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多次，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家长和教师，是为了让他们从本书获得一些关于儿童心理生活的新的洞见。在上一章节，我们只强调了孩子需要获得正确的教育，并没有去明确表示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是父母的帮助更重要，还是教师的支持更重要。其实，这里的教育主要指学校课程之外的教育，即不是学科教学，而是最为重要的人格发展或人格教育。不可否认，对儿童教育来说，父母和教师的贡献都是不可或缺的，父母可以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教师则可以修正家庭教育的缺陷。但在现代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一些大城市孩子的教育责任大部分还是落在了教师身上。因为父母对新的教育观念没有教师敏感，而教育孩子可以说就是教师的本职所在。个体心理学也把孩子为以后遇到的新环境做好准备的希望，寄托在学校和教师的一些作为上，尽管这过程必然离不开家长的合作。
另外，教师在对孩子的教育工作中必然会与某些家长发生冲突。这是因为教师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纠正家长教育中失败或错误的教育方式。从这一点说，教师的教育就有了指控家长的意味，而这些家长也会同样这样认为。那么，这种情况下，教师该如何处理与家长的关系呢？
下面我们就从教师的立场上来探讨这一问题。看到这段内容的家长，请不要生气，这里没有冒犯的意思，这种探讨针对的只是那种不够明智或家庭教育特别失败的家长，他们已经形成了教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许多老师都觉得，和问题儿童的父母打交道比与问题儿童本人打交道更加困难。和这样的大人进行沟通，教师需要运用一定的策略。首先，教师必须提醒自己记住这一点，即家长并不需要为这个孩子所表现出来的所有毛病负责。毕竟，他们不是专业教育者，一般人只能按照传统或者自己的想法来指导和管理孩子。所以，当他们因为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出了问题而被召唤到学校时，他们会感觉自己像被指控的罪犯。这种感觉本就表明了他们心里的一些愧疚，所以教师也不能一味指责，而应富有策略地面对他们。教师要尽力把家长的这种愧疚又不愿意承认失败的情绪转变为一种友好、坦率的交流，使他们理解自己的善意，使自己能够真正地帮助他们。
即使教师有充足的理由，也绝对不应该责备家长。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能和父母达成一种协议，改变他们的态度，使他们能按照我们的方法来行事，会获得更多、更大的教育成就。直接指出他们过去教育行为上的种种错误是无济于事的。居高临下地指责他们这儿做得不对，那儿也做错了，只会激怒他们，使他们收起和我们合作的意思。我们应该尽力使他们采用我们的新方法。通常，一个孩子变坏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有一个过程。家长通常也不会细心到能随时意识到他们对孩子的教育中忽视了什么，不过这时千万不要让他们感觉出我们也这么认为，我们不是在教条地和他们谈话。即使是向他们提出建议，也不应该用权威的口吻，而应尝试用“可能”、“也许”或“你也许可以这样尝试一下”，等等这样的词句和表达。即使我们已经知道他们错在哪儿，知道如何纠正，我们也不要突兀或强硬地提出，让他们产生一种被逼迫感。不是每个教师在谈话中都懂得使用这些策略，它们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掌握的。有趣的是，富兰克林在自己的自传中也表达过同样的思想。他这样写道：
有一个公谊会教派的朋友曾好心地告诉我，很多人都觉得我为人骄傲，并且，这种骄傲经常在与人谈话的时候有所表现，比如，我在与人讨论问题的时候，常常不仅对自己的正确感到满足，而且还有点咄咄逼人和飞扬跋扈。除此，他还举出其他的事例来证明我的骄傲。于是，我听从了他的意见，决定尽力改正这一毛病或缺点，当然，我还有其他的很多缺点。于是，我在自己的道德清单上加上了“谦卑”，广义上的谦卑。
现在，我不敢吹嘘自己真的已经具有了谦卑的美德，但我认为自己已经有了谦卑的样子。我给自己定下的谦卑规矩是，绝不与别人的观点针锋相对，也绝不强硬地直接肯定自己的看法。我甚至逼迫自己认可一个古老信条，即在表达一个确定的观点时避免适用“肯定”、“当然”、“毫无疑问”、“我认可”等字眼，而要使用“我的理解是”、“我认为”、“我想事情可能是这样”或“目前在我看来”。当有人提出一个我们认为是错误或是不认可的观点时，我不是直接与他对抗，当场指出他观点中的荒谬之处，而是委婉地回答说，“他的观点在有些情况下有其合理之处，不过，在我看来，目前的情况似乎有点不同”等等。这样，我很快就发现了作出这种变化的益处。这使得我和他人的对话更加愉快。而我用这种谦卑的方式提出的观点，也更容易让别人接受，所以和以往相比，反对的意见也少了。这种情况下，即使自己错了，也不会觉得太羞愧，觉得损伤面子，如果自己碰巧正确，也就更容易说服别人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站到我这一边。
刚开始遵守这种谦卑的为人方式时，我不得不压抑自己以往的那种自然倾向。不过，习惯成自然。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没有人听到我说一句教条式的话语的原因。之所以我早年提议建立新制度或改造旧制度都能顺利进行，对民众产生重大影响，包括后来成为议员时也对议会产生了很大影响，都是受益于这种谦卑（当然还有我的正直）。实际上，我是一个技巧拙劣的演说者，在遣词造句时会十分犹豫，表达也不是很准确，滔滔雄辩更是与我无缘，不过，幸运的是，我的观点一般最后还是能够得到认同。
对个体而言，骄傲其实是自然情感中最难克服的。就算我们掩盖它，和它搏斗，打倒它，阻止它，克制它，它却总是不肯轻易消亡，随时会生根发芽，这一点在无数历史人物身上都表现得很突出。甚至说，即使我们终于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克服了骄傲，也有可能因为自己现在拥有的谦卑之心而骄傲。
富兰克林的这些话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生活情境。我们也不能作此期望和要求。不过，他的话还是向我们表明，在谈话中，咄咄逼人、居高临下的做法是不合时宜、收效甚微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律可以满足所有情境需求。任何规则只要超出自身的限度，都会失去效用。确实，生活中有些时候是必须使用一些激烈的言辞的。但是，对教师和已经感觉愧疚，并且还将因为面对自己的孩子的种种问题继续怀着这种羞辱之心的家长来说，失去家长的合作会使情况变得更加不利。出于帮助孩子的目的，富兰克林的方法在这里是非常适用和恰当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去急着证明谁正确或显示自己的优越，当务之急是要找出一种能够帮助孩子的有效方法。我们难免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家长听不进任何建议。他们会感觉吃惊、愤怒、不耐烦，甚至会表现出相当的敌意，他们会觉得是教师把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弄到这样紧张的地步。这些家长常犯的错误就是无视自己孩子的毛病，但他们现在却要被迫面对这些现实。自然地，这种情形是让人不快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教师太过仓促地和家长讨论孩子的问题，是很难赢得家长的支持的。更有甚者，有些家长还会对教师大发脾气，显得十分难以接近。所以，这种状况下，最好及时向家长表明，孩子的教育成功此时就取决于他们是否配合，使他们的情绪能够安静下来，友好地与教师开展谈话。总之，还是要记着，家长因为受到传统的、陈旧的教育方法局限，很难一下子解脱出来。
如果一位父亲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都已经习惯了用严厉的言词和表情来教育孩子，那么，你很难指望他会突然变得友好、仁爱、态度和蔼。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这位父亲幡然悔悟，能够转变自己的态度，那么他的孩子也会因为他的这种突然的转变，而在一开始并不认为其是真实的、真诚的。他会想着这可能只是暂时的，要让这样的孩子相信父亲的态度真的和以前不同，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情况没有例外，即使对方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我们的案例中，有一位中学校长，他总是不断地指责和批评他的儿子，以致他的儿子几乎要崩溃了。在谈话中，校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回家以后，对自己的孩子发布了一通自我检讨的教育演说。不过，由于孩子懒散惯了，他一下子又失去了耐心，发起火来。一旦孩子做出父亲不喜欢的举动，父亲就会忍不住朝他发火，言辞尖刻地批评他。这是一个身为资深教育者的校长父亲教育子女的行为，可以想见，那些普通的家长，一直都奉行应该用皮鞭去惩罚孩子所犯的每个错误的教条主义，让他们做转变那真是更加艰难。所以，在和孩子家长谈话时，教师应该学会运用一切富有技巧的方法和言辞。
现实情况中，皮鞭教育在底层社会还是非常普遍的。来自这些家庭的孩子就算在学校接受了矫治谈话，回到家，家长的皮鞭一挥就会让我们所有的教育努力付之东流，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孩子要因为自己的同一个错误受到学校和家长的两次惩罚，显然，这有点多了。
因为这种双重惩罚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假如一个孩子必须把自己不够理想的成绩单带回家给父母签字，那么他就会因为担心受到鞭打而不敢把成绩单给父母看，但如果得不到签名，回到学校也会受到惩罚，于是，他们便通过逃学或伪造家长签字来解决事情。我们不要泛泛对待这些事情，而要联系孩子所处的环境来考虑问题。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如果一意孤行，会发生什么事情？会给孩子的行为造成什么影响？我们能保证我们的所作所为会对孩子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吗？孩子能承受加之于其上的诸多负担吗？他能够从中学习到什么吗？
我们知道，面对困难，孩子和成人的反应是有很大差异的。对孩子的教育，我们必须认真、谨慎，我们先要理性地探讨其可能产生的结果，再来考虑重塑他们的生活模式。只有那些对孩子的教育情境进行深思熟虑和客观判断的人，才能更加确定地把握自己的教育效果。对教育工作者来说，实践和勇气是基本要素，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信能够找到挽救他们的办法。首先，我们要遵循一个古老的法则，那就是越早越好，还要把孩子当作一个整体，把他的一些毛病看作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只会用机械的、僵死的模式来对待孩子的毛病，这样才能更加理解孩子。例如，机械的老师在发现孩子没有做家庭作业后，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通知家长。
当前的时代，对儿童的教育不断有新观念、新方法和新理解涌现，陈旧的教育习俗和传统正被科学一一破除。新的背景下，教师的责任地位显得更加重要，他们也必须变得更加理解儿童，具备更多的能力去帮助孩子。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单个个体的行为如果脱离了整体的人格就没有意义，我们对它的研究必须与整个人格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