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定都汴梁，中原地区成为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画家云集、绘画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北宋的山水画在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主要沿袭了以荆、关为代表的北方画派。
范宽又名中正，字中立，陕西华原（今陕西耀州）人，是北宋时期与李成齐名的最为杰出的山水画家，世称“李、范”。范宽的时代略迟于李成，活动于北宋初期的长安、洛阳等地，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尚在，因生活在北方，所以画笔之下描绘的都是北方关洛一带大自然的雄浑景象，而与当时的南方以董源为代表的画派风格不同。他画山水最初学荆浩，又摹拟李成画法，虽然有所得益，但总认为“尚出其下”，既而领悟到，“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于是他便决意深入自然，在大自然中“对景造意”，“写山真骨”。他长期居住在终南山、太华山的林麓之间，切身体察了“云烟惨淡，风月阴霁难状之景”，悉心体会了不同自然气候条件下的山水形态，终于“自立家法”，创造出不同于李成山水的壮丽画面。范宽笔下的关洛景象，是一种“峰峦浑厚，势状雄强，抢笔俱匀，人屋皆质”的作风，享有“与山传神”的赞誉。
传为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诗塘有董其昌书“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十字，是范画山水的标准作品。北宋绘画的迫人肺腑的气息，范宽山水雄强浑厚的特征在这张画中都得到了最为集中的表现。画家独具匠心，一改常见的构图形式，迎面而来，巍峨耸立的山峰被置于画面的主要位置，雄壮的气势撼人心魄，给人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山顶有密林，山谷深处一瀑如线，飞流百丈。山下烟雾空蒙，衬托出怪石的冈丘；丘上杂树丛生，楼阁隐现。前景处溪流在突兀的巨石间奔腾流注。山路上，旅人驱赶着驮运的驮马缘溪前行。驮队的渺小映衬出巨石大山的雄伟，烘托出古木深壑的苍劲，也为幽静的山林增添了生气，起到了点题的作用。画面中腰的山岚雾霭，把正面的山峰、中景的林木和寺观隔开，使得幽暗茂密的古木凸显在蒙蒙雾霭之前，拉开了山峰和低处山林的空间距离，营造出“孤峰露苍骨，疏木耸坚干”“冈原草木秀，溪谷云霞媚”的诗境。
《溪山行旅图》用笔坚劲有力，画面多用浓墨皴擦点画，不加晕染。以一种“昏黑中层层深厚厚”的技法刻画出山石、林木、屋宇、流水的质感和空间刻画。山石的轮廓以颤涩的侧锋线条确立体势，线条断续刚毅，如同铁条。石纹匀直方硬，以短条子式的雨点皴点簇而成。北方山石粗放浑厚的质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北宋中期的画家王诜观赏李成和范宽的画作，认为二人是“一文一武”。由于李成的作品“墨润而笔精，烟岚轻动，如对面千里，秀气可掬”，谓之“文”；而范宽的作品则“如面前真列，峰峦浑厚，气壮雄逸，笔力老健”，谓之“武”。这幅《溪山行旅图》正是范宽风格的代表。在北宋之初，李、范的山水画各在一地执牛耳，所以郭熙说：“今齐鲁之士惟摹营丘（李成字营丘，山东人），关陕之士，惟摹范宽。”又有董源在江南，成鼎足之势。历代评论家把范宽、董源和李成并列为北宋山水三大家。后人称：“李成得山之体貌，董源得山之神气，范宽得山之骨法。”范宽画山石坚韧，所以说他重骨法，而且用墨深厚。范宽最大的影响是在北宋末年，南宋大画家李唐就是学范宽的，其《万壑松风图》风骨全似范宽。而整个南宋的山水画又皆出于李唐及其传派，范宽对后世的影响由此可见。明代唐寅、赵澄，清代王原祁等画家都取法于范宽。
米芾更认为范宽的画品高于李成，称“本朝（北宋）无人出其右”。明代董其昌跋《溪山行旅图》，将其评为“宋画第一”。现代画家徐悲鸿曾感慨道：“中国所有之宝，故宫有二。吾所最为倾倒者，则为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章法突兀，使人咋舌。全幅整写，无一败笔，北宋人治艺之精，真令人倾倒。”《溪山行旅图》是中国古代山水画高峰时期当之无愧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