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祥的姥姥和我虽然只是一面之交，却像对待贵宾似的那么热情、郑重，烧了认真滤过的河水给我冲茶，又专门打湿了一条像是还没用过的毛巾让我擦脸，这在当时灾区的环境里，已经足够表现出老人的感情和讲究了。
“小祥不在？”我的眼睛四下扫了一圈，然后看了看那座漂亮的白房子。虽然场里已经根据北京市关于恢复城区（清河人自认为属于宣武区）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的通知，要求领导、党员带头搬回屋里去住，并且做了一系列科学解释和思想动员工作，但人们毕竟对地震的血腥记忆犹新，没几个胆大的敢进屋，后来又连续发生了几次小余震，连少数搬回去的头头儿也都顺势又搬了出来。当地人讲话：“一朝遭地震，十年怕进屋”，十年是虚，但直到第二年夏天还战战兢兢不敢进屋的，据说相当不少。
小祥不在，原来他并没有回家。“不是跟你们到八分场去了吗？”老太太反而问我。
“今天我们放假……”
“哟，那他怎么不回来看看我？”老太太说话侉里侉气，大惊小怪，说不上是担心还是责备。一会儿脸上呆呆的，不知在琢磨什么，半晌叹了口气，说：“现在的孩子，都没良心。”
“别是到哪儿偷着抽烟去了吧？”她又露出一脸放心不下的神色，猜测得却那么荒唐。
据说小祥姥姥在邻居中的人缘儿并不算好，自私、跋扈、爱唠叨，长相又干瘪，像童话中的老巫婆。谁也奇怪只隔了一代，竟能“遗传”出小祥这么个俊秀的外孙来。她对外孙的严厉近于专制，常使旁观者为之不平。但有一点是众口一词的，老太太独自拉扯小祥快十年了，一粥一粟，就是自己天天喝稀饭，也没让孩子缺过一顿干的，算得上含辛茹苦，恩重如山了。
小祥不在，老太太执意不让我走，拉着东扯西攀，开始漫无主题，后来话茬儿便有些集中了。
“小祥这孩子，傻！我说他最傻！跟他爹一个德行。你瞧人家的孩子，谁都比他活泛。”
“他在我们那儿表现可好呢。”我说：“现在像他这样肯吃苦的年轻人真不多。”
“你可别夸他。”
“真的，也挺懂事。”
“你可别夸他。”
“他老念叨您，可孝顺呢。”
“你看不是，人家都说他孝顺，我就不说，他孝顺谁了？孝顺我了？我省吃俭用，啊，折腾来那么个家什，啊，一转手，让他给人啦，孝顺谁了？不成心气我就成！”
我知道她还在心疼那个三开门的大立柜，让小祥送给刘成德的爸爸当棺材了。
“过后我得叫刘成德赔我，小祥还等着结婚呢。”
“小祥这是做好事，学雷锋，您也光荣啊。”我只好一味说大道理，否则跟老太太搅不清。
“我不待见那份光荣，人家姑娘家现在都要这个（指立柜），没这个，哪有媒人踢门坎啊。”
“小祥还怕找不着，又能干，心眼儿又好，长得又精神，将来身后得跟一大群，您就挑吧。”
“哼，”老太太故作不屑地撇撇嘴，其实心里挺高兴，她突然看看我，说：“要是能找上你这样的城里姑娘就好了，又懂礼，又体面，又白净。小祥可佩服你呢，一回家就说你，说就你一个人，敢跟他一块儿过西大堤，把那么多爷们儿都压了。咳，小祥可没那福分哟。你今年多大啦？”
没提防老太太居然说到这儿来了，我脸上一烧，胡乱应了一声，岔开话题：“您身体还好吧？”
老太太病殃殃地摇摇头，“胸疼，就这儿，老憋闷的慌，咳，要不是惦着他这事儿，我早早死了。”沉默了一会儿，不知又想起了什么，自言自语地又绕得没边儿了：“将来也让小祥上北京找事由去。”
我不知道该表示什么，坐了一会儿，估计着肖科长该找我了，便起身告辞。老太太非留我吃饭不可，我当然不能留。
和肖科长回到八分场，吃过晚饭，直到晚上十点多钟，通往总场的大路早已被又浓又深的黑暗吞没，却仍旧不见小祥回来。我坐立不安，担心他出了什么事，肖科长也觉得不对，跑来问我：
“这小伙子看来今天不回来了，他事先和你说了没有？”
“他倒说过……他姥姥身体不好，可能是他姥姥病了吧。”我胡乱编派，却搞不清干吗要替他遮掩。
“唔——”肖科长沉吟一下，说：“要是他家庭负担重，应该叫他们场里换一个人来，咱们本来人手少，不能再要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我没说话，心里不禁有点气愤，小祥的姥姥虽然有病，可他这些天忙上忙下，从来没耽误过事，活儿干得比谁都多。你说人手少，可咱们都干什么了？他今天不过超了点假，你就不能容忍，对人也不能这么苛刻呀，谁没妻儿老小，你没有？
那天我很久没有睡着，听着草丛里的蛐蛐声、水塘里的蛙声，忽而想到小祥姥姥老态龙钟、唠唠叨叨的样子，又想到我自己的父母，那保养得很有风度的体态，我们的长辈是多么不同，有如天壤。我想象如小祥这样的青年，居然守着一个如此古板、厉害，又丑陋的老太婆过了这么多年，那该是既奇特又枯燥，既充满温情又难以忍受的漫长岁月吧！也像这个充满矛盾的夜晚，既安静又喧闹，又这么平凡。
他没回来，也没回家，到底哪儿去了？
小祥是半夜回来的，轻轻放倒自行车，衣服也没脱就睡在床上。早上我起来了，肖科长也起来了，他还睡得人事不省，脸上很脏，显得有点憔悴，睡相中带着稚气未脱的疲乏。
肖科长没有叫醒他，但看得出不大高兴，开饭时叫我替他打一份早饭，我没打，也不知为什么突然有点气恼，特别是小祥竟毫无顾忌地睡到快上班才起来，更使我几乎生出一种被辜负了的委屈感。大概他根本不会想到别人正在为他操着心，编了谎。他真是个粗枝大叶的孩子！
吃过早饭，肖科长找分场秦教导员谈话去了。小祥蹲在他的棚子外面洗完脸，泼了水，直起身，发现我脸色异样地站在他面前，便眨了一下眼睛，不作声。
“你昨天上哪去了？”
“我？回家去了……”语气含糊。
“回家去了？”我冷笑着把眼睛一眯。
他愣了片刻，龇牙笑了，“嘻——骗你呢。”
我板着脸，“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别告诉肖科长啊，”他压低声音：“我到唐山去了。”
“唐山？”我当真吓了一跳，“你怎么去的？”
“骑车呀，路可不好走呢，净绕冤枉道儿了，来回小三百里呢。嘿，你知道吗，唐山那才叫真正的地震，五斗柜都甩到电线杆上去了……”
“你到那儿干什么去了？”我气冲冲打断他，“为什么不请示一下？”
“我，我和张队长说了。”
“哪个张队长？”
“张玉海，三队的。”
“他管得着吗，你现在是工作队的人，上哪儿去应该跟我和肖科长说一声嘛。一个人跑那么远，唐山又那么乱，出了事怎么办？你跟你姥姥说过没有？”
“没有。”他嘟囔一句。
“你也不小了，怎么这么不懂得老人的心？”我的口气俨然是个长辈了，这也许有点过分，可他居然一声不吭跑到唐山去了，也实在是太胆大太随便了。
“到唐山到底干什么去了？”
“看人去了。”他低着头，有点不高兴，情绪抵触。
肖科长回来了，我们都闭了嘴。接着就是开会，先由肖科长传达孔局长的指示精神，然后研究下一步的工作，然后又分了工，再然后散会。当着肖科长的面，我们都没再提这件事。
地震，这个沧桑交替的自然现象，把地层深处的水和沙翻上了光天化日，同时翻上来的还有人——人的灵魂。
根据孔局长指示，我们开始在八分场彻查地震后发生的“坏人坏事”，深挖细查了三天，终于找出了一个坏典型。这人叫马盛利，三十多岁，是分场卫生站的“医生”，当然不是继平那种正规的医生，仅仅卫生员而已，不过八分场的人却全部口口声声呼之为“马大夫”，堂而皇之。
马盛利的长相却不够堂皇，个儿矮、瘦小，脸上长疙瘩，虽然一副深边眼镜为他平添了几分斯文气，可那种从来有理、惟我高明的自负嘴脸，却又味道难拿，让人不怎么顺眼。
情况基本核实后，由我、小祥，加上分场政工股的股长，三个人找他正面谈了一次话。
马盛利被政工股长领来时，步态矜持，进门后点头同我打了个招呼，一本正经，不卑不亢，对小祥则连理都没理。
“马盛利同志。”我开门见山，“据群众反映，地震发生后，二队的老吴同志被一块预制板压住下身，食堂的邢管理员一个人搬不动，正巧你从那儿路过，老邢叫你帮忙一块把老吴同志救出来，你拒绝了，有没有这回事？”
马盛利慢悠悠地反问：“请问这是谁反映的，唵？”
我被他的傲慢激怒：“马盛利同志，我是代表工作队找你谈话的，群众反映的是不是事实，你应当正面回答。”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的口气之果断，态度之委屈，之愤慨，足以令一切发问的人都心虚几秒钟，可是在我们掌握的材料中，既有邢管理员的证明，又有老吴的家属根据老吴死前的话所做的揭发，似乎是铁证如山的。于是我问：
“你是说，不是那回事，还是说，没有那回事？”
他略略反应了一下，说：“不是那回事。”
接着，他振振有词地讲开了：“毛主席说过，一切事物都要问个为什么。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在研究一切问题时，都不割裂特定的历史环境。噢，光那么一说，我路过那儿，老邢叫我救吴队长，我说不救！能那么简单吗？我路过那儿到底是干什么去了，你们调查清楚了吗？你们横是以为我在散步吧？”
“马大夫，你看，这不是向你了解情况吗，没有别的意思。”政工股长连忙拿出一副安抚的口气。
“这叫了解情况吗？一上来就质问我。好像和犯人说话似的……”马盛利反倒来劲儿了。
“那么你路过那儿干什么去了？”我耐着性子。
“我找我的裤子去了！那天晚上我把裤子洗了，晾在球场那儿了，我的宿舍塌了，我光穿着条裤衩跑出来的。”
天下真有这么一种人，就是再没理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受了委屈。马盛利滔滔不绝，一副正义在握，真理在胸的样子，理直气壮地说：
“那时候的特定环境你们根本不知道，房子塌了，到处是死人，伤人，谁管谁呀，根本不像你们在北京想的那样，死个人，多大事儿似的，我们这儿死人多啦。”
一直没吭声的小祥忍不住了，厉声打断他：“你知道不知道吴队长是怎么死的？”
马盛利斜了小祥一眼，不客气地说：“是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他是出血过多，下肢伤口感染，引起高烧，造成心力衰竭，导致……”
马盛利侃侃而谈，做着纯粹内行的阐述。陆小祥跳起来，涨红着脸骂道：“你还算人吗！吴队长就不值你一条破裤子？你还是医生呢，你连人都不配当！”
马盛利开始吓了一跳，继而镇定下来，皱起眉头，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的口气，摆摆手说：“坐下坐下，别像打架似的行不行，这可是工作队找我谈话，告诉你，嘴巴干净点。”
“我就说了，你不是人！”小祥把袖子都捋起来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他们吵起来，便站起身说：“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马盛利，你可以走了。”这几乎是用了对待犯人的口吻，马盛利愣了半天，却没能发作，沉着脸走了。
八分场的政工股长没想到会是这么个僵局，惶然不知该如何善后了。见我板着脸一言不发地收拾着桌面上的材料，不好说什么，便转而埋怨小祥。
“你也太没经验了，谈话哪儿有这么谈的，这件事，就是再大的错误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能出口伤人呢。”
“人民内部？”小祥梗着脖子骂了一句难以形诸文字的脏话，然后说：
“我根本不把他当人看。”
小祥，说实话，我原来光是以为你生性老实、勤快，又特别拘束，没想到你也会这样骨鲠激烈，说出话来也这么噎人。哦，我想起来了！你曾毫无惧色地要独自闯入那漆黑泥泞的三十里长堤；你敢于一个人骑自行车往返几百里到唐山去，所有这些，连同你那么熟练地骂出来的脏话，又提醒我注意到你和我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青年存在多么大的差别，你毕竟有着非常粗野非常强悍的一面。
离开政工股的防震棚，小祥气鼓鼓地不愿说话，我主动问他：“你看该怎么办？”
“妈的，清河水就喂了这群软骨头，一个大师傅，一个医生，没人敢得罪。”他答非所问，而且矛头所指，似乎也转移到政工股长的身上了。
我们走到路边的树下，沿着大路都是这种浓绿浓绿的阔叶杨。太阳晃得人眯着眼，可一到树阴下就立刻觉得凉爽起来。头顶上的知了哇哇的聒噪，自近而远，顺着大路响去，给人带来一种朦朦胧胧的振奋。
“喂，你说怎么办？”我微笑一下，又问，像老师考学生。
“叫肖科长见识见识他吧。”他嘟囔一句。
“肖科长到总场开会去了，明天也回不来。”
“那你说吧，你是工作队的。”
“你现在也是啊。”
“我不是。”
他不知跟谁赌气。
沉默片刻，我说：“嘿，跟我去总场告他，敢不敢？”
“告谁？”
“马盛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