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名中外的晋商在称雄明清商界五百年的辉煌历史上，有三个光彩夺目的“亮点”，那就是盐业、茶叶和票号。明清以来，运销俄国的茶叶几乎由晋商垄断，并形成了一条由中国南方到欧洲的腹地，可与“丝绸之路”媲美的国际商路――“茶叶之路”。在这条万里茶路上有一个堪称中流砥柱的晋商望族，那就是被《山西外贸志》称之为“外贸世家”的榆次车辋村的常家。
榆次的常家，是晋商大家，在晋商中以外贸著称。
据《山西外贸志》记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众多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最长、历史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商中‘外贸世家’。”
汾阳路履仁先生目睹晚清恰克图商业状况，撰文说：“买卖城内由一东西向横街和三条南北巷子组成，西巷有常家的大泉玉，中巷有常家的大升玉，东巷有常家的独慎玉。”
榆次常氏家族在晋商中崭露头角，在商界打开一片新天地，进而在市场上呼风唤雨，是从常家第八世的常威开始的。
常威走西口
康熙年间，晋商几乎垄断了塞外贸易，这些叱咤风云的晋商都集中在晋陕官道沿线晋中一代。榆次车辋村距离此官道数里之遥，常家至此已经传至第八世的常威，他耳濡目染这些大户的阔绰与传奇，不禁“于我心有戚戚也”。
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加入到了走西口的大军里，回来的人都说，虽然走西口的路上很无奈，但西口外的世界很精彩。
常威终于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前后，与乡党一起结伴离开故土，毅然前往张家口，走入走西口的人潮中。
张家口是中原汉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沟通的桥头堡，也是俄国与中国内地交易商品的集散地。此时清朝正进入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以长城为界、中国内地与北部少数民族地区、东北地区的国内贸易日渐增长，开始向东部扩张的俄罗斯也久仰中国商品。康熙二十八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受政府保护的中俄贸易正式拉开帷幕。俄国商人已经非常清楚地辨别出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物华天宝的国度可以带给他们巨大的利益。常威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身背简易行装，徒步踏上了西去的漫漫长路。
在当年走西口中发家的晋商先驱中，常威是其中文化素质最高的一位。常威饱读诗书，对什么书都爱看，幼年读书就喜好研读《周易》和中国道家五行文化，对占筮和八卦很感兴趣，对金木水火土这些可以说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中的诸要素，简直熟悉到如数家珍的地步。
《周易》历经数千年之沧桑，对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或是《黄帝内经》，无不从《易经》里获得过营养。《汉书？儒林传》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大医学家孙思邈曾经说过：“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周易》在西汉时期就被列为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之首，在我国文化史上享有最崇高的地位。
寒门出身的常威没有舍得花盘缠袋里有数的那点银两，靠着沿途给人看病和算卦为生，由于他算的卦好多都应验了，所以沿途有不少人找他来算卦。这样下来，常威不但不用花钱，反而有了若干积累，尽管数量不是很多。
通过张家口到口外去，是当年走西口的诸多线路中最东面的一条线路。当时像常威一样想在口外谋生的人成千上万，唯一不花钱就到达张家口的，恐怕就常威一人了。
常威吃苦耐劳，生活节俭，精明干练，是一个很能适应市场的开拓者。常家之所以能从零开始，逐渐发展壮大，正是因为有常威这样吃苦耐劳、不畏艰辛、敢冒风险的奠基人。由于带的银两少，不能做大买卖，常威在动脑筋摸清行情后，凭小本钱购进了一些棉布，做起了行商。走街串巷，沿街叫卖，不论天阴下雨、下雪，天天如此。这样，经过两三年的艰辛拼搏，常威渐渐积累了一笔资金。
常威在沿街叫卖中发现，老家榆次盛产的大白布，在这个市场上没有，这个产品的市场空间一定会很大！商机稍纵即逝，事不宜迟。于是，他选择在最繁华的鼓楼底开了一个小布店，常氏小布店专门经销榆次大布。榆次大布幅宽、线紧、耐磨，在北方市场颇有名气。
俗语说得好，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之人的。榆次大白布因为厚实耐磨，极受北方严寒地区人们的喜爱。常威的大白布生意越做越红火。
张家口是关内外货物的集散中心，常氏布铺经营有特色，所以在商铺林立的张家口生意也很兴旺。更为重要的是常威遵循儒家道德，恪守诚信，视信义为生命，使这个常氏小布店很快就名声大振。
也是上苍垂爱常威，几年后，他就遇到了一个百年难遇的大买卖。这一年春夏之交，张家口一带有一位王爷去世了，官府命令百姓集体穿孝，市场上的白布很快就销售一空，供不应求。正好此时常威从榆次进回一大批白布，转眼间就都出手了，而且售价都高于平日。
这个偶然的机会让常威大赚了一笔，加上平时的积蓄，他决定开一个像样的布匹店铺。
康熙五十年（1711年），常威终于如愿以偿，租赁铺面开办了常家第一个商号――“常布铺”。从此，常家从“行商”到“坐贾”，经营范围也由布匹扩展到绸缎等诸多产品。
栉风沐雨后，终于见彩虹。常威用了十年时间，在张家口的市场上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张家口的经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蒙古民族的毛皮、马匹通过这里销往内地，而内地的布匹绸缎和各种杂货也要通过这里运往蒙古牧区和俄国。常威利用这样的地理优势，扩大了商品经营范围，开设了常家第一个商号“大德玉”，除经营布匹外，还兼营杂货、茶叶。常威在“大德玉”商号中采取了以货易货的方法，以茶叶、布匹、绸缎等从蒙古等地换取马匹、毛皮货。因为这是一种两头挣钱的生意，所以买卖很兴隆。随后，常威又以“大德玉”的字号创办了一个专营茶叶的商号，并在湖北和蒙古都设有分号，专门从江南进茶叶，运往蒙古销售。茶叶是蒙古牧民的生活必需品，蒙古人崇尚信义，常威以诚为信，不瞒不欺地经营优质茶叶，很快就在蒙古人中建立起了较高的威望。常威和他的伙计们搞的是长途贩运，北至俄国边境，南至大江两岸，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收获，常威的生意逐渐发展壮大。这时的常威仍然是自兼掌柜，所有事务都是一手经营，而且生活也很简朴，过着夏无布帽、冬无长衣、食无兼味的生活。他将经商挣来的银子不断用于商业的扩大经营，到了雍正初年，常威便成了晋商中的大户了。
随着边境贸易需求的日益增长，雍正五年（1727年）签订了《恰克图条约》――中、俄两国签订的规定中俄在蒙古北部边界（中段边界）及政治、经济、宗教等诸方面的相互关系的条约。《恰克图条约》使俄国得到了领土、贸易、宗教等项利益，但对其侵略野心起到某种遏制作用，中俄中段边界得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安宁。
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旧市街划归俄国，清朝于旧市街南另建恰克图新市街。条约还规定，准许俄国商人贸易，其人数不得过二百人，每三年可进北京一次。1729年清朝立市集于恰克图，并派理藩院司员驻其地，监理中俄互市。汉人称互市地为买卖城。1737年，停京师贸易，对俄贸易统归恰克图办理。1762年，置库伦办事大臣，专理俄罗斯贸易。
常威敏锐地看到，中俄可以互做生意了。地域非常辽阔、领土面积巨大的俄罗斯，在他眼里是一块特大号的诱人“蛋糕”。
张家口紧临北京，常威近水楼台先得月，对俄贸易捷足先登，他以张家口为据点，向周边地区、山西北部、口外的归化、包头、库伦、多伦诺尔、以及京津、东北地区扩展分号。
常氏企业在常威的时代，还没来得及去开拓俄罗斯的市场，这一使命后来在常威的三儿子常万达手上得以实现了。
常威从来不做暴利生意，生意不管大小，他都一丝不苟，精心打理，“薄利多销，质量第一”是他的经营宗旨和致富名言。
常威是从事商业经营的，他认为，货物只有通过快速流通，才能产生利润，流通的次数愈多，流通的数量愈多，利润才能愈多。因此，他奉行薄利多销。货物的质量更是关键，只有质量好，才能有信誉，才能卖得快、销得多。他把这些通过多年经营实践悟出来的商道，贯彻到他的经营活动全过程。他要求手下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生意应斤斤计较，买卖应质量第一。
到了乾隆初年，常威已经创立了“大德常”、“大德玉”两个颇具规模的商号。
常家在经商的过程中，不仅慧眼独具、出手果断，而且很注重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使自己艰辛开创的事业可持续发展。常威在雍正年间，便将大儿子常万？带在身边，让他学习经商。在商海波涛中弄潮，往往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利益与风险同在，常万？耳濡目染，细心揣摩，很快成为精通商务的行家里手。次子常万旺，对商业不感兴趣，一心只想作务农桑，陶醉于桑麻之乐，常威对其也不勉强，在张家口郊外买了一些土地，让常万旺去经营，常万旺雇了一些庄稼人为自己干田里的活，自己逍遥自在地做起了一方地主。兴趣来时，他也常常亲自下田干活，去感受田园之乐。三子常万达，康熙五十六年（1718年）年出生，从小聪明好学，一直留在老家私塾中学习，经历了十年寒窗之苦，考取进士很有希望。常威回乡后，经过了解，发现常万达的品德与学业皆非庸俗之辈，处处高人一等，如果搞商业同样一定会有所成，就执意让常万达弃儒而继承父志，走“学而优则贾”的道路。结果，常万达和常万？一样，均不负父望，兄弟二人很快都成了晋商中的佼佼者。
年事渐高后，常威萌生退意，有意将孩子们推到了前台。他在还乡养老之前，将两个字号，分别交给长子常万？、三子常万达经营，使常家逐步形成“南常”、“北常”两个商业集团。“南常”以常万？为代表，堂名为“世德堂”；“北常”以常万达为代表，堂名为“世容堂”。
“南常”与“北常”这两个集团，互为援引，携手发展，成为张家口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大商家。常万？注重以张家口为大本营，稳扎稳打，向国内各大小城市延伸。常万达的目光更远大，他毅然采取了向俄、蒙发展，搞国际贸易的方略。
“退休”后的常威则专心教孙读书。名菜“酱梅肉”的诞生还与他有关：教孙子们读书时，常威发现这些个读书郎嫌腻，常将菜中白肉挑出。一次，有人给他送来了一罐酱豆腐，常威灵机一动，将白肉蘸酱豆腐吃，果然咸香不腻了。于是他叫厨房每次制作肉时必加酱豆腐相蒸，取名“酱梅肉”，夹在馍里给这些读书郎吃。久而久之，“酱梅肉”在山西晋中一带传播开来，进入了八碗八碟宴席当中，成了一道山西地方特色菜。
常万达独创“千两茶”
常万达也是常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高瞻远瞩，果敢出击，引领常家从单纯的小买卖走向辉煌，在极其具备垄断性质领域的茶路上，南下买茶山，北上开辟俄国市场，德昭四方，财雄天下，独领风骚二百年。
分家后的“南常”建立了“大德川”商号，常万？继承父业稳扎稳打，以布匹、绸缎、日用百货为主，陆续在大同、繁峙、成都、汉口等地创办了大德川、大德美、大德成、大德瑞、大德正、大德旺等十个以“德”字为标志的字号，号称“十大德”，形成了一个以张家口总号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商业网络。“南常”于1918年没落，前后经历了二百年。
“北常”掌门人常万达独树一帜，他从父亲手中接管了“大德玉”，将其业务发扬光大，其目光看得很远，热衷于开拓更为广阔的海外市场。
1755年清政府限制俄商进京贸易，把恰克图作为“陆上码头”，所有俄商贸易皆在恰克图交易。常万达看准了这一契机，决定迁居恰克图，发展对外商贸，把茶叶生意做到俄国去。
常家从此开启了对俄贸易的征程。常万达的不懈努力，使常家成为赴俄罗斯经商的国内第一家商号。
常万达确立的茶商帝国，跳跃着辛劳和智慧的音符，是古代茶叶经销史上的辉煌乐章，是一部雄沉宏厚的交响乐。
常万达与他的伙计们北越大漠，栉风沐雨，风餐露宿，风雨无阻，行商于库伦和恰克图等地，以万丈雄心，拓万里茶路，从事对蒙、对俄贸易。经过常氏几代人的奋斗，终于使常家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外贸世家。
为了将茶叶的生意真正做大做强，常家在晋商中首先采取了茶叶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方式。即：自行在福建武夷山购买茶山，组织茶叶生产，并在福建省崇安县的下梅镇设庄，精选、收购茶叶。同时，自行创立茶坊、茶库，将散茶精制加工成红茶、砖茶，妥为收藏。每年茶期，雇佣当地工匠达千人，然后陆地用车马运输至河口（今江西省铅山县），再用船帮，由水路运经信江、鄱阳湖、长江至汉口，沿汉水运至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社旗镇（今社旗县，当时，晋商称之为十里店）。而后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山，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再于鲁村换畜力大车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归化，再换骆驼至库伦、恰克图。
在企业运作中，某个经营手段领先同行一步，往往就意味着滚滚财源，所以其经营的优势也就越来越大了。
到清代，俄罗斯人普遍饮茶。其西伯利亚的游牧、渔猎民族，已达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涅尔斯克（尼布楚）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龄，都嗜饮砖茶。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做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喝茶的人可以喝十杯到十五杯。不论你什么时候走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招待你。”（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
十八世纪中叶，俄罗斯对茶叶的需求与日俱增，俄国上流人物皆以穿丝绸、喝砖茶为荣。以走西口后远涉他乡的晋商为主的中国茶商，在与俄罗斯的茶叶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这些中国茶商的领军和主力，就是常万达及其麾下的常氏集团。汾阳路履仁先生目睹晚清恰克图商业状况，撰文说：“买卖城内由一东西向横街和三条南北巷子组成，西巷有常家的大泉玉，中巷有常家的大升玉，东巷有常家的独慎玉。”
在清代，恰克图是中俄边境重要通商口岸，它的建立成就了许许多多的商人。雍正五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界约》，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市场。中俄双方在此建城互市，俄方市圈称为恰克图，中方市圈称为买卖城。买卖城是晋商所建。恰克图和买卖城仅以木栅栏相隔，不久便出现了“万货云囤，居然一都会也”的胜景。《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一书中写道：“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它通过自己的贸易活动将人民的财富和富有生机的汁液输送到整个西伯利亚！草原腹地恰克图腾起的商业风暴波及欧亚。”对此新事物，远在欧洲的马克思也曾有描述：“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决定双方所供给的商品交换比例――因为货物完全是物物交换。中国方面交换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方面是棉毛织品。”
每年茶期，茶叶加工好后，常万达就在茶山当地雇佣近千人的运输队伍，然后陆地用车马运输至河口（今江西省铅山县），再用船帮，由水路运经信江、鄱阳湖、长江至汉口，沿汉水运至襄樊，转唐河，再换骆驼至库伦、恰克图。从恰克图再北上，运送茶到俄国的莫斯科等地销售。
这条跨国茶路，从风和日暖、绿树成荫的南方，到冰天雪地，寒风呼啸的新西伯利亚，遥遥万里。由于运输的距离很长，在路上一走就是好多天，所以历来就是散装的茶叶难免在途中有损耗，但严重的是，漫漫长路上的风吹日晒，常常导致茶叶走味，失去那沁人心脾的或浓郁或淡淡的茶香。
为了保证茶叶在运输中不被损耗，为了保证茶叶在运输中的质量，为了留住怡人的茶香，常家人想了许多办法。
比如黑茶松散，便踩捆成包，先运回山西，再转销蒙古和俄国，可是，踩包装后的黑茶仍然体积庞大，不便于驼队运输。又改为半圆柱体的篓子，这种包装两篓相合，就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帽盒状，又称为“帽盒茶”。在长期的长途运输中，由于经常日晒雨淋，当运到销售地点以后，有许多茶叶都走味了，没有原来的那么香。常万达便动脑筋想办法，于是诞生了常家“千两茶”。
常万达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曾多次去过茶叶产地湖南安化。在他心目中，安化是一个山清水秀、风光秀丽的地方，除了盛产茶叶外，还盛产楠竹、棕片、蓼叶。他想，要是内用蓼叶、中间用棕片、外面用楠竹篾把茶叶层层捆紧包装起来，做成一条条重量相同的茶柱，不但茶叶不会变质，而且运输会更方便。更为重要的是，将每支茶的重量定为一百两，在草原上与牧民进行交易时，也不用再过秤了，真是一举三得的好事。
于是，常万达将每支茶的重量定位为一百两。在第二年开春之际，常万达就吩咐进山制茶的伙计，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并且将此茶命名为“花卷百两茶”。为什么称其为“花卷茶”？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采制此茶的黑毛茶原料中有花白梗，二是外包装的竹篾长篓也织出了棱形的花纹，三是使其不再回弹的七道捆篾也采用花纹锁紧，有“三花”之称，故取名为“花卷茶”。花卷茶的制作技术要求高，没有专门师傅传授，一般人难以掌握，因此，掌握了这门技术的人不轻易外传。在旧时的安化，制作花卷茶技术有“传子（媳）不传女（婿）”的旧俗。
大家按照东家常万达的吩咐，细心制作茶柱，经过反复捆压，终于做出了“百两茶”：每一个茶柱，都正好是一百两。
“百两茶”经过长途运输到恰克图后，不但茶叶的原味没有改变，而且还增加了一股浓浓的竹叶清香味，受到了客商的一致好评。
但美中不足的是，“百两茶”的体积太小，在骆驼背上不好装载，要是装得少，运费不合算，装多了，就会从驼背上掉下来。
第二年，常万达加大茶量，将“百两茶”改为“千两茶”，每峰骆驼可驮六支，折合老秤四百二十多斤，符合每峰骆驼的标准载重。这样不但运输起来方便，茶味更加浓香，而且也十分适合牧民收藏和搬迁。
常家加工的“千两茶”形如圆木，造型古朴，单件重量大，工艺独特，表面乌黑油润，里面呈猪肝色，坚硬如铁。过去，曾有常家茶商将整支“千两茶”放入水中浸泡，经七年后，其茶心仍不湿。
“千两茶”成为了畅销国内外的特殊茶品，并被称为“茶中之王”。从清代一直沿袭至新中国建国初期。
由于骆驼运输比马车运输安全、快速、便宜，每驼可驮四百余斤，所以，常家很快就备起了自己的骆驼队，兴盛时多达万余峰，骆驼也由过去的从张家口到恰克图，延长到了从黄河入晋，到俄国莫斯科等地，并由此而使沿途的特种行业“骆驼店”应运而生。
这条茶叶运输的线路，就成了后人与“丝绸之路”并称的“茶叶之路”，由于这种路的运输工具以骆驼为特征，故又称为“驼路”。
常家的驼队行进在走西口的路上，浩浩荡荡，蔚为壮观。在实践中，他们也摸索出不少成功的运作方式：比如将八十匹骆驼分为一帮，五驼为一行，共十六行，一人管一行，一帮十八人，由一帮首带队，由一个蒙古人做向导，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迷路，并能找到水源及宿营之地。
每一帮中，还另配备了一二名通药理医道的人，带必用药物，以保证人畜的平安。沿途还可以给蒙民看病，深得蒙民爱戴。
常万达后人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历经大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长达一百五十余年。到清末，在恰克图的十个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四个，被誉为“中国外贸第一世家”。
真实的“神驼”故事
常万达开拓万里茶路，可谓历尽了艰辛。个中辛酸与悲壮，很难以笔墨形容。数百年来，常家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春天，常万达亲自率领驼队，向恰克图运送茶叶。当常家的驼队行进在沙漠里时，突然，沙漠起风了，顿时，狂风呼啸飞沙走石，黄沙滚滚遮天蔽日。
常万达担心驼队葬身沙丘，一时也不敢停留，就这样在风沙中走了六七天，才发现驼队已经迷路了。他们所带的水早已喝光，四处不见绿洲，更严重的是连方向也辨不清，而身边的枯骨又明白地告诉曾有人在这里绝望地死去。大家对此心灰意懒一筹莫展。
在茫茫的沙漠中，迷失方向后，因缺水而死人是常有的事情。想到此，常万达不寒而栗。他看着驼队的弟兄们，看着一峰峰亲如兄弟的骆驼，不由得悲从中来。难道是老天要灭常家？难道大家就这样坐以待毙渴死在沙漠里？想起了这么多年的艰难创业，才有了常家的今天，他很难受，似有刀子在剜他的心，眼睛里溢出泪水，眼前一片模糊。
就在这个时刻，领队的那峰雄驼，突然起身狂奔，好似中了魔一样，转眼间就跑出了好远。
领头骆驼是驼队的灵魂，如果走失，后果更不堪设想。常万达顾不上多想，迅速带人去追那峰雄驼。
一直追出三四里路，那雄驼突然停了下来，仔仔细细地用鼻子嗅着沙土，嗅了半个时辰，又开始用前蹄刨起沙来，而且，无论赶驼人如何吆喝，也不肯停下来，一直在不停地刨沙，似乎要刨出什么来。
常万达凭他多年与骆驼朝夕相处的经验，顿时悟到：这个地方一定有地下水。他拿起驼队中携带的铁锹，拼命挖起来。大家一看也明白了，于是一齐动手，挖坑的速度越来越快。那雄驼却在一边长嘶不止，好似在喊号子，给大家鼓劲。
挖到八尺多深，果真见了湿土，再往下挖，一股清泉水终于涌了出来，大家欢呼雀跃：感谢苍天，感谢领头的雄驼，我们有救了！
这股清泉溢出地面后，很快就顺地形成了一个小水泊，其形状就像一弯新月，欣喜万分的常万达，就给这池水起名为“月牙泉”。
有了水源后，大家得救了，在死亡线上捡回了自己的命。又过了一天，风终于停了，大漠又恢复了宁静。晚上，凭着满天星斗，常万达测定方向，才知道这是一条离库伦――就是现在蒙古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最近的一条线路，只是过去此处没有水，人们不敢走。
后来，这条路线，就成了常家从张家口到库伦的运茶专线。那峰找水的雄驼，也被常万达当做有功之臣供养在了“大德玉”老号中精心喂养。
数年后，雄驼死了，常万达将它埋葬在月牙泉边，并竖起一道墓碑，上边刻下了“神驼”二字。从常万达开始，一直到二百年后常家不再经营茶叶生意，常家的驼队每次走到这里，都要给“神驼”烧香摆供，敬谢“神驼”。
这个传奇式的真实故事，在常家代代相传。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常家在万里茶路上创业的无比艰辛。
常家大银锭“没奈何”
在现在的常家庄园里，有一些特殊的银球，叫“没奈何”，很让游客们惊奇。为什么叫做“没奈何”呢？
原来，这些“没奈何”中，蕴藏着常家超人的智慧。
当时俄国和蒙古一带，由于路上行走的商旅较多，所以导致了靠行劫为生的马匪十分猖獗。这些马匪人彪马快，呼啸而来，人不离马，冲至驼旁，俯身即可将商人驼鞍上的银器掠去，转眼就渺无踪影。
商家行路时，携带着的银两一般藏在草料里。土匪骑快马，一般是七至八人联手作案。他们踏着黄沙，往往在黄昏时分人们已经过长途前进，身体劳乏之际，翩然而至。土匪也不愿意置人死地，况且行商有镖师同行，要是恋战，双方恶斗起来，土匪也未必捞得便宜。所以他们往往是行动快捷，靠近草料堆拿枪挑去包裹就大功告成，呼啸而去了。
由于马匪来如疾风，去如闪电，身手非常快捷，所以商家纵有武装保卫，也无可奈何。往往是来不及反应，就被劫走了钱财，眼睁睁地看着马匪抢掠后疾驰而去。
损失了银子，回去了自然不好向东家交差，所以这些马匪很让人头疼。土匪往往抢劫回程的驼队。土匪也明白，去往西口外蒙古等地是去送货，不带现银，回程时的驼队肯定会带交易所得的金银。于是，所有商家的大掌柜都对回程小心翼翼并且心事重重，极怕遇到匪帮偷袭。
针对这种情况，善于动脑的常家将散碎银子铸成一个形状像西瓜，比西瓜大一些的银球。银球很重，圆圆的，又不好搬，土匪在匆忙之中，不容易带走，从而减少损失。这个银球，被叫做“没奈何”，即让土匪没奈何。
常家从恰克图向内地运送的自铸银锭，每块重达一千两，合六十四斤，制作专用马车运输，马匪来抢，无法俯鞭掠取，只好弃之而去。后来，各商家都学常家的方法，铸起了“没奈何”。马匪面对“没奈何”也就不得不较之前有所收敛了。
“没奈何”运回来后，再进行熔化，或窖藏起来，或铸成银锭、元宝在市面上流通。
在当时尚无票号的情况下，“没奈何”作为运输金银的妙招，将常家金银在运输中的损失降到了最低。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的各地，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讷乌、巴尔古今、比西、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常家的茶庄分号，使“茶叶之路”增长到一万三千多里。
在那个晋商纵横捭阖、驰骋天下的时代，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常家因势利导，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原先“大德玉”的基础上，道光六年（1826年）新建大升玉，道光二十年（1841年）增设大泉玉，同治五年（1867年）增设大美玉，光绪五年（1880年）增设独慎玉，形成常氏一门五联号进俄国的格局。同时，常氏还在各号增设账局，而且把账局也分设于俄国各地。
正是由于以常家为代表的外贸晋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中国的对俄贸易额由雍正六年的一万余卢布发展到乾隆二十年的八十三万卢布。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又猛增到一百三十五万卢布。而到嘉庆初年常万达去世，常怀？、常怀？、常怀？三子及众多的孙辈子承父业主持常氏对俄贸易时，中俄恰克图贸易额已经高达八百余万卢布，道光二十一年（1842年），达到一千二百四十万两，八十年增加了千余倍。
清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今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后，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从此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全部让晋帮商人垄断。“大盛魁”、“复字号”、“十大玉”、“祥泰隆”等商号遍及蒙古和俄国。
常家通过对俄贸易成为了富甲天下的大茶商。
常立仁的抗争
看到以常家为首的晋商在俄国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赚得盆满钵满，俄国商人们大为眼红，他们一直在觊觎着中俄茶路上大把的银子。他们鼓动其政府干涉，把茶叶生意从晋商手里抢过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就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年），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
沙俄还把我国蒙古、新疆的万里边境变为俄商独占的无税贸易区，这样一来，俄商在经营中的成本就因免税大为降低，而山西商人等华商在这里做生意，却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自然难以与俄商抗争。
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年），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同治八年（1869年），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又得以深入内地。
茶叶是陆路贸易的主要商品，俄商在汉口设有六家砖茶制造厂，并在九江、福州设有分厂，每年运往俄国和蒙古的茶叶近九百万磅。1886年后，因俄国人的竞争，中国茶商年年赔本。俄国西伯利亚最大茶商莫勒恰诺夫在中国经营，使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好几十家华人茶商破了产。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严重损失。据统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仅营口的山西商人，一年就亏折银子二百余万两。
咸丰十一年（1861年）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仅常家运往俄国的茶叶就占中国对俄茶叶贸易额的百分之五十。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
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年）的一百六十五万磅，到同治六年（1867年）猛增至八百六十六万磅。一年时间就翻了五倍。
晋商贩茶受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六十三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十倍，一样的路途一样的东西到了目的地，晋中商人的茶要付出高于俄国商人十倍的税金成本代价才可以与俄商进行市场份额的争夺，赔本还得赚吆喝，习惯了大把暴利的晋商开始畏缩了，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茶贸易也就开始日益衰落。
到同治七年（1868年），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
对于这种极为不利的经商局面，以常家为首的晋商忍无可忍，开始动手反击了。常家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利益，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并希望清政府能给予减免税方面的支持。
正好这个时候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馆后，危及京城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的要求。
当时清政府为了遏制俄商接连不断的无理要求，对晋商网开一面同意了常家的提议，下旨“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赋税，以示体恤。”
这时，常家已经传到了第十三代常立仁手中，他成了“北常”常万达一系所开的商号“十大玉”（“大德玉”、“保和玉”、“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大昌玉”、“大涌玉”、“大珍玉”、“大顺玉”、“独慎玉”）在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
常立仁不忘先祖的创业艰难，继承了先祖特别能吃苦的优良传统。据有关文献记载，他“自习商务，岁出外塞北、辽东，每多岁月。往岁如张城时（张家口），大雪没马颈，府君（常立仁）欣然就道，无所顾虑。又东出昌图，日行百余里，餐风餐雪，沿路无人烟时，车帷敞不周，寒冷益甚，以诸肆事方急，不敢息。至则日夜焦思，以期尽善。”
常立仁做事情一向雷厉风行，对人豪侠仗义，对己则十分俭朴。许多事情都亲历亲为，条件再艰苦也全力以赴在所不惜。尽管日过千金，但是常立仁一生布衣素食。他曾经刻有三枚印章，其中有一枚就是“勤俭忍让”。
以前在恰克图的中国茶行有一百二十家，由于清政府与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税负加重，担负不起而逐渐关门歇业，三年之后就只剩下四个老的山西行庄了。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常立仁，凭借常家雄厚的实力和多年的信誉，仍坚守这一领域。
得到清政府的政策支持，常家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年），即向俄输出茶叶十一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十一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二十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
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说明晋商确实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商界劲旅。
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同治十二年（1873年），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像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税金。当时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几次对外割地赔款，已经不再考虑捍卫本国商人的利益了，反正能征收到税银就行。
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各家商号都开始关门歇业，日见萧条的市场，日渐微利的茶叶贸易，使茶商逐渐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许多商号都把资本撤回山西老家，在平遥城内票号业已经成为最热门的生意。
常家所开拓的万里茶路，此时变得异常艰苦曲折了。成本高昂，即使运来茶叶，利润也逐渐萎缩。
常家的大掌柜与东家常立仁研究是不是也关门歇业，回内地开票号去。看着祖辈辛苦赚来的一份家业，常立仁没有点头同意，也没有点头说不同意。“北常”从雍正和乾隆年间开始主要从事茶叶贸易，到同治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当时对外贸易中规模最大的茶叶贸易世家，特别是其老字号“大德玉”及其联号“大升玉”、“大美玉”、“大泉玉”、“独慎玉”，享誉中俄商界。
常立仁不忍心放弃祖辈留下来的茶生意，不忍心看到那些靠茶路吃饭的驼工与茶山的茶工失业，流离失所无业可依，决定奋起抗争。
国之为皮，商人充其量只是皮上的毛而已。一心想挽救祖业的常立仁，此时已忘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俄商人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当时清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签署丧权辱国条约。这样的政府是靠不住的，所以常立仁的抗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汉口作为当时万里茶路的最大中转站，在常立仁心中有很重要的地位。那里是咽喉，只要扼住敌人的咽喉，就可以让敌人窒息绝气身亡。
其实当时中国工业落后，许多先进的技术正在兴起，俄商之所以可以在短短时间内占据中国茶商经营了一个世纪的外域市场，主要依托了工业机械的力量，俄商1900年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然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茶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
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因为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加上科技落后，常立仁当时没有心情静下来考虑大社会的不足。不单纯是政府腐败无能，更多的是封建体制僵化，制约了中国人在创造性思维上的潜能。晋商在历史上可以独占鳌头与他们的地域条件相得益彰。如果没有通往外域的茶路，赚取俄国与外域的银两只能是纸上谈兵，现在外域人依靠先进技术打开中国的大门，海路通畅，再加上依靠强权获得政策优惠，国内的商家再玩命抵抗也只能是以卵击石。
常立仁于光绪九年（1883年）来到汉口，联系了一大批制茶工人、茶叶经纪人、装卸工人开了一个会，会上常立仁号召大家：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要让蛮夷在中国的地盘上再肆虐下去。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宣讲：百年来，中国茶商在茶道上铸造无比辉煌的历程，讲到康熙御驾亲征征服外域，开启了大清国对外域贸易的金钥匙。讲到所有人的饭碗皆来源于“茶”，现在有觊觎已久的俄商前来抢我们的衣钵，我们大家怎么能束手就擒，听天由命？如果不联合反抗，就是把自己的饭碗拱手让人。会让后世子孙唾弃，再不联合抗击，一定会使自己遗臭万年。
常立仁的发言很有号召力，一时间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呼应和强力支持，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全签字画押，抱着同盟军的信念，来共同保卫自己的饭碗不被掠夺，同生共死，死也不与俄商合作去赚取昧心钱。谁也不想让后世子孙责骂，遗臭万年。
当时的世界局势是什么样的呢？1881年，德国、奥匈帝国、俄国结为同盟。1883年，德、奥、意三国又结成同盟。1894年，中、日因朝鲜的东学党问题爆发甲午战争。日本早就垂涎中国的富饶了，他们在朝鲜精心策划侵略战争，朝鲜来函请求帮助，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焉有不救之理？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东大门不被打开，清政府才同意了让惠于俄商，以为俄国会牵制日本。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为了取得俄国的支持而偏袒俄国商人，常立仁发起的排斥俄商的行动怎么会取得胜利呢？
常立仁在1883年大力倡导的大规模的同盟绝交俄商之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打击了俄商的气焰，加强了与同行及茶农、茶工等之间的合作，使常家茶叶贸易额一度出现回升。常氏商业特别是茶叶对外贸易在岌岌可危之际，经过常立仁大智大勇操劳运作，虽未达到中兴之目的，但使祖业得到了有效的延续。
由于操劳过度，常立仁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就过早地辞世了，年仅五十四岁。
常立仁去世后，村民痛哭相告：“我等无福，使夫人之不自能长庇覆也。”就是说，再也不可能有像常立仁这样的人来庇护他们了。
人们不会忘记，从清代光绪三年（1877年）起，山西连年大旱，饿殍遍地，饥民四处流浪觅食。从大旱的第一年起，常家的掌门人常立仁就开始建宅院，同时告知本村和邻村的乡民，凡在常家这处宅院工地帮助搬一块砖者，可在工地得一顿饭吃。于是本村和附近的村民们如约而至，在常家这处宅院的工地上帮工。常家并不急于完工，大旱了三年，这宅院竟在常家掌门人安排下，磨磨蹭蹭地修建了三年。
这三年中间，常家掌门人常立仁借这个机会，天天给本村和附近的村民们开饭，虽说彼此都明白原因，但施饭者有因，吃饭者有理，特别是让受惠村民们顾及了脸面。这三年间常家每天付出的粗茶淡饭，换来的绝不是三年才盖成的一幢院子，而是一种流传至今的口碑。
在那段旱灾肆虐的非常岁月，常立仁还拿出自家药店中的各种药品，免费送给了处于因灾害而疾病流行中的乡亲们，救了不少人的性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生产与运输手段的滞后，导致曾称雄万里茶路近二百年的常家之优势丧失殆尽。
常家为了扭转败局，联合晋商对俄国小商人采取赊销的办法以维持现状，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无能，俄商看到清朝“气数已尽”，再无能力保护中国商人，因而找各种理由欠款不付。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再加上俄国国内也遭遇十月革命，政局大乱，不少俄商倒闭破产，使得拖欠更为严重。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两达六十二万。
据《山西外贸志》记载，俄商因赊购拖欠常家“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的款项为俄钞三十二点零七万卢布。另据《山西票号史》记述，由于清末俄国重税窒息，华商遭受浩劫，常家“大德玉”连同联号“大美玉”、“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五家在莫斯科赔累折银达一百四十万两。
为了挽回一点损失，常家曾联合其他晋商向俄国政府起诉，但俄国政府根本不予理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又返回北京，请求清政府为其做主，无能的清政府只是一味推诿。常家投诉无门，有理难诉。外欠要不回来，多少年的经营心血付之东流，无法不痛心。
宣统元年（1909年），背信弃义的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以常家为首的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彻底失败。
与此同时，清政府的那些皇亲国戚和腐败官员蛮横无理的豪取强夺，也使常家雪上加霜，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对于商家而言，国家安定，才是自己真正的稳定，国家繁荣强盛，自己才可以真正的繁荣强盛。生不逢时，时局不可逆转，纵是倾囊相与去力挽狂澜，也难免落个落花凋零。时局的动荡不安、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加上满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这些都是常家商业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在商业屡屡受挫的时候，常氏族人也尝试过兴办家族工厂，以求在乱中求生、求振兴。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十四世常望春倡导，十三世常立瀛、十四世常际春和十五世常凤梧共同主持，设立敦睦桑蚕局。他们购进原料，置买机器，并从北京延聘教师，招收徒工十多人，并吸收常氏家属，开工生产，试制丝织原料。凡家族中想养蚕的都招到蚕桑局教其养蚕方法。局里设备从养蚕架到寒暑表以及其他器具一应俱全。投产后，所生产的丝织物销售平遥、汾阳、文水、交城、祁县、太谷、徐沟、榆次等地。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常家又设立了敦睦织布厂，内设教室间，聘教师授夜间课，前后培养出纺织工人一百余名，使之都学会了织布技术。榆次老一辈手工业纺织工人，不少是敦睦织布厂的学徒出身。由于注重质量，该厂产品在晋中一带非常受欢迎，获利也很可观。可惜因常氏商号倒闭，流动资金不足，于1921年歇业。常家所种的几十亩桑树也很快失于管理，凋零毁损了。
就在敦睦纺织厂停业的那一年，即1921年，由常赞春、常旭春等人筹集资金创立范华印刷厂，地址在太原市钟楼街七号。这个厂最先由刘煜任经理，乔智为副经理。从1921年办厂起，一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先后经营三十五年，为山西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常家以诗书传家
常氏由商起家，传至十世时，已有“世兼儒贾为业”之称。常氏自经商家境富裕之后，便注意让子弟读书学儒。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常氏家族入贡第一人。此后就延绵不断，到清末，常氏从八世到十五世入邑庠生达七十八人。特别是清光绪年间，常氏十三、十四两世，有四人拔贡，五人中举，一人成为进士，集常氏一时科举之盛。
“学而优则贾”。这是号称“清代第一儒商”的常氏家族的家训，是对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反叛。“学而优则仕”是权力社会的写照，显示了知识对于权力的依附。“学而优则贾”第一次在知识与价值目标的关系上，将商摆在了仕的上面。这在传统社会中，实属难能可贵。因此人们评价常家：“有志四方，货值居奇，俨然孔门之端木；决胜千里，奇能致富，不让越国之大夫。”
所幸历来重视家族教育的常家，到了晚清，其教育不仅没有因商业萧条而受影响，反而出现了学风浓厚、学人辈出的状况，形成了商、儒转型，失之东隅、得之桑榆，这也是其他晋商家族所难以比拟的。
由于常氏注重教育，整个家族书香满溢、人才济济：如在光绪年间，十三世常立模，十四世常望春、常麟书，首先以辞章相唱和；继又联合十四世常赞春、常旭春、常澍春、常灏春等成立华诗社；陆续加入者还有十四世常肇春、常惠春、常甸春、常毓春、常培春、常谓春、常麟图、常麟嘉、常春、常汝春、常宝春、常建春、常泽春、常蕴春及十五世常运藻、常运文等二十三人。社址先在车辋村贵和堂书房院“夫木多华馆”，为让众学子潜心研学创作，后迁太原新南门内黑瓦关帝庙。
华诗社五日一会，互阅所作诗章，并规定月程，按时评比，后又增加考定经史，研究训诂，相互质疑问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研究文史的学术团体，与当时太原的晋阳书院、令德堂书院名望相当，时称“省城文鼎”。由于诗社名声日盛，外姓学者亦多有设法前来从学求进的。从光绪十三年（丁亥）至十七年（辛卯）先后选集《华社诗集》四集。
常家不仅是榆次，而且也是山西省最早办“新学”的家族。从清末至今，常氏人才济济，专家、学者、书法家等层出不穷，许多人在我国近代史乃至现代史中享有盛名。
十二世常龄，字锡九，乃清嘉庆、同治年间人。自幼喜爱医学。穷究历代医学著作，治病每获奇效，远近求治者排满门庭。常龄出诊时，往往先到贫寒之家，凡备高车大马来迎者，反而后去。并告以富贵之家，有钱可再请高医，而贫穷者待我迫切，所以必须先去。病人家里所准备的酒食，他一概拒绝，甚至连旱烟都是自备，只需点一炷香让自己随便吸烟即可，因而被称为“一炷香”先生。众多村民曾联名为他赠匾，此匾现在悬挂祠堂院。
十三世常立教，字敷五，清代举人，学识渊博，贯通经史，并研习天文，舆地之学，对《左传》、《孙子兵法》都有独到见解，作诗师法陶渊明，颇有田园诗之风。他是晚清时期的一个“前卫”人物，戊戌变法时，在北京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见《公车上书记》）为山西仅有的三名举人之一。变法失败后，隐居东山寨，自称“盛世遗民”，以寄愤慨。由于他具有强烈的变法维新思想，返乡之后，从事教育，对常氏的兴办新学，培养新型人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清末，榆次的许多文化人都曾受过他的学术和品格的熏陶。常家从十四世开始，由商贾大族外贸世家，转型为书香门第、学者世家，常立教其人功不可没。
十四世常麟书，字绂章，号味经、约斋，是清末时山西省内外享有盛誉的教育家和经史学家，常家学者的代表人物。少年已有神童之称，从十八岁开始，参加秀才、举人的县试、乡试皆名列第一。光绪十七年（1891年）二十三岁时中举，被户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翁同？（咸丰六年殿试一甲一名，即状元，还是光绪的老师）选入国子监南学深造，学识大进，并开始潜心学习“西洋史”及代数等新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常麟书返乡后，先将族中私塾合并，开办新式教育，又租太原上马街黑瓦关帝庙，率族中学习优秀的常赞春、常旭春、常麟图、常运藻等弟、侄辈赴并，进行“封闭式”教育，成绩斐然，使这个书院很快就与晋阳书院齐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随他学习的常赞春、常旭春、常麟图三人同榜中举，一时传为三晋佳话。山西巡抚岑春煊，英人李提摩大曾亲自到黑瓦关帝庙，邀请他任新创办的山西大学堂中斋部，主讲政治经济学。
第二年，常麟书会试中进士，被任用为户部度支部主事。但他醉心教育，以“丁忧”告归。返乡后创办车辋常氏笃初学校，后又增设女部、中学部，改名为“常氏私立中学兼高初两级小学堂”；后又受聘为榆次“凤鸣书院”堂长，开创了榆次现代教育的先河，为常氏及榆次培训实用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常麟书一生著作甚多，有《外史歌略》、《诗经述义》、《礼易简录》、《中学知源录》、《群经正义提纲》、《读史大事辑》、《秦汉郡州职任谱》、《近代文略辑》、《左腴类聚》、《艺林谭屑》、《鞠部新声》、《尔雅述义》、《约斋诗文集》、《阎微草堂诗后》、《汉隋二志存书述略》、剧本《再生缘》等五十六部卷著作行世。其中，《外史歌略》用韵文的方式，向国人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等情况，可以说得上是晚清时期能正确、客观地放眼看世界的先驱。
十四世常赞春，字子襄，清代举人，民国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清史征访员。善篆书，曾在京师大学堂专研“毛诗”，学识渊博，文章简练，深得桐城派意韵，后在山西大学任教，暇时以书法自娱，对历代碑帖均有考究，篆书长短配合得宜，而行列匀称，全幅紧密联系，无懈可击，并被称为三晋一绝，而他的指头画，在清末民国初年名噪一时。楷书近褚遂良，风骨尤为遒劲。清末民初，省内外名人碑碣，都以由他“篆额”为荣耀。在书法上，他又以汉印人书自称一家。此外，他还是个著名的金石研究者，收藏品达千余件，其中不少堪称稀世珍品，由于他的人品和学识，使他成为清末民初山西学术界的重要领袖人物。在他去世之后，省内外前来吊丧的人络绎不绝，前后长达三个月之久，由此也不难看出他在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的著作有《金石谈》等，散见的书籍序、跋众多，并为《山西献征》、《榆次县志（民国版）》主笔。先生的书画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晋祠列专室展出多年。
十四世常旭春，字晓楼，清举人，曾任礼部员外郎、山西众议院副议长，为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其书法由魏碑入手，后专学唐李北海，笔书凌厉、婉转自如。当时各商号匾额都以能由他题写为荣，与太谷赵铁山齐名。赵之凝重，旭春之挺拔，各具特色。所写碑铭，每被拓印，作为字帖，供青年临写。作诗能熔铸史事，但毫不呆板，别具神韵。辞世时，挽联中有“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海洋”之誉，颇为中肯。他曾任保晋矿务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其著作有《藏山老人诗稿》等。他与其兄赞春被当时人称之为“常氏二贤”、“常氏双子星”。
十五世常风，字镂青，宣统二年（1910年）生，民国五年（1916年）入太原市山西省立模范小学，毕业后再就读于太原市进山中学。民国十八年（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西语系，和钱钟书是同班同学。毕业后曾任太原平民中学、北京艺文中学教师。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开始，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副教授。1952年回到山西，任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并兼任该系系主任多年。在1988年退休之前，还任过外语系研究生导师以及山西大学、山西省教委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常风博学多识，不仅在中国文学上有扎实的功底，而且对西洋文学也有深入的研究。在大学任教，常风不仅讲过中国文学、文学概论等课程，而且还开过欧洲文学、英国文学等课程。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他成为一位学识精深的教授之前，即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在北京与著名文学家朱光潜、沈从文、周作人、朱自清、萧乾、李健吾等往来密切，互相砥砺，切磋学问，使他的文学造诣日深。当时，他曾发表过许多文学评论文章，从而成了一位颇负盛名的文学评论家。
关于常风的治学，《读书阅世丛书》的主编吴小如先生曾有这样的评论：“常风专攻西方文学而又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乃是立足于我国民族文化的立场，一方面把西方文化（包括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介绍传播给国人，一方面更借鉴和利用西方的各色理论武器，来分析探讨我国古典文学中未经前人道破的奥秘和精髓。他的治学途径以及研究的力度和深度，大有与钱钟书先生平分秋色、异曲同工之势。”
十六世常乃德，又名士忱，字燕生，号仲安。光绪戊戌年（1898年）生，毕业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毕业后游学日本，回国后历任燕京大学、上海知行学院、大厦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川康农工学院、齐鲁大学、华西大学等校教授。并先后主编《新中国日报》、《国论》、《醒狮周刊》、《工学》、《山西周刊》等报刊的主编。燕生为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与鲁迅、陈独秀等过从甚密，并有多篇文章在他们主编的《莽原》、《青年杂志》、《新青年》上发表。常乃德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社会活动家，是“五四运动”的中坚人物，也是被周恩来誉为“大西南第一声春雷”的“市中事件”大游行活动的主要领导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组建工作，先后担任青年党执委兼宣传部长、中央常委兼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府委员等。曾以参政员的身份赴延安考察、协商。因他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而又无法割断与青年党的关系，心中痛苦难以名状，积郁成疾而终，终年仅四十九岁。燕生一生著作等身，政治、杂文名冠一时，古典诗词又颇见长，见诸报刊的文章和专著文字达四百万字以上，台湾文海出版社六十年代初曾由黄欣周主编出版《常燕生先生选集》十卷。
除此之外，常氏在近代史上的书画家、专家、学者还有：十二世常怿；十三世常立纪、常立翰、常惟豫；十四世常澍春、常望春、常弟春、常灏春、常肇春、常培春、常惠春、常甸春、常运藻、常麟图、常麟隽、常向春；十五世常国肇、常凤栖等。
清末废科举立学校，到1921年，从十四世到十六世间，常家有四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十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在榆次家族中首屈一指。据有关记载，清末民初，常家出的大学生，占到整个榆次的四分之一以上。时至今日，常氏在海内外的后裔中专家、学者仍层出不穷，家学渊源、长盛不衰，这正是儒商世家的风采。
常家是晋商中文化商人的典型代表，他们不单纯代表着茶路的兴起与对俄贸易的崛起，更代表着儒学治家的严谨与豁达仁厚。在整个晋商后裔里面，不争气的人很多，如许多人吃吸鸦片，生活奢侈，昏天黑地地过着不理世事、没有理想与未来的混世魔王生活，倒家败祖，有的甚至于挖祖坟过活，有的冻死饿死在街头……但是常家后裔却一直独领风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在晋中故土与国外过着同样世家风范的生活，有的步入仕途做官、有的在高等学府做教授，仍然令人仰慕。这一切，都是常家以诗书传家的善果。
“乔家一个院，常家二条街”
走西口发家后的晋商，大都建有豪宅大院。其宅院规模最大、结构最完备的，当属常家。在山西当地有谚曰：“乔家一个院，常家两条街。”常氏宅院的建设规模，当时被称为三晋民居建筑之首。
常家八世祖常威，率九世常万？、常万达，从事商业活动，赢利颇丰，逐渐使常氏成为晋中望族、晋商中的一支劲旅，开始大规模地营造住宅大院。常万？在车辋村建“南祠堂”，立“世荣堂”，以村西南为轴心，向东、南发展俗称“南街”；常万达在车辋村北建“北祠堂”，立“世和堂”，由东向西毗连修建，成一条新街，俗称“后街”。
从清康熙年间到光绪末年，经过二百余年的修筑，晋商常家在其老家榆次车辋村整整建起了南北、东西两条大街。街两侧都建有深宅大院，鳞次栉比，楼台亭阁，相映生辉，雕梁画栋，蔚为壮观。整个常家庄园共占地三百余亩，有楼房四十余幢，房屋一千五百余间，园林十三处。使原先四个自然村连成了一片。车辋由四个小自然村组成，四寨中心建一大寺，与四寨相距各半华里，形成一个车辐状，故名“车辋”。
常家以诗书传家，其深厚的儒商文化可谓独树一帜，这个家族既出过不少进士、举人、秀才，又不乏书画名家，所以在宅第建筑上亦有自己非凡的独创之处，是晋中曹家、乔家、渠家等晋商宅院所望尘莫及的。
清代是晋商的辉煌时期，和众多的山西成功商人一样，经商致富后的常氏家族，也在自己的故乡开始了大规模的宅院建设。而与众多山西商人不一样的是，常家作为放眼世界、敢为天下先、逐利四海、开拓万里茶路的外贸世家，作为恪守礼仪传家、尊师重教、树人为本的文化世家和教育世家，经过二百余年的陆续修建，不仅其宅院具有功能齐全的庄园特性、井然有序的中华礼仪传统，而且有典雅浓郁的儒文化品位，有百余亩熔儒、佛、道文化于一炉，集南北风格之大成的园林。这一特色，为北方民间所罕见。
常家庄园之恢弘，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跨过二丈五尺宽的拱形石桥，穿过七丈二尺高的堡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条长达六百五十米的街道。长街的南北宅院紧靠，无一条横向通道，形成了“临街门户依次开，堡门关闭如一堂”的格局。
到常家庄园去观光，走马观花也得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用最精练的语言来概括，主要建筑和景观为“一山一阁、两轩、四园、五院、六水、九堂、八帖、十三亭、二十五廊、二十七宅院”。
从布局上看，主体建筑以雄浑方正的北式庭院为主体，每个正院均分内外两进，外院南房倒座一律临街，东侧辟各式门楼。前院有东西厢房各五间，正北则又一处倒座南房，正中设垂花门。里院则呈长方形，庭院宽敞，约为外院一倍，上房与南房相对称，东西各有厢房十、九、八间不等。如上房、南房各达八间时，便按正五偏三的模式，隔出偏院，从不越“方正”之规、“等级”之矩，充分显示了名门望族的气势。但其附属建筑却又充分显示了南国园林建筑的“灵秀”，使“方正”中浸透了“绮丽”。常家大院的绮丽，主要展示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每所方正院落的里院正中都建有一座木结构的牌楼，飞檐斗拱小巧玲珑。牌楼两侧各有砖雕花墙，宛如镶嵌宝石的扎带，使方正雄浑的北方庭院增添了画龙点睛般的南国园林秀色。这牌楼花墙将正院隔为里五外五、里五外四、里五外三多种形式，具有独特风格。
第二是院落之间与院落之后大多建有花园、菜园，有小门与正院相通。进园之后，有甬道贯通，曲折迂回其间点缀回廊、亭榭、小桥流水，或草石农舍，或奇花异葩，匠心独具，犹似南方园林。
第三是在每个院落中触目可见的砖雕、木雕、石雕和木质构件上的彩绘艺术，别具风采。砖雕艺术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房脊的吻、兽和雕花护脊，造型优美，线条娴熟，刀法细腻，均为清代砖雕精品；二是照壁、花墙砖雕，既有传统的“百寿图”、“吉祥图”以及佛道故事，又有花卉鸟兽和干、鲜果品等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砖雕艺术；三是每排厢房“硬山墙”上端的“墀头”或花，或鸟，或兽，或字，双双成对，却很少雷同，造型又各具特色；四是现存的部分砖雕护栏，在贵和堂的楼层护栏上，全部由砖雕砌成，图案由福、寿、喜、禄、祯、祥团花和八卦炉、悬壶、文房四宝等组成，栏柱、栏板浑然一体，犹如天然而成，丝毫不见砌缝，无论雕刻艺术，还是垒砌艺术，堪称清代建筑中的上乘工艺。另一部分在养和堂，保存完好，但雕刻与垒砌艺术不及前者。
常家大院的石雕艺术有护栏、门兽、护墙等，大多用细砂石雕成，刻有各种图案。砂石的粗犷、雕工的细腻相得益彰，别具一格。
常家大院的木雕，主要是宅第中的窗户木雕、门框、屏风、家具和隔扇木雕等，图案千变万化，造型手法各异，木质多种多样，恰似木雕展览，使游人眼花缭乱。可惜木质不易保存，破坏十分严重。常家大院是儒商建筑的代表，室内布置十分讲究，处处反映出书香门第的稳重古朴、匀称适宜。室内的琴棋书画、文房四宝、奇花异卉、山水盆景，有别于其他的晋商宅院。作为儒商宅院，有其独到之处，让人耳目一新。
第四是书法到处可见。作为儒商世家，常家对后人的教育和要求极其严格。弟子儒学不精，则不准参与经商等社会活动。因此，常家的弟子不仅儒学功底深厚，而且代代不乏精通书画的优秀学者。同时，常家曾经“富甲一方”，有能力将历代中国书圣的神妙极品广为收藏。无论是宅院建筑还是园林创作，继往开来追求的都是意境、情趣和品位，是从物质世界中所反映出来的精神追求。除了尽力在建筑的精雕细刻上表达其精神世界外，更多的是直接将文学融入自己的生活范围，这就是这个偌大庄园中的法帖群。
法帖，也叫“法书”，就是书法艺术真迹的复制本，刻在木石上，可以用纸再拓下来，用于永久珍藏名贵书法作品，并为后人提供书学的范本。横石为碑，竖石为帖。法帖作为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综合，使名笔墨宝得以长久保存，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大创举。
常家庄园现存的法帖有八种：敦艮吉门宋代二亭双绝帖、杏林清代名人名联帖、雍和堂恽寿平画跋帖、石芸轩法帖、听雨楼法帖、常氏遗墨帖、四十四帝后帖、可园唐诗笔意帖。欧阳修和苏轼，皆为唐宋八大家之列，在中国历史上，均有相当显赫的地位。苏轼比欧阳修小三十岁，他对欧阳修的文章、诗词、书法都极为崇拜，并手写欧阳修最为人所称道的两篇游记散文：《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以表示自己对这位前辈的敬仰。苏轼以楷书来书写的这二亭记，其特点是绵中裹针，神态丰腴跌宕。苏轼的这个二亭记在宋代就被尊为“二亭双绝”，其真迹以高三米、长十三米的巨幅赫然于常家庄园的敦艮门的南、北两侧堡壁上，弥足珍贵，令人叹为观止。
杏林清代名人联帖中，选择了清代各个阶段的书法界代表人物五十六位，并以这些代表人物的楹联书法艺术为载体而雕刻的法帖。这五十六位中有左宗棠、刘墉、翁同和、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郑板桥、康有为、梁启超、傅山、赵铁山、吴昌硕等，其书法有行草隶楷篆，风神独具，自成一派，功力深厚，皆为精品。“听雨楼法帖”收集了上起唐代，下至清中叶五十余名大书法家的作品（包括题跋），其中有颜真卿、贺知章、欧阳询等，他们的书法珍品，许多已不传于世了，如贺知章的《千字文》、郭子仪的《后出师表》、张照的《康熙帝南巡诗抄》均为奇珍。常氏的听雨楼法帖和石芸轩法帖不仅是常家珍藏的双绝名牌，而且还堪称中华碑帖中的奇葩、珍宝。
在常家庄园内，与“听雨楼”相对的是“御笔亭”，收集有从夏禹到清宣统在内的四十二位帝王及唐武则天、清慈禧两位实质上的女帝王之笔迹，故称“四十四帝后帖”。中国古代帝王自幼大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书法更是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高师传授，其中不乏其书法功底深湛的佼佼者，如相传“章草”的创立人为汉章帝；唐太宗李世民博学，通诸艺，尤精书法，工隶书、飞白，行草得二王（王羲之、王献之）法；清康熙帝经、史、诗、文，无不研磨，兼能书画，著述甚众。
常氏家族内不乏书画名家。从其第九世到第十五世的二百余年间，有资料可查的书画家就有数十人之多。第十二世常炳的柳体、常佶的双钩、常怿的行楷，第十三世常维豫的楷书、常立屏的行草、常立德的颜体、常立爱的楷书、常立方的楷篆行隶，第十四世的常赞春、常旭春兄弟不仅同年中举，而且，还都是名扬省内外的名笔。常氏遗墨帖，精选了常立方、常赞春、常旭春等人的作品，砖雕制成，供常氏后人临帖习字。
点缀常家庄园的还有两大建筑群中的八十多个堂第的楹联匾额。楹联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主要是常氏自拟书联与清代名人名笔联两种，用以寄托主人情怀。匾额则分为四种：职官额，悬挂于临街的大门上；堂名额，悬挂于二门或正堂；寄情额，悬挂于正厅及亭、阁处；朝廷、官府、乡人、门生送的匾，悬挂于祠堂或是主人宅第。
历经三百余年的沧桑变化，常家大院的破坏程度是很大的。鉴于开发晋中商业文化旅游的需要，正在逐步恢复古建筑原貌，按照儒商的特色进行室内的陈列设置，为晋商文化旅游增添一颗别具特色的璀璨明珠。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常家拥有全国最大的家族书院――“一泓清池水静，一幢书楼墨香”的石芸轩书院，并不惜重金购来三十五块石板连缀而成石芸轩法帖供子孙观摩。常家一族的私塾就多达十七座，每个族系都有专供子弟读书的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