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如果想要修身养性，也应该找一个圣贤作为楷模一心一意地向他学习，如此才能有较大的进步。如果眼睛看太多地方的话就会眼花，如果同时听太多声音的话就难以辨别，这就是专心的重要。
作战也是一样。
曾国藩曾致信湘军将领张运兰说：“主守则专守，主战则专战，主城则专修城，主垒则修垒，切不可脚踏两边桥，临时张皇。”
他认为李元度之所以打败仗就是因为攻守不定，就在于他没有坚定地守城。李元度主张打开城门去作战，战败后再进城分守。但是这个时候敌人不等你分布好就已经进攻了，而且此时我方士兵丢兵卸甲，士气已经受挫，怎么可能坚守呢？
所以曾国藩认为如果要守城就应该早点布置妥当，等敌人攻城而自己不要主动作战。等把形势看分明了再出击，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能出城打仗。他几次如此告诫李元度，但是他都没有听进去，在徽州全军崩溃，不仅徽州失守，还危及祁门。
这次战役之后，曾国藩对“专”的要求更上了一层。很多人都会心存侥幸，想学狡兔三窟，但是那些游移不定、左顾右盼的做法不仅不能两边都讨好，反而还会满盘皆输。
以静制动，宁静方能致远
心以收敛而细，气以收敛而静。
——曾语良言
追名逐利是官场上的人进取的动力所在，但是如果人生仅仅以此为目标，就会为蝇头微利、蜗角虚名所左右，难以达到更为高远的境界。与外在的积极相对，一个人要做到内在的“静”才能够干成大事业。
曾国藩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失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他认为，除私欲，戒妄念，静以养心是一个人修身成为圣贤的一大要素。
曾国藩一生涉足官场，为政务、军务所缠身，不可能对功名利禄不动心。好友刘蓉评价初次进京赶考的曾国藩时，说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曾国藩在考中进士时，名列三甲，按照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既羞愧又失望，差一点就回家了。后来，由于几个好友的尽力规劝，年轻气盛的曾国藩才留了下来，按时参加朝考。
人在年少的时候需要名利作为前行的动力，但是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还是一味地沉静在其中的话就会将自己的人生局限起来。
曾国藩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名利之心，因此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初九的日记中作了反省：“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与人争名争利，则流于小人之列，这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
一次，曾国藩读苏轼的诗，其中有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曾国藩看后沉思良久，又添上了两句自己的话：“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
积极入世是儒家的教诲，但是在仕途中，人不得不与功名利禄打交道，一不小心就会迷失原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初衷。治生、读书、修德、能文都是具体可见的，而做这些事的动力“求富、求官、求报、求名”就太过功利化了。
他很欣赏古人淡泊名利的情怀，曾在日记中写道：“中饭后热极，因读东坡‘但寻牛矢觅归路’诗，陆放翁‘斜阳古柳赵家庄’诗，杜工部‘黄四娘东花满溪’诗，念古人胸次潇洒旷远，毫无渣滓，何其大也!余饱历世故，而胸中犹不免计较将迎，又何小也!”
正是因为心中不计较，才显露出他胸怀之广阔，这样下笔才能从容潇洒。同时他又对自己做了批评：“无奈我做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 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己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
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才是大家的风范。而自己在做诗词时却想着要超过他人取得名誉，如果没有名誉就会耿耿于怀，这样从诗词中得来的趣味就变质了，自己也变成了斤斤计较的小人。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作《主静箴》：“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辱!”如果能做到淡泊名利，自己就能够宠辱不惊，专注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心无他物，才是通往至圣的正途。
飞扬跋扈招灾，低调行事得全
弟所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一身之强，当效曾、孟修身之法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刚不可。
——曾语良言
古语有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身居高位者既要忍受”高处不胜寒“的孤寂，同时更要如履薄冰地应对来自上下层的压力与猜忌，这在官场之中更是敏感，因为自己若是权倾朝野，很可能因此而引起皇帝的不安，也会因得到皇帝的宠幸而招致下臣的非议。所以面对弟弟任气逞强的态度，他写信循循规劝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刚不可。“
曾国藩奉行儒家的中庸之道，对朝堂上权力之争、尔虞我诈心中了如明镜。因此，在官场几十年间，特别是在权位变动的时候，他都是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处事的。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曾国藩连升两级，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官至四品。但是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如是写道：“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这样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你们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常存敬畏之心，这就是曾国藩在官场上能够有惊无险渡过一次次难关的秘诀所在。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掌握了最高权力，她在执政一个月后就下旨把浙、苏、皖、赣这半壁江山由曾国藩来统辖。对于这份倚重和权位的诱惑，曾国藩保持了极大的冷静。他几次上书辞谢，最后在朝廷一再的要求之下才就职，但同时又奏明：在没有攻克天京前，请朝廷不要再给他或者他的兄弟任何恩赏。
这种低调的做法一方面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另一方面使得心怀嫉恨者难以找到寻衅的由头。
按照清朝的官制，四品以下的官员准乘四人台的蓝呢轿子，就是通常所说的四人抬大轿；三品以上的官员则可以乘坐八人抬的绿呢大轿，就是八抬大轿。曾国藩在当了三品官后，一直没有换乘绿呢轿子，即便在升为了二品官后依然坐蓝呢轿子。一方面是由于他收入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想通过这些东西来显摆自己。
而清初的权臣鳌拜不仅利欲熏心还飞扬跋扈，最终沦为了阶下死囚。他在辅佐康熙时，独擅大权，同时结党营私，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最后竟发展到不顾康熙的意旨，先后杀死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临与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等政敌，引起朝野惊恐，康熙震怒，最终被康熙帝除去。
鳌拜在位极人臣之际不仅不知收敛，反而大肆招摇，得此杀身之祸实在意料之中。与他的盛极而败相对，三国时的刘备就懂得通过韬光养晦来掩人耳目，使得自己的实力得以保存，这才有了曹操煮酒论英雄这段佳话。同样，春秋战国之际，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也正是通过行事的低调来消除了吴王夫差的猜忌。
飞扬跋扈者能逞一时之强，却未必能得到善终。历史上的教训实在不少，熟读经史的曾国藩自然懂得这其中的道理，所以当朝廷给予他权势与名望的时候，他不能不感到惶恐。因此，在给曾国荃中的信中写道：“我现在身居高位，所拥有的不过是虚名而已，对于未来我实在担心得很……你要广博地学习知识，行为操守方面则应当小心严谨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