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是清废帝溥仪的师傅（担任南书房行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派人把溥仪帝逐出皇宫，王国维不离溥仪左右，内心颇受震荡。同年12月他在致狩野书中说：“一月以来，日在惊涛骇浪间……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逼近北京之时，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那天是阴历五月初三。其时，由于颐和园游人甚少，待救起时，王国维已停止了呼吸，时年五十一岁。
人们从他遗体的口袋里，翻出了一纸遗书，上面模模糊糊地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于是后来的研究者大都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事实上并非如此，他的真正死因与同为国学大师的挚友罗振玉有关。这一点，在溥仪的自述中已得到了澄清。
王国维（1877―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哲学家，国学大师。生平著述六十二种，批校的古籍逾二百种。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时人更是誉之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王国维家境清寒，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早年读书并习贾于茶漆肆，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治学精进不穷，尤于书法、画理用力最勤，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他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聪颖好学，少年时代就喜欢金石史学，青年时考取了秀才，后曾两次应乡试，但不幸都落榜了，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
为了谋生，他在乡间教有钱人家的子弟识字，赚几个糊口钱。后因在上海工作的海宁同乡许家腥辞去时务报馆文职书记一职，需要有人代替，于是许家腥便介绍王国维去顶这个空缺。对这个差事，久居乡间的王国维自然是喜出望外，世纪之交的大上海风云际会，各种新学方兴未艾，这是他学习新学的一次绝好时机，何况工作与学习两者可兼顾，真是何乐而不为。
于是王国维欣然前往上海这个他梦开始的地方。1898年正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由水路抵沪，入时务报馆工作。时务报馆给他安排的活儿很多，都是一些校对、抄写和代理写信的事务性工作。《时务报》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为旬刊，初由梁启超任总编辑。这是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以“域外报译”为主，同时开设言论栏目，主要宣传进化论，倡导学校废科举，设议院兴民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呼吁捍卫民族独立。该报在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中的爱国分子中引起了很大影响，是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国人报刊，发行量最高达一万七千份。
在《时务报》里，王国维结识了康门弟子欧榘甲，并师从于他做学问。王国维在给父亲王乃誉的信中，讲述了欧榘甲的为人为学，父亲王乃誉当时曾在日记里这样记道：“静师欧公，示以传孔教、重民权、改制度。其行则曰‘仁’，曰‘诚’。其书重《六经》‘公羊’，董子《春秋繁露》，《宋元学案》。”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时务报》内部长久以来存在的“浙派”和“粤派”之争，致使梁启超、章太炎和欧榘甲等先后离开了《时务报》，所以王国维并没有与良师欧榘甲有太多的交往，更没有见到他十分崇敬的梁启超先生。此时梁启超已经离开时务报馆，应谭嗣同邀请，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教。梁启超当然不会想到，他离开报馆后，这个来打工的青年人不平常，后来成为和他一起就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事，与他和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当时管理《时务报》的汪康年和汪诒年兄弟并没有看重王国维的才华，给予王国维的薪水也要比许家腥任职时少得多。为此，王国维感到很苦闷，理想的阳光实在难以照进现实之窗，几次想要离开《时务报》，由于要学习日文，不得已才继续工作，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
在上海，王国维遇到了对他一生很重要的人物罗振玉。罗振玉也是浙江人，比王国维大十一岁，在十五岁时考取了秀才，但在乡试中却落榜了。他与王国维一样，也毅然决定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选择他喜爱的金石文史。他后来在这方面深有造诣，成为当时名震一时的年轻学者。甲午战争之后，罗振玉致力于新学，他自筹资金创办了学农社和《农学报》。看到当时日本因明治维新摆脱了积贫积弱的状态后，他认识到翻译日文著作，把日本的成功经验介绍到中国来是当务之急。于是，他自己出资聘请日本人藤田剑峰翻译东洋的农学著作，并成立了学习日文的东文学社。
当王国维看到罗振玉的东文学社在邻近的新马路梅里福开办时，便产生了学习日文的想法，虽然留学的梦想因为家境贫穷的原因破灭了，但是学习日文也同样可以接触到很多新学的知识，于是在征得汪氏兄弟的同意下，他每天可以在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的日文。
在一次罗振玉巡视学员的学习情况时，他发现了王国维写的一首《咏史》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心里顿时产生钦佩之情，要结识这位才子。之后，罗振玉在与王国维的交流中，感受到王国维有非凡的才华和超强的领悟能力，也了解到在《时务报》供职的王国维的苦闷。由于在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汪氏兄弟还特意加重了王国维的工作量，并扣掉了他一部分工资。于是，罗振玉决定免除王国维在东文学社学习的一切费用。
自此，罗振玉成为王国维生活的扶助者、事业的提携者和学术研究的领路人，同样也是王国维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知己。
东文学社聘请日本教员数人，以教授日文为主，兼开英语和理科课程。入学社后，王国维有了系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机会。每天上午在时务报馆工作，下午赶往学社学习，王国维初到上海的日子过得很累，但也很充实。也是在这个时期，王国维从日本教员田岗岭云文集中知道了康德、叔本华，开始对西方哲学感兴趣。
时务报馆解散后，罗振玉把王国维暂时安置在上海农工商总局的《农学报》，他还聘请王国维担任东文学社的庶务，月薪三十元大洋，这不菲的收入，足以够他养家糊口，同时，他还可以认真地学习日文，进行翻译工作。王国维一直想留学，去学习更多的新东西，罗振玉也对王国维这一想法表示支持，并承诺要资助他留学东瀛。
1901年2月，由罗振玉资助，在日本教师藤田帮助安排下，王国维踏上了留学日本的轮船，实现了多年的留学梦。12月，入东京物理学校，白天学习英语，晚上学习数理，颇为几何学所苦。不料到春天，由于营养不良，脚气病发作，只得提前回国。
王国维在老家治疗休养一段时间，稍有恢复，就投入了《教育世界》的编译工作。《教育世界》是中国近代第一本教育杂志，由罗振玉出资，刊行于上海。王国维参与杂志编辑工作，是事实上的主编，主要负责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编译。1904年第一期开始，对杂志进行改版，在编译国外教科书、引进教育政策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开设专栏，更注意兼收哲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内容，翻译介绍外国作家作品。以哲学、文学、美学方面为例，《教育世界》除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等人，还出现了格代（歌德）、卢骚（卢梭）、托尔斯泰、莎士比（莎士比亚）、白衣龙（拜伦）等人的名字。《教育世界》还发表了王国维自己写的一些哲学、美学论著，如《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人间词话》等。《红楼梦评论》是从对哲学的兴趣中引发的课题，这篇发表于1904年《教育世界》的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批评专著。
在《教育世界》杂志成功创办后，去日本考察数月的罗振玉，回国后便接受了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一职，他了解到王国维喜爱哲学方面的书籍，便自费买了大量哲学方面的原版西方哲学书籍供其阅读。1903年，经罗振玉的介绍，王国维到张謇办的通州师范学堂任职，在这里供职一年多后，接着在苏州学堂任职。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罗振玉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王国维又跟随罗振玉一家京城谋生，并由罗振玉在学部为他谋了一个职务，并让他住在自己家中，这样既可共同探讨学问，还可以让家中仆人照顾王国维的生活。在京城供职的两三年内，王国维先后失去了父亲、妻子、继母三位亲人，这使得他悲痛欲绝，幸好有老朋友罗振玉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感到这个世界还有几许温情。
辛亥革命爆发后，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帝制顷刻间土崩瓦解。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之际，身为朝廷四品大员的罗振玉害怕自己会成为革命的对象，而且他还收藏了很多图书、器物，一旦被没收，多年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所以他急切希望寻找到一处避难之所。而当时的王国维还是朝廷中不入流的角色，按理说，可以不用避难，但当他想回到老家海宁时，船票已经疯涨了几倍，并且很难买到，再加上当时他也是一个学术至上的人，很需要一个清静之地治学，于是与老朋友罗振玉又是同进退。他们经过一番商量后，决定听从朋友的安排，前往日本，这样王国维便开始了流居日本五年多的生活，故地重游，自然是颇多感慨。
罗振玉和王国维寄居日本京都，在这里他们共度了四暑五冬，研究学问，朝夕相守。在罗的影响下，王弃文学而转向经史考据之学，不仅在学术研究方向上，而且在思想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连平日非常崇慕的西洋文化也绝口不提了。
王国维这次在日本谋生的日子更为拮据，主要依靠罗振玉每月一百元的资助来养活一家人，王国维虽然也去找了几份工作，但收入很是微薄。不过来到日本的罗振玉却是感到非常庆幸，因为他完整保存了大量收藏的图书和古器物资料，在他和王国维整理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图书竟有五十万余册，还有多得难以计数的甲骨器物。如此丰富的藏品是罗振玉用办杂志所得和全部的薪水换来的，而这些珍贵的藏品也为他们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乃中国文化之幸事。
由于这段时间王国维和罗振玉几乎是朝夕相处，所以也开始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合作和思想上的真正交流。在此期间他们对古代的封泥产生了兴趣，封泥就是在扎捆简牍的丝绳两端或是交叉的地方用黏土固定封存，并在黏土上钤印以备验证，这块盖有印章的泥土就被称作封泥。由于简牍易腐烂很难保存完整，就更不要提封泥了，所以，能见到的封泥都属于极其珍贵的文物。罗振玉以其学术的敏感与前瞻性，曾经收集了一些这种封泥，而王国维在前期也写了《封泥考略》、《齐鲁封泥集存》两篇关于封泥的文章，颇有影响力，于是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投入到对封泥的研究当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有很多珍贵文物被倒卖到外国，有一个研究汉学的匈牙利学者沙畹就借助这些从中国掠得的简牍著书立说，并把其中一本未出版的书寄给王国维。在读了这本书后，他们发现书中有很多遗漏和错误之处，这样他们就决定对这本书进行校改。他们分工合作，历经三个月的精心研究，著成了《流沙坠简》一书，全书共分三卷。罗振玉负责其中的小学、术学、方伎及残损或字迹不清简牍的考释，王国维则专门对记述有汉代屯戍边军事方面内容的残损简牍进行考释。这是他们相识十五年来的首度合作。该书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研究简牍的著作。
这段时间，他们还对甲骨文的研究狠下工夫。在罗振玉所搜集的甲骨文中，他们真正感到对甲骨文的考证与释析的重要性，但他们研究的侧重点是略有不同的，罗振玉比较倚重对甲骨文的释析，而王国维则是通过这些文字的背后来考证殷商时期的社会历史。罗振玉深感自己拥有这些甲骨，研究甲骨文是责无旁贷的事情，于是在他精心的编撰下，经过数十天的闭关撰写，终于完成了《殷虚书契考释》的初稿，并邀请王国维与其共同商讨，进行修改，而通过王国维对书稿的锤炼，自然使得书稿的文字更趋成熟与完美。在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中，他们通过各自观点的鲜明透析，为后来学者研究甲骨文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是罗、王通过倾力合作成就的学术成果，也是后世一直称赞的“罗王之学”。
“罗王之学”以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出土新资料为研究对象，以重建中国上古史为目标，进行了划时代的研究，把中国历史向上推进了一千余年，从而取得了让世人惊奇的卓越成果。罗振玉在学术上识断过人，精力旺盛，多有开创之功，而王国维则承继其后，展开精密深邃的研究，将新出现的诸多学科推进到更高的水平。
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时局动荡和清王朝灭亡，结合所思所感，有不少诗作问世，编定诗集《壬癸集》。这一时期，他学术上颇有成就。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
王国维不愿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罗振玉，遂于1916年回国。在哈同“广仓学窘”《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甲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做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参与编摹《浙江通志》，为江南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编《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等。并将辛亥以来重要的研究成果，编成《观堂集林》，其中《艺林）八卷、《史林》十卷、《杂林》二卷，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此时，罗振玉还是继续留在日本，生活也过得比较艰难。然而，他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他让王国维在国内帮助收购和鉴别古书画来转手卖给日本人，赚取其中的利润差额。
1919年，罗振玉一家也回到国内，并开始筹划将三女儿罗孝纯嫁给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的事情。为了在晚清的小朝廷上大捞一笔，罗振玉成为了保护清王朝的“铁杆”遗老，他也极力拉拢王国维一起进入晚清小朝廷中。溥仪对王国维的学识非常赏识，特诏他为南书房行走一职。而在王国维一直推迟任职时，罗振玉写了多达五六封的信件敦促他立即北上，因为当时，他正与得到溥仪赏识的另一位遗老郑孝胥势不两立，一旦王国维任职，便可以成为他的眼线监视朝廷内部的一些事情，并及时汇报到他那里，俨然王国维已经成为罗振玉政治上的一枚棋子，也可以说是罗振玉在利用王国维。
王国维在担任南书房行走期间，与罗振玉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一次，王国维准备把自己整理出版的一部著作《观堂集林》进呈溥仪，当在天津的罗振玉通过书信来往得知这件事情后，也希望他把自己的《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和《殷虚书契考释》一起进呈，王国维此时并不想自己成为遗老中斗争的棋子，于是婉言拒绝了罗振玉的请求。
王国维的这个反应，是罗振玉没想到的。当罗振玉收到王国维的回信后，非常愤怒，要求他把书托人带回天津。随着罗振玉与郑孝胥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他联合升允并希望王国维一同来弹劾郑孝胥。但王国维又一次拒绝了他，这是一直认为王国维非常听从自己安排的罗振玉所不能接受的。两人的关系就此出现了裂痕。
在冯玉祥发动政变后，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遂有崇仰他学问的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学术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论殷周、释甲骨、释钟鼎，处处卓绝，语语精到，皆出于自己的心得、发明和独创。
人到中年的王国维，不幸遭遇了丧子之痛。他的长子王潜明当时在海关任职，待遇很不错，谁知年仅二十六岁时就患不治之症而撒手人寰。在王潜明的丧葬上，罗振玉前来吊唁，在女婿入殓后，不告而别地带走了自己的女儿。关于这件事，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回忆道：“潘夫人（王国维第二任妻子）处置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则讲道：“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并把来往信件点火焚烧……”正为中年丧子而极度伤心的王国维对自己的知己、儿女亲家罗振玉无缘由地带走自己的儿媳，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
在儿子故去的善后处理方面，王国维与罗振玉再次产生矛盾。王国维为儿媳罗孝纯的将来考虑，把海关所给的抚恤金全部寄给罗孝纯，然而王家儿媳却出乎意料地拒绝接受丈夫的抚恤金。王国维几次把汇票寄去，几次又被退了回来，但在每次写给罗振玉的书信中，他还是尽量做到语言委婉，生怕伤到了两人的感情，可是罗振玉回信的言辞越来越激烈，最后竟写了一封绝交的书信。信中说道：“弟公垂交三十年。方公在沪上，混豫章于凡才之中，弟独重公之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荆去棘之劳。此三十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圣人之道，贵乎中庸，然在圣人已叹为不可能，固非偏于彼，即偏于此。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至小女则完全立于无过之地。不仅无过，弟尚嘉其知义守信，合圣人所谓夫妇所能，与尊见恰得其反。至此款，既承公始终见寄，弟即结存入银行，而熟筹所以处之之策。但弟偏于博爱，或不免不遵从耳。”
在这份绝交信中，罗振玉以崇尚博爱的墨子来比喻自己，指出自己在三十年交往中一直无私援助王国维，从来没有怨言，而却把王国维比作主张“重己”的先秦哲学家杨朱，认为王国维很自私，知恩不报。这自然是王国维不能接受的。两人长达三十年的友情，就此画上了句号。
此时的王国维正是知天命之年，在经历丧子和知己绝交的双重打击之下，悲从中来，于是便选择了自沉颐和园昆明湖来结束这种了无生趣的人生。一颗学界巨星就此陨落了。
王国维的自杀，使罗振玉感到十分的愧疚与悲痛。他静下心来为王国维整理了一些书稿，以慰藉自己为之不安的灵魂。但他同样也做了一件不能让人原谅的事情，那就是仿照王国维的笔迹来上奏溥仪说王国维是看到清廷的境地才自杀的，这为后世研究王国维是不是遗老问题蒙上了一层面纱。
于是王国维为清室殉难的说法广为流传。当时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吴宓曾为王国维治丧，他认为“世传似是而非”，据他所知“王国维并不留恋清王朝，但看到很多士人在民国肇始之前，怒骂革命党，秽詈万端。等到民国建立，他们急转弯剪辫子、穿西装，高喊民主、共和。王国维深以为耻。为了表示对这种无耻投机的愤慨，他就以蓄辫子、穿马蹄袖来表示品德之分……”
后来，末代皇帝溥仪著书澄清了这件事情。溥仪在其自述中说：“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送来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侧悯……加恩予忠？，派贝子溥？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两千元……’罗振玉于是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非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
“那时我身边的几个最善于钩心斗角的人，总在设法探听对手的行动，手法之一是收买对手的奴仆，因而主人的隐私，就成了某些仆人的获利资本。在这上面最肯下功夫的，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一对冤家。罗振玉假造遗折的秘密，被郑孝胥通过这一办法探知后，很快就在某些遗老中间传开了。这件事情的真相当时并没有传到我耳朵里来，因为，一则法业已赐了，谁也不愿担这个‘欺君之罪’，另则这件事情传出去实在难听，这也算是出于遗老们的‘爱国心’吧，就这样把事情给压下去了。一直到罗振玉死后，我才知道这个底细。近来我又看到那个遗折的原件，字写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国维的手笔。一个要自杀的人居然能找到别人代缮绝命书，这样的怪事，我当初却没有察觉出来。”
溥仪回忆录中提到的罗振玉编造的遗折是这样写的：“臣王国维跪奏，为抱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州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晏安……请奋乾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清废帝溥仪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这个“遗折”确实是罗振玉命其第四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的笔迹写下的，他对此并不隐讳。其外孙刘蕙孙回忆说：“1929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罗振玉号雪堂）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王国维字静安）的友谊，最后说：‘他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
王国维死后，罗振玉说过一句公道话：“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这算是对这两位国学大师恩恩怨怨几十年的最好注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