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修筑川汉铁路一波三折，四川保路运动，引发辛亥革命……
却说，同盟会广州黄花岗起义被平息后，以曾任翰林院修撰江苏海门人张謇为主的立宪派人士又多次请愿，要求实施责任内阁制。
迫于内外压力及消弭朝野的反清情绪，清庭于宣统三年五月八日颁布了《新订内阁官制》；下令裁撤军机处等旧的一套官僚机构，成立所谓的责任内阁，以迎合立宪派人士的口味。
责任内阁由十三人组成，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原军机大臣、满洲镶黄旗人那桐与请辞了东三省总督之职的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下设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等十个部，可谓是换汤不换药；而十三名内阁大臣中，有九人是满人，其中善耆、载泽、载询等七人是皇族；仅有徐世昌及广西灌阳人唐景崇、广东顺德人梁敦彦、江苏武进人盛宣怀等四位是汉人。
故而，人们将其称之为皇族内阁；如此的瞒天过海之术怎能令人诚服，反清情绪仍难平息。
而不久，四川却因川汉铁路的股权问题引发了民间的一场骚动。
原来，《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的势力纷纷向中国内地渗透。列强们知道，势力渗透的最好办法是修筑铁路；铁路修到哪儿，其势力范围就能扩展到那儿。
而此时，清皇朝开始推行新政，也欲通过修筑铁路促进民生摆脱贫弱。
于是，打算先在直隶修筑一条北京至张家口的京张铁路，继而在中部沿长江再修筑一条从四川成都至湖北汉口的川汉铁路。
受尽了丧权屈辱的满清皇朝这次打算挺直腰板了，宣称“不招洋股，不借外债”，要“自办铁路”。
然而，因屡屡的战败赔款，大清皇朝的国库已捉襟见肘几被掏空，如何承担得了修筑两条铁路的巨大费用；结果，权衡轻重缓急以后把仅有的一些资金投到了京张铁路上，川汉铁路只好搁下缓建。
列强闻知清政府打算修筑铁路了，皆希望通过各自的影响力能捞到筑路权；当得知京张铁路已成定局拒绝外资加入，列强就把目光瞄准了川汉铁路。且川汉铁路东至长江中流的重镇汉口，西达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川蜀大地，几乎贯穿了中国大陆的东、西；若能得此路权，其潜在的巨大政治与经济利益是无可估量的。
而长江流域本来就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政府更是当仁不让，不遗余力地非他莫属。且此时，英国政府已将清皇朝中主管铁路的邮传部中的一批官僚们暗中买通了；结果，邮传部故意以“本朝缺资，难兴此大业，不若借鸡生蛋”为由，有意将此路权出卖给英国。
这一消息传出后朝野哗然了，远在日本留学的四川籍学生更是纷纷致函国内，竭力呼吁“川人筹资自办铁路”，以免川汉铁路落入列强之手。
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倒是也有此意，为保住川汉铁路不被列强染指，锡良向朝庭奏本力陈利害而主张“筹资自建”。
清庭准奏，允许四川人自办川汉铁路。
于是，锡良随即成立了一个官办的川汉铁路公司；也宣称“不招洋股，不借外债”。
但因川汉铁路计划始自四川的首府成都，经内江、重庆、万县、奉节、秭归、宜昌后，直达湖北的汉口；全长二千多里，所需银两颇巨。官府拿不出这么一笔巨资，锡良只得以官府名义向民间筹资。于是，就将官办改为官督商办了；川汉铁路公司也更名为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并由四川按察使冯煦任督办。这么一改，也就便于向民间筹资；其实，虽然名为商办了，实际上却仍由官府控制。
接着，官府就发行了川汉铁路的股票，通过在所属各城、镇成立的股东分会发行；并明文规定“?无论士绅、商贾、农户、市民均须认购”；名义上是自愿认购，实际上却是强行摊派。
远在日本留学的四川籍学生见他们的呼吁生效了，都十分高兴；但又担心官方的强行摊派会遭到抵制，而影响川汉铁路的实施。于是，四川广安人蒲殿俊召集三百多名四川籍留学生会议；号召大家踊跃出资认股，给乡民做个表率，以促成川汉铁路如愿筑就。
年轻的学生个个是热血儿郎自然是一呼即应，不但自己节衣缩食还力劝国内亲友认股；于是，官府很快就筹措到了第一批三十万两银子的认股款。
其实，四川的民众也知道，官府修筑川汉铁路的出发点毕竟是为了保护民族利益，且有益于民生；所以，对于官府强行摊派的举措倒也能理解无甚大的抵触，均愿解囊认股。只是，老百姓毕竟是太穷了囊中如洗，倾其所有也认购不了多少；而有钱的士绅、商贾虽然也愿意解囊，但这些在官场与商界混惯了的精明人处事都会留一手，愿拿出其三分家财来认股的已算不错了。所以，认购结果只筹集了一千六百七十余万两银子，仅为所需全部款项的十分之一。
不能筹足全部款项，锡良心里甚觉怏怏；但是，毕竟已够修筑几百里的铁路了，锡良打算先将这几百里的铁路修筑了再说；若能成，多少也可算是一件造福后世的大事。
资金筹措后，川汉铁路工程准备启动了。
然而，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却以“川、鄂未立《契约》，川人无权越界修路”为由，不准四川人到湖北开工筑路；于是，川、鄂两省也为川汉铁路的修筑权争开了。
经过一番争执后，双方才商定“先由两省共同修筑越界的宜昌至万县段，然后再修筑各自界内的路段”。
好事多磨，两省之间的矛盾解决后；张之洞却进京任职于军机处了，锡良也被调离了四川。
尔后，川、鄂两省的总督之位都如走马灯般的换了几任；继任者没有再对川汉铁路那么热忱，筑路之事也就被搁置。
而英国政府由于没能取得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却不甘心就此罢休；因此，暗中唆使其在清政府中的代理人设法阻挠。因川汉铁路只是名义上的商办，实际控制权仍在清皇朝手中；所以，总理具体事务的人选仍须由邮传部委派。
几年下来，川汉铁路的总理人选已换了三任，却什么事也没有干成；白白地耗费了许多银子，工程却年复一年地被拖沓下来。
宣统元年，张之洞过世了，原四川布政使王人文擢升护理四川总督。
这一年，京张铁路完成通车；负责该铁路施工的詹天佑接着就受聘于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任总工程师；同时，邮传部参议、四川秀山人李稷勋继任总理；两人合力，川汉铁路的修筑才被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
是年十二月十日，开工典礼以后，川汉铁路的宜万段工程在延误多年以后才正式破土动工了。
由于川汉铁路受官府控制，民间根本无法对其资金的支用进行监督。
虽然搁置多年，但那一大班闲赋的、不知民间疾苦只知贪图享乐的官僚却照常要领取高额的酬薪，而走马灯似轮换的政客更是要从中大把捞取中饱私囊；所以，几年下来，那笔好不容易筹措的资金已所剩无几。
因此，李稷勋和詹天佑俩人承手，正式开工修筑宜万段工程时，才发觉自己几乎是在为无米之炊。所以，历时二年后，才勉强将铁路筑到了宜昌的夷陵区；然而，当上风垭隧道打通后，再无资金可用了。于是，这条原来计划中长达二千里的川汉铁路，竟然只修筑了短短的十五华里就因资金短缺而被迫停工了。
清政府也想不到川汉铁路竟然会成了这么一付烂摊子，连虎头蛇尾都称不上，实在难以向国人交待。
此时，列强却瞄准机会，要挟清政府向他们借贷以解资金短缺之困；从而，他们就能获取路权。
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皇朝想不出妙策，只好重走向国外借贷、出卖路权的老路了。于是，经过谈判一拍即合；时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代表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订立了《湖广路借款合同》；清政府向四国政府借款一千万英镑后，即将川汉铁路等路权出让了。
于是，四国政府如愿以偿地捞到了路权。
不过，盛宣怀毕竟是个精明的商人，《合同》中写明了“不以日后修成的湖广境内的粤汉、川汉铁路作抵，而以湖广的百货厘金、盐厘、盐捐作抵”等语，尽可能地维护了本国的权益，也算是良苦用心。
四国政府获得路权后，即胁迫清政府取消川汉铁路的商办。
清政府迫于压力，随即发布了一道上《谕》：“回顾全国路政，规划不善，错乱歧见；不分干支，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后果不佳，遗患无穷。粤地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川蜀倒账甚巨，追索无着；湘鄂设局多年，徒耗坐资。若贻误愈久，受累愈深，何堪设想？故当将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支路准许各省商民量力酌办。”
清皇朝如此轻描淡写地发布了一道上《谕》后，就把全国的路权都收回了。
此时，各省均有长短不等的铁路在修筑，且同样都是依靠民间的资力；所以，清政府此举立即引起了全国民众的不满。
不过，因粤、湘两省的干线不长，所涉股民不多；且因粤、湘为多事之地，清政府唯恐革命党人藉此发难。所以，对于此两地的铁路国有之举，随即出台的较为优惠、尚可接受的赎买股票办法，使股民们能收回本息；因此，两地的怨声也就消了。
然而，川汉铁路的股民却很倒霉；因为，川汉铁路所筹措的股金的流失多因管理失误所导致，其中有部分则是被该公司驻上海的经理施典章挪用去投机股票亏损殆尽了。清政府感到这个漏洞实在太大难以补救，也就以此为借口不愿承担责任为股民补偿损失；却又觉得川蜀地处内陆，革命党人的势力尚未波及；也就无所顾忌地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后，湖北股权还本不还息，四川一律不还。”
如此一来，川、鄂两省的股民损失惨重，当然要怨声载道了；四川股民更是血本无归，许多股民因此倾家荡产，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怨气？且当时筹资时采取的是强行摊派，四川的士绅、百姓无分贫富贵贱都得认股，可以说是人人成了股民；因此，铁路收归国有之事在四川的涉及面更广影响更大，民众的反响也就更激烈。
四川的士绅原以为政府将铁路改商办为官办，只是为了收回路权；现在看来，政府非但要夺路权，还要赖股本了；这与强人劫财又有何异？因此，也都愤愤不平了。
当年竭力呼吁“川人自办铁路”留日学生、归国后已任四川谘议局议长的蒲殿俊，则撰文一针见血地抨击政府“施行铁路国有，实欲卖路权与外夷，乃卖国耳”，号召川人予以抵制。
不久，清政府与四国订立《湖广路借款合同》之事被曝光，国人更是纷纷痛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为卖***，受盛宣怀指派出任宜万段总理的原邮传部参议李稷勋也遭到了斥责。
李稷勋老远的从京城赶来承接这个当时已没人敢接手了的苦差，愿想着能为家乡做点事；想不到，事没办成，却落了这么个骂名，真是有苦难言有口难辩了。
而此时的四川民众且如夏日里的干柴，稍有一点星火即能引燃；蒲殿俊振臂一呼，众人随即响应。
接着，蒲殿俊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与会二千余人推选蒲殿俊为会长，四川南充人罗纶为副会长；并散发《保路同志会宣言书》，宣称：“路亡国亡，破约保路；外争国权、内争民主。”同时，在四川成都进行罢市，号召民众抗纳粮捐。
很快的，四川全省各地都纷纷效仿也成立保路同志会，并拒绝向政府纳粮缴捐；保路风潮很快漫延，其它各省也有响应，有的还派出代表赴京请愿。
四川乃天府之国，历来是朝庭的主要粮捐来源地；如今，四川全省拒缴粮捐了，清皇朝如何受得了？
摄政王载沣见事情闹大，赶紧召集各部商议对策；但各部大臣都面面相觑，谁也不知可否。
此时，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上书朝庭，言：“民意难违，禁不胜禁，防不胜防；不若收回成命，以免不测。”
然而，朝庭上《谕》一言九鼎岂可朝令夕改？
王人文谏言“收回成命”，令载沣恼羞成怒；遂以“违逆上意，办事不力”之名将王人文贬职，而任命人称赵屠夫的山东莱州人赵尔丰为四川总督；并责令各省对于参与保路者须“严行惩办”，赴京请愿的代表一律“押解回籍”。同时，任命端方为川汉铁路督办，以协助赵尔丰对四川民众实施弹压。
赵尔丰到任后，即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并将蒲殿俊、罗纶、四川南充人张澜、奉节人邓孝可等多人抓捕。
于是，成都的保路同志会成员涌到总督衙门前请愿抗议，要求“释放被捕人员”。
赵尔丰非但没有放人，竟然下令向请愿群众射击，当场杀死三十余人，酿成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此时，保路同志会已遍布于四川全省的六十四个县，会员数多达十万余众；赵尔丰的暴行激起了各地保路同志会的愤慨，抗议声浪更加高涨；连来自全国各地的三万筑路工人也参与了抗议，局势更是不可收拾了。
赵尔丰眼见情势不妙，只得把关押的蒲殿俊、罗伦等人释放。蒲殿俊获释后，也感到了局势的动荡已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于是，赶紧又发表《哀告全川伯叔兄弟》书，规劝民众“息事开市”；然而，民众的激愤难以抑制，已非俩人可左右了。
此前，同盟会会员、四川荣县人龙鸣剑与河南巩义人王天杰认为革命时机已到；于是，邀请当地哥老会首领四川华阳人秦载赓、新津保路同志会会长侯宝斋等人，在资州的罗泉井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并决定由秦载赓主持川东起义，侯宝斋主持川南起义。因侯宝斋所率乃是保路同志会成员，故称其为“保路同志军”。
一九一一年九月七日，就在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的当天下午，侯宝斋率领三千保路同志军在新津揭竿而起，拉开了川蜀大地武装起义的序幕；攻占新津县城后，与在邛州反正的四川郫县人周鸿勋所部的巡防军汇合；然后，连夜冒雨奔袭成都。
与此同时，王天杰、龙鸣剑俩人也在荣县举事，秦载赓则率二万哥老会员夺取了资州。
然而，在向成都进军途中，龙鸣剑因积劳成疾病逝了，秦载赓在井研城外遭到伏击不幸坠马而亡；俩人相继亡故对于起义军来说是沉重打击，王天杰只得率部折回荣县。
此时，从日本回国受孙中山委托负责四川同盟会事务的四川荣县人吴玉章已经赶到。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吴玉章与王天杰即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于是，同盟会建立的第一个地方革命政权就在四川荣县诞生了。
保路同志军的起义及荣县革命政权建立，清廷闻报后大为震骇；此时，湖广总督瑞瀓与川汉铁路督办端方，联名奏本弹劾四川总督赵尔丰“治政无能，致使川蜀大乱”。
于是，清庭将赵尔丰免职，由端方代署四川事务，并下《诏》命其率领鄂军入川镇压起义。
端方接《诏》后不敢怠慢，即率领湖北新军第八镇的第十六标、第三十一标、第三十二标等主力进入四川，以对起义军进行镇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