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老地名的诗意想象
地名是城市的文化元素，长街短巷，新区旧坊，里弄广场，像无数行诗句，抑扬顿挫地组成了城市诗的交响。更像无数棵树，浓郁成城市阔大的森林，荫泽着城市的子民。城市的老地名，则是城市的老树，盘根错节，虬劲苍朴，见证着城市的历史，风雨凋零的岁月，阳光灿烂的年代。大连的老地名亦同。
城市总有其诞生、成长的原点，这些原点具有不可挪动性，大连亦然。如青泥洼，或另一称谓三山浦。而且远不止此，虽然只是些星星斑斑的支点，然而同样具有不可挪动性，道理极其简单：树挪死。
大连早期的老地名，就是大连早期的树。树旁的篝火，树下的炊烟，把大连早期的文化，播进了城市的荒野，构成了辽远的诗意想象空间。
美国著名生态文学作家爱德华·艾比说过：“荒野是人类以及所有生命的发祥地，它原始、神秘、蕴涵深邃”。大连的早年，肯定也是一片荒野，是一片没有地名的处女地。这片荒野空旷无边，没有任何文化的意味附凿其上。但是，人类寻找新的家园的脚步突然叩响了这片荒野，迁徙者的脚步停顿下来，在这里结茅为棚，升烟为炊，城市有了最初的烟火。在“平野有千里，居人无一家”的这片荒野。突然“远草平中见牛背，新秋疏处有人踪”是何等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得有个地名，就像孩子出生后总得有个名字。于是，在早期的大连，以姓氏为代表、或以地理特征为代表的什么沟、村、街等地名相继隆重而俭朴地诞生了，就这么无约而成地叫起来了，而且相沿成习，几十年，上百年，几百年地融入了城市的生活中，成为城市的原点文化之一。在这里，文化已经没有了雅俗高下之分，拓荒者的文化意义，不啻荒野的宣言。当时仅求食能裹腹，衣能遮体的拓荒者，却未必能感受到他们所创造的奠基性文化的神圣。
外来者选择某处荒野生存下来，自然就成了那片荒野的开拓者。那片荒野以他的姓氏命名或许是自然法则没人疑义，也不应该有疑义，不然何以延续得如此久远。
这些老地名起的也许太过匆忙，太过直白，以致有些人觉得有点“土”。但对于躲避战争或自然灾害，举步千里、万里之遥以求生存的流民而言，能于绝望中有一处安身立命的蜗居已属幸事，哪里还有闲情逸致为栖身的茅棚之所取一个什么风花雪月的名字。这片荒野的早期，与风花雪月无干，更非风雅之士的际会之地，当然与风花雪月相去甚远了。那些村、沟等老地名，正是这片荒野早期的真实写照和文化符号。读这类老地名，真有一种莽苍大野洪荒，几点星火炊烟的远古感觉，真得感谢先民们质朴的文化表达。
没有水的城市，无论如何也不会使人有温润之感。甘井子、周水子、凌水、泉水、沙河口以及城市远郊的碧流河、英纳河、赞子河等与水有关的地名，使我们解读了这座城市，其早年也是江河纵横，渠网密布，泉水涌流的水乡泽国。池畔杨柳，溪岸芦花，舟楫泊岸，该是大连早期先民们的生活写意。一位担任过领导职务的退休者对我讲过，他早年生活过的泉水一带，真是富饶的水乡，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植被茂密，芦苇中鸟类繁多，水中鱼虾成群，甚至常有巨大的蟒蛇窜出，惊得水牛拖着铁犁狂逃。读这些老地名，心头会骤然飞来一幅画面：星星点点的村野渔舍，隐于一片清波流溢的、带着恣肆野性的原始水乡之中。杜甫若到此一游，会不会有“江船火独明”的幽怀闲情？唐朝另一位诗人张籍的“蛙声篱落下，草色户廷间”也不会是奢侈的想象。
我们不得不钦佩城市先民的智慧，他们留下的老地名，是那么怡然地写照了这座海滨城市的独特风貌。小平岛、三山岛、褡裢岛、海洋岛、獐子岛等星罗棋布的岛屿，如颗颗耀眼夺目的明珠，把这座城市镶衬起来。如今，这些岛屿仍在，老地名仍在。只是我们在检点时，不能不惋惜一些只留其名，不见其形的地名，如香炉礁。父亲曾对我讲过，那是我的出生地，直到20世纪的50年代，香炉礁还是一片海滩，涨潮时，礁石一半在水中，一半在水面之上；退潮时，则全部兀立于海滩之上，远远望去，确如一尊香炉。如遇雾天，水气缭绕其上，何异仙境！大概如宋朝诗人宋祁的诗句：“水落呈全屿，云生失半山”的景象。后来，由于城市的扩展，海滩被填成陆地，礁石被炸，留给后人们的只有想象了。与香炉礁命运相同的还有黑石礁，部分礁石已被圈进附近新建的小区，成为园中景物，犹如关进笼中的虎，已经失去了野性的美。
大连的老地名告诉我们，当城市还是一片荒野时，却是动物们的和谐天堂。当读到燕窝岭、马栏子、老鳖湾、鲍鱼肚、鲇鱼湾、獐子岛、貔子窝（今皮口）这些老地名时，眼前便会浮现马嘶狼嚎，狐追兔奔，鱼游燕翔的动人景象。感谢先民们把他们的记忆，以地名的形式传承下来，变成了城市的记忆。
大连的老地名，帮我们回忆着城市的兴衰。南关岭、哈斯罕关、金州城、复州城、卑沙城、水师营、牧城驿等等。这些见证了大连断续的文化遗存，见证了城市演进的老地名，使我们想起了城市的城堞和关隘，想起了狼烟烽火，想起了铁骑和弓矢，想起了早年驿道上独步跋涉的信使。这些城市发展的脉络，刻满了缓慢、忧伤和无奈的情绪，也刻满了消失的悲哀。逶迤的金州城，20世纪60年代被拆除，哈斯罕关更是早已坍为尘沙。当年那种“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的苍凉景色已从大连的土地上消失殆尽。
不能忘记老地名的痛苦记忆。那是清朝政府最为腐败的年代，国家最为积贫积弱的时期，我们这座城市遭受了最为耻辱的创伤，老地名记录了这一历史。这批老地名集中在旅顺口。这些老地名使城市远古的诗意有些悲怆的意味。我们不忍触痛城市的伤口，却不能忘记她巨大的创痛。
任何一个伟大的城市，当年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名字，谁也无权亵渎她当初的微不足道，正如我们无权亵渎我们叫阿猫阿狗的先祖一样，有的只能是景仰之情，敬畏之心。我们的城市正是从微不足道中起来，并继续走下去。
对于老地名，我们当诚惶诚恐。对于命名了老地名的先民，我们当膜拜仰视。感谢他们为城市留下了最真实的记忆，更感谢他们为城市奠定了文化根基。
老地名是城市的记忆，是城市的根。没有了老地名，城市便失去了记忆，失去了延续的根，失去了文化得以传承的血脉，城市何以文脉幽幽，何以史传久远。
北京有煤渣胡同，有羊圈子，有铁匠营，有公主坟等老地名，但没人嫌弃，仍一代一代地叫着；哈尔滨的满文译名是“晒网场”，没人小看，依然响亮地叫着；河南的驻马店，更是坦诚地展示着它曾经的地位，没人嫌弃，更没人想改动它。想改动大连老地名的人士，该从中悟出些味道来。
大连的老地名，恰如其分地勾勒了城市的原始风貌，鲜明地创造了城市的土著文化，使我们无法忘怀城市早年的蛮荒、原始和神秘，使我们的记忆常常远溯至荒老的前朝，感慨时世变迁的伟力。
在嬗变的城市中，这些老地名已不单纯地具有地理上的意义，作为城市的原点或支点，它凝聚了城市苍老的历史，积淀了城市原始文化，氤氲不息，直通灵魂，支撑起城市日益伟岸的身躯，谁也不能小视这些老地名。
城市虔诚地保留了老地名，是对先民文化的尊重；城市的子民们恭敬地礼拜老地名，是对城市精神和城市血脉的图腾。
2008年4月15日
春游樱桃沟、刘家村、岔鞍村
正是“别馆青山廓，游人折柳行”的春和景明季节，著名画家玉锡珏先生，原世界经济导报副总编辑孙烈先生约我一起赏春冶游。
孙烈先生驾车，出凌水西隅的泊林水郡，折入小路，悠然西行。
一路车行景移，时时歇脚驻足，赏阅山野风光。入目尽是山村人家，乡俗风物，心绪仿佛被拉回田园牧歌的久远年代，自有一番恬静意境入胸，自有些许高古雅意盈怀。山无歌弦，却有惠风春光资吟咏；水若丹青，更兼桃李倒影增秀色。春光春色醉，人焉能不醉。
车进樱桃沟，两侧坡岭，樱林成带，里许沟野，樱花盛绽。如落雪，似飞瀑，一片灿然世界。村妇的身影，偶现于樱林花树的深处。红墙青瓦的村舍，于锦霞般的花海之中隐约可见。几声犬吠告诉路人，那是看山人的茅屋。
车入刘家村，举目前望，迎面山壁上，一巨型裸岩赫然在目。裸岩之上，深沟浅痕纵横，色泽浓淡流布，形态非凡，状如八卦，令人惊诧万分而苦于不谙哪个地质年代的天工造物。
樱花渐疏，村野迷失，车已驶向旅顺中路，沿正在建设中的西郊国家森林公园缓缓行驶，在岔鞍村歇息。但见一渠清碧绕于岔鞍村前，柔波潋滟，洁无纤尘。左岸是一凌空探出的欧式木楼，典雅端庄，自有一番清水出芙蓉之态。赏心悦目之余，心头飘来白居易“独绕回廊行复歇”的诗句雅风。
小楼经营风格中西兼备，以咖啡和茶饮为主。落座后，我们悠悠品啜着略带苦味的咖啡，观赏着室内饰物造设。玉先生、孙先生和我都游历过欧洲，间或娓娓道说着旧年欧洲游历的见闻，作些中外文化风情的比较，咖啡与茶的功能异同等己见，以及音乐、诗歌、绘画等艺术的神聊，颇多情趣的提纯和胸襟的冲和。虽壶空杯净，兴犹未尽。
从市区入郊区，方知大连多有藏娇之处。市井喧嚣之外，不乏村野稼樯之恬静。从郊区回市区，更感踏青就该踏乡野之青，冶游方为心灵之游。
2008年4月15日
岳父的选择
5月，正是泉城济南莺飞草长的季节。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岳父孙洪科以86岁高龄辞世，走完了他漫长的军旅生涯。
在岳父去世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关于岳父的人生选择。其实，这个问题在岳父去世前我也思考过，只是在他去世后思考得更深些。
人的一生总要面临着多种选择，每一种选择特别是重大选择关乎一生的生活轨迹。
岳父一生做过三次重大的选择。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3岁的岳父决定参加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无奈年龄太小被拒，但仍担任了村抗日儿童团的团长。两年后，15岁的他再度要求参军，最终实现了他的愿望，那时正是1944年，抗日战争仍在艰苦地进行。日军灭绝人性的残暴，令人发指的杀戮，岳父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仍坚定地走向抗日战场。对于一个少年，你很难用多么伟大或悲壮的词句溢美他，但他确实做到了一个少年很难做出的坚定选择。
第二次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岳父的部队随刘邓大军在四川剿匪。那时，全国形势逐渐安定，部队许多干部产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松懈情绪，地方也需要大批部队干部充实各个部门。组织上找岳父谈话，通知他去一个行署任卫生科长，因为岳父入伍后一直从事医务工作，那时已是室主任了。安定的生活环境，中层的领导职务，应该令岳父满意了，但岳父内心却十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对组织的信任十分感动，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离开部队。恰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政府决定支援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于是岳父积极申请去朝鲜，参加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岳父又一次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刻，做出了人生的重大选择。他于是作为野战医院副院长，随部队奔赴了朝鲜战场。
那时，已在部队经历了6年战火洗礼的岳父，深知战争对人的生命带来的威胁，也深知美国等多国部队有着比日军更有威力的杀伤武器。但他无所顾忌，再一次将生命置之度外，走向了战场。
岳父的这两次重大选择，都毋庸置疑地选择了战场，而战场意味着随时有牺牲生命的可能。难道岳父不惧怕死亡？我曾就此想问岳父，后来一想，其实岳父的行为已经作了回答。
岳父的外形并不高大威猛，谈吐也并不具慷慨悲歌之风。那么他的这种选择一定有强大的内心世界在支撑，一定是强烈的爱国情怀、民族忧患使然。我不由得想起了林则徐的“苟利家国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对岳父的重大人生选择，我由衷地钦佩。
岳父的第三次重大选择与战争无关，但在他看来，却与他的军旅生涯能否延续有关。那是1953年，朝鲜战争即将结束，岳父要求报考军医大学。岳父曾讲起其中的原委，朝鲜战争期间，国内给志愿军输送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务人员，他们的渊博理论知识及处理问题的能力，使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岳父感到了理论上的差距。为了延续军旅生涯，他抓住军校在志愿军招生的机遇，果断地报名参加了考试。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岳父，在经历了第一次考试失败后没有气馁，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复习功课，终于通过了第二次的考试，在长春第一军医大学经过5年的学习（一年预科，四年本科），于1959年毕业。那一年，他只有30岁。
岳父这次上大学，也是做了小小的舍弃。他读大学期间，我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按照岳父入校时的职务，理应授予少校，但在校学习的他，与其他学员一样，均低授了一级。直到1961年，才晋升为少校。对此，岳父似乎根本未介意。
大学毕业后的岳父，本想留在兴城204部队医院工作（岳母的工作地）。但经考核，组织上分配他到国家刚刚组建的原子弹试验基地工作，即现在的酒泉卫星城。基地位于我国的大西北，那是一个生存环境极其艰苦的地方，满眼是望不尽的戈壁大漠，住的是地窝棚，青菜和淡水供应十分紧张，文化生活极为单调枯燥。从战场中走过来的岳父，从未把艰苦二字挂在嘴上，放在心上，在他看来，同战争环境相比，这里的条件已十分难得了。在这里，他担任过基地卫生处处长和一所大医院的院长，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奉献着所能。1961年岳父将岳母和孩子一并接到基地，全家人在那里生活了多年，直至1983年，岳父以行政十四级，副师职的职务离休，回到了故乡的省会济南。
离休后的岳父，住进了军队干休所。但他依然按照部队的作息时间安排着每天的生活，甚至一天也未脱下军装，哪怕盛夏，只要外出，风纪扣总是扣得严严整整，军装总是穿得板板正正，走路的步子也迈得方方正正。与家人交谈，话题也多是战争年代的故人故事。对子女的要求，也一如对军营的士兵。
岳父常常默默地把玩着他的珍藏物，那是他用生命在战场上获得的两枚二等功军功章，3枚三等功军功章，以及我国政府颁发的独立勋章、解放勋章，还有朝鲜政府颁发的解放勋章，另有几份先进模范的奖状等。这些珍藏物，是岳父军旅生涯的浓缩，储满了他青春的记忆。我在想，岳父一生中最满意的事情，一定是他三次重大的人生选择。这三次重大的人生选择，体现了他的理想追求，情操抱负和人生价值，实现了报效国家，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愿望。
在岳父80岁生日时，我写了一份贺寿辞，其中写道：“一个人一生能够参加一次国家和民族的大事，就可以无愧平生了，但您却参加了4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两弹一星的神圣事业。爸爸，你此生可以俯仰无愧天地了……”。事后爱人告诉我，当她读这份贺辞时，岳父流泪了，是感动于晚辈们的评价，也是感喟自己无悔的人生选择。
6年后，在岳父的追悼会上，望着他安详的面容，我又想起了贺寿辞中的那段话。
这里，不能不提到岳母。岳母姜敏英是解放战争最后一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岳父一起做医务工作，在战场抢救治疗伤病员，随后夫妇俩跟随刘邓大军赴四川剿匪。在岳父赴朝参战不久，岳母也到了朝鲜战场，同岳父一起，在异国的土地上，冒着生命的危险，行使着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在岳父奔赴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基地工作后，岳母不久也领着孩子，从美丽的海滨小城兴城，到了人迹罕至、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西北大戈壁，再次与岳父一起，在卫星城工作、生活了20多年，直到离休返回故里。现在，年近米寿之年的岳母，因病丧失了全部记忆。她早年的战地青春，她在异国的战场生涯，她在大戈壁的艰苦岁月，在脑海已是一片茫然，无从寻觅了。苦乐皆无的岳母，平静地守候着生命最后的岁月。
2014年7月9日
父母的遗产
父母于十几年前先后去世。两位老人一生俭朴，无甚积蓄留给子女，却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父亲少时学徒，从事过多种工作，最后在一家大集体企业从车间主任到副厂长，接近退休年龄时，因病同时也因有可以让子女接班的政策而提前退离工作岗位。
父亲为人严肃，不苟言笑，很少与子女交流思想，但家规很严，人品很正。母亲曾对我讲过父亲的几件事，都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一件事是让级。当时父亲是六级工，企业调级时，父亲符合调级规定的条件，因此可以顺理成章地调到七级。那时，调一级工资，每月可增加十多元的收入，对于改善当时家里窘迫的生活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父亲却找到厂领导，要求把这一级让给车间一位工友，因这位工友家庭子女多，生活比我们家还困难，最后厂里同意了父亲提出的要求。尽管后来父亲也调到了七级，但那已是多年后的事了。
第二件事是父亲任车间主任时，正值全国性的经济困难时期，食品匮乏，肉蛋的供应十分紧张。父亲的单位在年关前，搞到了一些猪肉，分给职工改善生活。父亲硬是把自己的那份通过厂里送给了一位家中有病人，生活实在困难的职工。这位职工事后得知，又把肉送到了我们家。父亲当时不在家，母亲不知情况，就把肉留了下来。父亲回来后，为此还责怪了母亲。
第三件事是1965年我从企业入伍时，家中每月减少50多元的收入，生活水平顿时下降。父亲的单位得知后，决定每月给父亲补助5元钱，父亲知道后，表示家里的困难完全可以克服，就不给厂里添麻烦了，并把5元钱退了回去。厂主要领导还以为父亲是嫌钱少，经研究把补助费增加到每月10元，这使父亲十分不安，坚决拒绝了。父亲说，厂里困难职工不少，我是领导，不能搞特殊，坚决不要补助。直到我三年后在部队提干，每月按时往家里寄钱，家中生活才逐渐有所好转。这几件事都不是大事，但在那个年代，要做到却很不容易，而父亲却做到了。
父亲不论在哪个单位工作，都以爱厂如家闻名。他常年如一日地顶着星星出门上班，再顶着星星下班回家。特别是当了领导干部后，更是把心思都用在了生产上。长年如此，很多邻居都不认识他。一次，父亲难得的大白天下班回来，楼上有位邻居问我母亲，你家来客了？
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对老百姓的苦难生活有深刻的感受。因此，他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们这个家庭里，父亲不允许孩子们对党和政府有任何不恭的言词。几十年来，父亲从未抱怨过生活，即或最困难时期。
父亲旧社会念过几年书，平时十分关心政治，学习中国历史。一次，我的大妹夫等人就武昌起义和南昌起义到底哪个是共产党领导的，争论不一，让父亲解答。父亲解答后，他们有的还不服，打电话问我，我告诉他们，父亲的解答是准确的。
父亲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小人物，但却是一个在精神上有境界，在品行上有风范的人。
母亲是没读过书的家庭妇女，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街道组织的文化扫盲班，几个月下来，竟能认得不少字了。母亲文化不高，却通情达理，为人善良，与老邻居们相处几十年，从未红过脸，吵过嘴，在邻里中有很好的人缘和口碑。母亲多年担任居民组长，没有任何报酬，母亲却从中感到了人生的价值。邻里们有事愿找她述说、帮忙，她也愿意为邻里们排忧解难化解纠纷，融融的邻里情使母亲一生感到温暖。
母亲共生育了我们6个孩子，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她从不大声责骂，更未动手打过我们。母亲富有同情心，我们经常看到她把家里不多的饭菜送一些给乞讨的人吃，还告诉我们在别人有难的时候，能帮就帮一下。我们还看到，在我们睡下后，母亲戴着眼镜在灯下给我们缝补衣服，吃饭时母亲总是让父亲和我们先吃，她却吃我们剩下的。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后来的生活和工作。
父母一生善良正直，谦和包容，乐于助人，俭朴自守，我们兄妹6人从这些不言之教中受到了刻骨铭心的教益。
父母去世后，未留下钱财，只有一套住房，算是留给子女们的遗产。正是在这套房子的处理上，看到了父母遗风的影响。
在如何继承这套房子时，我们六兄妹开了个家庭会，结果5个兄妹一致同意将房子让给老二家住。我二弟“文革”时下乡到偏远地区，招工时未回到家乡，并在其工作地安家。为了让二弟回大连能有个安身立命之所，大家均主动放弃了对这套房子继承权，并通过了公证。凡是了解了这件事的人，都被我们兄妹之间融融的亲情所感动。在遗产继承上，特别是在房屋产权的继承上，稍有不公，便会引起家庭纠纷，兄弟反目，妯娌成仇，甚至对簿公堂的事并不鲜见。但我们兄妹却和风细雨、风平浪静地处理了这一敏感问题。我们明白，这缘于父母一生风范的影响。
无论多少钱财，都有用完的一天，但是父母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却是子孙后代享用不尽的。每当想起父母的一生，我便会想到一幅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2014年8月20日
难忘那首歌
他唱着那首歌，度过了整整一个少年时代。
那时，他并不能透彻地读懂那首歌的感情，只是太喜欢那歌词，太喜欢那略带忧伤的优美旋律。那时，他对那首歌的解读，仅限于一种淡淡的伤感的情绪。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式的朦胧意绪。
那首歌确实触动了他那颗最易动情的心，懵懵懂懂，隐隐约约地被那抒情浪漫的曲调牵动着。他一时说不明白那首歌所表达的是怎样的一种情愫。
真正使他读懂那首歌的，是那一年的仲夏时分。那一年，他穿上了军装，即将告别故乡和亲人，去一个完全陌生的边陲之地。忧郁的天性，使他对前路充满了愁绪。离家的前夜，他的母亲睡得很晚，她在为儿子准备行装。其实，并没有更多的准备。她把部队发的衣物叠了又叠，看了又看，然后包好。很晚，才叹息着睡去。
第二天，母亲起得很早，为儿子准备早饭。这个清贫的家庭为儿子准备了最为丰盛的饭菜，但儿子却没心思吃得太多。他不想使离别的忧伤在家里弥漫得太久。
母亲目送着儿子走出家门。儿子并没有回头再看看母亲，他不愿母亲看到他脸颊的泪，他也不愿看到母亲的泪。
在漫漫的西行之旅，在茫茫的大漠戈壁，他思念母亲，思念母亲为他送行的那一刻。他想起了那首歌。在军营无人之处，他常常忘情地唱起那首歌。
那首歌就是前苏联60年代电影故事片《青年时代》的主题歌《母亲》。至今，他仍记得其中的歌词。那歌词是：“当年我的母亲，通夜没合上眼睛，……在那拂晓的时分，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给了我一条毛巾，她祝福我一路顺风”。与影片人物相似的少年时代的苦难经历，相似的殷殷母爱，相似的离别情绪，使他真正懂了那首歌，那是母亲的大爱。普天之下，没有哪一种爱，能超出母爱。
于是，那首歌又伴着他青年时代的军旅生涯。他常常为自己的歌声感动，也感动了他的朋友们。
25年后，他结束了军旅生涯。在朋友们聚会时，他常常唱起那首歌。他忘情地唱，朋友们动情地听，都沉浸在美好的感情中。
突然有一天，他意识到，今生再也无法唱那首歌了。那是他的母亲去世一年多以后。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他原本想把那首歌献给在天堂的母亲。此前，他从未给母亲唱过这首歌。但是他没想到，只唱了前两句，便声音哽咽，泪流满面了。后来他又试过两次，但依旧如此。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唱过那首歌。但却在心里默唱着那首歌，他想，母亲一定会听到的。
2008年11月28日
师也友也
与玉锡珏老师交往并忝列其友，已有十几年了。
玉老师早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为中国美协会员，中国油画艺委会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曾任鞍山美协主席，辽宁美协副主席。其作品多次在全国美展上获奖，也曾多次担任全国美展的评委，足见其油画技已达相当高的造诣，其对油画艺术的鉴赏和评判亦有相当的功力。玉老师因在美术艺术上的杰出成就，而享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玉老师退休后举家迁来大连。我是在一次朋友间的聚会上，得见他的风采的。在交往中我发现，他虽到大连不久，但以他任省美协领导的阅历，以及在油画艺术上的杰出成就，更以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很快成为大连画坛领冠群伦的人物，至今仍担任大连美协的顾问。
玉老师是一位虚怀若谷的美术家，作为辽宁油画界的领军人物，从不作居高临下的高深状，而是谦虚平易地与朋友们交往。与同行切磋鉴评作品，总是探讨性的，从不贬损他人的作品，也从不在晚辈画家中夸耀自己当年的荣誉，更不抬高自己的作品。对美术界的新思潮、新风格、新流派，能持相当公允包容的论见。当然，对于消极颓废的美术思潮及作品，他也为之忧虑。
早已过古稀之年的玉老师，在创作上难得保持了年轻的心态，不墨守陈规，不囿于旧习，敏锐地观察画坛的走向，不断地在表现手法上创新，在表现力上深化。更注意从年轻画家身上汲取当代画坛的新鲜因素，他因此结交了一批大连画坛的青年才俊。在与年轻画家的切磋中产生思想碰撞，形成艺术上的新灵感。朋友们看他的作品，总觉得有新意在萌动，有新流在涌淌。
诗歌界有句名言：“功夫在诗外”。其实，这句话在任何艺术门类都适用。在同玉老师的交往中我感到，他在美术专业的深厚功力自不必说，而且对文学艺术的许多门类都有浓厚的兴趣，都有独到见解和思索。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涉猎，并常常与朋友们论及。“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对他的胸怀和气度，对于他思想的深度，无疑大有裨益。艺术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但决不是封闭的，任何门类的知识都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互相渗融的。玉老师对多种门类艺术，对社会问题的思索，了无痕迹地无声润化在作品中。
艺术不是思想的图解，但艺术不能没有灵魂附着其中。玉老师的诗外功夫，使他的作品升华到高格调、大境界。
玉老师为人平和，有谦谦君子之风，却也不乏凛然风骨。听朋友讲，一个日本人看上了他的一幅作品，登门求购，开价不菲。但玉老师对于自己的作品卖给日本人，心中总有块垒，便婉拒了。但这日本人不死心，几次登门，玉老师干脆将作品涂抹得面目全非，这日本人只好悻悻而去。我想，这正是玉老师民族情感、家国情怀的自然流露。我没求证过此事，但我相信这件事的真实性。我听玉老师讲过这样一件事，他的一个亲属的孩子从外地到大连，向其讨一幅画，这孩子根本不懂画，他要画干什么，于是便拒绝了。玉老师不是吝啬之人，非但不吝啬，而且很大方。他是有国家权威机构签发的书画作品润格证书的，但对于能读懂他的作品的朋友，他会慷慨相赠，我是有幸得到过玉老师赠画的朋友之一。
作为知名画家，玉老师不乏仰慕者，众多的仰慕者中不乏政界大人物，但玉老师却疏于与他们交往。一次，我请他和几位朋友，到一个路边小店聚餐小饮，几样寻常老菜，几杯当地产的啤酒，喝得酣畅淋漓，谈得兴味盎然而散。事后得知，同一时间，他接到了一位省级政要的邀约，但他婉拒了，却与我们这些市井凡人一起，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论东道西。于此可见他远权贵、近平民的感人风范。
玉老师有不少非同行的朋友，我即是其一。交往既久，有时评论他的作品，便不揣冒昧起来。比如我曾经说过他的作品，既有法国印象派的韵致，又有俄罗斯巡回展览派的风格，虽系褒誉，却也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玉老师总是静静地听着，有时参与讨论，但对我的观点，从不置肯否，大概是为了保护我的积极性吧！从中亦可看出一个艺术家厚道善良的天性。
玉老师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很讲究礼数。友人请他聚餐，他必回请，而不是理所当然地享受别人的尊重。他尊重朋友，更尊重朋友间的感情。很多年的春节，我都是和他的其他朋友一道，在他温馨的家宴中度过的。至今回味起来，仍每每感念不已。
2014年8月14日
老骥行千里
文章的篇名是借用一位画家的画展名：“老骥行千里——王国钦水彩画艺术展”。而本文所论及的人物，也正是这次画展的主人公王国钦老师。
王老师年近八旬，1962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是公认的高才生。十多年前，我与朋友去沈阳，拜访著名美术教育家、国画大师、鲁美前院长王盛烈先生。已退休的王先生带学生去山西采风，无缘得见，却有幸得到王先生的夫人吕馥慧教授的亲切接待。吕女士是王国钦的授业老师，对这位弟子评价颇高，认为其天赋高、悟性好，一点即通，一学就会，是难得的高才生。随即惋惜道，当什么厂长呀，否则挡不住的。
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学生中共产党员的王国钦，毕业后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回到家乡，在一家与自己专业毫不相干的印刷厂工作，从技术员到副厂长，一直干到退休。这期间，所学专业成了业余，非所学专业反倒成了专业。王老师并未抱怨，而是在这一行业愉快地工作了几十年。当然，他并未全部放弃所学专业，只是花费在这个领地的时间太少了。同时，他也成了印刷行业的内行，特别是由于他对光和色彩的特殊感悟和熟练调度，经他手印制的美术画册，总是十分精美。
王老师真正放开手脚在画坛耕耘，是在他退休后。深厚的专业功底，几十年的生活积累，一批新作悄然问世，给同行和美术爱好者带来了莫大惊喜。随着他的作品渐入佳境，开始进入了吕馥慧教授预期的“挡不住”的时期，作品不断被各地美术馆、博物馆及名家收藏。收藏者中包括著名美术家、中国美协副主席华君武先生，这无疑是对王老师艺术水平的欣赏和认可。
王老师从事油画和水彩画两个画种的创作，尤以水彩画成就为高。水彩画是发端于英国，成熟于欧洲的西方画种，欧风欧味十足。我多次去王老师画室欣赏他的画作，每每为他颇具中国道家神韵的水彩画所震撼。无欲无为的气息不经意地氤氲于作品中，画树树静，画花花安详，画风风无声，画雾雾朦胧，画街巷则街巷古韵古风隐约。即或画海浪，也读不出嘶戾之声，而将力量蕴藉在内敛中。没有心灵上对世事的彻悟，没有精神上对艺术的皈依，没有胸襟和气韵上的冲和，他的作品无法有夺人魂魄的神韵和感染力。
王老师钟情水彩画的创作，却并未放弃油画的创作，他的油画作品同水彩画作品一样，令人一见便被深深吸引。他是在两个画种间各取其精，兼备其韵的画家。
画品即人品。王老师是一位勤勉敬业的艺术家。持朴守拙，甘于淡泊，处事低调，不事张扬，厌恶造势和过度的商业包装。作为中国美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且有国家权威机构签发的书画作品润格证书的艺术家，其作品自然格外引人关注。国内一家文化经营公司曾给他去涵，要他选一批作品，经这家公司包装后到西方国家展销，被王老师婉拒。我曾经见过这份来涵，也十分理解王老师的婉拒。这种婉拒其实就是一种坚守，即坚守艺术的心灵之约，在宁静无欲的心境中，深耕细耘出水彩画的至清至纯天地。
王老师在大连画坛是出了名的厚道人，蔼然有长者之风。他心地善良，待人真诚，对人从无私隙，对事从无芥蒂，是文人却无文人相轻的习气。这是品格，更是修养。
王老师淡泊处事，但对朋友的感情却从不冷淡。他深似古井的感情世界，积淀了足够的善良，每每溢出暖意，令人怡然如沐春风。多年的岁末，我都会和他的其他朋友一样，收到一份画作。他会在电话中说，给新年添点吉祥和喜庆吧!
十几年来，每想起王老师，心中会每每出现一位神貌有长者之风，笔下有大美无言的色彩世界的老画家形象。
2014年8月15日
感念马驷骥先生
马驷骥先生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现代根艺美术的创始人，中国根艺美术学会主席，中国根艺大师。
1999年秋，经朋友介绍，有幸结识马先生。马驷骥先生任职北京，他来大连时，我曾几次应邀参观他在虎滩风景区的根艺馆。那里珍藏着他赠给大连市民的百多件精湛的根艺作品。
马先生的根艺作品，是他的为人和学问的结晶。作品造型伸屈自如，不事矫揉造作；斧工质朴无华，不趋艳风流俗；集大象与小巧、深邃与憨趣之大成。有天然渠到之美，富拙朴健朗之气，尽现了艺术家的深厚功底和历练的人生况味。
马先生曾赠我一幅双鱼墨图，一笔画来，一气呵成，线条流畅简洁，却具神到之功。马先生的作品，我甚为珍爱，时时阅赏并向朋友们介绍。
马先生艺术成就斐然，却为人谦和。与之交谈，如面循循善诱之君子，平畅如水，不事张扬，更不作艺术家的高深莫测状，似与平辈朋友谈天，愉快非常。
马先生祖籍辽宁盖州，晚年思乡之情益增，常返回故乡访旧。大连离盖州不远，马先生也视若故乡。更况这里有他的大型根艺馆，有他的诸多弟子及友朋。
我曾应马先生之嘱，在大连联系几所中学，放映关于美学教育的影视片。事到中途，因我面临退休，诸事匆匆，终致搁浅，思来总觉对不住马先生。
近些年来未与马先生见面，常怀着感激之情思念着他。
2007年4月11日
画坛名宿陈佩玉先生
陈佩玉老师为大连画坛素著声望的耆老，年近八旬，仍勤勉躬耕于工笔世界，殊为不易。
陈老师科班国画出身，20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师承名家，功底自然不浅，所作佳品甚多。陈老师虽科班出身，作画讲究规矩和章法，但作品却并不泥滞板结，一草一木，一禽一兽，些微屑小处，总能透出新意。这正是陈老师的匠心独运处。
我荣幸得陈老师馈赠画作两幅，一幅仕女图，上画矜持古典女子，工笔五官面庞，写意裙裾袖衫，修身玉立，雅态妙曼，典型的旧时女子。另一幅是松鹤图，虽寻常题材，且画过千百年，又有千百人画过，很难跳出窠臼，却被陈老师画得古道仙境，使之有顿沐仙风，如生道骨之感。
陈老师对画坛过度的商业风气很不以为然，不为名利所累，不为流风所惑，潜心于工笔世界。从他的作品中，我读出了这种境界。
画家的作品凝着自己的心血，是特定环境下的精神产品。离开了特定的时空，便不可能产生相同的作品。因此，画家视作品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加以珍惜。但陈老师却常常慷慨赠与朋友，而且是他的上乘之作，我从中看出了他令人称道的人品。
陈老师是圈子里的热心人和厚道人，每有同道画展，不论本市或外埠，总能见到陈老师忙碌的身影，有时剩下最后一人，那便是陈老师自己。一个老画家，能够如此热心地襄助同道，已是十分难得了。
2008年9月5日
挚友孙烈
和孙烈先生相识十几年了。似乎当初一见之下，便如同神交已久，认定是可交往之人，事后证明果然如此。
孙烈是典型的威猛汉子，一米八十多的魁伟身材，红润阔朗的面孔，透着一种令人信任的大气，与这种人无法不交往。
孙烈是天生的军人材料，又在铁道兵干过多年。这个兵种与他的气质是再般配不过了。
多年的军旅生涯，无疑使孙烈厚蓄了人生的阅历，开阔了浩然的胸襟，积淀了另类的人生思索。他身上的这些秉赋，作为曾经的军人，我是能够感觉到的。
孙烈的旷朗只是其表，其实，他更是一位学者型的男人。仅简单地看看他的经历，便会重新认识他。他曾担任过东北财经大学的办公室主任，东财的出版社社长，北京《世界经济导报》副总编辑等等。这都是些需要有学问，有处事能力的岗位。在这类岗位上主政，其任务的繁重，事务的繁琐，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而孙烈却胜任愉快。支撑他的，是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华。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孙烈的经济知识确实为一般人所不及。而他的文学知识似乎更令人称道，对中国文化名人及中国文学，常常娓娓道来，兴致颇高，精彩之处，令人击节。另外，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也每每给人以启示。读书阅世、识人知世的孙烈，却又是达观乐道的。
这样一个颇有学问，而人品又为人称道的人，现应在仕途上好运高照。然而，他却早早淡出了仕途，赋闲在家。但这种赋闲又给了他展示另类才华的机会，他开始入道书法和丹青。我开始以为他只是一般的书法“票友”而已，未曾想他的字还真是出手不凡，他送我的一幅字，笔墨饱满，大气磅礴，功夫绝非初学，而是有相当功底了。他的油画也在玉锡珏教授的指导下，迷津渐破，局面已开，竟然有人收藏了。
真是“韶华不为少年留”，一个才华横溢，经纶满腹，精力充沛的有为之士，也已年近花甲了。然而，我却并不为孙烈唏嘘感喟，在任何年龄，他都会活得很精彩、有内容的。
如果说朋友之间有最看重的事，那就是友情。2001年秋，我父亲病故，孙烈从沈阳刚回到大连，听说后即刻去殡仪馆。他对朋友的情谊到了这个份上，令我此生难以忘怀。
2010年6月28日
书侠可俊
几年前，我与朋友去鞍山，拜访颇负盛名的书法大家王廷风先生。谈话间，王老对大连几位书法家多有褒语，而尤为推重王可俊君。认为其字飘逸俊朗，巧拙互见，有二王遗风却跳窠臼出新意，自成一格。
读可俊的字，总感有惠风和畅在，有轻音美韵在，如流水行云，似清风拂物，灵秀欢快，引人入闲适淡雅、无欲无争的境界。
可俊是中国书协会员，曾任辽宁书协理事，大连书协副主席。但他似乎很看淡这些，只看重书道和朋友。他对友情的看重，犹如对书道的看重，倾心投入，精心经营，故而在圈子里，他的书品和人品皆可圈点。
可俊成名很早，在20世纪80年代，众多名家参与的全国“青藤杯”书法大赛上，他一举夺魁，震惊了书法界。而他依然勤勉苦作，临池如初。
可俊的为人透着豪爽和侠气，且善饮，这种性格极似书法上的大草或狂草。然而，他的字却精致灵秀，清润含蓄，颇具内敛功夫。
读可俊的字，你不会想到，他是一位有过生活磨难的汉子。但他达观的胸襟，豪放的性格使你很难读出他的内心的伤痛。或许，他把痛苦咀嚼成快乐的因子，注入他的笔端，娟秀健朗地舞着灵动的思绪，那一丝不易觉察的伤，就裹在他的笔墨豪端处，呈着另类的美。以拙诗赠可俊，不知可俊以为然否。
未及而立已盛名，半世光阴翰墨中。
古韵出新名士气，老墨自蕴大家风。
心仪三帖临高界，笔随二王入化境。
功成谁料几池水，名震兰亭摘青藤。
2007年7月5日
古韵成晃
王成晃君是名满槐城的篆刻家，看他的印谱，古朴却蕴含不着斧痕的刀功，华贵却不失苍劲的笔力，呈着难以言尽的特质。
成晃成名于20世纪70年代。1980年，他作为大连篆刻界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全国首届书法篆刻展。此后又先后参加了在加拿大和美国举行的书法篆刻展，声名鹊起，慕名求字求印者呈趋鹜之势。他还曾为美国总统卡特和里根治过印。
治印是一门独守寂寞的学问，成晃君的性格却是生就的耐得住清冷孤寂，这于他的成功无疑大有裨益。成晃君沉默寡言，却对朋友笑意盎然，是一位惜“话”如金，却又胸怀坦荡的君子。
成晃是有名的厚道人，与人交往总是谦逊礼让，朋友找他办事，绝不提酬金谢礼。他执著于艺术，却淡泊于名利，是最令人称道之处。
成晃善饮已在圈子内有相当名气，斤把白酒下肚仍是面色如初，无失态之举，只是话更少了些，只有朋友才能读懂他的醉时寥寥几字所表达的长长的内容。
成晃的书印一如他的人品，端庄厚朴，不见刀斧痕迹，却更见道家的修养功夫。
成晃是好人，成晃的字是好字，成晃的印是好印。不知我的诗能否与之般配。
龙头山人云①斋藏，耕耘造化满庭芳。
神追汉唐雕雅意，心泊明清寄闲章。
遒劲不着刀斧痕，玲珑却见玉生光。
无言独爱一壶酒，功夫不逊半寸方。
云斋：即藏云斋，成晃的创作室，藏云斋三字为当代书画大家范曾先生题。
2007年6月8日
①龙头山人：成晃的字龙头山人。
丹青田野
田野为著名军旅书画家。
田野少小从军，极具军人秉性，性刚烈却不鲁莽。有插刀助友之侠气，却知是非而不任侠使能。喜交友却择善处之。品人论世，大都见针血功夫，而决不虚与委蛇。他的性格特点融入书画中，使其作品聊备一格，是极其自然的。
田野书画，师出名门，加之天性聪颖，苦心研磨不辍，能有今日之成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他参加过多次书画展，也举办过个人书画展，作品颇受好评，广为爱好者收藏，并有作品被国家领导人作为礼品，赠送给外国政要。
田野对社会事业特别看重，常常慷慨以书画相赠，不收分文报酬。一次，中山区桂林街道布置社区文化活动室，我希望他能写几幅字，画几幅画，增添一些文化气息。未承想，半月过后，田野便送来十几幅书法和美术作品，拒收任何报酬。汶川地震时，他远赴地震灾区参加抢救，一次次地背运遇难者。一个艺术工作者，能有如此侠义举动，已是十分难得了。
田野的书、画、印均有相当造诣，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艺术人才。
观摩田野的书画作品，我得短诗两首，或许有外行之嫌，且照录如下。
一
霜落牡丹脂香凝，残叶瘦花老更成。
盛衰由来荣枯去，无意着墨真丹青。
二
刚柔张弛入墨中，傲骨侠气出天性。
书道灵秀生古韵，妙在淡远人不惊。
2007年3月7日
