到霞关，再从霞关转丸之内线。
出事之后我就不坐丸之内线了，改从惠比寿转JR了。我并不是因为那件事才改变路线的，因为这样上学路上花的时间比较短，差不多用四十五分钟就能到。最近早晨起床的时候我总想现在比以前花的时间少了，反而经常因此迟到，挺痛苦的。一般上了高中就会学习到很晚，不过这种事我一般不干（笑）。
虽说是毕业典礼，但我们还是原班人马一起升上去，不同的只是要去旁边的高中部罢了，所以也没什么可感动的，只是按吩咐参加罢了。
那天我八点出的门，但到站前发觉忘带东西了。学校说要带教科书申请表，可我忘了。大概走到车站和家正中间时想起来的，我就马上回去取。我很少忘东西的。
回去拿了趟东西，时间就很紧张了。日比谷线的地铁三四分钟一班，所以我可能晚了一班。车上虽然没座，但一直都不太挤，站着的也就几个人。
那天上车不久我就发现不知为什么很多人都在咳嗽。大概是从电车出了广尾快到六本木的时候开始的，记得我当时还想今天这种情况真是少见。
我一向从前数第二节车厢最后面上车，那儿离换乘的地方很近。但那天我一到站车就来了，所以没能走到最后，是从第二节车厢正中间上的车。我站在门附近发呆，但那天跟平时不一样，总觉得很奇怪，感觉呼吸困难，可实际上并不是呼吸不畅。我一直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呢？的确觉得呼吸困难，但实际上呼吸跟平时也没什么不同，也没感到有异味什么的。
后来出了六本木到神谷町站时车在那儿停了一会。到底怎么回事？正纳闷时，广播说：“八丁崛车站发生了爆炸事件，列车将在本站稍作停留。”如果是爆炸事件，车暂时不会开了吧？我一边这样想一边看地铁路线牌，这时眼前突然变暗了，不过当时并没太在意。
我想应该用站台上的公用电话跟家里联系一下，但那里人密密麻麻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当这时，广播又开始了，这次说的是：“本站前方也有人晕倒，站内有恶性异物，请上到地面躲避。”
——听到“恶性异物”，你想像会是什么呢？
我猜想会有什么，但几乎没怎么在意，我本来就是个乐天派。我最先浮上脑海的，是今天不用上学了这个念头。地铁停了，我就有理由了。
不过实际上那列车没停，只是让第一节车厢的人下了车就往下一站开了。车上说：“请不要坐第一节车厢，后方列车受阻。”所以我觉得第二节车厢往后应该还是有人的。可当时我如果坐到霞关就必须再坐丸之内线回来，况且我不想去学校了，就没再上车。
为了给家里打电话，我从检票口出来上到地面，一出站口就有个电话亭，我在那儿打了电话。上阶梯的时候我看到好几个人拿手帕捂着鼻子蹲在那儿，当时我就觉得这应该都是“恶性异物”引起的。
我自己也仍然呼吸困难，但上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症状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一心想着太好了，今天不用上学了。但打完电话不一会儿，我突然觉得很难受。总觉得要吐似的，眼前也应该暗了下来。但不管怎么说我是第一次在神谷町下车，也不清楚那里本来是什么样子。可我回家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暗，心想可能那时候视野变窄了吧。
母亲——雄介第一次电话说：“八丁崛发生了突发事件，地铁停驶了。”我想那天是毕业典礼预演，而且要交书费，就告诉他：“你在那儿等等，我先跟学校联系看看，过会儿再打电话。”
于是我挂了电话跟学校联系了一下，学校也不清楚当时的情况，说：“如果他本人身体没有什么不适的话，希望他转车过来，预演还是大家都到齐了的好。”
后来雄介又打来电话，我说：“既然老师都这样说了，你还是想办法去学校吧。”结果他说：“我很难受。”我当时正好开着电视，综合节目已经在热议地铁事件了，好像是说有什么有毒物，所以我说：“好了好了，快回来吧。”
我从神谷町搭出租车回的家，可能司机都听说了那次事故，车站附近到处是出租车，我没费什么劲就上了车。到家的时候，身体就几乎没什么不舒服了。后来妈妈看了看我的眼睛，说我瞳孔正在缩小，就马上去了广尾医院。
医院还没有多少人来，我大概是第三个，院方很清楚情况，我一说坐了地铁就马上被带进紧急病房。可能没做检查，什么也没做就直接打了点滴。当时并没觉得有多疼，可我到底有点儿不安：莫非事情有那么严重不成？
我一直坐在里面椅子上，直到打完一瓶点滴。医生来看了看说：“没什么大问题了，这瓶打完就可以回去了。”可是过了一会我的瞳孔也没有恢复，医生说：“为防万一，还是住院吧！”
住院期间连续打了好几瓶点滴，无聊得不得了。病床也是简易的，又硬又差，根本没法睡。即便这样，十二点左右也还是睡着了。我住的不是正规病房，不过是把大会议室收拾了一下，一溜摆了二十张左右的简易病床罢了。我并不是在发牢骚，我想说的是没想到那次事故竟然那么严重。
我的食欲跟往常一样，医院的晚饭不够吃，就让爸爸给我带了点吃的，还有随身听……头疼啦、恶心啦，这些症状都彻底消失了。
母亲——我和丈夫两人陪着他，午饭后出去买饮料时我看到有人过世了，丈夫说：“他死了。”那个人旁边放着担架，确实是去世了。后来医院叫来了他的太太，医生告诉她节哀，她当即哭倒在地。在走廊长椅上坐成一排打点滴的，包括雄介在内都属于轻伤。那之前我还只是稍微觉得有点可怕。看到那个人之后我才想：走错一步，说不定我们家雄介也会那样，这才觉得毛骨悚然。那时真是觉得恐怖。
当时我也在场，但并没觉得走错一步会怎么样，或许因为我是天生的乐天派吧。
第二天七点吧，应该是那时候起的床，又抽了一次血检查了一下。然后医生把我叫到另外一个房间说：“你的胆碱酯酶值已经恢复正常，可以出院了。不过以后一个月左右，不要做剧烈运动。”我们一家本来要在放春假时去安比滑雪的，所以我跟医生强调说：“我身体很好的。”但医生说：“你的胆碱酯酶值还是稍有点低，这种状态是不能运动的。”虽然我自己没有感觉到任何症状……最终还是取消了滑雪旅行，真是太遗憾了，我盼望很久了。
我参加了第二天的毕业典礼。医生说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把出事那天穿的衣服扔掉，可是毕业典礼上又必须要穿学生制服。所以妈妈拿到浴室手洗后晒干我又穿去了。之后就扔了，尽管那是不久前新做的。
——常看电视报道什么的？
唔，怎么说呢……我不太懂奥姆真理教，觉得那完全是个奇怪的团体。为什么非要像宗教似的做到那一步呢？如出家后把全部财产交出去等等，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不喜欢宗教这东西，对那件事也不怎么感兴趣。我的兴趣在其他犯重罪的犯人身上。对了，比如说宫崎勤……
我现在几乎彻底忘掉了自己跟地铁事件有关系，也没怎么跟谁提起过。出事的时候大家都关心地问我：“怎么样，没事吧？”即便那时候，我的回答也只是：“我很好，没什么。”老师很为我担心，但我觉得同学们好像对我的名字出现在电视上更感兴趣。
母亲——这孩子很酷，或者说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很冷静，不太受外界影响。还有，这种事可能不该说，出事后亲戚们都很担心，送来了很多慰问金。雄介好像更在意这个。他升高中收到了礼金，亲戚朋友又送来了不少慰问金，地铁也送来了一万日元慰问金。我想地铁本身也是受害者，够他们受的。
嗯，我买了电车模型什么的，钱都花掉了。
“要是没有危机感，很多事就会视而不见。”
中岛克之（当时四十八岁）
中岛先生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在地铁的经历同前面出现的石野贡三先生同一天的经历惊人相似。两人以同样路线在霞关站遭遇沙林事件，受害情形也大同小异。虽然年龄略有差距，但两人都是航空自卫队的干部、防卫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没能当成喷气式飞机驾驶员，只好含泪做地勤，在此百炼成钢——人生途径也很相似。两人因同期在同样职场工作，自然相互认识，但采访两个人则完全出于偶然。
两人都很潇洒，态度温和，但说话干脆利落。事件采访当然难能可贵，而得以同这种第一线自卫队干部直接见面私下交谈，对于我也是饶有兴味的事。这么说或许失礼，作为形象，感觉上与其说这两人是“军人”，莫如说“体育教练”更为确切。
通过这次采访，我才得知采访国家公务员是多么困难。他们说话非常谨慎，把“匿名性”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总之“守口如瓶”。毕竟事情发生在霞关附近，事件受害者当中想必有相当多一部分人在中央政府机关工作，但遗憾的是这次没能从他们口中听得情况。惟独防卫厅方面的人例外予以协助，欣然答应接受采访，借此机会表示感谢。
采访是在两人所在的入间航空自卫队基地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进行的。中岛先生体形也显得年轻，满头乌发，姿势端正，无论如何看不出有四十九岁，身居幕僚长要职。
我进入防卫大学最主要的原因是没考上自己想上的大学。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世代都是军人。父亲和爷爷都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到我已经连续三代了。我叔叔也毕业于士官学校，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战后进了陆上自卫队。叔叔的推荐也是我进军校的原因之一。
我本来是想当飞行员的，但中途给辞退了。飞行员训练一般是从驾驶螺旋桨单引擎机开始，接下去是简单的单引擎喷气式练习机，之后升级到战斗机。但我在喷气式练习机阶段就不行了。一个人驾机起飞、着陆都还好，但编组飞行的时候，一边观察周围一边维持三元空间位置却相当吃力。编组飞行的飞行间距大致是一米，要跟上是很困难的。于是他们说：“还是地勤工作比较适合你。”
我当时特受打击，都想要离队了。可离队了我也没有就业门路（笑）。那是昭和四十七年[22]的事，也就是我入伍第一年的时候。
我最初做的地勤工作是在雷达基地，在千叶县的雷达基地工作了一年。以前有“东京急行”一说，就是说苏联战机（都是大型轰炸机和侦察机）为了详细观察日本的电波状况从太平洋一侧绕圈飞来，为此要紧急出动。现在很少了，以前要有好几百次的。
后来我回到防卫大学做技术研究，专业是电子工学。主要还是研究雷达，跟所谓的硕士课程差不多。然后去入间基地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地面雷达新产品出来后，测定它能发挥多大性能。
现在自卫队使用的雷达都是国产的，主要是三菱和日本电气（NEC）的产品。我们先写设计说明书，让他们按照说明书做。做出来后确认产品是否符合设计意图。大多都是严格按照设计生产的，倒不至于重做等等。但也不是没发现过像软件故障等大的失误。
后来我被调到很多地方。从府中的航空总司令部到市谷的干部学校，直到在六本木的空幕[23]做人事工作。做人事要决定别人的人事调动和晋升等，实在劳神费力。
之后在那个空幕的技术科做了一年，防卫科做了一年，后来去了防卫研究所一年。又去了高知县的地方联络部两年，在那儿做自卫队员的招收工作。说是招收，其实也没有多难。虽然也有标准，但由于人太多基本上都是回绝。当时正是泡沫经济全面崩溃的时候。泡沫经济时期，应届毕业生一般都去前景较好的民间公司就职。但泡沫经济一崩溃，公司不景气了，公务员就变得很抢手。况且高知县本来就是自卫队员较为集中的地方。最为集中的是九州，到底是有尚武传统的地方。
后来我又回到空幕技术一科做了科长。就是这时候遭遇了这次沙林事件。
我结婚时二十四岁，当时还是飞行员学员。防卫大学在横须贺，我老婆是那儿的人，我们是在那里认识的。我有两个孩子，大的二十三（女）小的二十一（男）。女儿说明年结婚，儿子还在上大学，他没有进自卫队的打算。
我家在西武池袋线的东久留米。正是在昭和六十年[24]泡沫经济前买的。那时候买房子还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我要么在入间基地要么在东京某个地方工作，所以想在这之间买房子。但东京城内房价太高买不起，就在东久留米买了一套。那时候这附近还很便宜，我买房一年后原来那个不动产商说：“我再给你加一千万，把这房子卖了吧。”要卖也行，可是再买不是一样吗（笑）？
——这么听来，您在短时间内确实换了很多部门。这到底是为了培养全才吧？
是啊，也许仅仅靠技术还是无法成为高层管理者啊。话虽这么说，可调动和我自己的意志无关，说不清楚啊（笑）。
去年三月二十日出事的时候我正从东久留米去六本木上班。那是很平常的一天，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只是出门比平时早了三十分钟。我必须早早向上司也就是技术部长做报告。另外我的部下也说：“科长，明天能大约提前三十分钟来吗？”所以我决定八点半左右到六本木。若是平时，早晨九点十五分之前到就行。
我上班一般是从家步行十分钟到西武线东久留米站，从池袋坐丸之内线到霞关，然后转日比谷线到六本木，大约要两个小时。上班虽然很辛苦，但每天都这样就习惯了。眼下在入间基地工作，跟原来的方向相反。车上很空，花的时间也短，这回算是彻底轻松了。但这样一来，上班也就不需要耗费多少体力，甚至有点担心运动量不足。
我一般穿西装打领带去上班，虽说也可以穿制服去，但部队规定在城里上班要尽量穿自己的衣服而不要穿制服。地方上穿制服的人也挺多的，但穿着制服戴着帽子去挤电车看上去有点不成体统。倒是没规定必须打领带什么的，这方面随意，实际也有上班不打领带的。
在霞关站下了丸之内线后，站内广播说：“茅场町某处发生事故，日比谷线暂停，何时恢复还不清楚。”那时候应该是八点十分左右。我过去一看，日比谷线站台上有很多人，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好像以为车一会儿就来似的。
我也站在中目黑方向的最后面等，跟其他人一起在日比谷线站台等了大约五分钟。当时站台上没有停着的车，后来相反方向上来了一列空车。我要坐的是中目黑方向的车，但进站的方向相反，是北千住方向的。那列电车进站后，门大敞四开，广播要人们不要乘坐。车方向相反，我当然不会坐。
可无论怎么等中目黑方向的电车都不来，这时站内广播说：“千代田线就要发车了”，没办法，我决定坐千代田线到乃木坂。于是往千代田站走，几乎是挤过去的。站台上非常拥挤，还有一段路我不得不从停着的电车里走过去，当时电车门都是开着的。不过我没在里面走多久，也就是几秒钟。到千代田线时正好来了一列车，我就跳了上去。但不知怎么回事，我一上车就剧烈咳嗽起来。和被烟呛了不同，那种憋闷有点特别。
我想或许是空气的流通引起的吧，车进站使空气流通发生变化，沙林就飘到这里来了。但我不太清楚沙林是从哪儿来的。
——我倒不敢断定，会不会是在日比谷线站台等车时吸入的呢？从中目黑始发的电车在神谷町遭遇重大事故是八点十三分，而后直接开到霞关站。果真如此，那么第一节车厢的地面上应该洒了很多沙林。到霞关时，第一节车厢是空的，不过其他车厢应该还有一些乘客。
我记得是来了一列空车，不过也说不定还有一些人。我是在这儿等的车（指着地图），对啊，若车是从中目黑始发的话，那么就是最前面洒有沙林的那节车厢。
——等电车时，相反方向的电车进站了，车门开着，沙林淌了出来，被您吸了进去。当时您并没感觉到什么，但走着走着症状就出现了——我想这个推论较为稳妥。
若是那样我也太不走运了，就因为在那儿等车就遇上了这种事。不过我什么味儿都没闻到。
坐千代田线时并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只记得在国会议事堂前站的站台上，两个女的坐在长椅上垂着头，旁边有站务员照顾她们。当时我想可能是贫血什么的吧。女的经常会这样的，对吧？但两人同时贫血就不像是偶然了，还真有点奇怪。说异常也是异常。除此之外倒没有不正常的。
我是在乃木坂站下的车，上到地面时不知为什么总感觉很暗。抬头看天，看今天是不是阴天，可天上一片云都没有。我感觉很奇怪，不过除了感觉暗之外也没有什么症状，走路也没受什么影响。所以只是暂时觉得不对劲，没有多想。
进办公室时电视正开着，好像发生什么事引起了混乱，上面有很多救护车。当时也只是觉得房间里有点暗，一点都没觉察自己跟那件事有关，身体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那天九点半开始有个报告会，我们把它叫做“Morning Report”（早间报告），我也列席了。当时部长坐在前面，他说自己看到了沙林袋子，眼睛受到伤害，视野变得昏暗了。我说自己也看不清了。他说那么你的眼睛也受伤了吧？“啊？是吗？”我说。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件事的严重性。我当然知道松本事件，但没想到自己竟会遭遇到这种事。
中午过后我去了世田谷的自卫队中央医院，但只住了一天院。第二天出院后，仍然感觉周围非常昏暗。这种缩瞳现象持续了一个月左右。这期间我一直戴着薄太阳镜。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那次事故之后我很快戴上了老花镜。
这样一说我又想起一件事来，大约是沙林事件前一周出了这样一件事：在樱田门的入口处，丸之内线到日比谷线的路上放着一个可疑的皮包，我目睹了那件事。当时那条路已经禁止通行了，消防队员拿着水管，警察和站务员正远远地围着。我确实看到了那个皮包，那是在早晨八点半左右。
不过那时也没怎么在意。现在想来，如果那真是炸弹，并且实际爆炸了，那里的人都会受伤或被炸死，放水也是无法防止爆炸的。可是即使被告知危险，让大家避难，大家也都半信半疑的。要是没有危机感，很多事都会视而不见。
“日本不存在迅速高效和有组织地处理这类重大灾难的体制。”
柳泽信夫（信州大学医学部长，一九三五年出生）
前言中也说了，书中所收证言全部是以笔者（村上）实际采访和面谈形式进行的。但唯独采访柳泽教授的时候，笔者无论如何没能在指定日期找出时间，而由高桥秀美一人前往长野县松本市聆听介绍。
最初只想以事发当天为背景问一下情况，没打算以采访形式收进书中。但由于内容饶有兴味且很宝贵，就加了一次采访进去。采访是在信州大学医学部的学部长室进行的，用了一个小时。文责当然全在村上身上。
地铁沙林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是信州大学毕业典礼的日子。我当时是医院院长，是必须出席的，礼服已穿好了。另外那天还要开入学考试评审会，此外没有任何安排，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还有，那天正好是《松本沙林事件报告书》预定出版的日子，我是那本书的责任人。地铁事件又恰好发生在那天，真是一种巧合。
那天早晨《信浓每日新闻》的记者给我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说：“东京出了件怪事，我总感觉这件事很像松本沙林事件。”我是九点左右得知的。于是打开电视，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患者们正在诉说有机磷急性中毒症状。具体说来就是头疼啦，流眼泪啦，流鼻涕啦，看不清啦，呕吐什么的。但仅凭这些并不能断定就是沙林中毒，因为其他毒物也会导致这些症状。
只有一个人提到了缩瞳现象，他是偶然出现在电视荧屏中的。他说：“我照了下镜子发现瞳孔变得很小。”把这些综合起来用一个专业术语说就是“毒蝇碱作用”，即有机磷中毒。另外，在地铁中引起如此重大事故的，估计是气状毒物。这样看来，毒物就肯定是作为化学武器的有机磷，也就是沙林、梭曼、塔崩之类的东西。这跟松本事件就是一样的了。
我看到了太多的受害者，就在我看电视的时间里就有一百多人被送到了圣路加医院。那么多患者在不清楚病因的情况下被紧急送往医院，现场一定很混乱，有可能陷入恐慌。这样一想我就担心起来。
松本事件发生时我们也很辛苦。看了那些被送进来的原因不明的患者症状，初步判断大概是有机磷中毒，就按这个进行了治疗。当时我们头脑中完全没有沙林这种东西的概念。不过在有机磷中毒的治疗上我们还是有一定经验的，这使我们能够幸运地救助那些重症患者。我想不管怎样还是把我们这些经验告诉其他医院好。
于是我马上把神经内科和急救科的两个医生叫到院长室，让他们不管怎样也要跟圣路加医院等接纳患者的医院取得联系，逐个给电视上出现名字的医院用传真发治疗信息。信息的内容是：“请用硫酸阿托品和解磷定等解毒剂输液，或者用安定等镇静剂治疗。”
起始是我亲自打电话跟圣路加医院联系的，那时应该是九点十分到九点半之间。圣路加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试着打了个手机，马上接通了，可能因为线路不同吧。接通后我说：“请让急救部的负责人接电话！”然后大致讲了治疗方法，对他说：“这样治就可以，详细情况稍后传真过去。”本来应该跟院长谈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紧急情况，所以我决定还是直接跟现场的医生谈，这样会更快。可是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后来我问了一下圣路加医院的神经内科，他们说直到十一点还在图书馆检索那是什么毒品。不过传真倒是见效了。
开始发传真时已经十点多了。我还要去参加毕业典礼，就把联系工作交给了神经内科和急救科的医生，随后离开了医院。当时“松本沙林事件报告书”的最终校样正好放在院长室的桌子上，上面概括写着沙林中毒的症状和治疗要点。我就让他们用传真大量传送出去。事后想来手头上偶然有这种东西真是万幸。但数量毕竟太多了，费时间，发送的对象又多，相当麻烦。
在这种集体灾难中最重要的是“伤病员鉴别分类”，也就是为患者安排治疗顺序。沙林中毒的治疗顺序是先治重症患者，轻度患者稍微放一下也没关系，因为他们会自然恢复的。如果不严格按照这个方式进行，谁来的早就先给谁治疗的话，那么能救的人也救不了。从轻度患者开始一个一个打点滴就无法有效地救助重症患者。但如果不了解情况，比如只要患者一说“我眼睛看不见了”，现场就有可能陷入恐慌。要是有人说呼吸困难，有人说眼睛看不见了，就需要医生选择先救谁。这很难判断，作为医生最头疼的事就是陷入这种危机之中。
但只要事先收到准确信息，医生就能冷静地告诉患者：“时间长了你的眼睛肯定能看见，别担心，没问题的。请暂时保持安静。”这样，即使患者也不会陷入恐慌，医生也好护士也好都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治疗。
——应对这种突发性集体灾难的实践指南那样的东西，平时在医疗现场就能学到吗？
不，根本学不到。在松本事件实际发生之前，我们对此类情况也几乎一无所知。不过“伤病员鉴别分类”这个重要概念即使在大学医学院读书时也是必学的。比如以松本市为中心的大医疗圈里就有医师车，医生们轮流值班坐救护车去现场。那一事件发生时是脑外科医生值班，一接到通知他就马上坐车去了，在现场准确做了伤病员鉴别分类。已身亡的放在现场不动，只把有救治希望的人先送到医院。这点很重要。这种情况是有的。
中午我回去时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医疗机构都要求传送资料，毕竟有一百多家机构收纳了患者。那一整天真是天昏地暗，感觉上只是一遍又一遍发传真。
如果那天不是毕业典礼而是平常的日子，那么医院八点半开始就排满了工作。我们都将一件接一件地赶着工作，即使有人说东京出怪事了，估计午休前我也不会打开电视看，很难那么快地应对，在这一点上运气还真是好。
其实最有效率的做法应该是我们跟消防厅联系，让他们把资料统一发送到现场。但据我们的经验，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受理这件事。即使是信州大学医院院长打电话联系，他们也可能不会认真对待。所以我判断，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还是直接联系现场最快。实际上我也跟消防厅联系了，可电话根本打不通。
如果要问我们从这次地铁沙林事件和松本沙林事件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什么，那就是：出大事时，虽然各现场都能极其迅速做出应对，但整体不行。日本不存在迅速高效和有胆识地处理这类重大灾难的体制。没有像样的指挥系统是不行的。这跟阪神大地震时别无二致。
我觉得无论是地铁事件还是松本事件，医疗机构都处理得很好，急救队员也都表现出色，应该给予表扬。用美国专家的话说就是：“五千人沙林中毒，仅有十一人身亡，这已经接近奇迹了。”但这是现场努力的结果，上层应有的系统几乎没有发挥什么有效作用。
我们同大约三十家医疗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传送了资料。不料第二天早上七点的新闻报道说仍有七十名重症患者。如果治疗得当，即使是重度沙林中毒，几个小时之内也是能够恢复的。我认为事态很严重，必须充分传送资料，就给东京都的卫生局打了电话，但没人接。八点半多终于接通了，可是最终也没有解决问题。接电话的人说：“我们正自己酌情处理。”但他们晚上连值班的人都没有，真是缺乏常识。
另外，消防厅应该马上派车去现场全面监控，切实下达指示，比如指定伤病员鉴别分类负责人什么的。这样，救护车上的队员就能在现场做出反应。还应该在那里配备急诊专家，因为医学角度上的行动非常重要。如果是那个领域的专家，有些情况可能一目了然，而若无法判断就可能造成致命性恐慌。
还有，地铁中发生此类事件时，必须指定一个负责人迅速做出指示，比如去现场的队员必须配备什么，搬运患者时必须注意什么等等。否则，肯定会发生次生灾害。
说实话，在医生这个圈子里，对方并没相求而我们特意联系其他医院并传送资料这样的事一般是不会做的，这好比说多余的话，首先会被认为是多管闲事。
但关于这次事件，我有我自身的感触。这是因为，在松本沙林事件中身亡的七个人中有一个是信州大学医学部的学生。虽是女生，但非常优秀，本来那天应该作为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的。那件事让我非常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