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仅28岁来自滹沱河边的农村青年，在毫无家庭背景的情况下，以其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老练与勇敢果断而少年得志，雄踞于三晋。在中国历史上，不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极为鲜见。
阎锡山在台湾菁山之中的坟茔冷冷清清，然而他在山西却分明早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政府化钱修葺了河边村庞大的阎府，如今成为一个游人如织的著名景点。
阎锡山参加同盟会，革了清政府的命，取得了晋绥两省的统治大权。对外实施“保境安民”，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强编练军队，率领起义军和清政府的军队进行了多次战争。于是就有民谣唱道：“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打倒巡抚做省长。只领兵，不关饷，打仗到了娘子关，一炮吹了个响亮儿光。”
五台话中“灰拾翻”就是“瞎折腾”“胡闹”“不务正业”的意思。
阎锡山当上山西都督后，第一要务便是大抓教育普及，强力推行全省各地大办学校，没有校舍就搬了庙里的神像当教室。这自然要引起一些守旧派的反对，所以那时候一首民谣很快便传遍了三晋大地：“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灰拾翻，剃了辫子留了洋、搬了神像立学堂。”
五台县石村的学校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起来的，学校设在关帝庙，说搬神像只是搬了两廊厢房里的神像，正殿里的大塑像并没有动，各村都是如此。校长徐明性剪了辫子，因为行七，人们都叫他七秃子。多数老师和学生都还留着辫子，徐校长在学校宣传剪辫子，批评辫子是猪尾巴，说留辫子是清朝的规矩，应该剪掉，但是宣传是宣传，行动的人却很少。
一年后过大年的那天，学校院坝上锣鼓喧天。学生们，还有村里的许多人都以为来了戏班子，拥到学堂去看热闹，突然大门关上了，徐校长宣布要剪辫子：“谁要出去，剪了辫子再走！”几个青年人拿着剪子守在大门口。有些大人怕得要命，有哭的、有闹的，但是不管怎么抵抗，进了学堂的，辫子都被剪了。当时人们对辫子只有一个顾虑，害怕清朝复辟后杀头。原来男人们留辫子，都是把头的四周剃光，只在后脑勺上留上片头发，即所谓辫盘子，等长大后，才结成辫子。现在从脑后一剪，辫盘子上还留着一些长发，辫不起来，只好用一段铁丝卡在头上，以防散乱，这就是剪辫子之后人们的发型。以后人们剪辫子的逐渐增多，到阎锡山后来推行“六政三事”[2]的时候，五台县人的辫子都已剪掉了。
阎锡山提倡女人放脚，也是早在推行“六政三事”之前，首先拿他的老家五台开刀。
在东冶一带推行女人放脚是大力推行阎锡山新政的民间机构“保安社”。滹沱河北岸的东冶、槐荫等村是赞成放脚的，但受到南岸河边、建安等村的反对，他们说：“阎锡山实在管得宽哩，连女人们的脚也要管。”南边各村人，会打拳的不少，以河边人曲汝霖和宋周全为首，组织起一两千人的队伍，到东冶来打“保安社”。“保安社”的人着了急，关起大门上了房，那天东冶正好赶会，人越聚越多，河南岸各村闹事的就说“保安社”怕他们，气势越来越凶。前来维护秩序，保护“保安社”的警察想驱散群众，便朝天放了一枪，围在外面的人却说，没枪子儿不要怕。闹事的人挤得更凶了，有的还挤上前去夺警察的枪。警察头目于是下令朝人群里开枪，当场打死十几人，群众一哄而散。
过了几天，省里派人把曲汝霖和宋周全抓走了。到太原后，曲被杀头，宋陪斩，被刽子手在脸上篦了一刀，吓得昏倒在地。后来宋周全在河边村杀猪卖肉，有人要提起他陪斩的事，吓得他就尿裤子。
从此以后，没有敢抵抗放脚了。原来缠脚时，女人们穿的是木底鞋，现在突然放了裹脚布，女人们一下子都不会走路了，全都得扶着墙，才迈得开步。“保安社”派人挨户检查，不放脚的要罚款。最初，查脚的走了，多数又把裹脚缠上，外面穿一双大袜子包上，查脚的一进村大家便互相通风报信，应付检查。后来，为了方便，查脚的都带一个女的，以便逐个脱掉袜子检查。天长日久，年轻的不再缠脚了，年纪大的也都放了脚，只有少数脚趾已经变形的矫正不过来了。
可见在当时那个革旧鼎新的年代，人们对阎锡山在治理山西时所采取的激进手段的不理解，不支持。但事后看来，没有一个不佩服的，都说他有胆量，有眼光，为山西，为家乡做了好事。
后来禁烟禁赌，进行得都很顺利，因为赌博吸大烟向来就是正派人所反对的。
当上山西省都督的当年春节，28岁的阎锡山要回河边村老家过年。因为是当“大官”后第一次省亲，部下亲信们都认为阎督军这次一定会“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因此就安排得异常隆重排场，要显示显示督军大人的威严和气派。于是拟了一份筹备计划，有庞大的随从队伍，携带贵重的各色礼品，准备笔挺的洋服和炫目的军服，光大小车辆就备下30多辆。计划呈给阎锡山后，阎锡山眯起眼看了一番，却摇了摇头，提起毛笔全都划了叉叉。
部下吃惊不小，心想如此安排还不满意，这当如何是好？
不料，阎锡山只要一辆比利时驻天津领事鲍莱尔送他的英国老爷车，随员也只有两名侍从和一名司机。
车到河边村村头，阎锡山即吩咐停车。下车后，他取出母亲陈秀卿给他一针一线缝制的一件中式棉袍，认真穿戴起来。两名侍从则穿着黑色爱国布（市布）袍子，戴瓜皮小帽，同样不起眼。阎锡山一路走，一路和村民抱拳打躬，笑脸招呼，见了长者，则更显谦恭，站在路上与之叙谈家常，看见老汉们就作揖，看见穿制服的老师们就举手敬礼，看见村里的知识分子就鞠躬，看见娃娃们就摸摸头拍拍肩膀，挺和气的。从村头到家门，足足走了个把钟头。第二天到川至学校慰问师生，阎锡山还吩咐手下赏给夹道欢迎他的学生们每人一块银元。
返城路上，侍从请教为何如此？
阎锡山答：“民为本，我为仆。手握权柄之人，岂能以严威慑于父老乡亲？苟能蔽令伯之忠孝，子厚之谦恭，有德于百姓，则伯川可少过矣！”
从这次返乡省亲以后，阎锡山凡是回河边村，就用不着再吩咐了，属下比照那一次回乡规格去安排就对了。这个习惯，阎锡山从当上督军后的初次回乡起，直到离开大陆方止。
但仅以此例便认为阎锡山不讲排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回家乡如此，倘若到其他地方，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
阎锡山对自己的保卫工作尤为重视。居家时有内线警卫和贴身侍卫两层保护。阎锡山居住区百米范围内，里里外外、或明或暗足足有不下200人。
阎锡山倘一出行，下面就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内警队、侍从队、外线警卫部队各司其责，立即布岗。抗战时期，行营始在秋林，后移到吉县黄河壶口瀑布附近的克难坡，一住七八年，每逢出外，总是骑一头黑毛驴。说是骑毛驴，却与平常老百姓的骑法不同。用土话说，就是骑在驴上大撒手（即双手一不牵缰绳，二不抓鞍鞒），因而直到现在，每每说到干什么不用操心，不负责任时，都爱用：“阎锡山骑毛驴——撒手不管”来形容。
如果想知道这则歇后语的来历，便需要回到阎锡山初来吉县的时候。
吉县位于吕梁山南端，西临黄河，东接临汾，南连乡宁，北依大宁，到处沟壑纵横，梁峁交错，素有“地无三尺平，抬腿就爬坡”的说法。村与村之间，村与城之间连接的道路，像鸡肠子一般，又细又陡且不算，走三步一转向，行九步三掉头，脚底石子滚，身子半腾空（一边靠崖，一边临沟）的路段随处可见。阎锡山一到吉县，一没法坐黄包车，二不敢坐轿子。蒋介石送阎锡山一辆黑色小轿车，一来汽油不好弄，二来根本没有车走的公路。因此，对阎锡山的行走问题，难坏了一大帮侍卫官。
一天，阎锡山从克难坡出来转悠，见几头身负水桶的毛驴不用人赶，从城北垣盘山道上前后有序地一路小跑，自动来到坐在河边的两位老汉跟前，待老汉给背上水桶加满水，便又自动从向山坡小道返回，一时觉得很有趣，便走上去问道。“老乡，你们这搭的毛驴咋能调教得这么听使唤哩？”
老汉抬头见阎锡山像个当官的样子，因为身子后头还站着几位挎盒子枪的。便也有意向阎锡山卖弄起来：“俗话说‘川道骡子草地上的马，山路上的毛驴用不着打’长官敢情是打大地方来的，咱这山区人就时兴使唤毛驴，用着顺当。”
另一位老头插话道：“长官有所不知，毛驴这畜生能着哩，人称鬼驴，就是精灵得很的意思，夜里走路前头有一点响动，也都能听到，早早停下来，不往前走半步；白天走单边道，知道避崖畔，叫人少操好多心，若按老百姓的讲究，黑驴左蹄还是一种最避邪的镇物呢！”
听了两个老汉的话以后，阎锡山便随口来上一段打油诗：“毛驴虽小灵性大，不用扬鞭奋蹄疾。背负水桶忠职务，崎岖路上凶化吉。”
张逢吉机灵地逢迎道：“困难时期，我们每个弟兄都要像毛驴一样，对自己担负的工作，自动、彻底地忠于职责，何愁社稷不能复兴，倭寇不能驱逐！”
几个侍卫一听，灵性一动，便设法在村里弄来一头浑身上下一根杂毛也没有的小黑驴，再经过一番涮洗打扮，作为阎锡山的坐骑。
阎锡山一见便心里欢喜，骑上也很舒坦，一高兴也和侍卫官开起了玩笑，说：“要好好饲养，给它一个将官的待遇。”
阎锡山骑毛驴出远门时，文臣、武将、副官、秘书、侍从、参谋大群紧随其后。副官们有持暖壶的，有持坐垫的，有持斗篷的，有提公文包的，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沿途阎锡山的警卫部队和当地驻军，早就布置了警戒线。士兵荷枪实弹，面向外立。阎锡山的警卫军长傅存怀骑着高头大马，带着护兵沿警戒线来回巡视检查。在中国旧军阀中，侍从人员之多，威风之大，恐怕阎锡山算得第一了。
1941年陈诚到克难坡拜会阎锡山。他身着黄呢军服，佩武装带，穿高腰黑马靴，仅带秘书、副官各一人，侍从两人，轻装简从，至为精干。阎锡山的侍从人员见此情景，私下纷纷议论：“看看人家陈长官，我们老总的派头也太大了！”
阎锡山素来极重视教育，外出视察总免不了到当地学校走一走，慰问一下老师，看望一下学生。他在由他创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宣称：“今后哪个县的县政府比该县的中学阔气，我就枪毙那个县的县长！”
虽然此后并没有哪个县长果真因此“罪名”被他抓起来毙了，但以阎之尊，出此之言，其威慑力自不待言。所以抗战前山西的教育，才能得以扬眉吐气地走在全国各省前列。
作为山西首辅，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阎锡山能以身作则，为人表率。他一登上督军宝座，便号召全省打烂庙宇神像办新式学校。他的老家河边村自然率先响应号召，砸了村西阎王殿里的神像，办起了一所小学校。当时，河边小学只有初小4个年级，300多个学生。由于不兴男女同校，又在阎王殿隔壁和尚庙办起了一所女子学校。后来，学生逐年增加，村里一些掌权乡绅，感到堂堂一个河边村，阎都督的家乡，又是全省的“模范村”，没一个能起示范作用的小学校实在说不过去，遂号召村民集资，兴建完善河边小学。
阎锡山知道后，大为赞扬：“这事办得好，应该让娃娃们有个好的学习环境，”为此，他慷慨解囊。不久，就在关帝庙遗址上盖起了一座崭新的小学校。“样板学校”竣工后，阎锡山由族长、村长陪同，前往参观。只见校舍宽敞，设备齐全，不但有12排教室，教师宿舍，还有大礼堂、体育场、篮球、足球、乒乓球场地，十分满意，再三夸奖表扬，还亲自给学校题写校名，起了个名字叫“实生活小学校。”
“实生活”？啥意思？在场的人谁也弄不懂，弄不懂也不敢问，反正阎督军说甚就是甚，都是“最高指示”，大家照办就是。
“实生活小学校”建成后，阎锡山每次回家，都要到学校散步，对老师嘘寒问暖，送上点小礼物，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将来报效国家。因此，不但本村的孩子抢着上学，邻村有钱人家的孩子也托人说情到河边村来念书。但当时人们受封建礼教束缚，不准女孩子念书，所以女子学校却是门可罗雀，冷冷清清。阎锡山知道后，就让阎府的女孩子带头上学。他把堂妹阎慧卿（即后来大名鼎鼎的“五妹子”）、阎竹梅送到女子学校。有他带头，其他人也就把女孩子送到学校念书来了。不过，穷苦人家的孩子，仍然无钱上学。阎锡山索性将两校合并为一校，穷家儿女，也可免费上学。这所学校，后来升格更名为“川至中学”，近百年间培养了不少人才，发展到今天，就变成了定襄高级职业中学校。
1917年冬，阎锡山再次回到河边村。
第二天，雪下得很大，学生们被通知到川至中学[3]的院坝上去听阎锡山讲话。这天他换了衣裳，戴着有缨穗的高帽子，穿着督军的草绿色厚呢大礼服。他开口便道：“人不是纸糊的，下雪不是下刀子，你们今天能来，还是不错的。”接着就讲军国主义，他说：“现在世界上是弱肉强食，要是没有力量，国家就无法保存，所以我们也得实行军国主义。中国若不实行军国主义，在世界上就站不住脚。”讲到最后又说，“你们现在年轻，当学生还没有野心，心里觉得能当上个老师、校长就不错了。但大了以后，就不是这样了。蹦跶几天，就觉得当校长不如当县长，当了县长又想当道尹，当了道尹又想当督军，还想当总统，当了总统还想坐皇帝。坐了皇帝又想长生不老。人的欲望没个够，所以啊，需要从小的时候就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要想做不到的事。思想端正了，才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你们闭上眼，看能不能听到河水哗哗地流？可能听不见，但是经常静下心来照我说的这样去想，照我教你们的这样认真地去听或有或无的流水声，久而久之，人就会变得来清心寡欲，就没有大的奢望了”。
阎锡山绝非等闲之辈。他少年老成，志向高远。据史书记载，他6岁发蒙，入村私塾，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学起。三年以后，转入村义塾，研读《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及《纲鉴易知录》等。到15岁习商止，“四书五经多能随口道出，纲鉴大事亦知概略”，传统文化的根基由此养成。
阎锡山虽然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但对传统文化派生出来的八股取士制度却深恶痛绝。“所以我常说，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于研究物质科学，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
也正因为如此，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他对自然科学与近代军事兼收并蓄。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进入山西武备学堂后，阎锡山在学习军事科目的同时，开始接触数学、理化、史地等学科，自然科学的声、光、电、化给青年阎锡山展现出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新世界，引起了他浓厚的学习兴趣。由于勤奋刻苦，武备学堂三年的学习，阎锡山学、术均佳，尤擅操典。
1904年，阎锡山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
留学日本的经历，更使阎锡山得以走出国门看世界，亲身体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近代文明，进一步涉猎西方文化。一踏上日本的土地，阎锡山首先感受到的是日本先进的社会秩序。他说：“日本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其次是接受了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由于对清廷腐败和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不满，“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由于了解了外面的世界，认识到“政治不可失时，若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一定要被时代所抛弃”。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阎锡山于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定了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1906年，他参加由黄郛、李烈钧等人在东京组成的同盟会中的军事组织“铁血丈夫团”。铁血丈夫团约于1906年底前后组建完毕。参加者多属同盟会员中留日陆军士官学生，共计28人。[4]蒋介石、张群为1908年加入的后期团员。
武昌起事后，各地纷起响应，“铁血丈夫团”的同志，都做了全国各省都督和军、师长级的统兵将领。
作为一名有可能在未来担纲大任的军事将领，那时的阎锡山便表现出了不同凡响之处。
民国纪元前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历1906年）奉中山先生之命，偕盟友赵戴文各携炸弹一枚，返国布置华北革命。至上海港口时，因知海关检查甚严，乃将赵戴文所携之炸弹亦集于己身，并向赵君说：“如检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与我是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前列，你站后列。”
赵君说：“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
我说：“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易被注视，仍我站前列为宜。”
果然检查人员检查后列较前列细密，我遂得渡此难关。其后我向赵君说：“越危难处越不可畏缩，畏缩则引人生疑。”
行抵汉口，在一家旅馆中，很凑巧地看到墙壁上有墨笔写的两行字：“事到难为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我想那一定是革命党人所题，若非革命党人，脑筋中就不会动此感想。[5]
山西辛亥事起当晚，全省的一把手陆钟琦就被革命军杀了。陆巡抚并非死在阎锡山的刀下，可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主宰山西的大权握在手中的却是新军团长阎锡山，这个中，就有故事。
阎锡山回忆说，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到太原。当时的太原，只有一旅新军，一旅旧军，各下辖两个团，新军旧军各4000余人。过了大约一年工夫，阎锡山便当上了新军里的一名团长（那时还称标统），将一半新军控制在自己手中。阎锡山新官上任，刚当上团长，马上又赶到北京紫禁城里去大大地露了一回脸。清廷举办留学生朝考，阎锡山到底去日本学了些真本事回来，朝廷一放榜，轻轻松松就让他中了个武举。那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回到太原虽仍是个团长，但此时的团长头上加了顶举人的帽子，风头一时盖过了他的顶头上司、旅长（那时称协梳）谭振德。紧跟着，雄心勃勃的阎锡山挑头，与赵戴文、温寿泉、南桂馨一铁盟友成立了一个“山西军人俱乐部”，利用这作为平台，开始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
武昌起义爆发后，巡抚陆钟琦很紧张，也知道阎锡山是新军里的领军人物，便赶紧将在北京的儿子陆亮臣召到太原，与阎锡山拉关系。原来这陆大公子，和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
行客拜座客，陆亮臣到太原的第二天一早，即来拜望阎锡山。几句寒暄后，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即专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事件当如何应对。百川兄有何高见，愚弟可向家父转达。”
阎锡山留有余地，小心答道：“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远元究竟是为革命而起义，抑或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你我现在就谈如何应对武昌事件，是不是为时尚早？”
陆公子踌躇片刻说：“我们可以再观察两天，不过，假如你们真要家父离开。也没有什么，我会配合老兄的。”
阎锡山笑道；“你这话说哪里去了，你我是同学，更说不到这样的话。”
阎锡山送陆公子出门。分手时，陆公子又道：“过两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姚协统一起谈谈？”
阎锡山爽快答应：“行。时间，地点，由你定。”
候在外面的赵戴文等军官一见陆公子登车离去，马上钻进屋子问阎：“陆公子来干么？”
阎锡山冷冷一笑，说：“我一眼就看穿了他父子俩的花花肠子，我已得到可靠消息，陆巡抚已经决定将太原的订购的5000支德国造步枪，借3000支给河南，随带子弹，而且已经运走了一部分。另外就是把我新1、2团全部调往临汾和代州，由巡防营来接管太原防务。”
赵戴文；“他们倒是先下手为强了。百川，事情既已如此急迫，是不是马上把弟兄们叫来，商量个办法。”
阎略一思忖，断然道：“革命是个玩命的事，一商量就容易走漏风声。大丈夫当断则断，看谁下手快？”
9月初8日（阳历10月29日），阎锡山率兵将旗人管带瑞墉抓了起来，然后立即带领1、2两标向巡抚衙门冲去。
协统谭振德站在大门前高声制止，被起义士兵乱枪打死。
枪声一响，阎锡山奋不顾身冲在最前面，抚署卫兵未作抵抗便纷纷溃散。
阎锡山率兵进得三堂，只见陆巡抚衣冠整齐，立于三堂之上。陆公子亮臣也立于旁边。
陆公子喊道：“你们不要动枪，什么事都可以商量！”
陆巡抚倒不失为大清朝的忠臣，朗声喝道：“用不着，你们要造反，就照我身上打吧！”
阎锡山还来不及发声，只听身边枪声暴响，陆氏父子訇然倒下，血溅三堂。
阎锡山率部杀死太原巡抚陆钟琦，一跃登上了山西省都督的宝座。从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力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这样政策的阎锡山，虽然在后来的北伐、中原大战中屡次失意，但是都能够在疾风骤雨之中始终屹立不倒。
一个年仅28岁来自滹沱河边的农村青年，在毫无家庭背景的情况下，以其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老练与勇敢果断而少年得志，雄踞于三晋。在中国历史上，不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极为鲜见。
创业难，守业更难。奇的是无论在袁世凯时期，或国民政府时代，阎锡山都能够巍巍乎屹立于三晋大地，“山西王”一当，就是38年。
阎锡山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像当时许许多多的军阀那样，一朝权在手，便开始搜刮地皮，祸害百姓，而是以极大的精力图谋发展山西实力。他坚持守土以自保，使山西相对稳定，比其他省少受兵祸连甲之苦。阎锡山醉心于搞建设，在山西发展起体系较为完备的近代工业。同时，他对移风易俗，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也是不遗余力，做了很了不起的贡献。孙中山来太原做演讲时，对山西的进步与成绩也是赞赏有加。
进入三十年代，阎锡山又提出“植树造林、工业兴省，按劳取酬”的口号，并广为推行实施。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抗战爆发前的5年里，山西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5年里累积的资本比1932年前15年的总量还多；粮食和农副产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有人将这段时期的经济成就归功于阎锡山。这当然是事情的一面，如果没有他的决策、头脑和手段，山西不会写就这段历史。
也就是那一年，山西省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上海和广东，“模范省”绝非浪得虚名。
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上，要占有材料，尊重史实，要设身处地，一分为二，不能为了某种需要而扭曲历史。每个人都是时代、环境的产物，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阎锡山有其反动的一面，但是也有其开明、进步的一面，这正是他有别于其他军阀的闪光点。
阎锡山理政一是管得细，细得匪夷所思；二是抠门儿，抠得啼笑皆非；三是能为人表率，六亲不认。作为山西省的最高统治者，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二十多年里，阎锡山以“保境安民”、“工业兴省”为号召，制订并实施“六政三事”“省政十年建设计划”，开办规模与经济实力在北方首屈一指的“西北实业公司”，都是其他军阀想不到，更做不到的重大举措。
阎锡山不单对军政大事日理万机，还颁布《人民公约》，要求人人遵行不悖。公约写道：“近年来人情愈坏，家庭中最不好的事，莫如继母虐待儿女，以及婆婆虐待媳妇。还有一件最不好的习惯，就是夏天在街前吃饭……”
看看，堂堂一省之尊，管到何等琐屑地步？
至于娼赌盗毒，更在严惩不贷之列。山西各城镇繁华路口，均立有镌刻着阎锡山“上谕”的石碑，碑文大抵是惩恶扬善、倡导仁义礼智，鼓励兴办教育之类的警句格言。
阎锡山长子志恭少亡，次子志宽长得一表人才，谈吐不俗，聪明而好思考，阎锡山视其如掌上明珠，每次乡居时外出散步，必让志宽随其后，于闲谈中细加教诲，只望琢璞成玉，届时好“承续大统”。偏偏这个宝贝儿子，24岁时一场暴病，让他死在洋人在成都办的华西医院里。
1924年4月，阎志宽与太原女师学生赵秀金举行婚礼。军政人员纷纷议论，均准备届时送上厚礼，借机讨阎锡山欢心。阎锡山知道后随即通知各部门，任何人送礼都不准超过铜钱两枚，否则到时候弄得彼此脸上都不好看。那时40枚铜钱顶1角钱，10角钱换大洋1元。
阎锡山的堂兄弟阎树梅青年即入晋军，由班、排、连、营长直至晋升为团长。1929年，晋军被国民政府裁军会议决定裁减官兵8万人，其中就有阎树梅。名单报请阎锡山批准时，他一视同仁，即准去职，令官兵们深为敬服。
阎锡山外侄阎述先在太原斌记五金行任协理，以为有姑父做靠山，生活放荡，常与人争强斗狠。1935年夏，阎述先乘人力车路过柳巷南口时，因警察未能及时给他的人力车夫疏通道路，顺手扬起文明棍将这名警察打得头破血流。此举激起全市警察的愤怒，警察局长程树荣当即据报请示缉拿惩治。阎锡山略一思忖，提笔批了8个字：“依法严惩，决不姑息。”阎述先闻知姑父大义灭亲，吓得从省府汽车管理处借了一辆免检的红牌小汽车潜逃回老家河边村，深居不出长达数月之久，从此再不敢拉大旗作虎皮了。
阎锡山惩治属下贪官污吏，更是别有一番招数。
1942年6月里，他吩咐侍从秘书室特制印章一枚，上刻“匪首”二字。并嘱咐主任秘书凡由阎锡山签之公文，一律加盖“匪首”图章。这样的公文一发出，军政要员、地方官吏惊函纷至，要求对此事“彻底追查，严予惩办。”
阎锡山见到反映信件，极为高兴，并将“手谕”寄发大小诸官，云：“你们见我的名字上盖上‘匪首’印章，深为不快，并表示义愤，表现了你们爱护领袖的忠贞。但这件事乃由于军队、行政有扰民害民行为，致使人民骂我为匪首。欲除此污，责在大家。望我军政人员，不再侵民扰民，则此污可脱，此耻可雪，此章即可废弃不用矣。”
阎锡山抠门儿，更是抠得成了精。一者是因为山西财政不宽裕，不得不精打细算。再者是出于阎锡山本人的商人习性。
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和谈。为了说明自己的主张正确，他以一个故事作比喻。他说：“太原开古董店的老板，都是花言巧语极富生意经的。比如一个康熙瓷瓶价值6元大洋，他开口就要9元。顾主还他8元，他连声说，瓶子是8元5角买进的，由于你的诚意，我可按本钱卖给你，可你无论如何不能叫我赔钱呀。顾主听他讲得有理，被感动了，就以8元5角买下。可这一来，恰恰上了古董商的当。现在与共产党言和，就和向太原古董商买古董一样。”
如此匪夷所思的比喻，却正是阎锡山念念不忘的思路。这种精明算计的抠劲儿，曾经在紧要关头，给他带来致命的打击。
中原大战时，阎锡山被冯玉祥、李宗仁推举为反蒋联军总指挥。他在北平设立军政府，宣布与蒋介石把持的南京政府完全脱离关系，向驻北平的各国公使代办发出照会，俨然以一个独立主权政府的面目出现。随着战事进展，蒋介石已取得明显优势，拥有30万大军，标榜“中立”的张学良，也就渐渐将倾斜的重心移向蒋方。加上阎锡山限于权力和财力，派往东北的代表开价太低，在张学良面前备受冷遇，情况就更是急转直下地恶化。阎锡山派往沈阳的代表，只有500元活动经费，应酬场合，不敢露面。后来贾景德等人去后，经费仍然是捉襟见肘。
一次，张学良的秘书直言不讳地提出要山西资助军费，开口就是300万。贾景德不能做主，忙报告阎锡山，阎锡山咬咬牙答应给50万。而蒋介石那面，情况全然不同。蒋介石派吴铁城等人到沈阳，在中国银行开了账户，允诺只要能拉住张学良，就可不拘数目，随时提用。吴铁城用金钱把张学良的左右都收买下，因此，对张的一举一动，都能了如指掌。张学良要军费300万，吴铁城一口答应给500万。蒋介石还特意在东北兵工厂买了10万支枪，每支价格比市价高出25元，等于白送给张学良250万。此外，南京政府答应另外再拨给东北1000万，用以整理奉票和偿付外债。
除了金钱，蒋介石在政治上也开出大额的优惠清单：允诺由张学良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由其部下任平津卫戍司令和河北省主席；胜利后，冀、察、绥、鲁四省及平津地区由张学良全权管理。
由于实力悬殊，阎与蒋争拉张学良，本来就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拉力赛，而阎锡山的小奸商作派又何能与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历练出的海派气势相提并论？军阀之间，政治也是经济的继续。如此丰厚的报酬，当然有极大的诱惑力。张学良本来就是要坐收渔人之利的，加上张的左右无不主张拥蒋倒阎。张见时机已到，于是表示拥蒋反阎。张同时也在公开站边之前将自己的意思透给阎锡山，我现在要出兵打你了，看在和我老张家两代人的交情上，所以先给你老打个招呼。
但阎锡山的这种抠劲儿，又在另外的重大事项中，显示出为令人称道的节俭。在建设横贯山西的同浦铁路的过程中，也正是靠着项项工程精打细算，以有限的财力，办了更多的事情，以当时最低的成本，建成一条给山西带来巨大效益的铁路。
不过，为了防止其他省的军队乘火车长驱直入他的“独立王国”，阎锡山竟然别出心裁地命令将同蒲铁路的铁轨铺得比全国的铁路都窄一些，致使所有进入山西的火车都得停在省境上换车轮。这一怪招，在给山西人带来麻烦的同时，在一定时期也的确对外发挥了某种“屏蔽”作用。
阎锡山一生功罪在案，人们对他也是有褒有贬。但对他的大力兴办社会慈善事业，却是有口皆碑，为民众所称道。
阎锡山从小就接受了民本的思想熏陶。他去日本学校学习期间，又得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教育。这样，民本、人文两位一体的理念强化了他的思想。当他山西大权在握以后，这种思想支配了他的一系列行动。
据说，有一次他在外祖母家吃饭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出来一看，在这小堡的唯一东西长街一侧，有一对双胞胎弃婴，观者如堵。他于是分开众人，把这两个婴儿抱回了外祖母家。人们说他是个“大善人”，当下给他说了很多很多关于穷人的事，什么有的穷人无法养活娃娃们呀，什么残疾人被饿死呀，什么孤寡老人寻死呀，还有具体事例呢，让他想个好法子来解决一下这个社会问题。阎锡山心想，这是个社会问题，从古至今就存在。自己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但也要在管辖的地盘上努力。
不久，阎锡山委托村里亲戚，用自家的钱，在家乡河边村的后陈堡上兴建一座收婴抚孤的慈善院。在兴建的整个过程中，阎锡山从太原和外地写了几封信，询问情况，调整结构。河边慈养院大工告竣时，阎锡山亲程赶回，做了详尽的布置。没多长时间，能收容三百人的食宿院就满了。阎锡山有点犯愁。他撰文让社会上关注这一问题，同时以督军府名义发文，在各地兴建一些社会慈善建筑设施。这项事业也得到了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的鼎力支持。老先生拿出一笔数目可观的巨款，在五台、崞县、定襄等地施舍兴办慈善事业。对河边乡党，阎锡山更有特别照顾，逢年过节，阎锡山都安排人给那些“过不了年”的穷人们送去白面、莜面等。在平时，凡达到一定年龄而娶不起媳妇的河边老光棍，阎锡山即派人送去40块银元，帮助老光棍们成家。
阎书堂老先生去世前口嘱阎锡山，把他留下的家资除留给有关家人外，不得用于军火方面，要继续用于社会慈善事业。这些，在阎锡山的家乡一带的耄耋老人，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