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儿子上中学后，事情有了转机。学校里有生物课，栽花种草也是教学内容之一。正赶上客厅里那盆一人多高的绿萝出了毛病，叶片全从四周开始枯黄。儿子胸有成竹，上街买回一包肥料，又换土又施肥又剪枝使尽浑身解数。如今绿萝袅袅婷婷风姿绰约人见人爱。还有那盆茶花原本长了好些花苞，儿子三下五除二剪掉一大半，我心疼得啧啧连声儿子也不动情，只说你不懂你不懂，想有靓花就得这么做。结果茶花开得又大又艳。最让人高兴的是我们又有了一盆比利时杜鹃。去年花期一过，儿子就动手剪枝，刚剪完那个难看呀，活像个秃头二癞子，儿子却说：“你等着瞧吧，丑小鸭准变成白天鹅。”现在比利时杜鹃果然开了一“树”花。
如今，我们家的绿化主力已非儿子莫属。他不仅亲力亲为，还发号施令，我和先生都成了他的小工啦。那小小的阳台是我们家的“绿化地带”，也是各自心中一片充满亲情的绿荫。
15.共用走廊的岁月
没搬家的时候，我们和邻居老李家共用一条走廊。他家的人要进屋，非得先经过我家门口。两家厨房还紧挨着，煮饭的时候自然免不了切磋交流一番。别看老李一家是地道的老广，却爱吃饺子。老李的夫人谭工60年代在北方念大学练就了包饺子的本事，放假在家不时要显显身手。这时，我们全家也就有口福了。如果遇上谁家缺葱少蒜油盐告罄，招呼一声就只管去对方厨房里拿，熟门熟路完全不用客气。
我家儿子栋栋比老李的儿子阿聪小十岁，可从小就能玩到一块。栋栋每天往他家跑，来来回回总像是慌不择路，要么碰翻了小板凳，要么撞倒了竹扫帚。阿聪从来不恼，笑眯眯地跟在后面收拾。谭工却着急得很，直嚷“栋栋，小心！”好脾气的老李则操着普通话“送客”：您慢走！栋栋每逢有了新玩具，必定拿去与阿聪分享，而且忘不了问一句：“你小时候玩过吗？”阿聪只有摇头。他出生在“文革”期间，十岁之前最引为自豪的玩具是一支小木枪。栋栋对此如天方夜谭般不可思议，但也因此生出一股“责任感”，要帮阿聪填补玩玩具史上的所有空白，很慷慨地把玩具给阿聪玩个够。阿聪则搬出珍藏的小人书供栋栋翻阅，还教给他几句简单的英语“唬人”。
有一天，丈夫出差，偏偏吃晚餐时栋栋的喉咙里破天荒地卡了一条鱼刺。我使尽浑身解数让他吞饭喝醋，都不见效，只好跑到隔壁求援。老李全家出动，但一下子也想不出别的法子。老李当机立断：“还是去医院稳当。”我于是匆匆忙忙抱起儿子顶着寒风出了门。一到医院，事情就简单了，医生用镊子轻轻一夹，就夹出了那条该死的小刺。栋栋牵着我的手又唱又跳，我们全然不顾天下着小雨，兴高采烈地往回走。半路上迎面走来一个又打伞又拿伞的人，原来是老李——他们一家放心不下，好几次到走廊张望，发现天下雨了赶紧派老李前来接应。我和栋栋拥有了一片无雨的夜空，一份无价的真情。
老李在一家公司当领导，工作挺忙，有时头发长了顾不上去理发店。我先生干脆承包了老李父子的两个“头”，手艺也还过得去。老李要出国去谈生意，临行前也照样由我先生理发。这件事很让我先生骄傲了一些日子，因为他的“作品”毕竟被老李捎带去了趟欧洲。那时候，我们全家出门几日，毫无后顾之忧，留下一串钥匙，阳台上的花草、玻璃缸的金鱼、房间的财产便都由老李家全权管理。而老李家的电灯坏了，水管漏了，或是缝纫机出了什么毛病，我先生一去也准能弄好……
转瞬十年，老李和我们都要搬家了。新房子虽宽敞许多，但搬迁的日子却一拖再拖。谭工总说：“不急不急。”我连忙答：“离春节还远呢！”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那天一早，帮老李搬家的汽车来了，几条汉子七手八脚把东西搬了个干净。房间里空荡荡，我们心里也空落落的。老李念叨：“以后得抽空上理发店了。”我先生搓搓手答得牛头不对马嘴：“以后独家独户的，全家要去旅游怎么办？”栋栋和阿聪小大人似地说同一句话：“有空记得来探望我。”文绉绉地叫人听了有点儿鼻子发酸。
如今，我们和老李家依旧是朋友。电话问候是常有的事，可要吃谭工包的饺子就不那么容易了。但那共用一条走廊的岁月，在我心底已留下真情的印记，永远抹不去……
16.巧妹子
巧妹子的名字叫巧云，很好听。可惜人长得矮矮胖胖，眼睛小嘴唇厚，又整天一套黑布的中山装，看上去一点不巧。加上她是初二时留级到我们班的，已经十六岁了，大家便多少有些瞧不起她。
那时我们的学校在长沙市郊，学生们都住校。一到星期六下午，我们就鸟儿出笼似地往家里跑，星期天再带回一两包饼干糖果什么的解解馋。唯有巧妹子总不回家，也从不买零食，呆呆地看着我们兴高采烈地启程，又余兴未尽地返校。有一天正上着课，传达室的老伯来了，在老师耳边说了些什么，老师便叫：“巧云，你爸爸来了，你去一下吧！”巧妹子的小眼睛立即一亮，脸儿很好看地一红，跑出了课室。
下了课我们回到宿舍，一位与巧妹子极相像的中年男子正与巧妹子说话，看上去很厚道，说是来给巧妹子送伙食费，还直叫我们吃他带来的炒花生。巧妹子一直眯着眼笑，可她爸爸一走便又恢复了往常那不苟言笑的模佯，成绩依旧不好。
终于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们，巧妹子的家在很远的郊区小镇，她妈妈与爸爸不和，几年前带着妹妹悄然离去，剩下她和当工人的爸爸相依为命，爸爸爱她但无暇管她，每月供她上学便再无闲钱。家里一间小房，她回去也不方便，只好整天泡在学校……
从那以后我们都对巧妹子好起来。带东西给她吃，还帮助她复习功课，并且发现她心地善良肯帮人，买饭洗碗洗衣扫地之类的事，她做起来又快又好。慢慢地她脸上有了笑模样，学期末各科居然都合格。但她的眼神还是复杂得让人摸不清，不说话的时候总面对着窗外的蓝天，不知想些什么。
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们糊糊涂涂又轰轰烈烈地投入，于是停课，学生各自回家。巧妹子却没走，也不肯去同学家作客，独自留了下来。
几个月后，当我们得到通知，回校“复课闹革命”时，却发现巧妹子变得有些怪了。她一反常态地傻笑、唠叨，反复询问那位曾经跟她同桌的男生小伍回校没有，后来在饭堂遇见小伍，欢喜得什么似地，拉住他的手问这问那。小伍老实，抽回手也不发火，只是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精力旺盛又无处可使、无人管束的学生们便哄堂大笑。从此见了巧妹子就拿她和小伍开心，指东指西，她也真地相信，四处去找小伍。其实小伍还是十四岁的孩子，除了帮过巧妹子学习之外，平时从不来往。那一回受了“惊吓”后更是能躲就躲。
当时说是复课，实际上放任自流。老师打倒了一大半，剩下的不敢管事，每日念一通最高指示就作罢。巧妹子也越发怪了，傍晚总在校园里神游，任谁都别想拉她回宿舍。有一夜她竟然冲破男生们的防线，径自进了小伍的房间要找小伍谈心，幸亏三分钟前众人掩护小伍跳窗仓惶出逃。
大家终于认定巧妹子疯了，便叫她爸爸来领她回去治病。临走前巧妹子把头发梳得光溜溜，口口声声叫我们转告小伍快些去找她。她爸爸叹着气，她却唱着歌出了校门。
巧妹子的家太远，谁也没去过，没法去探望。大家都说巧妹子身体那么棒，很快会治好病回学校。半年后却传来消息，巧妹子白天总被她爸爸锁在小屋里但她不吵不闹。有一日她不知用什么工具破门而出，走过小镇走向田野最后走进了绿水如镜的水库。出门前她脱下了那件黑衣服，穿上了从箱底翻出来的妈妈的花衬衣……
我至今忘不了巧妹子。那么好听的名字，那么善良的心地……如果她有一个温馨的家庭，如果没有文革这场灾难，如果校园里再多一些关心多一些爱，如果……巧妹子怎么会那么早就离开这个丰富多彩、充满魅力的人世间呢！
17.忘不了的“秘密”
好些年了，我们几个朋友的心里始终藏着一个秘密。直到前些日子，当年的保密者相聚，才一致同意撤销“保密令”，可都说不堪回首那一幕。我却不时地想起来，想得心儿酸酸痛痛还有那么点儿甘甜……
那时我们都处于芳龄妙龄大好年华，且毫无例外地从五湖四海一起走到了海南，落户很边远的山区农场接受再教育。那实在是个很美丽的小山窝，满目青绿，树木成荫。尤其是坡下那条清亮亮的小溪，掩映在两旁密集的树下，伴着鸟鸣活泼泼地跳跃，让人看了只想脱个精光，七仙女似地泡在水里。唯有队里那几栋草房，简陋得像是小说里描写的狩猎人的歇脚之处。据说只要从山上砍来些大大小小的木条，大的按距离插进泥地，小的则用藤横横竖竖地绑在大木条上，成为方方正正一间间的棚架，然后随地挖些泥巴，浇上水和上杂草，一块块往架子上搭，房子便有了四壁。顶上再盖些编好的茅草片，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一栋草房大约十来间，我们三个十六七岁的女孩住靠边的第二间房，最边上住着高中部的三位男子汉。两房之间仅仅隔一道薄薄的两米来高的泥墙，我相信他们站在床上踮起脚就能将我们房一览无余，但这样的事却从来不曾发生。倒是有了那几位大哥哥，我们的胆壮了好些。夜里偶尔听见不知是山里什么野兽的叫声，只要用手敲敲泥墙，那边便会应声，说几句“不用怕，有我们呢”一类的话，好像他们从来就是山里的孩子，我们也就放心睡了。
隔壁三个大哥哥中最活跃的是阿明。听说他父亲是个中学校长，“文革”初期挨批斗时，突发脑溢血去世，家里只有多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每月发22元工资，他寄走12元。就这样他还老是笑嘻嘻地，又特别爱哼歌。他是队里的牛车夫，天天清早我们刚起床，他就赶车上山了，去把我们头天开荒清理出来的树头树枝拉回伙房当柴禾。每回走的时候，他总伴着吱吱呀呀的牛车声放声商歌。唱来唱去就那么一首：“太阳出来喜洋洋，挑起扁担上山岗……”虽说嗓子不咋的，但还有点儿民歌风味。全队人都习惯了他的清晨一曲。有时他也去场部运东西，回来时必定带几支硕大的山芭蕉或一包质量粗劣的饼干，把我们高兴得过节似的。
有一回我们房的小惠突然发高烧，先是热得满脸通红后来又冷得上下牙打架。连队卫生员说是疟疾。我们那儿是疟疾高发区，不时有人犯病。折腾了几天小惠算是好了，只是浑身软绵绵走路轻飘飘，小脸儿又青又白。三位大哥哥早晚都在门外打探病情，那天小惠起床了，我们一齐邀请，他们才走进来，端端正正坐在床沿上。都说小惠要增加点营养，可饭堂里的病号饭从来就是一大碗稀粥外加一小碟萝卜干。我们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农场职工不准养鸡自然没有蛋，队里养的猪一律“苗条”得像是狗且一年只杀三几回。我们愁眉苦脸地望着小惠，阿明忽然出了个主意，他说翻过这个山坡有黎族同胞的稻田，何不豁出来犯次纪律趁夜色捉它几只田鸡，给小惠熬粥那可是一流的补品。我们几个人顿时欢呼起来，小惠看看这个瞧瞧那个眼圈一红要哭。大哥哥们可能怕眼泪都站了起来，说天色已晚马上就去。阿明却执意说他熟悉地形还是他去好。人多目标大反而难抓，况且给人看见了不是玩的。
当晚阿明果然兴冲冲地提了七八只田鸡回来，小惠胃口大开我们也每人吃了一只田鸡腿。旗开得胜阿明大受鼓舞第二天夜里又去了，可是很久很久都不回来，我们便有些慌。两个大哥哥叫我们先睡由他们去找阿明。也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中我听见隔壁有很克制的呻吟声。我一下子清醒了，心想糟了准是阿明哥出了事。贴着墙我问怎么呢，那边传来阿明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句话：“没啥没啥，你快睡吧！”语音未落就直抽冷气，我想一定是哪儿疼得厉害。实在放不下心，我蹑手蹑脚走到他们门口，轻声说：“我去叫卫生员。”刚转身想走，门忽然开了，一只手急急地把我扯了进去。
屋子里一盏油灯明暗闪烁，放在阿明床边的简易凳上，阿明合衣躺着。我走过去一看，吓得差点叫出声来：阿明的左小腿黑黑紫紫地肿得老粗，一看就知道是毒蛇咬的！一个大哥哥正用力挤压创口，大约是想挤出毒液。每挤一下，阿明就忍不住哼一声，额头上渗出密密的汗珠。
不等我开口，另一个大哥哥就把我拉到一边，很严肃地小声说：“听着，这是一个秘密，就我们四个人知道，千万别说出去。”
“为什么？”我脑子里一片迷濛。
“这是阿明的要求。他想等到天亮时告诉队里，他是上山拉柴时被蛇咬伤的，这样就能算工伤，不用挨批评作检讨，不用扣工资受处分，家乡的妈妈和妹妹还可以按时收到他寄的钱，日子就不会太苦。”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不，不，这样阿明会有危险！”
阿明挣扎着欠起上身对我说：“别担心。我有经验，这种蛇不算太毒，可以坚持几个小时。你要真为阿明哥着想，就千万保守这个秘密。”我颓然跌坐，再说不出一句话。那位大哥哥继续告诉我：“刚才我们在山坡上遇见阿明时，他正撑着根木棍一步步往前挪。手里那串田鸡却紧紧抓着没丢。明早你拿去帮小惠煮粥。”我使劲地点头，只是不肯走。三个人就这么无言地守着阿明，帮他用盐水洗伤口，抹汗，敷上他拔回的一把草药。……时间好像停止了，我第一次尝到漫漫长夜的滋味。望着外面黑乎乎的夜空，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天啊，快点儿亮吧！”
好不容易东方有了—抹曙光，阿明强撑着下地，由两个大哥哥搀到牛棚。驾好车，阿明坐了上去，牛车轮慢吞吞地滚动起来，吱吱呀呀，好像从我们心头碾过……突然阿明的歌声响起来了，还是那首“太阳出来喜洋洋……”只有我们听得出，歌声中那痛苦的颤栗。怕控制不住自己，我拼命冲下山坡冲到小溪边，把头埋进清凉的水中……
阿明终于被送进了场部医院。医生悄悄怪道：“虽说采取了自救措施，再晚来个把钟头，事情就难说。”那神情分明看出了破绽。队长二话没说就在工伤单上签了字，还把我不忍杀掉、偷放在小溪边的几只田鸡又提了回来，甩下一句话：“做好了给阿明送去，叫他养好身体，咱们下不为例。”阿明知道了，转过身去，好一会儿才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呀！”小惠蒙在鼓里，嚷着要去抓田鸡慰问阿明，被我们死活拉住了。从那以后，我们再没有干过这类事。
按商定好的那样，我们一直把那个秘密藏在心里，也把人生的希望和人世间的美好藏在心里。如今虽说不必再保密，但往事却忘不了。值得庆幸的是，那样的故事不会再发生了……
18.奶奶再没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