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张国涛飞扬跋扈、称霸“鄂、豫、皖苏区”，“白雀园大肃反”……
却说，就在中＊共＊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之时，中＊共＊的“鄂、豫、皖苏区”内却掀起了一阵令人诧异愕然、充满血腥气的政治风暴。
原来，张国涛出《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后，欲“做点‘像样’的事”，以在“苏区”及“红军”中为自己树立威信。
于是，他打算“趁‘红四军’已取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了的有利形势，将盘踞在大别山麓商城一带、曾是‘红枪会’首领、时被国民党封为‘豫南特区第五路游击司令’顾敬之的民团武装‘人民自卫军’清除掉”。
对于张国涛的这一决定，时《任》“红四军军长”邝继勋、“政委”曾中生表示了“异议”。
俩人认为“顾敬之虽投靠了国民党，但他窝在大别山上、尚未进犯过‘苏区’；因此，‘红四军’与顾敬之所部，双方处于‘泾水不犯渭水’之态。而眼下，‘红军’面对的主要敌人应是参与‘围剿’的‘国民党军’；所以，尚不必去对付顾敬之。何况，‘土匪’出身的顾敬之狡猾得很，窝在大别山中可谓是虎踞深山、一时也难以清除。‘红四军’用兵该有轻重缓急之分，不应将精力与兵力化在对付顾敬之这种无关痛痒的事上。”
再说“‘红四军’当务之急，是要解决部队的饷粮问题；为此，‘红四军’主力应南下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因为，‘蕲、黄、广’地区南临长江黄金水道较为富庶；若能得此地，部队所需饷粮即能解决。且该地区原属‘苏区’，也该趁‘第二次反围剿’已胜利之机，乘胜南下、将失地收复。”
然而，张国焘觉得，自己的话已出口，若是收回，岂不有失了尊严？他见邝继勋与曾中生不愿遵《令》，也就决定“亲自率部、去收拾顾敬之”。
但谁知，顾敬之果然是块“难啃”的骨头。
张国焘率部强攻多次，却连一座堡寨也没能拿下，自己却折损了不少；因此，“指战员”渐生厌战情绪了；如此，张国涛只得放弃了“攻打顾敬之”。
“攻打顾敬之”失利，张国涛非但没能“树威”，反而有“大失颜面”之感，心中甚是不快。
且不久，蒋介石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鉴于此，邝继勋与曾中生更是觉得“应南下‘蕲、黄、广’”了。
因为，“蕲、黄、广”地区位于“鄂、皖、赣”交界处，历有“三省七县通衢”、“吴头楚尾”、“鄂东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红四军”若能占据了此地，即可扼住长江通道；且因“蕲、黄、广”地区与赣北的九江隔江相望，对于“中央苏区”“红军”的“反围剿”，可起“围魏救赵”之效。
所以，“南下‘蕲、黄、广’”可谓是一举两得。
张国涛也觉到俩人言之有理，且见“红四军”的“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第十三师师长”徐向前等人都“赞同”邝继勋与曾中生的主张；也就只得顺应众意，同意“‘红四军’主力南下”。
于是，邝继勋与曾中生即《命》“红四军”主力“南下先取英山与浠水，再攻占蕲春、黄梅、广济等地”。
然而，当“红四军”主力南下攻取英山后，张国涛却忽然改变主意了。
原来，张国涛前来“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后，总有一种“唯我独尊”之感；所以，一心想把“鄂、豫、皖苏区”经营成自己的地盘。但谁知，张国涛的第一次下《令》“攻打顾敬之”即被邝继勋等人“挡住”了，令他心中很不是滋味。所以，张国涛虽是同意“南下”，却甚是勉强。
其实，张国涛的心中不免忧虑；若是“红四军”只听邝继勋之《令》，自己岂不失威而空挂了个“中央分局书记”之衔？因此，张国涛觉得“即使邝继勋的‘南下’主张言之有理，也不能让他称心如意地实施到底”。再说，邝继勋主张“‘红四军’南下‘蕲、黄、广’”的理由之一，无非是“可起‘围魏救赵’之效，利于江西‘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的‘反围剿’”；既然如此，何不去攻打武汉或南京？”
那样，岂不会对“国民政府”构成更大的威胁，比邝继勋的“南下‘蕲、黄、广’”更胜一筹？
张国涛想到此，似是开窍了。
于是，六月二十八日，张国涛在豫南的商城召开“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提出“要‘红四军’折向东进，攻取皖西南的潜山”，并“进取安庆，沿江而下、直迫南京”。
同时，张国涛自信地解释：“只有如此，令南京有危，方可真收‘围魏救赵’之效。”
张国涛的主张听似有理，但稍一琢磨、便觉不妥。
因为，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都城，安庆则是素有“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之称的战略要地；如此重镇要地，国民党必皆有重兵驻守；可想而知，欲“进取安庆、威迫南京”谈何容易？可见，张国涛的这一主张无异于冒险，是拿“红四军”将士的生命开玩笑。
所以，张国涛的主张，只有随同其来“鄂、豫、皖苏区”的陈昌浩、沈＊泽＊民＊等少数几个人表示了支持，“红四军”的邝继勋、曾中生等许多久经疆场的“指战员”都表示了“反对”。
张国涛见自己的话又失灵了，心中更觉懊恼；因此，他开始考虑“得如何扫清眼前的障碍”，以将“红四军”控在自己手中；否则，自己在“鄂、豫、皖中央苏区”中的权威难以树立。
为此，他决定“动用手中的人事任免权了”。
于是，“扩大会议”后，张国涛即以“拟将‘红四军第十三师’扩建成‘红二十五军’”之名，《命》邝继勋“去皖西金寨筹建‘红二十五军’”；其“红四军军长”之职，则由处事谨慎、少露锋芒的“红四军参谋长”兼“第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接任。
张国涛原以为，将不甚听话的邝继勋调任后，就可将“红四军”控在自己手中了。
然而，徐向前接《任》“红四军军长”后，也与“政委”曾中生意见一致；并不理会张国涛，仍决定“‘红四军’继续南下”。
于是，“红四军”主力由英山向广济挺进。
九月一日，许继慎所率的“红四军第十二师”在蕲水东面的洗马畈镇围歼了丁治磐所率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师”的一个团，“红四军”的“第十师”和“第十一师”也将“国民党军”的两个团围困在了达成庙、叶家花屋等地。
张国涛见“红四军”将士仍不遵其号《令》而继续南下，恼怒之下又强《令》“红四军”“折向东进”，且限于“一个月内攻取安庆”。
因为，张国涛毕竟是“‘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军委主席”；徐向前觉得不宜一而再地过于对其抵触顶撞，遂与曾中生商议后，将“红四军”主力撤离蕲水、返回英山。
只是，如此一来，被围困在达成庙、叶家花屋等地的“敌军”逃之夭夭了。
张国涛强《令》“红四军”撤军、而让已快被击溃的“敌军”溜了，却限期去攻打全无胜算的安庆；如此独断专行，实令“红四军”指战员心中不服。
因此，“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联络“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等“红四军”将领，联名写了一封《向中央分局的申明书》。
《申明书》中毫不隐讳地直言指责：“限令‘红四军’‘攻取安庆’及‘威迫南京’之举，与立三路线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出一辙，是‘右倾冒险主义’。”
张国涛见了这封《申明书》后，气得七窍生烟了。虽然，信中没有指名道姓；但张国涛能觉到，许继慎等人的矛头是直接针对他的。
张国涛想不到，许继慎等人竟敢如此公开顶撞自己，真是吃了豹子胆；若是再放任不顾，岂不要爬到自己头上来了，如何了得？
此时的张国涛已觉得“‘红四军’中有一股专与自己作对的势力”，且认定许继慎是“魁首”。
因此，张国涛将许继慎等人视作眼中钉了，决定“务须将其清除”；只是，没有适当的理由，一时难以下手而甚是无奈。
恰在此时，一件意外事让张国涛有了“惩治许继慎”的理由。
原来，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秘书”曾扩情见“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非但粉碎了“围剿”，更欲南下“蕲、黄、广”地区，情势对“国民党军”甚是不利了。
因为，曾扩情与许继慎曾是“黄埔一期”同学；于是，他给许继慎写了一封《信》，指派手下钟梅桥、任廉洁俩人潜入英山，设法将《信》面呈许继慎。
曾扩情此举，旨在以“同学旧谊”劝说许继慎“归附”，以期帮助在“鄂、豫、皖”的“国民党军”扭转颓势。
许继慎阅信后，知道曾扩情的用意；为明自己的心迹，许继慎下《令》将钟梅桥、任廉洁俩人“扣押”了；同时，将该《信》向“政委”庞永俊出示，并坦荡无私地吩咐：“可将此《信》与俩人交军部处理。”
庞永俊依言照办，立即将俩人连同曾扩情的《信》移交至军部。
曾中生、徐向前闻《报》后，亲自对钟梅桥、任廉洁俩人进行了审讯；弄清事情原委后，他俩都相信许继慎的对党忠诚，觉到“这定是曾扩情在施‘离间计’”。然因，事涉一师之长，军部不宜擅自处置；于是，又将此事上《报》“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了。
不过，曾中生在上《报》时，特意给张国焘附上了一封《信》，明确写道：“继慎决然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是曾扩情玩弄的离间计。”
曾中生原以为如此说上几句，能促使中央分局公允地看待与处置此事；然而，曾中生的愿望落空了。
已将许继慎视作眼中钉的张国焘，得此《报告》后如获至宝。
虽然，张国焘也明白，许继慎能将《信》与人全交出上《报》，足见其心地坦荡、无可非议。然而，张国涛为在“鄂、豫、皖苏区”及“红四军”中举立自己的权威，正想“惩治一下那些敢于违悖自己的人”，却苦于没有适当的理由与机会；而今，理由与机会来了，岂可错过？因此，张国涛顾不得是非、真伪、曲直了，决定“不失时机地拿许继慎等人开刀”。
于是，张国涛立即将钟梅桥、任廉洁提来，亲自主持对俩人进行了审讯。
果然，严刑拷问下，俩人“如实”供认了“许继慎与曾扩情早有密约，准备将队伍带到长江边上的广济后就举事归顺‘国＊军’”，而他俩人此来“就是受曾扩情派遣，与许继慎联络的”。
如此，许继慎的“叛逆”算是坐实了。
有了这些“把柄”后，张国涛就决定“对许继慎下手”了。
翌日，张国涛即在豫南新集召开“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紧急会议”，沈＊泽＊民、陈昌浩、王平章、周纯全、郭述申等人与会。
会上，张国涛严肃地《宣告》：“‘红四军’中有一个以许继慎为首的‘改组派’，他们阴谋在九月十五日与‘国民党军’里应外合、颠覆‘苏区’和‘红军’；所以，百般与‘苏区中央分局’抗命，要把部队带到长江边的广济去。许继慎的‘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是蒋介石的干将，俩人早有暗中来往；前几天，曾扩情派遣俩名手下来与许继慎联系，被查获后已供认了一切。对于这种蓄谋已久的叛变企图，必须毫不留情地加以阻止和打击。”
接着，张国涛就将“抓捕许继慎等人”的“平叛”任务交给了陈昌浩。
张国涛的一番话甚是“有据、有理”，众人闻后既愕然又愤慨，皆赞同“必须严厉打击”；而陈昌浩见是去“平叛”，也就二话没说、欣然受命了。
只是，张国涛还有一个忧虑；因为，他从曾中生的附《信》中已觉到，曾中生对许继慎深信不疑；所以，担心陈昌浩前去抓捕许继慎时，会遭到曾中生的庇护与阻止；看来，得搬开曾中生后方可行。
为此，张国涛又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干脆《任命》陈昌浩为“红四军政委”，以便于行动；而将曾中生以“调至‘中央分局’另有任用”之名，免去“红四军政委”之职并调离“红四军”。
组织上的任免，曾中生当然只得服从；其实，曾中生调离“红四军”后，并没到“中央分局”任用，而是被调《任》为了“独立第一师师长”。
这一突变，已令曾中生有一种不祥之感，却甚是无奈。
果然，九月二日，陈昌浩到任后，即于翌日就下《令》“将许继慎拘禁”了；同时，被拘禁的还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等人。
张国涛闻《报》“许继慎等人已被抓捕”，心中大悦；遂于九月八日，发布《鄂豫皖中央分局第十一号通告》，将许继慎等人的“叛变”之情予以《通告》。
接着，九月十四日下午，在“红四军第十师”师部驻地、位于大别山北麓的白雀园镇，张国涛又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分局’会议”，对“在‘苏区’及‘红军’内开展‘大肃反’”进行了部署。
会上，张国涛明确指示，要以“是否反对‘中央分局’战略部署”作为“肃反”的判别标准，而将“由‘白军投诚’或‘被俘’过来”、“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知识分子出身”等几类人作为“肃反”的主要对象。
认为，这些人最容易“背叛革命”及“与汪精卫的‘改组派’、邓演达的‘第三党’发生联系”；因此，须严加审查，必要时“可采用一切手段”。
同时，在“红四军”和各地“苏维埃”都设立了专门负责“肃反”的“政治保卫局”；“苏区中央分局”还组成了四个“巡视团”，赴各地督导“肃反”工作。
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党委”兼“宣传部长”沈＊泽＊民＊对张国涛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并在“鄂、豫、皖苏区”的《列宁报》上以《什么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为题发表文章，言：“国际惯例，凡是对于革命不彻底不坚决的派别都叫做‘右派’，最彻底最坚决的是马克思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共产党’。所以，‘共产党’的路线是最正确的路线。”
同时，强调：“党要战胜‘改组派’、‘A＊B＊团’、‘第三党’、‘托陈取消派’和罗章龙‘新右派’等反动派别，只有加紧肃清党内异己分子和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才能纯洁党的队伍。”
就这样，在张国涛一手策划、沈＊泽＊民＊的推波助澜下，“鄂、豫、皖苏区”内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开始了。因为，“肃反”的全面铺开、始于“白雀园会议”，故史称“白雀园大肃反”。
“大肃反”开始后，因“可采用一切手段”，很快就“硕果累累”。
继许继慎、周维炯等人被捕后不久，“红四军”中又有一大批“师、团”级干部被扣上所谓的“改组派”、“托派”、“第三党”等帽子而遭逮捕。
被捕的有“红四军政治部党委书记”胡明政、“政治部主任”陈定侯、“组织部长”渌禹、“参谋主任”范陀；“红十师”的“副师长”程绍山、“政委”李荣桂、“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园及“红十一师”的“组织部长”冯先卓，“红十二师”的“政委”吴荆赤、“副师长”兼“三十四团团长”肖方、“参谋长”兼“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原“红十三师政委”曹学楷等人。
除此，还有“红十师”辖下的“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第二十九团政委”李侯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与“政委”封俊；“红十一师”辖下的“第三十二团团长”江家科与“政委”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王长先与“政委”袁皋甫；“红十二师”辖下的“第三十四团政委”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江彩柏、“第三十六团政委”王天明及原“红十三师”辖下的“第三十九团团长”贺敬斋等人。
同时，另有“****‘鄂、豫、皖苏区’军委会”的“副主席”郑行瑞、“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程翰香、“参谋主任”李荣桂、“中＊共＊‘鄂、豫、皖特委’秘书”来焱斌、“中＊共＊皖西北特委常委”兼“军委会主席”姜镜堂等人也都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后被捕，连前《任》“中＊共＊皖西苏区军委会主席”姜镜堂、“红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红四军总医院院长”戴道芝等人也均难幸免。
这股“肃反”风还波及到各地“苏维埃政府”中，中＊共＊的“黄陂县委书记”雷绍全、“麻城县委书记”王宏学、“礼山县长”王茂华、“陂安南县长”霍友祖、“罗南县工委书记”郑新民与“独立团长”余范文等一大批地方上的“党、政、军”干部也都被捕了。
一时间，整个“鄂、豫、皖苏区”内呈现一片肃杀阴惨的气氛，人人自危、惶恐不安了。
而这些被捕的人，没在严刑拷打下当场被折磨致死，也逃不脱最终蒙冤被屈杀的命运；结果，都在“白雀园大肃反”中遇害了。
接着，另有“中央独立第一师师长”徐百川、“红十三师”的“政委”曹学楷与“参谋长”汪瘦剑、“红十一师”辖下的“第三十一团副团长”祁克邦与“参谋长”陶越、“红十二师”辖下的“第三十六团政治处主任”姜立清、“红十三师”辖下的“第三十八团团长”任难及“皖西教导团长”漆远立、“红四军总医院政委”胡明政等人在湖北黄安檀树岗被害。
两个月后，又有“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兼“组织部长”舒传贤、“中＊共＊皖西北特委巡视员”李亚、“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常委”桂伯炎、“红十师”辖下的“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接任不久的“红十一师”辖下的“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与“红十二师”辖下的“第三十六团团长”高建中、及“六安独立团团长”毛正初、“固始独立团政委”陈初杨等人在皖西遇害。
就这样，不到三个月时间，“红四军”中被“肃”掉的“指战员”就以千计；其中，军级干部十七人，师级干部三十五人，团级干部四十四人，团以下“指战员”更是不计其数。
各地的“苏维埃政府”中，也有数千无辜者被杀。
“光山县苏维埃政府”的百余人大部被杀，“英山县苏维埃政府”及下属八个区半数以上的“支部书记”被杀，“麻城县苏维埃政府”中更是被杀得只剩了“炊事员”和“通讯员”两人。
这些人遇害后，还都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直到多年后才得以昭雪。
邝继勋、徐向前、曾中生等人，本也已入被清除之列。
然因，蒋介石在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实施“第三次围剿”后，此时也已调兵遣将准备对“中＊共＊‘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了；面对严峻形势，张国焘不免有所顾虑。
而刚接《任》“红四军军长”的徐向前、时在筹建“红二十五军”的邝继勋、已调《任》“独立第一师师长”的曾中生皆是善战之将，若是将仨人也杀了，谁来替他拒敌？
因此，张国焘不得不有所留手；如此，仨人才得以在这次“白雀园大肃反”中幸免。仨人虽是渡过了一劫，但头上仍都一直笼罩着阴影。
就这样，张国涛为了一己私利，竟然对党内同志大开杀戒，干了蒋介石欲为而不能为之事；令“亲者痛、仇者快”，几乎将中＊共＊的“鄂、豫、皖苏区”与“红四军”葬送。
笔者及此，喟然长叹；苍天有眼，当为之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