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镇压暴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大部分干部、职工都回家休息了。总支委员们一面分头去喊人，一面用场部那架装干电池的无线电扩音器广播开了。
“同志们，大家快起来，犯人暴动了！犯人暴动了！每个党团员、干部、职工、家属，都赶快拿起武器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革命暴动，大家快起来，把监区包围起来！”
接着，又对监区广播：“犯人们听着，赶快回到各自的棚子里去，只要你们放下屠刀，政府保证既往不咎，共产党说话算话。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无产阶级专政绝不留情，绝不留情！”
扩音器的功率不大，但那尖厉的喊声在寂静的夜晚却格外清晰、震耳，震惊了监区内外！这时总支委员们已经分别到了各居民区，正在挨户喊人，一边叫着各家不要忘记带上棍棒刀斧，一边大声招呼着女人和老弱病残带好孩子，到某地集中。因为事发突然，猝然拉起的队伍衣冠不整，惊恐不安，从十三四岁到六十多岁的都有，几乎是乌合之众。靠他们围住监区，阻挡几百名身强力壮的犯人冲出来，无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了。他们自己也都明白，派去打电话的人刚走，等总场接到电话，号令全场，现从被窝里拉人赶来增援，该不知道是哪辈子的事了。事后想来，在这么一个敌强我弱的情势下，能置生死于不顾，毅然孤军围住监区，多少是要有一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
好在更惊恐的还是监区里的“暴徒”，正在兴高采烈之际，突然听到广播里的庄严正告，丈二和尚，不摸头脑，全都目瞪口呆地哑了声，三队的张玉海正巧在监区有事，也是莫名其妙。倒是真有少数反改造分子悟过味儿来，认为天赐良机，不可错过，本性所使，乘势兴风作浪起来。
“听见没有，共产党要拿咱们开刀了。”
“咱们怎么了，不就是笑笑吗，这都不许，咱们还叫人吗！”
“待着也是死，索性出去逛逛，还能多活两天呢。”
大多数犯人吓傻了，一时没人公开响应，但有不少人犹豫，假使有人挑头往外跑，那必定会有人跟着去，情况有点危急，张玉海赶快站出来了。
“大家别怕！”他竭力想压过扩音喇叭的声音，嗓子反倒显得嘶哑，“没你们的事……你们没事。”他一时不知道怎么才能叫犯人明白他的意思。
据说绝大多数犯人立刻镇定下来，倒不是因为张玉海的两句话有多么清楚、明确，而是他在犯人中长期以来获得的信赖和威望，使局面得以控制。后来总场对这一事件的始末专门组织了调查，逐个儿找犯人谈话，很快查出了那几个挑动越狱的反改造分子，分别做了处理，有的还加了刑。和每一个犯人谈话，都能叫你强烈感觉到当时张玉海站出来喊话所发生的巨大作用。
“张队长一喊，我们就知道没事了。”一般都有这句话。
有个犯人还痛哭流涕，“地震以后，张队长还托人到唐山替我看了看我妈和我妹，说她们都挺好。这份恩典我就是死也报答不尽啊，要是再跟政府闹事，还他妈是人吗！？”
言者发自肺腑，闻者为之动容。
这次事件后，一些表现勇敢的同志受到了通报表扬，谁料，张玉海竟然榜上无名。理由既简单又充分，说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黑标兵，宣传上要注意分寸，否则容易在社会上造成误会，甚至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云云。八分场的秦教导员从总场开会回来，悄悄告诉我们：这是工作队的意见。
“咳，”他苦笑一下，说：“老张这人，在旧公检法统治时期是积极了点，可现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干得也不错呀，特别是这件事，没他还真崴泥，其实表扬一下，也算是组织对个人的一点意思吧，咳咳。”
这近于公然散布对工作队的不满了，我们都没表态。过后肖科长大摇其头地对我说：“老秦这人真有点二百五，政治干部没有一点政治头脑，没辙。”
说老秦二百五，损了点，不过这人确实有些稀里糊涂缺心眼，常爱发些没遮拦的议论，走资派和新生力量都骂，别人听了心惊肉跳，他自己却浑然不觉。但是张玉海这件事，他说的无论如何是公道话。
受表扬的人名单里，也没有陆小祥。他似乎太卑微了，人们干脆把他给忘了。我曾经向农场政治处的同志提醒：他是第一个举手参加敢死队的。“哟，是吗？他叫什么？”他们挺惊讶，郑重其事地记下了他的名字，但最后的名单里还是没有他。总场政治处主任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解释说，这次各分场都报来一大批候选人，总场受表扬的光领导干部就已经占了很大数量，不能不照顾到“面上”的名额，所以难免有“遗珠”之憾，等等。
照顾领导，兼顾一般，这大概是援引了分电影票的惯例。
我也和肖科长提过这事。那天他和小祥在一个车里，小祥的表现他是知道的，如果肖科长以工作队骨干成员的身份说两句抬举的话，未偿不占地方。不料肖科长听完，想了一下，说道：
“那天他在车里，好像还挨了洪场长的批评……我知道，我知道，那是因为……不过那种时候，光凭蛮勇是不够的，一介武夫永远打不了胜仗，还要守纪律、听指挥，洪场长已经明确女同志都留下来，他还要拉你去，不是添乱吗？”
这一非难简直荒唐至极，却又使人无从攻击。停了一下，肖科长颇有些语重心长地又说：“你这个团委书记，我可得给你提个醒啦，你和小祥，呃……当然，我不反对年轻人在一起多接触，但还是要适当注意影响。咱们是工作队，当地干部对咱们是很信任很尊重的，现在群众已经有点反映了。当然，我知道你不会有那方面的想法，他也比你小，可总归人言可畏，特别是这种事，弄不好身败名裂，也可能我言重了。”
我万没想到会引出这么一段严肃的告诫，脑袋涨得嗡嗡一片，哆嗦着问：
“反映什么了？”
“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啊。”
肖科长走了好久，我还气得一句话说不出来，胸口堵着一团闷气，既无处发泄，又欲罢不得。疑心地环顾左右，在那一张张道貌岸然的面孔里，不知藏了多少讪笑。热衷于对别人私隐的窥探，历来是国人的一大精神乐趣！
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通宵不眠。我痛恨这些无聊的流言，却又惶惶不安。怪，如果流言纯属无稽之谈，又何至于不安？
小祥的身影老在我面前晃，他就睡在离我不远的棚子里，匀细的呼吸似乎能随着年轻肉体的气息弥散过来。他真好看。他心也好，也能干，也勇敢，也不自私……
不行，全是胡想，这不可能，下流，大逆不道……
也许，人到青春年华，都免不了胡想。
还喜欢唱叫人胡想的歌！
“……我本不该停步，是你的美丽使我流连。
你愿不愿和我结伴，去那遥远的天边……”
小祥老是低声哼着，逢我问，“唱什么呢？”他便慌张起来，又有点腼腆，“瞎胡唱，咳，不是好歌。”支吾其词。
“不是好歌你还唱，当心中毒。”我笑着说。
他轻松下来，“没事。”接着大声唱起：“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
也许，正因为总是胡想，年轻人才喜欢唱。
事实上，肖科长的告诫恰得其反，他使我把原来并未意识到的某种感觉，或者说是某种潜在的可能性，意识到了。
尽管从那天起，我开始处处注意规避，但小祥在我心里的位置，却越来越鲜明越特殊了，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无不牵动我心中微澜，而如此下去何以了结？心里却惶然。
小祥似乎全然不知，他那几天特别兴奋，因为告马盛利的状子终于告准了，尽管并没有定为“间接故意杀人罪”，但鉴于他在震灾面前见死不救，丧失了起码的阶级感情，农场党委特决定给予其留场察看一年，以观后效的处分。这件事可以说是小祥走上社会以后的第一个成功，大大增加了他的一种男子汉气概。
他工作更积极了，什么事都认真。那时场里统一放了四天假，让各家把地震后仓促搭起来的防震棚修整加固，以便长期抗震。他只回去了两天，就修好棚子回来了，还给我和肖科长各带回几件干净衣服。我们出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换洗的衣服一件没带。
马盛利被劳教这件事，在全场引起很大反响，又被孔局长和其他领导在一些会议场合多次提到，各单位引以为例，好像不在本部门也照样查出几个孬种，便有“一潭死水”之嫌。于是，接二连三有人被“揪”出来，颇有一窝蜂之势：见死不救的，玩忽职守的，乱拿公物的，还有装猫学狗起哄吓人的，越搞越多。那年头无法可依，援引的判例早已不局限在马盛利的处分上。有说北京的小偷到别人防震棚里偷了八块钱饭菜票就照数判了八年刑的；更有说唐山对抓住的坏人一律就地处决的，诸如此类，大家似也理解，觉得震灾时期，非重典不足以安天下。但无奈重典常常就是“土政策”，加上大轰大嗡，“扩大化”就难免了。有的单位确实搞得人人自危，都在惴惴然地回顾自己在地震后的表现，是否有不英勇或者不检点之处。我们在八分场自然也收到不少揭发检举信，可大都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那天，因为我和肖科长在分场部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会，小祥就一个人去东村搜集情况去了，中午吃完饭才回来，神色异样地悄悄对我们说起，上午东村一个干部向他揭发分场教导员兼党总支书记秦文忠玩忽职守的情况，我们都吓了一跳，不由得郑重起来。
“地震后，他一整天都围着自己家的屋子挖东西、看孩子、做饭，根本不知道组织群众抗震救灾；下面干部找他请示汇报，他也不管，还叫几个工人给他搭防震棚呢。有的群众没东西吃，找他，他说我到哪儿找去？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可他们家那天把砸死的鸽子都煮着吃了，根本不管别人还饿着肚子；东村几个遇难的干部下葬时请他去向遗体告告别，他说‘不去了，就埋吧。’人家回去就骂开了，说在八分场干了二十多年的老同志，人死了当头儿的连看一眼都不肯，让活着的人都寒心！”
小祥开始语气还平和，越说越有气，“还是老革命呢，一点责任心也没有，我以前还叫他秦叔叔呢，得，以后我才不叫呢！”
对这个情况，肖科长非常重视，不住地点头，最后沉吟着说：“这完全是革命意志衰退问题，太典型了。”
当天下午，我们停下所有工作，三个人一齐到东村来了。先是找有关人员个别谈话，然后也顾不得先搞清谁和秦文忠有什么亲亲厚厚的瓜葛，便开了几个座谈会核实情况。因为矛头所向，毕竟是八分场的第一把手，又是清河老资格的分场领导，非同小可，所以我们只问情况，不加评论，结果证明：小祥汇报的情况基本属实。
第三天开始起草给工作队和总场党委的调查报告，我和小祥写第一稿，以“关于对秦文忠同志在抗震救灾初期玩忽职守问题的调查”为题目，把两天中证实到的情况归纳为几个问题，做成客观反映。写好后交给肖科长改。肖科长在上面加了许多观点，并且换了个标题，我和小祥一看，不禁目瞪口呆。
——“秦文忠是蜕化变质的走资派！”
这个标题，这顶帽子，那时候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
老秦大咧咧，脑袋里缺弦，丧失责任心，缺少革命感情，怎么说都行，上到这么高的纲上，就言不符实了。可我当时没有吭声。
报告是肖科长亲自带到总场去的，早上坐拖拉机去，第二天早上改坐一辆吉普车回来。同车还来了两位分局的民警，接着出现了谁也想不到的场面，秦文忠在场部办公棚的门口，被逮捕了。
对我们的调查活动，秦文忠已有所闻，可没想到情况会如此急转直下。民警下车时他还像招呼熟人似的打着哈哈：“嗬，什么风把分局的吹来啦？”当其中一位民警板着脸向他出示逮捕证时，他一下子呆住了，及至亮晶晶的手铐磕在腕子上，才猛省似的喊道：“我要找孔局长！”
他不想想，要不是孔局长拍的板，谁敢抓他？
一个月以后，他以玩忽职守罪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比起马盛利的留场察看来，当然是轻罪重罚了。
小祥完全想不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逮捕秦文忠的时候他也呆住了，瞪着吃惊的眼睛好像比秦文忠还傻。
当天晚上，根据总场的要求，由肖科长主持召开中队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端正对秦文忠事件的态度，同时进一步揭批他的问题。临开会时，肖科长特地要我去找一下小祥，要他也来听一听。我找了一圈，棚子里、操场上，哪儿都没有，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他一吃过晚饭就往东村去了。
东村？
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犹豫了一下，决定也到东村去。
东村离场部二里地。那一片残垣断壁之中错落杂乱的防震棚，正笼罩在深紫色的暮霭中。进村以后，我直奔秦文忠的家来了。
果然，小祥在这儿。
他在给秦家搭防震棚。
秦文忠的老婆，面黄肌瘦，带着三个闺女和一个四岁半的儿子，正在吃晚饭，脸上身上还带着干活儿时留下的尘土，见我不速而来，全都惊惶地停下碗筷。
小祥卷着裤腿，满脚是泥，正在脱坯。他和我对视一下，随即低了头，垂下拿着坯模子的手，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