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我比较熟悉的地方是沙多—吉里，我住得最久的地方也是沙多—吉里，一年零一两个月。五十年来我做过不少沙多—吉里的梦，在事繁心乱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在那个小小古城里度过的十分宁静的日子。我的第一部小说是在这里写成的，是从这里的邮局寄出去的。我头上的第一根白发也是在这里发现的，是由这里的理发师给我拔下来的。 我还记得那位理发师对我说：“怎么就有了白头发，您还是这么年轻呢！”我在小说里说他是老年的理发师，其实他不过是中年人，当时我年轻，因此把年长于我的人都看得老一些。那个时候我住在拉封丹中学里，中学的看门人古然夫人和她的做花匠的丈夫对我非常好，他们是一对老人。在学校里我收到外面的来信较多，那些信都是古然夫人亲手交给我的。我和两个同学在沙多—吉里度过第二个暑假，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在传达室里用餐，古然夫人给我们做饭，并且照料我们。这三四个星期，学校里就只有我们和他们夫妇，别的人都休假去了。总学监还在城里，但也只是每隔七八天到学校里走走看看。在我的脑子里许多熟人的面貌都早已模糊了。只有古然夫妇的慈祥的面颜长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总觉得我有一张他们老夫妇的合影，可是找了几次都没有找到，后来才明白这只是我的愿望和幻想。
我留在沙多—吉里最后那些日子里，每天在古然夫人家（也就是传达室内）吃过晚饭，我们三个中国人便走出校门，到河边田畔，边走边谈，常常散步到夜幕落下、星星闪光的时候。我们走回校门，好心的老太太早已等在那里，听到她那一声亲热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样。一九六一年我回忆沙城生活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她那慈母似的声音伴着我写完《灭亡》，现在又在这清凉如水的静夜伴着我写这篇回忆。愿她和她那位经常穿着围裙劳动的丈夫在公墓里得到安息。”
在我靠边挨斗的那一段时期中，我的思想也常常在古城的公墓里徘徊。到处遭受白眼之后，我的心需要找一个免斗的安静所在，居然找到了一座异国的墓园，这正好说明我当时的穷途末路。沙多—吉里的公墓我是熟悉的，我为它写过一个短篇《墓园》。对于长时间挨斗的人，墓园就是天堂。我不是说死，我指的是静。在精神折磨最厉害的时候，我也有过短暂的悲观绝望的时刻，仿佛茫茫天地间就只有一张老太太的脸对我微笑。
但是这些都过去了。经过十年的考验，我活了下来，我还能够拿笔，我还能够飞行十七个小时。我居然第二次来到沙多—吉里，我居然重新走进拉封丹中学的大门。我走进五十年前的大饭厅的时候，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在做梦。
饭厅的外形完全没有改变，只是设备更新了。我进了每天经过多少次的厨房，我过去住在大饭厅的楼上。厨房里焕然一新，从前的那张长桌和那把切面包的刀不见了。有一次在假日，我用那把刀切别的东西，割伤了左手的小指头，到今天刀痕还留在我的手指上。经过厨房我上了楼，临窗的甬道还是那个样子。只是我住过的房间改小了。当时住在紧隔壁的就是那位学哲学的朋友，他现在是华中师范学院的教授，他听说我到了法国，却想不到我“会去拉封丹中学大饭厅楼上我们同住过的宿舍”。两个房间都是空空的，好像刚刚经过粉刷或者修整。我手边还有一张五十一年前的旧照；我的书桌上有成堆的书。我在房门外立了片刻，仿佛又回到那些宁静的日子。我看见自己坐在书桌前埋着头在练习簿上写字，或者放下笔站起来同朋友闲谈。我又走下楼，走到后院，到枝叶繁茂的苦栗树下，过去我起得早，喜欢在这里散步，常常看见那个在厨房劳动的胖姑娘从校长办公室里推开百叶窗，伸出头来微笑。我又从后院走进有玻璃门的过道，从前在假日我常常拿本书在过道里边走边读，几次碰到留小胡子的总学监，他对我的这种习惯感到惊奇。然后我又走到学生宿舍楼上的房间，另一个中国同学曾经在这里住过，也是我当时常到的地方。
这一天和下一天都是假日，看不见一个学生。这样倒好，免得惊动别人。说实话，我自己也想不到会有沙多—吉里之行。我没有主动地提出这个要求，虽然我满心希望能够在这个宁静的古城哪怕待上二三十分钟，可是我没有理由让同行的人跟随我寻找过去的脚迹。殷勤好客的主人中有人熟悉我的过去，读过我的文章，知道我怀念玛伦河上的小城，便在日程上作了安排，这样我就到沙多—吉里来了。连远在武汉的“哲学家”也感到“事出意外”，我的高兴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我离开巴黎去马赛上船的前夕，最后一次到沙多—吉里去，只是为了拿着身份证到警察局去签字，以便在中国公使馆办回国的签证。这是早已忘记、临时发现、非办不可的事。我买了来回的火车票，来去匆匆，非常狼狈，心情十分不好。这一次坐小车沿着高速公路开进沙多—吉里，在学校的院子里停下来。年纪不太大的女校长冒着细雨在门口迎接我们，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副市长和一位老同学，他已经是诗人和作家了。
学校有大的变化，而我不用介绍和解释，便了解一切。我觉得对这里我仍然熟悉。一棵苦栗树，两扇百叶窗，都是我的老朋友。但是在我身边谈笑的那些新朋友不是显得更友好、更亲切吗？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把过去和现在混在一起，将回忆和现实糅在一起，而陶醉在无穷尽的友谊之中！我甚至忘记了时间的短暂。副市长从学校把我接到市政厅，打着伞送我进去。那是我过去没有到过的地方，在那里市长安·罗西先生为我们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用热情、友好的语言欢迎我们。我和他碰了杯，和在座的法国朋友碰了杯，从市长和副市长的手里分别接过了沙多—吉里的市徽和沙城出生的伟大诗人拉封丹的像章，对我来说，再没有更珍贵的礼物了。过去我想念沙城的时候，我就翻看我回国写的那几个短篇（《洛伯尔先生》、《狮子》、《老年》和《墓园》）。今后我看见这两样礼物，就好像重到沙城。何况我手边还有老同学阿·巴尔博赠送的他的三卷作品。
这一次我又是满载而归，我得到了广泛的友谊。在市长的招待会上表示感谢的时候，我讲起了古然夫人慈母般的声音带给我的温暖。但是从市政厅出来，我们就离开了沙多—吉里。就只有短短的几十分钟！我没有打听到古然夫妇安葬在哪里，也没有能在他们的墓前献一束鲜花。回到北京我才想起我多年的心愿没有实现。不过我并不感到遗憾。这次重访法国的旅行使我懂得一件事情：友谊是永恒的，并没有结束的时候。即使我的骨头化为灰烬，我追求友谊的心也将在人间燃烧。古然夫人的墓在我的心里，墓上的鲜花何曾间断过。重来沙多—吉里也只是为了扩大友谊。我没有登古堡，过桥头，可是在心上我重复了五十一二年前多次的周末旅行。回到上海，回到离开四十天的家，整理带回来的图书、画册和照片，我感觉到心里充实。我几次走到窗前，望着皓月当空的蓝天，我怀念所有的法国的友人。……
回到上海我又想起住在武汉的“哲学家”，他来信问我：“不知玛伦河桥头卖花小铺是否仍在？你还去买了一束鲜花？”他比我先到沙多—吉里，对那个宁静、美丽的古城有同样深的感情。他还记得桥头的花店，我们在校长夫人和小姐的生日就到那里买花束送去。花店里有一个名叫曼丽的金发小姑娘，遇见我们她总要含笑地招呼一声。倘使她还健在，也是七十光景的老太太了。那天下着小雨，我在车上看桥头，花店还在，却不是从前那个样子。我没有下车停留。后来我才想：要是能够留一两天问清楚每个熟人的情况，那有多好。其实，凭我这一点印象，真能够打听清楚我想知道的一切吗？五十年并不短……而且中间发生了世界大战。连拉封丹中学的外国学生登记名册也不全了，我只找到一个熟悉的人：“巴恩波”，我找不到“哲学家”的大名，也找不到我自己的名字：——LiYaoTang（李尧棠）。
七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